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面前,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问题出在哪里?对2014年引发争议的新闻报道的综述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报道论文,出在论文,面前论文,媒体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新闻业和新闻从业者来说,刚刚过去的2014年都是无比艰难的一年,用“多重困境”来形容一点不为过。新闻人的“自我焦虑”在2014年达到了峰值,行业危机感、理想模糊和生存压力使得媒体人离职现象前所未有的突出。另一方面,“技术冲击”对传统新闻业务的冲击和解构在2014年愈发强烈,信息发布门槛的降低使得自媒体进一步繁荣,打破了专业媒体垄断信息生产的格局,(童兵,樊亚平,2014)受众获得信息的渠道选择更多;大数据技术、信息可视化的成熟改变了传统新闻千篇一律的报道模式,职业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也相应地有所调整。 更严重的困境是,公众媒介素养的显著提升消解了媒体的权威性,受众对专业媒体的报道更加挑剔,加之不少媒体在转型期间被质疑和批评成为常态,媒体正陷入“不被信任”的危机之中,“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应该怎么做?”成为了共性的困惑。回顾2014年,专业媒体对重大、热点事件的报道并不能让人感到满意;尤其在微博、网站、微信等网络空间中,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或多或少都存在明显的问题与不足,专家学者、媒体同行甚至普通网民对此留下大量反思性的言论。筛选一份热点事件的新闻媒体反思榜单,总结热点事件中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遭到集中诟病的问题,鼓励媒体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正视这些问题,对各方的反思言论加以梳理并基于反思意见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和改进建议,对媒介的健康转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2014年热点事件报道媒体反思榜单 (一)研究背景 在2014年的网络舆情热点事件中,由于新闻媒体行为失范导致舆情异常走高、激化舆论场对立的案例数量显著增加。这些报道对整个新闻行业的转型和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也在一些问题上激化了社会对立、增加了社会矛盾和风险。 其实学界和业界都有针对这些问题报道的反思,但由于交流与合作欠缺,各自都存在问题,以致不成体系,最终缺乏影响力。一些舆情研究机构对热点事件的传播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解构和还原,但受长期舆情研判的固有思路和模式限制,很少从媒体的角度思考问题、寻找策略;而高校和一些个人研究者由于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持,大多是根据理论和经验进行学理性推断,难以深入开展研究。学界的一些反思成果如《新闻记者》杂志每年推出的年度虚假新闻评点报告,《2014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也已经发布。但随着新闻传播变革的深入,专业媒体报道的失范问题早已不局限于“虚假新闻”的范畴;目前的相关反思成果并不能系统、细致地反映专业媒体在网络空间中报道失范的具体问题。 (二)研究方法 研究者通过与“人民在线”(人民网舆情http://www.peopleyuqing.com/)合作,对2014年全部的网络舆论热点事件进行了梳理,整理出了全年舆情热度超过10000的20个热点事件,并按舆情热度由高到低排序,见表1。 随后,研究者按照以下4个标准对事件进行了二次筛选,最终选取了10个反思意见多元、传播节点突出的事件,并按时间顺序排序组成了2014年的新闻报道媒体反思榜单,见表2。 1.从传播效果看,所选取的事件曾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形成网络舆论热点,具有较高的相关新闻数量搜索量、网页点击率和微博讨论热度。 2[★].从传播路径看,部分媒体失范的报道成为推动舆情走高的关键节点,或者部分失范报道本身就是舆论的焦点所在。 3[★].从传播反馈看,网络舆论中有针对相关新闻报道的具体意见和反思,发表意见者包括专家学者、网络意见领袖、媒体同行和普通网民。 4.从传播主体看,相关新闻报道有明确的消息源媒体,所有的反思意见有原微博和网页可以查证。 ★其中,第2和第3点,是反思榜单区与传统舆情排行榜的区别所在。由于反思意见具有多元性(包括:来源多源,专家学者、网络意见领袖、媒体同行与普通网民都是反思意见的提供者;形式多元,学术论文、博客、微博转发与评论等)和主观性(需要人工判定是否属于对新闻报道的反思意见,而不是对新闻事件的评论,或是其他主题)两大特点,不能简单地通过系统数据来确立。因此,本文在确立反思榜单时,采取了“量”与“质”结合的方式,基于舆情系统的热度数据,再通过人工评判相关反思意见是否具有研究价值。 二、2014年热点事件报道表现出的问题与引发的反思 从媒体反思榜单可以看出,2014年专业媒体对热点事件的报道中较为集中和突出地表现出了报道方式、角色定位、专业素养和媒介伦理四方面的问题,引发了社会较为广泛的争议和批评。 (一)在重大社会议题中,过于碎片化的报道方式和内容呈现,让媒体报道难以还原事实真相 新媒体渠道极大地缩短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周期,降低了信息发布的成本,成为不少媒体追踪突发重大新闻的首选平台。2013年,主流媒体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在突发重大新闻的报道上取得了亮眼的成绩。以“4·20”芦山地震的报道为例,“央视新闻”微信当天推送了7组图文资讯,既在第一时间完成了信息核实与发布工作,又承担了社会动员和网络救援的任务,“碎片化”在突发灾难报道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力量。 而在2014年,越来越多的媒体介入到这种“碎片化”的竞争中,网络空间中信息资源泛滥与受众注意力资源稀缺的矛盾愈发凸显。一些媒体为了争夺关注度,“有闻必发”而不加辨析与核实;在新信息匮乏的时候,媒体甚至以连续煽情、生造话题的形式牵制受众。大量冗余、无效的报道充斥在微博、微信上,非但不能帮助受众还原事实真相,信息的过载增加了还原事实的难度。频繁的信息发布使一些主流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大失水准,屡屡陷入被质疑和诟病的困境中。“马航航班失联”就是其中问题最典型的案例。 在MH370航班失联以后,3月8日8时26分,中国新闻网快讯称“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与载239人的飞机失去联系”。该消息通过@中国新闻网、@央视新闻、@新华视点、@人民日报等转发而迅速扩散,并占据当日各大门户网站首页位置。截至3月16日0时,仅@央视新闻发布的与飞机失联事件相关微博即达310条,转发超过5000次的微博超30条。由@央视新闻主持的“马航飞机失联”话题一周微博讨论量达到5675310条。由此可见,微博成为了公众关注“马航航班失联”事件进展的重要信息平台,@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法人微博在此次报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广泛关注引发巨大信息需求后,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媒体信息发布灵活迅捷的优势显露无遗。但在事故发生的几天内,媒体大量发布的微博消息中对受众有突破性价值的新信息并不多,高频率的更新却加剧了受众接收信息的混乱程度,整个事件被彻底地碎片化解构,受众完全不知道如何“核实”与“组装”媒体提供的大量零碎的信息。这是在“马航航班失联”事件中媒体报道被质疑的焦点问题。 比如,一些媒体为抢时效性,大量转发未经核实的外媒消息,只是打上“转”或者“求证”的标签后便迅速在其法人微博发布。新华网3月8日上午发布快讯:“越南媒体8日报道说,越南搜救人员当天在越南南部金瓯省西南120海里处发现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吉隆坡至北京航班失联客机信号。”“越南媒体”就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说法,既不能体现消息源的权威性,又没有留下查证的线索。类似“据外媒消息”的短语在相关报道中反复出现,媒体报道中出现了同一时间不同媒体发布的消息大相径庭甚至同一媒体上午和下午发布的消息截然相反的情况,大大损伤了媒体的公信力。 反思意见一:对过于“碎片化”原因的反思 突发事件缺乏可以依赖的新闻“框架”。“马航航班失联”事件突破了“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所限定的新闻框架和报道理念。这种特殊性使得媒体在“框架”上无所适从,国内媒体和驻外记者都没有能力和资源独立地进行深入挖掘。(马少华,2014)而事件本身又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媒体各自发布的消息被迫止于有限的见闻,结果只能报道“碎片”而不是事实本身。 过度使用转引式的报道,新闻的“内生产”泛滥。在网络空间里与“马航航班失联”相关的报道,很多不是针对失联事件本身,而是对已经爆出来的新闻进行再加工和整理,也就是学界所说的“新闻内生产”。转引式报道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新闻的同质化。新闻报道看上去铺天盖地,实际上只是几个有限信源不断地被转载和重复;第二,新闻核实能力的下降。(王辰瑶,汪子钰,2014)媒体来不及去核实,事实上也无法去核实自己转引的信息。 反思意见二:对大量“无关碎片”——情感性报道带来副作用的反思 在没有获取新消息的情况下,大量媒体微博反复而密集地将“马航航班失联”的舆论关注导向“默默祈祷”“等你回来”,频繁的煽情引发了受众不满情绪的爆发。一个副作用是伤害受众。时评人郭松民在微博上直言:“马航事件中主流媒体表现煽情太过,满纸满屏都是‘等你回家’,其实是对家属的二次伤害。为什么不坦率地告诉他们亲人已无生还希望?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么多惠而不费的廉价安慰?为什么不把注意力转向真相与善后呢?”(郭松民,2014) 另一个副作用是降低事实性报道的传播效果。一连多日大量类似的微博反复出现,让很多受众非理智地坚信飞机没有失事,而对有事实依据的负面报道持抵触态度,变相增加了还原事实的难度。 (二)面对新现象、新问题,止于“发布信息”而非对事实真相及原因的深入挖掘和阐释,使专业媒体人的角色与普通网民无异 技术革新为新闻的实时传播提供了契机。以微信公众账号为例,一组图文资讯从发布到传达至移动终端,仅有几分钟的延时。在一些突发事件中,自媒体上的UGC内容由于更接近现场,且没有编辑、审查等环节的限制,往往能比专业媒体更快地发布消息,通过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转发形成舆论热点,给专业媒体带来不小的竞争压力。 面对自媒体的挑战,部分媒体过分追求“新闻实时”,渴望在第一时间另辟蹊径,抛出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这种急于抛出问题的态度,加上报道的半途而废,没有能够揭示事实真相和事件全貌,造成了事实上的新闻“烂尾”,而让读者“悬疑”。随着舆论新热点的不断出现,这些“烂尾”新闻迅速被媒体和受众遗忘。一些媒体草率地抛出问题,结果被网民群体或媒体同行推翻,成为笑谈。 与“马航航班失联”这一类所有媒体都会跟进并且持续追踪的重大议题不同,“止于‘发布信息’而非对事实真相及原因的深入挖掘和阐释”更多地反映在一些媒体独家发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之上,这些问题报道的选题不大、篇幅短小,但在去年却呈现出“频繁出现”的趋势。由于缺少其他媒体同题报道的参照和对比,这些报道的“深”与“浅”、“真”与“伪”以往很难遭到受众的质疑,导致媒体人在操作这些选题时,责任意识相对淡薄,体现出自身角色定位的偏差。 事实上,专业媒体的报道策划、事实核实、深度阐释正是媒体剖析问题以至促进有关主体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专业媒体区别于自媒体的优势所在,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新闻延时”的价值(陈红梅,2014),反思部分媒体和媒体从业者舍本求末,忽视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将新闻报道工作止于“发布信息”而非“促进问题的解决”,使专业媒体人的角色与普通网民无差,降低了整个行业的水准。 2014年9月16日,中青在线网刊登了一组题为《九旬院士站着做报告 九零后学生趴着打瞌睡》的图片新闻。随后,@中国青年报根据这组图片新闻发出了一条主题为“老院士站着讲 大学生趴着睡”的微博,受到了大量微博网民的关注。根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描述,“当时工作人员怕出现意外,专门搬了把凳子坐在报告台吴老身后。而台下坐的首都多所高校近6000名新入学的研究生一片片‘倒’下。” 在这一事件的报道过程中,@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凤凰网和@中国青年报是微博传播的关键节点,这些媒体法人账号发出的微博来源却一律都是中青在线早些时候发布的图片新闻,并不见其他媒体和记者的相关报道。在相关报道引起舆论争议以后,《中国青年报》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呈现事实,缓解网络空间中的意见纠纷;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热度推动的媒体,也仅仅将工作止于转发和评论。对“睡觉的是哪些人?”“他们为什么睡觉?”“类似的讲座中如何能避免有人睡觉?”这些值得推敲和深思的问题,大部分专业媒体和记者没有去做,而是留给了网民和社交媒体零零碎碎地去做。 而在云南鲁甸地震救援过程中,中广网一条名为《云南重灾区物资缺乏 救援人员用浑水煮面》的报道引起了舆论的关注。8月5日,《环球时报》发表一篇《救灾部队:浑水泡面不属实 勿轻信伤害前方士气》的报道,称该报记者向前方救灾部队求证时得知这是一则假新闻。在此期间,舆论风向连续反转。6日6时41分,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部官方微博称,浑水煮面发生的具体时间是8月4日,发生地点为震中龙头山镇的龙全中学,因为地震水质浑浊,特殊情况下只能用浑水煮泡面。真相逐渐明晰,《环球时报》出面道歉。 有研究者将这个事件比作报道评论栏里常见的“歪楼现象”—一篇本身存在问题的报道,很容易被某一个楼层的评论曲解,而受众却觉得相比于原报道这种“曲解”更值得相信。(文不弱,2014)央广网消息发布得太急太快,以至于一些与常识相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深入解释(比如“浑水煮面”发生的具体地点、特殊情况下用浑水煮面而将汤水倒掉的处理细节),报道就进入了舆论的视野。只不过,这一次主导“歪楼”的也是专业媒体。 反思意见一:对“角色模糊”不良影响的反思——新闻人的身份消解 受互联网的影响,“大规模业余化”的趋势越来越突出,并且在传媒业表现得最为集中。(魏武挥,2015)“专业的媒体”正在被这种趋势所消解。如果媒体从业者不能重新准确地界定“职业优势”,角色迷惘就会成为一种常态,新闻报道的质量将继续下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职业新闻人的身份消解最终必将导致新闻业的消解。 反思意见二:对寻找新的“目标角色”必要性的反思 在新闻信息生产主体极大丰富的情况下,专业媒体若只固守信息提供者角色,在竞争中必然会日显劣势,甚至会渐失其存在价值。因此,“寻找新的角色目标,就成为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谋求生存与发展和寻求自身新的价值增长点的急务。”(童兵、樊亚平,2014)寻找职业新闻人新的“目标角色”,实际在于证明专业新闻工作的无可取代性,寻找转型中新闻业新的生存根基。 (三)感性判断取代理性思考,评论先于报道,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被质疑 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和思维方式使媒体和受众都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现象:媒体往往根据最先获取的素材预设一个报道的框架,根据框架再寻求自己所需要的素材作为佐证;而不是在不断积累和挖掘新素材之后,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审视问题全貌,对报道进行相应的调整。受众则容易被媒体的第一判断所干扰,对后续的反驳、辟谣的消息关注积极性不高。在新媒体平台上,新闻报道的深度正被不断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形式花哨的评论专题或者网络意见调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否还存在”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 2013年底,湖南等地17名新生儿在接种康泰乙肝疫苗后死亡;2014年1月17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通报乙肝疫苗事件调查结果表示:“综合现场检查、产品抽验结果以及病例调查诊断情况,未发现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乙肝疫苗存在质量问题。”然而,由于在调查期间媒体报道“先入为主”的不当表现,让权威机构发布的调查通报受到舆论质疑和诟病,国产疫苗陷入信任危机,相关产业受到重大打击。 这个案例中,相关媒体与从业人员的行为表现出了以下几点问题:1.背景材料先入为主:受相关报道经验限制,第一时间将事件与“山西问题疫苗”相联系,在微博上大量铺叙山西问题疫苗的相关背景,误导了受众。2.报道前提先入为主:以“新生儿死亡的原因是疫苗有问题”作为报道的前提假设,在此基础上进行采访、报道和评论,如被@新京报等媒体法人微博大量转发的《“夺命疫苗”三涉事企业无新版GMP认证》等报道,从标题开始就反复强调“夺命疫苗”的概念。3.事实判断先入为主:在两部门联合发布结果通报以后,因为与自己预设的情况截然相反,部分媒体站在“自己是正确的”预设立场上,刊发评论,带动受众对权威部门展开质疑。尽管科学调查证明17名儿童在接种疫苗以后死亡是偶发事件,由于此前媒体在微博上反复而密集地追问和质疑,导致错误的舆论意见长时间无法扭转,后期多数客观、中立的报道被受众选择性忽视。 反思意见一:对缺乏专业主义精神之具体表现的反思 专业主义精神缺失,使得媒体从业人员的“万金油”综合症表现得更加突出:过分依赖通稿、对各方面知识的深度储备不足,导致面对突发事件时无法做到客观和准确。专业媒体在相关报道中缺乏技巧,不能够有效地统筹专家资源协助自己解决问题,以至将小问题夸大“过度解读”,(法制日报,2014)反映出媒体从业者自身新闻业务素养不过硬的缺陷。 反思意见二:对缺乏专业主义精神之不利影响的反思 专业主义精神的缺乏导致专业媒体报道失实(报道部分或整体与事实不符)和报道失准(在专业知识或数据上偏离标准)的问题成为常态;更严重的是,它会让受众认识和解读社会问题的方式发生变化——从关注核心问题转为关注繁杂的边缘问题,比如在“种新生儿疫苗死亡结果通报”中,很多受众无意识地卷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卫生计生委是否可信”的争论之中,过分关注外围人物和机构、过分夸大间接过失。 (四)“一味制造噱头”与“过度迎合受众”,新闻伦理道德底线受到挑战 中国社会正处在复杂、多元的转型期,政府与公权力、教育与科技、卫生与医疗改革、就业与社会保障、生态与环境问题等都是2014年持续受到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媒体议程与往年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变,更多介入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以求新闻报道更加“接地气”,许多媒体正在探索一条“以受众(用户)为中心”的转型道路。 受众导向最直接、显著的效果就是能争取更多的点击率和关注度,从而提升媒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媒体过度迎合受众,使得媒体立场和受众需求的杠杆失衡,新闻的伦理道德底线受到强烈冲击。大量“泛娱乐化”、“标题党”、“贴标签”的报道充斥在网络空间中,助长了网络戾气,招致广泛的质疑和批评。 2014年8月10日,湘潭市某妇幼保健院发生一起产妇死亡事件。8月12日17时23分,湖南省网络媒体“华声在线”发布了一篇题为《湘潭产妇死在手术台 医生护士不知去向 医院称已尽全力》的报道。这则报道被网络媒体转发后冠以各种标题,标题中凸显“产妇惨死”、“护士医生跑路”、“死者赤身裸体”、“满口鲜血眼含泪水”等,相关报道无不将涉事医院塑造成了草菅人命、管理混乱的医院,把道德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医疗机构,把患者死亡的责任引向了医务人员。这则新闻经过门户网站的转发,吸引了近40万网民参与话题讨论,成为8月份互联网舆论高热事件。而经过权威机构的鉴定,湘潭产妇死亡事件调查结论为产妇的死亡原因符合肺羊水栓塞所致的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并不构成医疗事故,这与多数媒体预置的结论相去甚远。 在医患矛盾突出的今天,医疗领域已经成为媒体推出“重大新闻”的高产空间,受众也乐于阅读相关报道,并就媒体经常曝光的“医护人员玩忽职守”、“医药价格猫腻众多”等问题发表观点。(赵金,2014)为了迎合受众的这种心理,许多媒体人在报道医疗新闻时,选择性地忽视一些重要的事实和科学性解释,靠抢眼的标题和耸人听闻的细节吸引受众,激化医患对立,加深社会偏见。 这类事件中,错误的报道出发点加剧“舆论错焦”现象得到了集中的反思。一些媒体为了被受众喜欢和接受以免遭受非议和孤立,十分关注其他媒体账号“大热”的微博,相互转载变成自己的内容以迎合受众变成了一种行业潜规则。在部分事件的报道过程中,自家媒体虽然没有记者在场,但如不转发跟进,不免错失了一个赢得大量“转发、评论数据指标”的机会;看到具有抢眼“潜力”的报道,就重拟一个骇人听闻的标题为我所用。在本身专业知识匮乏的情况下,制造噱头的报道出发点使得舆论错焦的现象进一步加剧。(蔡雯,翁之颢,2015)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2014年遭到普遍质疑的新闻热点事件中,很多相关报道同时兼具以上两个甚至更多方面的问题。以“院士讲座上的睡觉学生”事件为例,除了《中国青年报》记者角色定位出现偏差的问题以外,在事件的传播扩散过程中,部分媒体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刊发了“独家评论”、“专家视点”、“微言”等评论性文字,言辞激烈,让在场的学生、高校教育制度成为众矢之的,主导了网络道德审判的进程;受“先入为主”的影响,互联网上一些理性解释和反思的声音被选择性忽略;媒体转发的微博标题被一再修改,网络编辑们通过塑造“院士与研究生”、“老人与年轻人”、“站着讲课与趴着睡觉”的一组组对比画面,用巨大的反差制造噱头,@凤凰网更是在微博标题中悄悄加上了“90后”,网民对90后大学生群体的声讨引发争议。 此外,在2014年热点事件的报道中,还有一些反思的声音比较微弱,或是由于相应的问题还没有表现得更为足够突出,但也值得专业媒体关注。如随着信息可视化的普及,在媒体狂热追捧“大数据”的时候,一些学者和网民开始注意到“大数据”并不能完全取代专业记者的作用,“可视化”并不等同于新闻深度;媒体发布在网络空间中很多可视化报道,正在让受众由新鲜转为疑惑,在从采访驱动到数据驱动的变化中,是否忽视了采访的作用和文字的解释力?怎样平衡可视化的数据图表与具有解释力的新闻语言,还需在今后进一步探索。 三、应对所反思问题的建议 从媒体报道反思榜单可以看出,专业媒体如今面临的信任危机,究其根源,问题大多出在媒体本身。出现“转型迷惘”的困境,首先是“人”的问题——许多专业的媒体人降低了对自我的要求,受社会浮躁风气的影响,目光变得短浅,只考虑眼前或者短期内的收益,致使问题报道不断。管理体制的沉疴、新闻教育和研究机构对新闻实践的支持力度不足等,也是亟待重视的重要原因。要解决2014年热点事件报道中出现的问题,对媒体人、媒介管理和新闻教育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一)加快角色转型 “人人都有麦克风”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有能力核实新闻事实、推进问题的解决,而这正是职业新闻工作的优势所在。角色转型意识要求媒体从业者既能发现新闻,又能主动调查和核实事实;既能揭示真相,又能引导舆论、促进问题得到解决。也就是说,职业新闻工作者首先要担负新闻报道的责任,为受众还原事情的真实面貌;其次要担负媒体的社会责任,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能为解决问题做出初步探索。在2014年问题报道中体现出的媒体人的角色是单一的“发现信息——发布信息”的“情报员”,这个角色应该转变为“发现问题——传达问题——启发思考——集纳众议——形成合议”的社会管理参与者角色。 (二)重视内容建设 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今天,一些媒体耗费大量财力人力铺设新渠道、开发APP应用、建构科学的数字付费系统却无法提供真正有公信力、受到用户欢迎的内容。移动互联网与移动终端的广泛普及加快了新闻产品的转型换代,但仅仅靠新颖的多媒体展示和互动设计,并不能让用户对与其需求不相匹配的话题保持长久兴趣。新闻产品的核心价值最终还是要靠内容来奠定,只有那些真正触及了人们痛点、共振点的内容,再加以新技术手段的包装设计以及人性化的应用支持,才能形成有竞争力的新闻产品。参考国外优秀媒体的数字化转型道路可以发现,这些报纸在积极拥抱新媒体、不遗余力地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始终把优质内容的生产放在第一位。在唱衰传统媒体的声音持续高涨的今天,一旦有热点事件发生,专业媒体的报道仍然是大量受众选择获取信息的第一来源,这是因为专业媒体生产的内容在权威性、专业性、可靠性上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无论栏目如何翻新、新媒体渠道如何变更、互动如何设计,专业媒体安身立命的根本始终是不可取代的“内容”。 新时期的内容建设对媒体人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热点事件面前要摆脱“通稿依赖症”,从被动报道到主动独立地挖掘、质疑和批判;拓展报道视野,优化知识结构,善于统筹各种资源分析问题并引用到专业报道中,提升报道深度;等等。 (三)改变管理思路 2014年的问题报道中,一部分问题源自于媒体内部不科学的管理模式。许多媒体机构领导层过分看重数据指标,给一线工作人员施加了过多考核压力,导致新媒体的“从众”“低俗”等问题愈演愈烈。如果阅读量、转发率、评论数还是媒体考核编辑的三大指标,编辑迫于生存压力还会变着法子“打擦边球”,“标题党”、“标签党”、“制造噱头”等现象很难从源头上根治。新媒体报道的“质”也应该科学地纳入评估体系中,一篇能够引发舆论正面回应、推进问题和事件解决的报道,更应该获得媒体管理层的肯定和尊重。 涉及媒体伦理道德的问题则反映出中国的相关政策法规领域还存在缺失。这些政策法规的“盲区”需要有关管理部门引起重视,制定相应的引导策略和惩罚措施,专业媒体的行为失范不能与普通网民的过失等同视之。如果没有法律强有力的约束,在当前的传播环境下,媒体自律只能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口号。 (四)加强教育和研究 新媒体的发展推动各类媒体机构岗位不断调整和扩充,一些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并没有受过专业新闻教育,致使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的行为和判断容易受到误导发生偏向。为了减少报道失范的发生,新闻教育机构应该给予媒体机构针对性的支持,通过培训、讲座等形式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协助提升从业人员的业务素养,让他们有能力策划报道、独立采访、核实信息与发布报道;另一方面更要填补他们在新闻专业原则、媒体社会职能、职业道德与职业规范等方面的素养空缺。 2014年,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刊发了大量针对问题报道反思的文章,其中不乏具有业务指导性和启发性的金玉良言,但相似的问题还是在新的热点事件报道中反复出现。如果高校、传媒研究机构、媒体能够联合起来加强研究和交流,让学界的智库作用系统、有效地支持传媒业界实践,有望帮助困境中的新闻业迎来曙光。这也是本文对2014年度引发争议的报道及反思加以梳理研究的愿景。面对质疑,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有什么问题?2014年争议性新闻报道综述与研究_新闻专业论文
面对质疑,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有什么问题?2014年争议性新闻报道综述与研究_新闻专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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