决策权配置、盈余管理与投资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盈余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决策权配置和信息质量如何影响投资效率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近期文献研究了会计信息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发现低质量会计信息会损害投资效率,如Bushman & Smith(2001)、Healy & Palepu(2001)、Biddle & Hilary(2006)、McNichols & Stubben(2008)、Biddle et al.(2009)以及Chen et al.(2011)等。以上研究认为,低质量会计信息会制约投资者与管理层识别投资机会,从而降低投资效率;同时,低质量会计信息会提高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得投资者不能很好地监督、评价和控制管理层,进而导致因管理层道德风险所引发的低效率投资;此外,低质量会计信息会提高投资者面临的信息风险,加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进而提高企业投资不足程度,从而降低投资效率。 然而,会计信息质量对投资效率的以上三个方面的影响机制,实际上都依赖于公司决策权配置状况。首先,决策权的分散化通过更好地利用分散在决策者之中的知识和信息,可以帮助管理层识别投资机会,弥补低质量会计信息所导致投资机会识别问题。其次,决策权配置状况决定了对管理层监督和控制的需求,进而影响高质量信息在提高投资效率过程中所能够发挥的公司治理作用。决策权集中容易引发严重的代理问题(Fama and Jensen,1983),低质量会计信息在缺乏决策牵制时更可能造成事实上的管理层道德风险问题并引发低效率投资;相反,如果决策权比较分散,低质量会计信息所导致的公司治理缺陷,将由决策权分散带来的相互牵制予以弥补,从而避免造成投资效率下降的问题。最后,低质量会计信息加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其实质在于低质量会计信息提高了投资者面临的信息风险。分散化的决策权配置所具有的公司治理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公司治理作用,降低投资者面临的风险程度和信息不对称性程度;相反,集中化的决策权配置,由于缺少相互牵制,难以缓解低质量会计信息所造成的公司治理问题。可见,公司决策权配置直接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会计信息质量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投资效率,依赖于公司决策权配置状况;然而,以上文献在研究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时,都没有考虑决策权配置在其中的影响。 关于决策权配置与组织效率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重要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组织决策制定权与决策控制权应当分离(Fama and Jensen,1983),这样可以发挥职务之间相互制约的作用,减少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组织效率的提高需要有清晰的权威、统一的命令、高效率的组织和协调;需要避免多头指挥,减少因为职权分离所引发的组织和协调问题(Mintzberg and Waters,1982)。现有文献主要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这一视角研究了决策制定权与决策控制权的配置状况对组织效率的影响,且主要集中于研究其对公司业绩、公司价值和公司经营行为等的影响,很少有文献专门研究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且尚未获得一致的研究结论。投资效率是组织效率的重要体现,现有实证文献对决策权配置与组织效率关系的研究,尚未关注会计信息质量在其中的作用。然而,会计信息是投资者和管理者的重要信息来源,高质量会计信息有助于加强投资者对管理层的监督,减少因决策制定权与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带来的代理问题所引发的低效率投资;同时,高质量会计信息有助于降低管理层关于投资项目的信息不确定性程度,进而降低对组织内部组织和协调的需求,这意味着在高质量会计信息背景下,较高的决策制定权与决策控制权的分离度也不会造成组织和协调问题,进而不至于损害投资效率。可见,研究决策权配置与组织效率的关系需要考虑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盈余信息是最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盈余管理会严重损害盈余质量。本文运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决策权配置与盈余管理的交互作用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高的公司中,没有证据表明盈余管理会显著影响投资效率;在盈余管理程度较低的公司中,没有证据表明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的高低会显著影响投资效率;相对于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高的公司来说,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的公司的盈余管理更能造成非效率投资;相对于低盈余管理公司来说,高盈余管理公司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的降低更能降低公司的投资效率;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的公司的盈余管理与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降低高盈余管理公司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会增加非效率投资。 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本文通过考察决策权配置问题对盈余管理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发现盈余管理并不总是会降低投资效率,只有在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的情况下盈余管理才会降低投资效率,提供了与现有研究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关系的文献不一样的经验证据,从而深化了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其次,本文通过考察不同盈余管理程度下,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分离度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发现降低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分离度也并不总是降低投资效率,只有在盈余管理程度高的公司中才会出现较低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分离度会降低企业投资效率的问题,提供了与现有研究决策权配置与组织效率关系的文献不一样的经验证据,从而丰富和深化了决策权配置的经济后果的研究。 下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介绍变量与检验模型;第五部分介绍样本与描述统计;第六部分报告实证结果;最后部分为研究结论。 二、文献回顾 1.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关系的研究回顾 关于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高质量会计信息可以改善投资效率(Bushman and Smith,2001;Healy and Palepu,2001;Biddle and Hilary,2006;McNichols and Stubben,2008;Biddle et al.,2009;Chen et al.,2011)。Bushman & Smith(2001)认为,高质量会计信息通过三种渠道提高投资效率:(1)项目识别作用。高质量会计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和管理者识别投资机会的好坏;(2)公司治理作用。高质量会计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控制,促使管理者提高投资效率;(3)降低逆向选择和流动性风险。高质量会计信息可以降低投资者的逆向选择行为和流动性风险,引导资金流向高回报投资项目,减少投资不足。Verdi(2006)认为,高质量会计信息通过两种方式改善投资效率:(1)减少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公司融资成本;(2)减少外部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投资者对管理层的监督成本。 近期涌现出大量考察会计信息质量对投资效率影响的文献,并都发现高质量会计信息能提高投资效率。例如,Wurgler(2000)和Durnev et al.(2004)发现,一国股票市场的股价包含公司特质信息越多,其投资效率越高;Wang(2003)发现,盈余价值相关性越高、持续性越好、准确性越高,资本配置效率越高;Biddle & Hilary(2006)发现财务报告质量越高,投资效率越高,并且这种现象在以股权融资为主的国家比在以银行融资为主的国家更加显著;Verdi(2006)发现,盈余质量越高,公司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程度均越低,并且这种影响在现金持有较多、股权较为分散、信息环境较差的情形下更大;McNichols & Stubben(2008)发现,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公司过度投资程度较大;Hope & Thomas(2008)发现,地区盈余分部报告可以减少管理者的“帝国构建”行为;Biddle et al.(2009)发现,盈余质量越高,投资效率越高,较高的盈余质量可以减少自由现金流较多公司的过度投资和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的投资不足问题;Francis et al.(2009)发现,公司透明度较高的国家,资本配置效率较高;Bushman et al.(2010)发现,会计谨慎程度较高的国家,投资效率较高;Beatty et al.(2010)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率,并且这种作用在对公开信息依赖程度较高的公司更为明显;李青原(2009)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公司投资效率越高。 由此可见,现有文献已经对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它们都没有考虑决策权配置对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公司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程度可能会显著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考虑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程度对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很有可能会得出错误结论。由于盈余是最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盈余管理对盈余质量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拟考察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对盈余管理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以深化我们对于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认识。 2.决策权配置对组织效率影响的研究回顾 关于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合一或分离状况对组织效率的影响问题,已有文献主要有两种观点。①一种观点源于代理理论,它认为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合一会损害组织效率(Fizel and Louie,1990)。由于代理人存在机会主义行为(Jensen and Meckling,1976),企业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应当分离,否则容易导致代理问题(Fama and Jensen,1983);另一种观点源于组织行为理论,它认为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合一能够改善组织效率。强有力领导下清晰的权威、统一的命令、高效率的组织和协调有助于提高组织效率(Mintzberg and Waters,1982);可见,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合一或分离会如何影响组织效率,理论上尚未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 现有文献主要从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这一视角,研究了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合一或分离状况对组织效率的影响。根据代理理论的观点,两职合一显然违背了企业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的这一原则,从而损害董事会对总经理的监督能力和监督效果,并最终造成企业经济效率的下降。根据组织行为理论的观点,两职合一能够强化领导者权威,确保清晰的权威、统一的命令,帮助领导者快速有效地做出决策(Stoeberl and Sherony,1985)。经验研究在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对组织效率的影响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有的文献发现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降低组织效率,也有文献发现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提高组织效率,还有文献发现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对组织效率没有显著影响。例如,Rechner & Dalton(1991)发现,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损害公司业绩;Daily & Dalton(1994)发现,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与公司破产概率显著正相关;然而,Simpson & Gleason(1999)发现,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与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显著负相关;Boyd(1995)、Sridhara & Marsink(1997)以及Peng et al.(2007)等则提供了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改善公司业绩或公司价值的经验证据;Chaganti et al.(1985)没有发现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对公司业绩存在显著影响的证据;另外,Faleye(2007)发现,组织结构复杂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将有助于提高公司业绩,而组织结构简单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将损坏公司业绩;当声誉较高的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时,公司业绩会更好,当声誉较低的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时,公司业绩会更差。极少有文献专门从两职合一的角度研究决策权配置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一般只是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以控制两职合一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相关的经验证据也不太一致。例如,陈运森、谢德仁(2011)及刘慧龙等(2012)的统计结果均未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两职合一对投资效率有显著影响。然而,刘行、叶康涛(2013)的统计结果表明两职合一公司的投资效率较低。 可见,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合一或分离状况对组织效率究竟具有何种影响,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均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结论。已有文献主要从公司业绩、公司价值以及公司经营行为等方面考察了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合一或分离状况对组织效率的影响,但是,上述研究都没有考虑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而不同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有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由于会计信息质量可能影响决策权配置与组织效率之间的关系,当会计信息质量不同时,决策权配置对组织效率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研究会计信息质量对决策权配置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已有研究发现,低质量会计信息会损害投资效率。其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管理者做出任何投资决策,都需要一定的信息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或前景进行评价,而会计信息是这些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低质量会计信息将导致管理层对投资项目进行错误的评价,从而丧失投资机会或进行不必要的投资,进而降低投资效率;相反地,高质量会计信息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问题,进而提高投资效率。其次,高质量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会计信息通常直接用于管理者薪酬契约的设计(Lambert,2001),同时是股东用来监督管理者的重要信息来源(Bushman and Smith,2001),因此,高质量会计信息通过改善投资者对管理者的评价和监督机制,有助于减缓管理者的代理问题。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体现。当会计信息质量较低时,因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所引发的过度投资问题就会越多,从而降低了公司投资效率。再次,高质量会计信息可以降低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如可以减少投资者错误推断证券发行公司类型的概率,从而减少资金供给方对公司当前发行证券错误定价的概率,进而降低公司融资成本(Chang et al.,2009)。任何项目都需要足额的资金支持,如果融资成本过高,无法为投资项目筹集足额的资金,就会导致投资项目无法正常开展,从而产生投资不足。因此,低质量会计信息通过提高公司融资成本、强化融资约束问题而降低投资效率。盈余信息是财务报告提供的核心信息之一。盈余管理是利用会计方法改变报告盈余分布的一种现象,其结果是导致报告盈余虚假地反映了真实盈利分布,进而降低会计盈余的质量,从而降低投资效率。 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分离程度,对企业投资效率可能具有重要影响。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较低,将导致企业经济决策在制定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控制机制,从而使得管理层有足够的机会去从事机会主义行为。管理层控制的资源更多,其获取的私人收益也越大,而过度投资能够增加管理层控制的资源;同时,过度投资能够促进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公司规模越大,管理层会获得更多的各种货币和非货币收入以及社会地位也更高(Jensen,1993)。可见,管理层出于私利的考虑,往往有过度投资的倾向。因此,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较低,投资效率可能会较低。当然,较低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程度也可能通过强化管理层的领导权威,避免多头领导,从而提高决策效率。但是,有研究表明,只有企业处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较低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程度的积极作用才可能得到显现(Boyd,1995;Tan et al.,2001;Peng et al.,2007)。企业内部各责任中心所拥有的企业资源对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企业资源匮乏的情形下,各责任中心必然在资源方面发生激烈的争夺,与此相应地,企业决策权配置状况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影响也随之增加,此时,通过降低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分离程度,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可以控制各责任中心的寻租行为,进而维护企业整体利益和提高企业决策效率。与此不同,在企业资源并不匮乏的情况下,资源并不是决定各责任中心乃至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要素,各责任中心对企业资源的争夺自然就没有那么激烈,因此,降低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分离程度所带来的强有力领导的作用,也就没有那么的明显。同时,当资源争夺不那么激烈时,提高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分离程度更能够调动各责任中心的积极性,以更有效地利用分散在各责任中心的信息和知识;而降低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分离程度则影响各责任中心的积极性,从而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可见,在当前情形下,较低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更多体现的是对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盈余管理和决策权配置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方面,存在着互为条件的关系。盈余管理损害投资效率的问题,可能只会在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的情况下才突显出来。首先,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会影响会计信息在投资过程中的“项目识别”作用。分权可以更好地利用分散在不同决策者手中的信息(Jensen and Meckling,1995),当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高时,公司可以更多地利用分散在掌握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人手中的信息,从而削弱盈余管理对项目识别的负面影响。其次,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会影响会计信息在投资过程中的公司治理作用。较高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可以避免因管理层权力过于集中带来的监督和控制机制缺失的问题,从而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当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高,管理者的代理问题较少时,因管理者代理问题所造成的低效率投资问题就会变少;当管理者代理问题所造成的低效率投资问题变少时,盈余管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自然也会变得很微弱。再次,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会影响会计信息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的作用。较高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可以降低投资者利益被侵害的风险,因而可以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如果公司融资成本已经较低,那么,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以进一步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的空间就会变少。由此可见,盈余管理对融资成本的影响在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高的情况下会较弱。这样,盈余管理通过提高公司的融资成本、加剧公司融资约束,致使公司出现投资不足的问题就会变得不那么严重。从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上看,它也是依赖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对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其所诱发的代理问题。然而,会计信息是投资者和管理者的重要信息来源,高质量会计信息有助于加强投资者对管理层的监督,从而减少因较低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可能带来的代理问题所引发的低效率投资;同时,高质量会计信息有助于降低管理层关于投资项目的信息不确定性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进而更好地利用分散在不同决策者手中的信息以解决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的作用就会减弱。因此,当会计信息质量较高时,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提高投资效率的作用会弱化。既然盈余管理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因此,较低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对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可能只会在盈余管理程度较高时才突显出来。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且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公司,其投资效率较低。 四、变量与模型 本文借鉴Richardson(2006)的模型来估计投资效率。具体地,我们使用的模型如下: Invest为新增投资,Invest=(资本支出+并购支出-出售长期资产收入-折旧)/总资产,其中,资本支出为现金流量表(直接法)中的“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的支出”项目;并购支出为现金流量表(直接法)中的“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项目;出售长期资产收入为现金流量表(直接法)中的“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项目,折旧为现金流量表(间接法)中的“当期折旧费用”;Growth为公司的投资机会,它等于上期营业收入的增长率;Lev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它等于总负债除以总资产;Cash等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除以总资产;Age为公司的上市年限,它等于公司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Size为公司规模,它等于总资产的自然对数;Return为公司股票年度回报,采用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年个股回报率;此外,模型(1)还控制了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模型(1)估计的残差(Xinvest)的绝对值(AbsXinvest),即为衡量公司投资效率的指标,其值越大,非效率投资程度越高,投资效率越低。 本文采用修正Jones模型(Dechow et al.,1995)来估计盈余管理。具体地,我们使用模型(2)分年度分行业来估计参数,然后再利用公式(3)计算操控性盈余管理(EM): 其中,TA为总应计项目,它等于营业利润减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Asset为总资产;ΔREV为销售收入的增长;ΔREC为应收账款的增长;PPE为固定资产。EM的绝对值(Abs EM)为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标,其值越大,说明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本文运用如下模型(4)来检验决策权配置与盈余管理的交互作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AbsXinvest和AbsEM分别为投资效率和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标。DRA为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程度的代理变量。大量的文献认为,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状态是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映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程度的现象;如果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意味着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程度较低(Rechner and Dalton,1991;Daily and Dalton,1994;Boyd,1995;Sridhara and Marsink,1997;Simpson and Gleason,1999;Peng et al.,2007;Faleye,2007),因此,我们使用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来衡量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程度,如果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则DRA=1,表示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程度较低,否则DRA=0,表示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程度较高;AbsEM×DRA是AbsEM和DRA的交互项。根据上文假设,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且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公司,其投资效率更低,因此,预计AbsEM×DRA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0。由于代理问题影响投资效率,而公司治理特征对于代理问题有着重要影响,因而,模型(4)还控制了最终控制人性质、股权结构以及董事会特征等因素。具体地,NSOE为最终控制人性质虚拟变量,如果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产权主体,则NSOE=1,否则NSOE=0;First为股权结构的变量,它等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Dir Num为董事会规模,它等于董事会人数;OutDir为董事会独立性指标,它等于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此外,模型(4)还控制了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 五、样本选择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样本为1999-2011年的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由于估计投资效率和盈余管理都需要现金流量表中的数据,而中国上市公司自1998年才开始提供现金流量表,并且AbsEM需要使用上一期的数据,这使得观测值的最早年份是1999年。本文还剔除了数据缺失的观测值,最终得到测试样本14089个②。本文的数据除了最终控制人类型数据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数据来自于CCER数据库之外,其他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 表1报告了描述统计。所有连续变量均在1%和99%分位进行了Winsorize处理,其中AbsXinvest和AbsEM分别是Xinvest和EM在1%和99%分位进行了Winsorize处理之后取绝对值而得到的结果。AbsXinvest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032(0.022),说明样本中非效率投资规模的平均值(中位数)为公司总资产的3.2%(2.2%),AbsXinvest的最小值为0.000,最大值为0.172,标准差为0.032,显示出不同公司之间的投资效率存在较大差异;AbsEM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067(0.048),说明样本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平均值(中位数)为上期总资产的6.7%(4.8%),AbsEM的最小值为0.000,最大值为0.307,标准差为0.063,显示出不同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DRA的平均值为0.140,说明约有14%的公司年度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NSOE的平均值为0.299,表明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约占29.9%;First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387(0.365),说明样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均值(中位数)为38.7%(36.5%),反映出中国A股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比较普遍。Dir Num的平均值(中位数)为9.402(9.000),最小值为2,最大值为19,说明样本公司董事会人数平均在9人左右,最少的仅有2人,最多的则达到19人。Outdir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296(0.333),说明样本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比例约为1/3,最小值为0,意味着有些公司曾经没有设置独立董事。另外,受限于篇幅,没有报告的统计结果显示,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的相关性,模型(4)的共线性问题不严重。 六、实证结果 表2报告了回归结果。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AbsEM和DRA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异于0,AbsEM×DRA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0,并且AbsEM+AbsEM×DRA以及DRA+AbsEM×DRA的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0。上述结果表明,在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高的公司中,没有证据表明盈余管理对投资效率有显著影响;在盈余管理程度较低的公司中,没有证据表明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的高或低对投资效率有显著影响;只有在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的公司中,盈余管理对投资效率的损害效应才显现出来;只有在高盈余管理公司,较低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才会损害公司的投资效率。上述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样本区分为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高(DRA=0)与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DRA=1)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在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高的样本中,AbsEM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异于0;在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的样本中,AbsEM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0,表明只有当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时,较高的盈余管理程度才会降低投资效率。另外,我们还根据盈余管理程度将样本划分为高盈余管理程度和低盈余管理程度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如果AbsEM等于或高于全样本的中位数,则为高盈余管理样本(HighAbsEM=1),否则为低盈余管理样本(HighAbsEM=0)。在低盈余管理程度样本中,DRA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异于0;而在高盈余管理程度样本中,DRA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大于0,表明只有当盈余管理程度较高时,较低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才会对投资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上述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不难看出,上述盈余管理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证据与现有文献的结论并不一致(Biddle and Hilary,2006;McNichols and Stubben,2008;Biddle et al.,2009;Chen et al.,2011),我们的证据表明,盈余管理并不总是会降低投资效率,只有在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的情况下,盈余管理对投资效率的损害作用才会显现出来。这说明在研究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的影响。上述关于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与陈运森、谢德仁(2011)、刘慧龙等(2012)、刘行、叶康涛(2013)等以控制变量的形式提供的经验证据不完全一致。本文的统计结果表明,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会计信息的质量,我们在考察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与组织效率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考虑信息质量的影响。 上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盈余管理和投资效率计量的可靠性。为进一步检验上文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分别改变盈余管理的估计方法和投资效率的估计方法,并重新运行上文的相关模型。 (1)改变投资效率的估计方法。首先,我们使用公司上期的TobinQ来衡量投资机会,重新运行模型(1),估计出投资效率指标,进而重新运行模型(4)。表3报告了相应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AbsEM和DRA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异于0,AbsEM×DRA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0,并且AbsEM+AbsEM×DRA以及DRA+AbsEM×DRA的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0。可见,回归结果与表2完全一致,从而表明我们的结论并不会受到投资效率估计方法选择的影响。 Modigliani & Miller(1958)和Hayashi(1982)认为,在完美的市场条件下,公司投资应当只取决于投资机会。因此,本文还借鉴Verdi(2006)、Biddle et al.(2009)等的做法,运用如下模型(5)分年度和分行业来估计公司的投资效率: 同时,分别运用公司上期营业收入的增长和上期的TobinQ来衡量投资机会,估计出投资效率指标。然后,在检验的过程中包含了模型(4)所缺少的Richardson(2006)包含的变量进行回归,表4报告了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与盈余管理的交互项与公司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而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变量与盈余管理的单一变量,与公司非效率投资之间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可见,这两个投资效率的衡量方法,也没有改变上文的研究结论。 (2)改变盈余管理的估计方法。夏立军(2003)认为,修正Jones模型并不比基本Jones模型(Jones,1991)更适合于中国市场,为此,我们采用基本Jones模型来重新估计盈余管理,重新运行模型(4)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地,我们使用模型(6)分年度分行业来估计参数,然后再利用公式(7)计算操控性盈余管理(EM): 模型(6)和模型(7)中的变量定义与模型(2)和模型(3)保持一致。表5报告了相应的回归结果。不难看出,表5的回归结果与上文的结论依然保持一致。 另外,考虑到盈余管理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可能与非效率投资类型有关,为此,我们将非效率投资区分为投资不足(Xinvest<0)和过度投资(Xinvest>0)两种情况,将全样本分为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表6报告了回归结果。在投资不足样本中,AbsEM和DRA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异于0,AbsEM×DRA的回归系数均在10%水平上显著大于0,并且AbsEM+AbsEM×DRA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大于0,DRA+Abs EM×DRA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大于0。上述结果表明,相对于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高的公司来说,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更可能造成投资不足;相对于低盈余管理公司来说,高盈余管理公司在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时更可能增加公司的投资不足程度。在过度投资样本中,Abs EM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异于0,DRA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小于0,AbsEM×DRA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0,并且AbsEM+AbsEM×DRA以及DRA+AbsEM×DRA的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0。该结果表明,相对于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高的公司,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更能造成过度投资;相对于低盈余管理公司来说,高盈余管理公司在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时更能提高公司的过度投资程度;由此可见,不管是投资不足子样本还是过度投资子样本的回归结果都没有改变上文的结论。 信息质量、决策权配置及其交互作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是经济管理学科关注的基本问题。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1999-2011年间的样本,考察了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与盈余管理的交互作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盈余管理并不总是会降低投资效率,考虑决策权配置时,只有在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的情况下盈余管理才会降低投资效率;较低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也并不总是降低投资效率,考虑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时,只有在盈余管理程度高的公司中才会出现较低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损害企业投资效率的情况。本文既拓展了已有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拓展了决策权配置的经济后果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监管、投资决策以及企业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政府监管应当重视对那些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因为低质量会计信息对公司决策效率的负面影响在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低公司中会更加明显;投资者应当选择那些会计信息质量较高、且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较高从而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控制效果更好的公司进行投资;对于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来说,企业可以选择提高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度,也可以选择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①Finkelstein and D'aveni(1994)、Boyd(1995)、Peng et al.(2007)以及Iyengar and Zampelli(2009)等对这两种观点以及相关文献作了详细介绍。 ②为了避免生存偏误,我们没有使用最终样本来估计Xinvset和EM,而是分别使用仅仅剔除模型(1)或(2)所需要变量存在缺失情况的样本进行估计;其中,Xinvset的估计区间为1999-2011年,EM的估计区间为1998-2010年。决策权分配、盈余管理与投资效率_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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