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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学术现状堪忧
中国最近25年来的高速经济成长，在世界经济史上罕有其匹，因此被柏金斯（Dwight Perkins）称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注：Dwight Perkins，China：Asia's Next Economic Giant？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Seattle and London，1986.）。与这个经济奇迹相并，我国学术在这25年中也出现了空前繁荣。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员和出版的学术著作之多，都史无前例；学术领域之开阔，学术空气之活跃，也为中国现代史上所少见。但是，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中所暴露出的各种问题。由于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难以对我国学术的前景保持乐观。这里即以文科方面的情况言之。
在过去的25年中，我国出版的文科学术著作数量惊人，堪称世界大国。兹以中国文学史为例，据牛文怡统计，我国到目前为止已出版1600余部，并且还在以每年10余部的高速产出（注：牛文怡：《1600部文学史背后的忧思》，刊于《新京报》2004年12月15日，转引自学术批评网2004年12月15日。）。在史学方面，据宋史学者李华瑞统计，近50年来刊出的宋史研究论著总数多达1.5万篇，而其中绝大部分刊出在这25年中（注：李华瑞在2004年6月教育部社政司与杭州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学风建设会议上的讲话。）。但是与这种数量剧增相伴的，却并非质量的提高。据李氏估计，在1.5万篇宋史论文中，1/3～1/2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余下的到底有多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很难说（注：李华瑞在2004年6月教育部社政司与杭州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学风建设会议上的讲话。）。但是比起那些热门学科，文学史和史学的情况似乎还不算最差。例如在经济学方面，我国每年推出的经济学论著数以万计。国外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等）都认为中国今日的经济奇迹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素材，期待由此导致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但是事实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水准距离国际学术标准遥遥无际（注：差不多十年前，林毅夫曾指出：我国经济学界每年发表的论著可谓不少，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尚未得到多少承认（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但是从那时以来，情况如果不说更差，也是未见好转。）。在此情况下，想要进入国际学术主流实在很难。至于成为世界一流，更恐怕是没有可能的。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取诺贝尔奖看来只是梦想（注：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前主席阿萨尔林德贝克教授说，中国的经济学学术研究，在西方没有几个人知道，中国经济学家处于一个隔离的社区，远离主流，远离国际的学术研究社区。摘自2001年12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我国学术著作质量不佳，声誉日渐低落，我们也能够直接感受到。一位多年来一直积极关注国内学术动向的国外学者说，除了少数几位他们信得过的学者的著作之外，他们如今基本上不再阅读国内学者的著作了。这使我不禁想起前些年倒爷们将国内伪劣产品大量运销俄罗斯，结果搞得该国一些城市的商店在门上贴出布告，宣布“本店不售中国产品”。我国学者撰写的学术著作今天越来越被国际学界视为假冒伪劣而不屑一顾，也真令我们感到汗颜和悲哀。就此而言，我们中国学者实在有愧于我们的时代。
二、学术风气、学术标准与学术质量
学术成果质量不高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者之一，是我国一直未能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建立起真正的学术标准，因此当然就不会有高水准的学术成果。
早在20世纪之初，康有为就已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学风之坏，至本朝而极，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学者一无所志，一无所知，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注：梁启超：《南海康传》，收于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第3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至二三十年代，我国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学术兴盛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和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但是无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方面，这都只是刚刚开始，因此获得的成果依照陈寅恪的总结，可用古话的“慰情聊胜无”来形容（注：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收于陈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更严重的是，这个学术建设时期好景不长，很快又陷于战乱。在“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书桌”的时期，要谈学术建设当然是不现实的。1949年以后，我国百废待兴，建立学术标准似非当务之急，所以在此方面进展有限。到了1957年，傅鹰直率地指出：“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注：有人认为这是右派言论，但毛泽东说这样的批评是善良的，基本上是诚恳的。以上均见于胡平：《禅机：1957年苦难的祭坛》第366页，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尔后政治运动不断，学术建设当然也谈不上了。到了“文革”，学术更遭到灭顶之灾，原先残存的一点点学术风气也荡然无存。1979年以后，中国的学术建设是从一片浩劫之余的废墟上开始的。这个建设开始未久，又遇到新的问题。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蒙在学术之上的光环逐渐褪去，学术越来越变成牟利的手段。在学术风气、学术标准没有确立的情况下，这个转变加剧了学界生态的恶化，以致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非常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
也正因为缺乏良好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标准，所以今天我国才会出现类似1958年“大炼钢铁”那样的“全民学术”景观。撰写“学术”著作，变得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事事可为。大学里30多岁的年轻教师，已是著作等身。甚至连在校研究生，本来应当是全力以赴学习恐怕还嫌时间不够，但按照现在的明文规定，也要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篇数不等的学术论文，方能够毕业。此举在全世界大学（至少是一流大学中）可谓绝无仅有，堪称中国特色。但是这种盛况之后，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平心而论，在国内学术论著中，虽然抄袭作假尚只能说是少数，但是说大多数作品是平庸之作、低水平重复，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些铺天盖地的平庸之作中，不少还被冠以不同级别的“精品”之名而流行于社会，并为当事人带来巨大的实惠。由此可见，到了今天，甚至连许多“精品”都已如此，遑论一般作品！
在严肃的学者眼中，著书立说是一件非常艰辛的工作。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侯外庐对那些头脑发热、以为写书也可“大跃进”的年轻人说：“写书是个科学研究的细致工程。既然是科学研究，就要有个艰苦的科研过程。倘若忽视这个过程，必然要吃苦头，要付出代价……你们这次大跃进写书，热情很高，就是缺乏科学研究过程，即从搜集资料、研证资料到科研课题的提出，再从认真阅读资料到课题写作提纲的产生，再从事研究和写作，直到修改发表。这个繁杂艰巨的研究过程，也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论思维过程。这都必须亲自经历磨练，一遍、二遍、三遍……这样才能成长起来。”（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求真务实五十载》第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正是由于撰写学术著作如此艰难，因此在美国，文科的名教授一辈子通常也就是两三本书而已。“十年磨一剑”是常见的事。杜维明曾告诉我：在最近十年中，国际哲学界公认的最佳著作是哈佛哲学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理论》（Theory of Justice）。罗氏写这本书用了十年以上的时间，而在这段时期中，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而在这“没有成果”的十年中，他的待遇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因此我不禁想，像罗氏这样的大家，如果是在当今我们的大学里，拿现行“量化”学术标准一考核，肯定要下岗，也肯定不会有《正义理论》这样威震世界学坛十年的精品了。
写书之所以艰难如此，唯一的原因是作者对自己的成果有一个高要求，而这个高要求又是建立在以良好的学术风气为基础的学术标准之上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确立了良好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标准，才会有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三、什么是学术
要建立良好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标准，首先就要弄清什么是学术。那么，到底什么是学术呢？
“学术”一词，我国久已有之。《辞海》（1999年版）在解释“学术”一词时，举《旧唐书·杜暹传》中的“（杜暹）素无学术，每当朝议论，涉于浅近”为例，然后将此定义为“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但是，这只是一个泛泛而论的定义，与我们现在讨论的“学术”尚有颇大差距。
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一词，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学者似乎尚未使用。那个时代的许多学者，还是把“学”与“术”二字分开来使用的。例如严复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求之功。学主知，术主行。”（注：严复：《〔原富〕按语》，收于《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梁启超说：“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夫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注：梁启超：《学与术》，收于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第3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从他们的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所说的“学术”包括“学”与“术”两个差异甚大的概念，因此我们难以由此得到一个明晰的“学术”概念的涵义。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他们还没有使用学术一词，但是他们所说的那种与“术”相对的“学”，其涵义实际上已很接近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学术”了。
我们今日所谈的“学术”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从西方引进的。而在西方，学术一词包含的意思并不只是“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在英语里，学术一词的关键是academic，今天的几种通行的解释如下：
一是，《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1989年版）：（1）of（teaching or learning in）schools，colleges，etc.（学校的，学院的）；（2）scholarly，not technical or practical（学者式的，非技术的或非实用的）；（3）of theoretical interest only（仅注重理论的，学术的）。
二是，《剑桥国际英语辞典》（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1995年版）：relating to school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or connected with studying and thinking，not with practical skills（与学校、学院、大学有关的，或者与学习和思考有联系的，但与实用技能无关）。
三是，《美国传统辞典》（American Traditional Dictionary）的解释更为全面：（1）of，relating to，or characteristic of a school，especially one of higher learning（学校的、与学校有关的或具有学校特征的，尤指是具有较高学识的学校）；（2）relating to studies that are liberal or classical rather than technical or vocational（与自由的或古典文化的研究有关的，而非与技术或职业性的研究有关的）；（3）scholarly to the point of being unaware of the outside world（除学术方面以外对外界毫无知觉的）；（4）based on formal education（以正规教育为基础）的；（5）theoretical or speculative without a practical purpose or intention（纯粹理论的或推理的，无实际目的或意图的）；（6）having no practical purpose or use（没有实际目的或用途的）。
这些对“学术”的解释有两个共同的主要特点：与学院有关和非实用性。学术的这种特点，从一开始就已很明显。Academic一词，本源于academy（柏拉图创建的高等教育学校，Plato's school for advanced education），而在这种学校里，人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5页，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因此，所谓学术工作，就是由受过正规教育并在大学中工作的学者所进行的非实用性的研究工作。因此，在欧洲的传统中，学术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具备专业条件的环境中进行非实用性的探索。
为什么西方人在界定学术一词时要强调上述特点呢？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学术与学院有密切关系，是因为在一个分工发达的社会中，进行学术研究并非人人可为、处处可为，而是只有受过专门训练并在专门的环境中才能进行。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大学有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和教学型学院（teaching college）之分。在后一类中，并不要求教师进行学术研究，尽管这些教师都是经过正规训练的。即使是在前一类大学中，也只有一部分教师才具有进行学术研究的资格并拥有相应的学术职位——教授。许多在我国大学里有教授职称的人员（如承担公共外语、体育、艺术教育等教学工作的教师和学报资深编辑和实验室工程师等），在美国都不能进入教授之列。
其次，学术不能追求实用，原因即如梁启超所富，倘若“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则动机高尚者，固然会以学问为变法改制的工具，但是动机低下者，则亦会以学问为博取功名的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不论哪一种做法，都会导致学者将其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学问本身之外，从而使得研究离开学术。因此，他大声疾呼：“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学者应当以学问为重，“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的手段”（注：《梁启超论清史学二种》，第40、80、8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国维说：“学术之发达，存在于其独立而已。”（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收于《王国维遗书》第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陈寅恪也说：“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注：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收于陈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因此，可以借用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被批得很厉害的术语来说，学术就是学者在“象牙塔”中进行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探索工作。因此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能够从事学术研究的只是很少的人。尽管在一个分工发达的社会中，每种工作都是社会必不可缺的，任何工作中的研究只要做得好，都是成就，诚如古话所说行行俱可出状元，但我们也不必把各种不同的研究，一律冠上“学术”的头衔。也正是因为如此，比尔·盖茨的发明虽然改变了世界，但由于他的工作不是纯学理的探讨，在西方便无人称之为学术成就。
四、我国的学术传统
如前所言，我国在20世纪一直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学术标准。推其原因，既有属于学术之外者，也有属于学术自身者。
在我国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充满剧烈社会动荡的时期，这种大环境使得“象牙塔”无法存在，这是我国学术建设成就未彰的外部原因。这一点不说自明，毋庸赘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传统治学方式的特点，也是我们今天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学术标准的重要内部原因。
我国治学传统的主流，是为致用而治学。指导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治学的主要理念是儒家“修齐治平”的古训，或者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志向。其治学成就的典范是《资治通鉴》这样为经世济民提供指导的伟大著作。治学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但是这种以实用为目的的治学态度与学术本身的特点二者之间，却有颇大的距离。许倬云指出，在古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以研究与追求知识为目的的学者。读书人读圣贤书是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知识分子不以求知识为做学问的目标。西欧的知识分子则是另一类型。教士求学问的目的是尊德性与道问学不分。教士之外，还有一批专业教书的‘教书匠’，他们与木匠、石匠一样构成专业团体。一大群教书匠联合为一家大学，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知识是会增长的，于是教书匠也必须兼办专业研究。教书匠的工作是追寻、累积与传授知识”（注：许倬云：《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第34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换言之，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单纯地追寻知识，即“为学术而学术”；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学以致用”，即用所学来“经世济民”。
许氏这一看法与梁启超、王国维诸前贤的看法一脉相承。梁氏早在20世纪初，就批评中国学者治学的问题在于“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王国维则指出“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亦即古代的学术包括实用的学问，而现代的学术不包括实用的学问。因此他强调为了发展学术，“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收于《王国维遗书》第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为“致用”而治学（即学以致用），从一个方面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也未尝不是我国治学传统中的一个弱点。学术探索是非常艰苦的工作，需要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自觉地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哪怕是通过自学的方式），争取具有必要的专业条件的环境，“两耳不闻窗外事”，不以求利为目标，排除干扰，全力以赴地投入研究，才有可能做出真正的学术成果。过分注重知识的功利性，必然影响到对抽象学理的追求。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做学术不能全力以赴，那么在真正的学术竞争中自然也就不会有位置。更何况有些人本来就是把学术当作敲门砖，作为争得功名利禄的手段，对于他们来说，要想做出可以称为学术成果的东西，恐怕是不可能的。这种为“致用”而治学的风气发展到极端，就是“文革”中大力倡导的“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风。而在这种学风下，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学术可言了。
当然，学理和实用并非截然分离，为“致用”而治学和为学术而学术之间也没有价值判断上的高下之分。朱光潜指出：“学术原来有实用，以前人研究学术也大半因为它有实用。但人类思想逐渐发达，新机逐渐呈露，好奇心也一天强似一天，科学、哲学都超过实用的目标，向求真理的路途去走了。真理固然有用，但纵使无用，科学家、哲学家也决不会就因此袖手吃闲饭。精密地说来，好奇与求知是人类天性，穿衣吃饭是为满足自然的要求，求学术真理也不过为餍足自然的要求。谁能说这个有实用，那个就没有实用呢？我们倘若要对于学术有所贡献，我们要趁早培养爱真理的精神，把实用主义放在第二层上。”（注：朱光潜：《怎样改造学术界》，载《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实用主义并非坏事，但是在实用主义的驱动下，肯定是无法做出第一流的学术的。明显的例子是爱因斯坦与比尔·盖茨。当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发表后，全世界只有12个人看得懂，到了今天也很难说这个理论带来什么具体的“经济效益”。但这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学术成就。相反，比尔·盖茨的发明在西方则不被视作学术成就。
这里要说一句，“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在我国古代也并非没有。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到了清代，乾嘉学派将此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乾嘉学派与西方近代兴起的兰克学派在治学理念和方法上都有颇大的相似性（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1993年第2期。）。因此即使以近代西方的标准而言，乾嘉学术也是一种真正的学术。由于乾嘉学派的巨大影响，乾嘉时代也是我国历史上学术风气最为良好的时期。这种学风对于今天的学者仍具规诫意义，“今天学界讲求‘学术规范’，批判‘学术腐败’，其实有时仍然是在重复强调（乾嘉学者）治学的某些原则”（注：王子今在《清代考据家的学术道德》（载《光明日报》2005年1月11日）中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盛赞清代考据学者‘科学的研究法’，‘科学的研究精神’。他总结清代学界正统派学风的特色，举列十条：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3.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5.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7.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8.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9.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10.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梁启超说‘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所列十条，对于今天的学者，都有规诫的意义”，因此“今天学界讲求‘学术规范’，批判‘学术腐败’，其实有时仍然是在重复强调治学的某些原则”。）。但是“五四”以后，虽有清华文科四大导师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学者继承和发扬乾嘉学风，但更多的人却将乾嘉学术视为“钻故纸堆”“故纸堆里讨生活”的“饾饤”之学，或者是“逃避现实”“无关现实”的“玩物丧志”之学。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几十年中所有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中，乾嘉学术更以其“封建性”而不被容于世。因此在一段时期内，我国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学术传统的。
从以上所言，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对学术一词理解之混乱，是导致我国今天学术滥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不清楚什么是学术，难怪要求人人都做学术工作。例如在一些地方，甚至幼儿园老师、办公室职员提职称，也要有学术论文发表。我们承认他们中许多人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但是从学术的两个基本要义来看，他们的工作一般而言不属于学术工作，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是在学术机关办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是学术成果，那么还有什么学术标准可言呢？
第二，在西方对学术一词的理解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其纯学理性。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学界特别有意义。过去我们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取向，在当时中国的特定环境下有其道理；但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而且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功利主义笼罩全国，极少有人还在“为学术而学术”，而真正的学术却非要具有这种精神不可。如果我们还不亡羊补牢的话，我们的学术将永远是二三流的学术，诺贝尔奖永远也只有洋人和海外华人有资格领取。
五、关于学术的一个认识误区
学术是一种纯学理性的探索，因此我们就不能从功利主义的立场，而应从纯学理的角度来看待学术。就此，我们需要澄清一个认识误区，即学术成果的价值不是由纯学理性探索所达到水平的高低，而是由研究题目的大小以及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来决定的。
学术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无关，前面已经谈过，兹可不赘。这里只谈谈学术与研究题目的关系。
在今天的学界，很多人都认为有些研究是重要的，而另外一些研究则不那么重要，甚至无关紧要，值不得花气力去研究。不错，从现实需要来说，研究的问题确实有轻重之分，但是从纯学理的探索来说，所有问题都是重要的。由于各个学科的侧重点不同，同样一个事物，某一学科的学者视为不重要，对于另一学科的学者却十分重要。例如对于一部经济史研究著作，一些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最重要的是运用了什么理论，提出了什么模式，至于对所用具体史料的订正，似乎可以说是“旁枝末节”。但是对于一些历史学家来说，情况可能相反，最重要的是史实的可靠，而理论和模式则是第二位的（注：余英时在《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史研究的几点反省》说：“史学论著必须论证（argument）和证据（evidence）兼而有之，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不过二者相较，证据显然占有更基本的地位。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可能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则并不能成其史学。韦伯的历史社会学之所以有经久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它十分尊重经验性的证据。甚至马克思本人也仍然力求将他的大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资料之上。韦、马两家终能进入西方史学的主流，决不是偶然的。”）。
一座知识的大厦不仅要有栋梁等大部件，而且也要有砖瓦钉子等小部件。如果只重视栋梁而忽视砖瓦钉子，那么这座大厦肯定盖得不牢靠。不仅如此，由于大厦需要的小部件的种类和数量远比大部件为多，因此需要更多的厂家来提供这些小部件。因此，对于为这座大厦提供建材的厂家来说，只有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都生产出最好的建材，才能使这座大厦成为不朽。因此，如果我们都趋时去做热点问题的研究，那么势必造成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中不仅资源过剩造成浪费，而且大量没有能力进行这种研究的力量也涌入，从而造成大量废品或者假冒伪劣产品；同时，大量有待研究的问题却无人问津，从而造成空缺。
由此意义而言，每个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都不应左顾右盼、心神不定，而应当坚信自己的工作有重要意义。胡适曾经说，在国学研究中，发现一个字的新意，对于研究者来说，其意义不下于发现一颗新的星星。以往这句话曾被猛烈批判过，被认为是玩物丧志的典型。但是从学理上来说，这句话并没有错。因为，只有在每个知识领域工作的学者都专心致志地追求本领域中的学术探索，整个学术才能真正地得到发展。此外，从实际情况来说，这也是有道理的。例如在古文字学中，甲骨文自发现以来，“认字”就是一项核心的工作。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受到很大干扰，以致在很长时间内进展缓慢，从而影响了我国上古史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如果我国学者具有“发现一个字的新意，其意义不下于发现一颗新的星星”的抱负，那么今天我们认识的祖先文字（包括契丹文、西夏文等）肯定会多得多，也不必为学习一些中国的古文字，还得跑到欧洲和俄国求学了。
就做重大课题研究而言，我们要说的是，绝非人人俱可做重大课题研究。这需要一系列必要条件（不仅包括各种客观的条件，而且也包括研究者自己的主观条件如学养和能力等），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最终做出来的只会是次品或者废品。其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相反，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做符合自己主客观条件的小课题，只要真正努力，却是可以出真正成果的。在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向来以善做小问题的研究著称，但是千千万万个小问题的研究成果，造就了日本学者在国际中国史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按照不少西方学者的看法，近几十年来日本学者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大于中国学者。这里不拟对此进行评论，但是要指出的是，前面提到过李华瑞统计我国宋史已刊出论文总数为1.5万篇，如果其中有2/3是做小问题研究的，那么就有1万篇文章，可涉及宋史中的绝大多数问题。在这1万篇文章中，如果有1/3（即3300篇）有学术价值，那么我国的宋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必定独步全球，无人能够望其项背。可惜在过去那种人人争做大题目、篇篇讨论大问题的风气熏染之下，大量的文章成为废品或者复制品，以致许多真正想做学问的学者不得不转向日本学者的论著。由此可见，只有真正理解学术一词的意义，以此为标准进行学术工作和学术评价，我们才能有高水平的学术。
最后，回到文章开始的话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贫穷落后，而且整个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在此情况下，要进行真正的学术建设、确立学术标准当然很困难，因此我们不应苛求前辈。但是，今天情况已经与过去不同了。推进学术建设，为将来的学术盛世到来奠定基础，已是刻不容缓。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产品在国际上常常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我们用了20年的时间，到了今天才勉强消除了这个恶名。如果我们在学术风气和学术标准的建设方面无所作为，那么中国学术产品的“假冒伪劣”的恶名，不知还要背到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