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若干问题的理论探讨——第十届全国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条件下论文,若干问题论文,研讨会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5.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08)05-0094-03
2008年6月1日～6月2日“第十届全国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在河南财经学院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河南财经学院等全国62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就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基于不同视角重新定位政府
武建奇从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公共管理学——管治理论两个新管理理念视角出发，探讨政府在当前矛盾凸显期，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统筹兼顾”的问题，指出政府是协调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平衡机制，是一个按照“平等四边形”原理——既不按你的意志，也不按他的意志，既体现你的意志，又体现他的意志的“合力”方向——进行治理的机构。
樊明根据所构造的和谐社会模型认为，在一个强势资本和弱势劳动的社会，如果实行民主制度，仍可产生平衡政府，从而实现社会和谐。而在中国，地方政府和资本缺少约束、两者趋于结盟是导致社会诸多不和谐的原因。
赵准采用政治经济学视阈，将政府定位于“最后贷款人”，指出由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殊权利，使得政府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保证产出、就业水平、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许圣道、王海杰基于公共财政的视角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发挥配置职能、分配职能和稳定职能，从传统的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葛扬、周海波通过实证分析探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远远不能满足人民需求的现状，指出我国应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保证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于金富指出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转变政府职能，必须解决政府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从传统控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官僚型政府转变为公众型政府，为此必须大力推进政府制度创新：实现政资分开和党政分开。
二、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途径及问题
(一)职能转变内容
张志勇、董长瑞通过对政府经济职能理论的历史考察，分析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失灵”，指出政府的宏观调控正是要弥补市场失灵，并对“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进行了理论探讨。宋圭武、刘进军和朱宁认为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对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应具有的职责和功能，职能界定是一个动态范畴，在当前转型和开放条件下，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政府的主要职能可概括为：供给秩序职能、提升国家竞争力职能、稳定职能和防腐职能。徐佩华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政府有三项重要职能：科学发展、改善民生、调控经济。
(二)职能转变途径
李中建从交纳养路费的小事出发提出应当建设以更经济、更有效、更强服务能力和以民为本为特点的效能型政府。转变途径包括：(1)围绕改善民生为导向推进行政体制改革；(2)完善政府权力的运行机制；(3)积极探索对政府绩效评价机制。孙宇晖、贾非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既体现一般市场经济下的共性，又要体现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特殊国情特点。为使政府职能作用正常发挥，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微观上彻底放开，形成灵活有效的市场机制；在宏观上加大调控力度，严肃法制，完善劳动社会保障体系，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三)职能转变中的问题
1.权利不明。贾后明在分析了政府社会分配的责任困境后指出民主体制下政府要承担社会分配责任不等于要包办和解决所有社会分配问题。要对政府责任加以明确和规范，必须约束权力分配、实行民主理财、完善市场分配、培养分配共识、着眼底线公平、实施积极福利。包亚钧认为要实现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实现全面协调发展中的特殊责任和积极作用，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适度规模、高效有力”的优质服务型政府。钱津提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微观规制具有长期性、针对性、绩效性、法制性和基础性等特征，政府微观规制运作需要适应市场情况的变化及时做出放松或改善规制的相应安排。
2.存在政府寻租行为。刘茂松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实质是非均衡发展，在此期间政府干预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安排。但是政府干预存在“政府失灵”现象——政府寻租，为此应当加强监督，改革政府行政机制。
3.政府部门设置不合理。张青、魏涛基于社会民主约束条件讨论政府公共部门设置的原则：价值正义与程序正义原则、权力的受托责任原则、竞争性原则、横向专业化原则和权力配置原则。
三、政府在“具体领域”中的职能转变
林广瑞认为在慈善事业中，政府的作用应定位在提供规范和支持服务方面，要从行政直接干预转变为通过经济、法律手段的间接干预来监控慈善组织及其活动。政府正确的角色应该是倡导者、管理者，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应该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合作伙伴关系。母爱英、安树伟认为在大都市区管治中迫切需要转变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职能，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强化对市场宏观调控、生产服务、社会保障等职能；关注社会公平目标和环境目标。
曾世宏指出中国要实现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的产业价值链升级，就必须建立企业家创新才能配置与政府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规制良性互动的产业演化机制。为此，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
刘晓华从分析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体制障碍入手，提出应该推进政府管理制度的转变和创新，明确树立服务观念，以促进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赵红梅探讨了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融资难的问题，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积极疏通渠道，造就开放的融资场所；引导建制，建立公平的融资机制；指导行为，培养健康的融资主体。
孔喜梅在分析河南省服装产业集群发展的困境后，提出政府应做好服务、培育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制订发展规划。
四、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三农问题”
仉建涛认为政府行为应当体现社会理性，为此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权力应当有限。马怀礼提出新“三农”问题：农业增长潜力提高难度大，农民的相对收入提高难度大，新农村建设难度大。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政府进行系列化制度创新，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创新，实行农场化经营方式，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创新。
张作云在分析我国目前农地制度安排的二重性后，指出以两权分离、家庭承包经营为特征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存在局限性，其根源是农村基层行政管理机构职能的二重性，对此应当改革乡镇行政管理机构、取消村民委员会，并在此框架下对农业实行企业化经营。
康静萍提出“一事一议”方式在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实践中遭遇尴尬，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发挥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力量：中央政府负责生产性基础设施投入和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立；省级政府负责公共道路、电、气、失业、养老保险和救济等公共品的供给。陈俊明在分析我国农村基础设施重要性、特殊性的基础上，指出政府应当成为现阶段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以缩短城乡基础设施差距，促进城乡和谐发展。李同彬认为，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是影响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制约因素，而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缺位，为此政府应根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的实际需要，改革原有公共事业发展机制，逐步扭转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局面。以潘建伟为首的课题组认为基于牧区发展滞后的现状，政府宏观调控应遵循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新农村建设为导向，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原则，制定合理的牧区产业政策，加大牧区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牧区公共设施投入、积极发展文教科技卫生事业、完善市场体系建设、疏通流通渠道等。
罗润东从当前我国政府组织劳务输出的现象得出结论：地方政府干预可降低交易成本。其干预方式是建立“官办”劳务中介扩大输出，在短期内增加了外出劳工的即期收益，其长期效应则是提升了本地劳工的就业竞争优势，实现农民收入增加的目标。
五、其他问题
与会学者还就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提出新的看法。白永秀、任保平提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的基本思路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改革理论与实践、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等六大关系；在内容上进行八个方面的创新，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四分法为指导，以理论体系的创新为主线，建立理论新体系。许兴亚、贾轶指出环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应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马恩把“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产生与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把这两对矛盾的“真正解决”，与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定位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目标。罗雄飞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遵循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化必须依照马克思的思想方法进行体系创新，并通过约束条件的放松，重构价值—价格关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能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接轨”，相反，它可以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提供宏观基础。靳共元、杨振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出发，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对“社会主义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行了区分，作者强调用科学的态度认识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发挥“社会主义资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同时批评以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为基础的“人力资本”理论。杨玉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观点进行比较，认为前者强调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而后者强调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观点非常浅薄。肖延方、周柯认为现代公务劳动也具有生产性，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其价值也决定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
研讨会举行了清华大学专场，蔡继明教授与清华大学的5位博士生和硕士生分别发言并回答了听众的提问。蔡继明教授指出从体制创新到制度创新也许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最大成果和最为成功的经验。蔡继明、江永基运用广义价值论基本原理，借鉴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合理成分，阐明了以广义价值论为基础的功能性分配理论，从而使广义产品价值决定与广义要素价值决定内在地统一起来。宋方涛从博弈论的视角探究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公信力；董鑫认为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实施金融管制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侯璐在考察了清代地权交易的不同形式后，指出这些形式在实现土地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也实现了资金的融通；樊正伟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无因果关系，进而有力驳斥了“中国威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