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科的文学性不能削弱——当代中学语文教育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语文教育论文,当代论文,语文学科论文,中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文章对当前中学语文教育忽视文学性的倾向及其危害作了全面分析，提出了必须加强语文学科文学性教学的见解。认为传授语文基础知识、培养语文能力和进行文学审美教育是语文学科所独有的教育功能。同时，文章还探索了加强语文学科文学性教育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中学语文；语文教育；文学性
说来也怪，中学语文这一学科，现在竟然成了不受一些人欢迎的学科，一些学生认为枯燥无味，提不起他们的兴趣、学起来没劲，甚至一些语文教师也觉得教起来没有意思。
内容丰富多采，以形象见长的语文学科为什么竟然使他们觉得索然寡味，以至受到他们的冷落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多年来语文教育中忽视语文学科的文学性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
中学语文教育忽视文学性，表现在诸多方面。
首先，表现在教材选编上的严重失误。其一，重语文训练而轻语文教育。片面地强调“语文是工具”，导致课文的选用和知识短文的安排全部服从于“听说读写基本技能训练”。一些文字粗糙的文章，从实用角度而被选中；一些文质优美的文章即使选用了，也只是被看作是语文训练的工具，不是从进行语文教育、塑造人的角度出发。其二，重普通文轻文学作品。为了训练需要，大量选用普通文，许多优美的文学作品不见了，初中教材尚好一些，高中教材尤为严重。仅以高中第五册为例，就选编了两个应用文单元，共6篇课文，占全册课文总量的25%；仅选录了一篇外国文学作品（《警察和赞美诗》），还只是个自读篇目。许多优秀的名家名篇，不能登上中学语文的“大雅之堂”。据统计，高中六册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作品仅占11篇，不到总量的8%，象雨果、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狄更斯、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世界闻名的大作家，学生只能从教材注解中知道他们的名字，有的连注解也未提到过。前些年，在中学语文教材中还可见到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狄更斯的《穷人的专利权》、果戈理的《泼留希金》、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节选），现在这些作品也都在教材中销声匿迹了。其三，选文重政治标准轻艺术标准。为了让选文在政治上无可挑剔，领袖文章和一些政治性很强的文章占了很大比例，仅领袖文章在高中教材中就占了10篇。
其次，表现在升学考试试题设计上的偏颇。从试题类型比例看，检验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试题多，检测学生文学修养方面的试题少，前些年检测的文学常识类题目，近些年显著减少。再看阅读选文，试卷中的许多现代文和文言文不重文采，如1990年考卷中现代文阅读选文是三个人学习文言文的发言，枯燥无味。1994年文言文阅读选文是选自《宋书·孝义传》，更是语言晦涩，乏味得很。加上近些年实行标准化考试，百分之六十以上题目只须选择答案，不大容易检查出学生的文学修养。为了适应这种考试，各类练习如洪水猛兽在中学横冲直撞，许多学生整日穿行于ABCD，跋涉于题海之中，象陷入了“八卦阵”，穷于应付，疲于奔命，严重地影响了学生语文实际水平的提高。
二
当前中学语文界忽视文学性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这种倾向，忽视了课文中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削弱了语文课文和语文知识的美育功能，情感教育功能和培育学生文化素养、思想素养的功能。长此以往，危害无穷。
第一，降低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本来以形象见长、集各类体裁于一身的语文学科，应该是学生非常喜爱的学科，可是由于过分注重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选文又不大考虑学生的心理和年龄特征，缺少趣味性，使许多学生对语文不感兴趣，把语文学习当成了一种负担。
第二，造成学生语文修养的低下。教材选编，缺少文质优美的文学作品，覆盖面小，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少，使许多学生知识面狭窄，语汇贫乏，文学素养差，提到许多文学史上的名家名篇，都茫然无所知，简直有点“举秀才，不知书”的情形。1994年高考试卷中提到的李汝珍著《镜花缘》、拜伦著《唐璜》，这么一些起码的文学常识，竟然难倒了一大批学生。让学生填写“桃李不言”和“他山之石”成语的下句，不少学生出了考场，竟对教师说“从来没见过这些成语”，可见学生孤陋寡闻到了何种程度。较之五六十年代，学生们阅读文学名著的兴趣也有所下降，学生争读文学名著（象当年争读《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的热烈场面比较少见了，这与语文教育中削弱文学性不无关系。
第三，削弱了语文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中学语文课在中学教育中义不容辞地担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它对学生“树立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共产主义道德”，都起着不可低估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一个中学生的成长，品德的形成，世界观的树立，首先得益于语文课，在这一点上，其影响甚至超过政治课。而这些影响和教育，大都通过文学审美作用得以实现。不难想象，如果削弱了语文的文学性，文学作品对学生的熏陶和感染也就无从谈起。过去语文界曾流行一种说法：“不能把语文课变成文学欣赏课。”笔者并不反对，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语文课具有文学欣赏因素。如果完全消除文学欣赏因素，也就完全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作用。而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深深地打动学生感情，使他们在欣赏过程中，得到感情上的满足，认识上的深化及美学的享受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作品才能充分发挥它陶冶情操、塑造灵魂的作用。
三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当前必须坚决纠正忽视语文学科文学性的倾向，必须强调语文课的审美教育功能。
首先，强调语文的文学性，是由语文学科的性质决定的。“语文”一词出现于建国初。“五四”以后，小学语文称为“国语”，中学语文称为“国文”。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编审教科书时，吸收了叶圣陶先生的意见，改称“语文”。什么叫“语文”？历来看法不一，《新华词典》解释为：“1.语言和文字；2.语言和文学的简称。”而叶圣陶先生解释为：“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连在一起就是‘语文’。”（《语文教育书简》）笔者认为“语言文学”之说更贴切些。前三则解释并不矛盾，都强调语言因素，也都确认了语文的“文学因素”。“语言文字”中的“文字”决不是专指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当然包括用文字写成的文学作品；叶老提到的“书面语言”则当然包括文学作品。语文学科在任何时候都包含文学因素。
但是，前些年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却争论不休，许多语文研究者否认语文的文学性，他们可以肯定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思想性、实践性、综合性，就是不承认文学性。198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学法》（何深等编著）指出，“中学开设语文课的意义，主要在于使学生掌握语言——这个人类交际的工具”，“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就是只字不提语文的文学性，这种认识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我们认为对于语文学科的性质，正确的提法应是：语文是一门思想性、文学性很强的基础工具课。
提到“文学性”，人们不禁要问，文学的本质特点是什么？文学，就是通过形象、典型来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这些形象具有生动性、可感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学创作包含着作家的思想感情，强烈的爱憎。作家按照一定的审美观念，对自然和社会生活进行选择、概括、加工，创造出比自然和生活中的美更高更理想的美。这样，学生在学习这些作品时，就会受到强烈的感染，获得更高更强烈的美感，得到更大的愉快和满足。正因为如此，选入课本中的优秀作品，对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他们健康的审美观念，进而陶冶他们的情操，培养他们的优秀品德，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前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过：“艺术不仅作用于学生的理智，而且影响他们的情感，因此艺术有助于培养信念。……越是依靠情感为基础、信念就越坚定。所以艺术在道德教育中起着这么巨大的作用。”文学的审美功能当然也是如此。
其次，从语文教育的任务看，更有必要强调文学性，进行文学审美教育。语文教育，既有传授语文基础知识的任务和培养语文能力的任务，也有开发学生的智力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同时，还具有进行文学审美教育的任务。语文，确实是中学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学科。但仔细分析起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语文学科特有的任务，政治课更是首当其冲，历史、地理课也责无旁贷；“开发智力”也决不是语文学科的“专利”，任何一个学科，特别是数学、物理、化学更是“义不容辞”。只有“传授语文基础知识”、“培养语文能力”、“进行文学审美教育”才为语文学科所独有，才真正体现出语文教育的特色。对于前两项任务，人们不会有什么争议，对于“文学审美教育”则大有探讨之必要。
年龄稍大点的语文教师们都记得，1963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有一句大家印象很深的话：“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这无疑是针对1956年文学、汉语分科教学而言的，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我们决不能因为这种提法而否定语文课的“文学”的性质，否定进行文学审美教育的必要性。走向另一个极端，危害可就严重了。“文革”期间不是提出什么“马列主义进课堂”、“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等口号吗？“复课闹革命”时，语文教材就是《毛主席语录》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一书，完全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后来有了语文教材，也是“领袖文章一大半，文学作品靠边站”，语文教育深受其害，成了“十年动乱”的“重灾区”。
再次，从我国语文教育的发展看，语文教育“文学性”的特点，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文学审美教育从未中断过。我国古代并没有“语文”这一学科，但语文教育却古已有之，它与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结合进行，主要通过儒家经典、蒙学读物、诗歌和文选来体现。
所谓“儒家经典”，主要是指《四书》、《五经》等，大都是一些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和诗歌。至于“蒙学读物”，许多已失传。宋代广为流传的《三字经》、《百家姓》，虽为识字之书，但也都是些琅琅上口的韵文。诗歌选本则有宋代的《千家诗》和清代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大都为诗歌文学的精品。
文选，则有南朝萧统编撰的《文选》，选录了452篇名家作品，是古代优秀文学作品之荟萃。而清代吴楚材、吴调侯选编的《古文观止》收录文学作品320篇，更是集中了我国古代文学之精华。
开创私人办学先河的孔子曾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见古人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多么重视。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就具有鲜明的文学特色。
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中，“语文”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秦定学堂章程》，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学校体系——癸卯学制。当时即给语文学科定名为“中国文学”，更是突出了文学性。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国文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涵养文学之兴趣”即强调语文的审美教育功能，旗帜多么鲜明。
解放后，1956年我国教育部制定的《汉语文学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培养“学生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1986年制定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也重申，语文课要“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中学语文教育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文学课本选用了大量文质优美的文学作品，并介绍一些文学发展史和文学理论知识。这种尝试虽有严重缺陷，但是，在突出语文学科文学性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探索，也给我们当今的语文教学以深刻的启迪。
总之，语文学科的文学性不能削弱，必须充分发挥语文课的审美教育功能。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就要对语文教材开刀。语文教材在重视训练的同时，必须强调语文教育，重视文学审美教育功能。教材的选编要突破单纯为语文训练服务的老框子，要增选古今中外各种流派的名家著作，要增加课文篇目，开拓学生眼界。其次要改革语文高考试卷，要增加文学鉴赏类题目和考查学生文学修养的题目。再次要强化中学语文教研活动，改进教研指导，改变当前以应试指导和综合训练指导为主，忽视对文学作品教学指导研究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