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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幸福指数？
幸福是什么？事业、爱情、财富、时间、快乐、友谊、健康、理想……这都是人们所谓的幸福。
职业经理人王奇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我的手里，把公司做成一个世界品牌。”
小学班主任李老师说：“幸福就是我的学生都能成才，我的儿子将来有所作为。”
工人小林说：“幸福就是工资再高一点，加班的时间少一点，能和妻子、女儿散散步、逛逛公园。”
农民樊伟常说：“我的牛越长越壮，奶卖得越来越多，就能给儿子说媳妇了，这就是我一辈子的幸福。”
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和诠释不同。幸福指数就像一个难解的方程式，也许有很多解，也许根本没有解，于是有了对幸福指数的一连串“质问”。
一问：幸福是一个目标还是一种心态？
最近，记者对年龄在20岁到28岁的90多位都市女性进行了一次调查，题目是“幸福是什么”。调查中发现，有50%左右的女性把“自我价值得到体现”列为幸福的首选，有30%的人把“爱情美满，家庭幸福”列为首选，还有一小部分人认为“幸福就是快乐”。
当提到影响幸福的最大因素时，大多数人把“健康”放在首位，普遍认为，失去健康，幸福就无从谈起。还有1/3的人认为“金钱影响幸福，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60%到70%的人相信“忠贞不渝”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有一小部分人不再相信这种纯粹的爱情。
如果说幸福生活是一个天平，那么事业与家庭就是天平的两端。很多女性会把情感的砝码压在家庭一边，而男性却不得不把砝码压在事业一边，因为男人通常是家庭的顶梁柱，要通过事业发展挑起生活的重担，而家庭是他们情感的归宿。
不久前，记者收到一封老同学的来信，他在信中这样说：“我终于离开了我喜欢的海滨城市大连，来到了沈阳，重新开始我的事业，应该说是重新经营我的美好生活。没有在我喜欢的城市里工作确实有一点遗憾，但是想想未来，这点遗憾就被冲淡了。因为在这里，有我一生钟爱的人，和她在一起，我的生活才有意义，才有奔头，我绝不会后悔我的选择，因为我选择了幸福……”
上高中的时候，他是班长，有才华又很帅气，就难免透出几分傲气。他曾经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义愤填膺，带领同学张贴爱国标语、发表演说；看到国庆50周年阅兵时热血沸腾，决心做一名军人报效祖国；当重病缠身时，毫不颓废，保持乐观。他认为，追求理想就是他的幸福。很遗憾，他高考失败。他去了大连学习计算机，他不甘心做一个失败者。面对生活的坎坷和竞争的残酷，他抱怨过，也气馁过，甚至认为幸福是天边一颗可望而不可及的星辰。然而他是幸运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到沈阳遇到了一个鼓励他、帮助他的人，重新振作起来。这个人是他以前的女同学，当年，在他的眼里只是一只丑小鸭。
在信的最后，他说：“我一直在苦苦地追求理想、追求幸福，那时我觉得那个目标离我很远，我跑多快，它就跑多快。现在，我发现，其实幸福唾手可得。”
家庭是幸福的起点，也是幸福的终点，但是，前提是和谐，而和谐要靠理解、宽容和爱心。
在工作中，方玉是一个干练的女性，但是，谈到家庭生活时，她却时而叹息、时而欣喜、时而迷茫：“《红楼梦》里贾宝玉这样骂女人：没嫁之前是无价的宝珠，嫁了男人以后就比男人更可恶，就变成死鱼眼珠了！这难道是女人的错？如果男人们都怜香惜玉，家景良好，女人养尊处优，一天到晚吟诗作画，弹琴下棋，我不信会变成死鱼眼珠。没有一个人愿意吃苦，大家都活得很累。女人要想幸福，男人们又何尝不想？既然男人女人都有向往幸福的权利，那么大家也都有承担实现幸福的责任和义务，既然发不了财，升不了官，那就应该好好过日子。其实，对于我来说，有一份安定的工作与和睦的家，我就满足了。”
最后，方玉摊开手，很轻松地说：“其实，幸福就是一种感觉，感受幸福，首先要有感受它的心情。”
幸福，是一种目标，但它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心态。人的心，像是山谷，空的地方越大，容纳的位置越多。一位哲人说过：“如果你常常笑，你就是幸福的；如果你常常哭，你就是不幸福的。”
二问：如何从工作幸福指数的波谷走向波峰？
记者对身边的人就工作幸福指数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是工作幸福指数曲线呈波峰少、波谷多状态，超过80%的人对目前的工作状态不满意，有的是因为薪酬太低，有的是职业与自己的专业不对口，有的是人际关系不和谐，有的是工作力不从心，有的是工作与学习不能兼顾，原因种种。总之，很多人是在低潮的状态下工作的。
什么时候，我们的工作有了这么多不快乐的理由？我们如何应对工作中的不快乐？对很多人来说，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解决了人生的基本问题。
一位资深人力资源专家认为，要提高工作的幸福感，应做到三点：确定职业目标并坚持不懈、妥当处理人际关系、加强学习。
提高工作幸福指数不可能离开单位的环境。中华英才网总裁张建国表示，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培训机会并使之快乐。可以说，员工快乐是企业的生产力，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成功是一个不断付出的过程，付出得越多，回报就越多，就越有幸福感。
记者曾经两次采访过原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徐玉麟。他给记者的印象是和蔼、谦逊。当记者问及他的幸福观时，他说：“我觉得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作贡献就是幸福，我工作40年了，现在退居二线，主要在政协工作，我觉得我是幸福的。”
安外小关东里14号是一座幽静的院落。也许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在综合楼的三层有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嘉实传媒，热播栏目《目击者》就是在这里制作的。总裁封刚原来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他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民营电视公司，首次实现了制播分离。他谈到幸福观时说：“我认为幸福就是从事喜欢的行业，做喜欢做的事。电视工作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兴趣，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好，我觉得生活充实、快乐，这种幸福感不是由金钱决定的，而是在工作的乐趣中获得的。”
三问：幸福观与财富观是相交还是相离？
2004年农历八月十四，辽宁盘山县胡家镇。沙石路上，远远驶来一辆东风牌小型货车，车上坐着农民孙宝良一家，他们是去赶集。孙家世代都是农民，到了他这辈，除了种地之外，还在农闲的时候做点小本生意。虽然生活有所提高，但也只是维持温饱水平。孙宝良很知足，贤惠的妻子和聪明可爱的儿子就是他的财富。“看着儿子一天一天长大，我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我知足了。”他总是这样说。
知足者常乐，没钱不一定不幸福，有钱也未必没有烦恼。
孙宝良的七姨住在城里，是个女强人，经商十几年，攒下了几百万的家当。在一个小城市里，这可以算是大亨了。可是，她却乐不起来。因为她的两个儿子都不争气，老大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日渐消瘦，不想上学，不想做生意，也不想成家；老二不学无术，游手好闲，惹是生非。每当过年过节，孙宝良去看她时，她总是唉声叹气：“我是比你们多几个钱，可是，我太不省心了。我就是没那个享福的命啊！眼看辛辛苦苦赚下的家业后继无人。”
据记者调查，农村居民幸福感普遍强于城镇居民。农民的收入与幸福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幸福观与财富观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幸福观与财富观是两个圆，那么它们是相交还是相离？
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居民，大多有着“小富即安”的思想观念，且农村地区“鸡犬之声相闻”，人际关系较为亲近和睦，村里人更能从邻里关系中寻找乐趣，品味幸福。
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特别是大城市的居民，虽然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较高，但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很大，他们的幸福感往往被淹没在终日打拼之中，淹没在钢筋水泥的拥挤环境和“老死不相往来”的冷漠人际关系之中。更重要的是，城市是富有者云集之所，一般的工薪阶层，总会在比较中感到自己的生活质量比别人差很多，因而很难感到满足。
其实，城市人的幸福感较低，主要不是因为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低，而是因为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较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只意味着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值较低、满意度较高，并不代表广大农村居民就真的生活得很好。
25岁的李蓉蓉雍容华贵，她的庄重与年龄不太般配。她的丈夫是一个资产十几个亿的老总。记者问她是不是很幸福？她说幸福谈不上，不过是过上了好日子。
记者问她“幸福”和“好日子”有什么区别。她说：“很多人羡慕我，因为我穿的是几万元的裘皮大衣，用的是几千元的口红，出门坐奔驰。可是谁知道，丈夫深夜不归，我一个人对镜叹息时的苦闷；有谁知道，我发现丈夫的衣服上有长头发时的气愤却不敢声张的痛苦。依然是舞会，灯红酒绿，醉眼迷离，我觉得压抑，再也找不到学生时代的轻松和快乐，突然不知道幸福是什么了。”此时，她的脸上笼罩着一层阴霾。
看来，财富与幸福并非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们的关系是间接的、模糊的。幸福与财富可以相抵，也可以相融。
一位企业家曾经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把财富当作一种满足会很精彩，但是如果这种满足变成了无止境的贪婪，财富不仅失去意义，幸福也会灰飞烟灭。现在的富豪都以行善为荣耀，这是为他们的财富寻找出路，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归宿。”
如何理解“农村居民福感强于城镇居民”？
——访社会心理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沙莲香
《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公布的“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结果显示：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这是零点调查公司于2004年10月对全国7个大中城市、7个小城镇及8个行政村进行调查得出的结果。该结果公布以来，许多民众都觉得不可理解并提出了质疑。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社会心理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的沙莲香教授。
农村居民：幸福来自走出贫困的成就感
记者：《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的调查结果公布以后，许多民众都觉得不可理解并提出质疑，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沙莲香：首先，我觉得样本的代表性存在一定的问题，调查的行政村太少，很难代表中国的农民。要调查农民的话，应该包含贫困地区的农民，中等发展水平地区的农民和发达地区的农民，这些都要在样本的总体中占有一定的量。其次，民众提出一些质疑，可能有些情况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需要说明农民究竟是在哪些问题上觉得幸福，不能过于笼统。
但是，除去一些极端的情况，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农民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我把他们称为平均水平的农民。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农民，他们的幸福感要高于城镇居民，是可以理解的。幸福本身是主体的一种感受，但它又是建立在客观物质条件、客观的人际关系、客观的生活环境基础之上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在不同的生活条件下，不同的生活水平上，可以看到调查对象对问卷中所提的问题都有一个综合的感受。而且，对农民来说，这些问题及其感受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心理感受与主体状态有关系，和个人的追求、个人对生活的期望值及其实现程度、个人的生活经历都有关系。
我们的农民很朴实，对他们来讲，决定幸福感的主要是生活经历。农民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生活经历，基本上是一种奋斗的经历、摆脱贫困的经历。从总体上来看，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除了我们的政策因素，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自己的劳动，靠自己的精神走出贫困的经历。在这样一种经历过程中，他们感觉到了幸福。中国几千年来对农民都是要收税的，农民都是有负担的，直到最近国家才决定逐步取消农业税。我们的农民，一方面在努力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同时改善自己的生活。再加上负担减轻的大背景，这样的一种总体的生活经历使得农民感觉到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农村相对城市来讲是滞后发展的，变化也比较缓慢，它给农民带来反思的条件就要少一些；而且农民的知识水平和社会交往圈都比较有限，能够提供给他们借鉴的东西比较少。所以在逐步创造财富、摆脱贫困的过程中，他们比较容易体会到一种满足、一种幸福。我觉得我们的农民真好。
记者：按理说，农民的生活整体水平是提高了，但还是有许多农民，他们背井离乡来城里打工，那么他们的幸福感又从何而来？
沙莲香：当然，我觉得对农民工要作一些具体的分析。农民工有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就是他们从农村来到城镇打工，从事我们城里人认为很苦、一般不愿意去干的工作。这种在外打工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们可能会承受许多困苦，如工资拿不到，吃得很差，住得也很不舒心，和城镇人一比较，差距就出来了。但是和呆在农村相比，他们还是愿意出来。因为通过在外打工，把钱攒下来，家庭致富了，盖房子了，孩子上学了，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往前走了，是上了一个台阶；而且他们还开阔了眼界，接触了许多新的事物。
打工的生活经历造成了农民工的很多感受，而且农民工对生活的感受和城镇人对生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城镇人看来不值得幸福的事情，但农民工可能看法就不一样，他们有自己对生活经历的独特体会。这种体会就是通过靠自己的努力，在一个贫困的、艰难的条件下慢慢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所以他们在逐步摆脱贫困的过程中，往往能体会到很大的成就感。很多时候，我们要是能站在农民的角度来理解农民的话，可能就能更多地明白一些。
城镇居民：回归传统，寻找幸福
记者：调查结果还显示，城镇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在近3年来都较为平稳，没有出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呈现大幅度提升的情况。您如何看待这个社会现象？
沙莲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会现象，恐怕到现在都不能说哪一个社会、哪一个国家，全民的幸福感要在最高线上才是最好的。我宁愿把它看成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成熟的过程、反思的过程、冷静的过程。成熟的国民很重要。如果说幸福指数一直是在疯狂地往上长，人们什么时候都是感觉很好，当出现问题时，本不该感觉幸福的，人们也感觉幸福，这就是病态。我们一直在享受改革开放26年来的成就，这个成就是人们自己劳动创造的，享受也是正常的。但在享受的过程中，人们必须想一想生存环境怎么样了？发生什么问题了？想和不想，我觉得还是想一想好。
记者：当前，我国社会开始全面转型，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相当明显，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非常大，致使有些国人无所适从，社会焦虑感、失落感、社会压力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加重，势必也影响到了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您认为他们应当如何正确对待优秀传统文化并提升幸福感受呢？
沙莲香：中华民族是很有包容性的民族。中国人有包容性，有涵养。但在讲包容、讲涵养的时候应当注重传统，不能因吸纳外来文化而丢失了我们自己原本很好的东西。现在我们社会有许多反传统的现象，这个比较复杂，和我们多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抛弃太多有关系，也是因为在包容的时候没太在意。例如，讲究礼仪是我们一贯的优良传统，但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许多东西进来了，传统的礼仪文化许多都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人们也容易产生一些困惑。
但慢慢地我们也在回归了，现在就是一个回归的时期。我们需要回归勤俭的生活方式。“勤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但是现在，国人奢侈品的消费很成问题。我觉得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就不花，拿出来进行投资。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理财方式，可以根据市场的要求来考虑自己的钱怎么用，应当学会计算与考证，到底怎么去生活，而且这不仅仅是个理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培养一种科学的生活方式的问题。我们还要回归中国人的深沉。中华民族是很深沉的一个民族，是讲道理的民族，但是现在出现了许多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人们稍微停一下脚步，速度不要那么快了，反思一下，这样可能会更文明一些。在生活方式上，中国人也应该好好琢磨琢磨，我们不能一概盲目跟着西方走，不能丢掉我们自己的好东西。这里都需要一个回归的问题。如果我们完全丢弃传统，就不会觉得幸福。
城镇人与农民相比，可能会有更多精神层面的追求，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交往圈子也使得他们可能在问题的判断上更多些思考，多些鉴别，这是件好事，但可能也会多些困惑和烦恼。如面对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现在许多城镇居民变得缺乏对生活的预期、对人生的寄托和奋斗的理想，而这些对一个人的幸福感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幸福感：对生活条件的主观感受
记者：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或者界定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您认为幸福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沙莲香：幸福感可以下定义，但每个人对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有的人来说，奋斗就是幸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勤劳与智慧来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幸福感就出来了；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可能最看重的就是有个好的家庭，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就觉得很满足了，就有幸福感了。所以说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我觉得幸福感是人们对所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等等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具体而言，这个生活条件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人际关系的，以及预期的目标达到的程度，也就是成就的问题。幸福感不是空的，它很实在，是对一些具体东西的感受。
我重点想谈谈精神生活条件，在这方面影响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一个人感到幸福不幸福，家庭包括婚姻在内是非常关键的。中国人“家”的观念很强，有一个满意的家庭，就很容易感到幸福。但是现在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家庭关系中的很多问题都出在这方面。所以父母的生活方式一定要严谨，这个严谨不等于不自由，而是说对自己的行为应该负责任，结婚离婚都不能太随便，对孩子的教育也要以身作则。另一个就是人际关系，人要有自己的朋友圈。中国人认为“朋友”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而且中国人的朋友观念和外国人的不一样，中国人可能会有一些可称为“知己”的朋友，而真正能够解脱自己的正是这种朋友。为什么说能解脱自己呢，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谈心和倾诉，这个很重要。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而大多数外国人就缺乏这么深的朋友间的交流。所以我们在考察幸福感的时候，如果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受到的冲击也是很多的。除了朋友圈，还有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工作中能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愉快不愉快，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一个人的幸福感。
心理体验与幸福指数
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认为：幸福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反映，它既同人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人们的需求和价值取向；幸福感是由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
近年来，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出现了以生活质量为基础对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者将幸福感理解为“好的生活”。幸福感被视为反映人们对生活质量主观体验的一项重要指标。
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
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类曾梦寐以求的“丰裕社会”似乎正成为现实。然而，与此同时，人们的心理体验问题却凸显出来。为此，经济学家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强调无形的精神生活水平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向传统经济学仅仅以收入水平等客观要素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指标的做法发起了挑战。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生活质量的研究开始同社会指标运动结合在一起，一些心理学研究者提出了采用幸福感作为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标，由此而发展了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其研究者一般将幸福感界定为人们依据自己的标准，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
幸福感研究的另一重要取向，是与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被称之为心理健康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它的研究假定是：一个人是否幸福首先在于其是否拥有心理健康，而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能否获得情感上的平衡。因此，如果一个人在特定的时期内，所体验的正向情绪（例如快乐）比负向情绪（例如痛苦）越多，他就会越感到幸福。不难看出，非理性的情绪体验对于心理健康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起了相当的作用。在这里，幸福遵从的是快乐的原则，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特定条件下所体验到的快乐感。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他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观，开启了西方哲学史上完善论幸福观的先河。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在反思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从西方哲学中完善论幸福观的传统出发，对幸福的含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开启了心理发展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在心理发展意义的幸福感研究者看来，幸福不仅仅意味着因物质条件的满足而获得快乐，而且还包含了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幸福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价值感，它从深层次上体现的是人们对人生的目的与价值的追问。
在对以往幸福感实证研究和幸福体验形而上学探讨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幸福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反映，它既同人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人们的需求和价值取向。幸福感正是由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体验论幸福感的内涵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从形式方面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正向心理感受。作为一种体验，幸福感既包含了认知的成分，也包含了情感的成分。从内容上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或非常满意的）存在状态。这种体验到的存在状态，反映的是人们是否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而存在，以及这个正常存在着的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所达到的合乎价值的程度与水平。
幸福体验如何测量
早在24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经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计算出，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快乐729倍。然而，在漫长的人类思想史上，对幸福的度量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与幸福有关的问题一直被视为形而上学的专利。近代科学给了那些致力于幸福度量的人们以新的希望。18世纪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鼻祖边沁，成为试图将幸福度量纳入近代科学轨道的第一人。但由于受近代科学机械论倾向的局限，边沁在幸福度量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多远，在其身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幸福能否被度量一直持怀疑的态度。
如果今天人们对“幸福能否被测量”这一问题仍然存有不同程度质疑的话，那么对“幸福感能否被测量”这一问题，在心理学相关研究领域中则几乎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幸福感可以被测量，是幸福感实证研究的逻辑前提。事实上，不同取向的幸福感研究者们都是从幸福感测量研究开始的。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者们，选取的幸福感测量维度主要包括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领域满意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他们主要采用的是单项目自陈幸福感量表。就总体满意感而言，研究者们往往要求人们在“总体而言，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这样一个等级量表上做出选择。而具体领域满意感则要求人们就生活中若干重要领域的满意程度做出选择。80年代以后，这种思路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不少研究者开始尝试构建多项目总体满意感量表。
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同取向的研究者们共同推动了幸福感测量研究的发展，完成了一批被证实具有良好测量学特性、且广为运用的幸福感量表。但总体看来，目前的幸福感测量研究状况却并不令人满意。问题集中表现在：研究者们从各自固守的研究传统出发对幸福感进行界定和测量，使得这一研究领域长期处于一种分化的状态，“幸福感”这个术语被随心所欲地解释，大量的研究成果不具有可比性，一些重要的结论基本无法得到验证；由于没有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测量理论作支撑，许多幸福感量表编制研究给人们一种“无根感”；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一些针对不同国家居民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结论尤其令人费解，人们有理由知道得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但是研究者们却往往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由此可见，幸福感测量的指标有待于整合，幸福感测量的研究方法有待于创新，幸福感测量中的文化差异无法回避。
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编制一套适合当今中国居民的幸福感量表则显得尤为迫切。从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体验论幸福感测量研究的思路：体验论幸福感测量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幸福体验的内容，即能够引起幸福感的体验对象；体验论幸福感测量坚持实证主义与现象学相结合的方法论，强调充分发挥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双主体”作用；体验论幸福感测量研究所关注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现象，并力求使所开发的测量工具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具有普遍适用性。
哪些因素影响人们的幸福体验
长期以来，人们总希望能够找到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幸福体验呢？研究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财富、人格、年龄、婚姻等因素与幸福感的关系上。
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将“有中等财富”视为幸福应具备的5个要素之首。那么，物质财富的多寡与人们的幸福体验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心理学对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展开的。从国内层面来看，对发达国家居民的研究大多证实，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但相关系数并不高。对法国、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一项跟踪研究表明，尽管在最近50年来这些国家的居民收入有了迅猛的增长，但是幸福感水平却相当稳定。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发现，在较为贫困的国家，个人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较强。从国际间层面来看，不少研究发现，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国民的平均幸福感水平之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由于这些跨文化研究比较的是大群体的平均幸福水平，因而尚不能直接反映出幸福感在个体水平的差异。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中看出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与幸福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
古希腊一位哲人曾经讲过，“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那么幸福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人格决定的呢？就人格与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孰轻孰重，研究者们的看法存在较大的分歧。先后出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研究视角和理论解释。早期研究者注重考察一些影响幸福感的外部客观变量，如外部事件、生活情景等对幸福的影响。然而许多研究发现，外部的客观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是较小的。外向性与积极情感相关显著，而神经质则与消极情感显著相关。
早期的幸福感研究者曾经假定，年龄可以作为预测幸福感的一种重要指标。在他们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幸福感会呈下降的趋势。然而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却并没有多少材料支持这一假设。相当多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生活满意感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有升高的趋势。一些研究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往往根据年龄的变化适当调整自己的目标。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期待与他们的实际感受更为吻合。也有一些研究显示，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平稳。一项针对英国和美国居民的大规模抽样调查研究表明，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U型的最低点在40岁左右。
婚姻生活往往被人们视为幸福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已被西方许多研究者反复证实。在他们看来，因为有配偶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婚姻因素会有助于提高幸福感水平。有人甚至将已婚者和未婚者之间幸福体验的差异比作“幸福裂谷”。然而，许多研究表明婚姻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婚姻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上，之所以会出现不一致的结果，是因为这一关系还可能受到社会变迁、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例如，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幸福体验与婚姻状况之间的相关系数在逐渐下降。有研究者深入分析了这些资料后认为，在美国出现的这种变化应当归因于离婚率的上升和未婚同居现象的增多。这两种现象使得已婚者与未婚者之间的“幸福裂谷”得以缩小。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之外，心理学研究者们还对社会支持、生活事件、性别、宗教信仰、教育、职业等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探索。研究者们希望通过这类研究找到开启幸福之门的“金钥匙”。然而迄今为止，这一目标似乎还十分遥远。心理学研究所揭示的这些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相关关系。在很多时候，既可以讲这些因素影响着幸福感，也可以讲幸福感影响了这些因素。而且，即便是这种相关关系也并不像预想的那样简单，往往还受到其它一些因素所产生的交互作用的影响。在探索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指数
老年群体生活幸福的实现，不仅要求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作出制度性安排，还要求老年人自身和整个社会打破将高龄者视为无能、是社会负担和无社会贡献可言的旧观念，确立“积极老龄化”的新思维。
对于迅猛到来的老龄化社会所产生的巨大需求，我们的思想意识、心理状态以及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严重滞后，使得老年群体对未来社会能否满足他们对幸福的期待充满疑虑和不安。所以，在讨论幸福指数时，不能回避如何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这样一个话题。
幸福感因素在老年群体渐趋消退
幸福本身是一种内心的感觉，它与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直接相关。但幸福也不是一个无法界定和判断的概念。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在分析了几百项研究成果后，曾归纳概括出一组与幸福感有关的因素：健全和健康的身体；实际的目标和期望；自尊；控制感情；乐观；豁达；益友；合群；挑战性的工作和活动性的消遣；集体意识。这些因素固然受到了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但仍然具有普遍性意义，我们不妨用这些与幸福感有关的因素在老年人身上的变化，来说明老年群体面临的困惑。
首先，从“健全和健康的身体”因素讲，大多数老人都或多或少患有某些老年性疾病，尤其到了高龄期身体功能会有明显的下降，生活自理能力会越来越弱，生活在不断丧失健康的过程中。其次，比起青年人对人生“目标”的追求和对美好未来的“期望”时的那种心理状态，老年人似乎已经不会有太多的“梦”。益友、合群和集体意识这三个因素与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能力相关，就多数老人的现状来看，退休意味着从以往最依赖的集体中脱离出来，许多人没能再找到能接纳自己的集体。并且，随着年事的增高，身体活动能力会逐渐弱化，社会交往的圈子可能会越缩越小，以至老友的去世等都会使老人陷入越来越孤独的境地。至于挑战性的工作和活动性的消遣所带来的一张一弛的刺激，这种幸福感似乎更多是属于年轻人的专利。最后只剩下乐观、豁达和控制感情这三个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因素。有人说老年期是丧失期，面对逐渐失去的健康、地位、能力和好友，更能代表老年群体普遍心理特征的似乎应是一种“无奈”的情绪。对已逝去的东西的无奈，对想做的事情不能做的无奈，对身处环境不满而又无力改变的无奈。
由此可见，与幸福有关的因素在老年人身上几乎都表现为负面效应，而且这些变化基本上是与生理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幸福毕竟在本质上表现为期望和需求的不断满足过程，老龄化虽然带来了种种困惑，但只是生理变化造成了期望和需求在内容上的新变化，因此，与幸福相关的因素在老年人身上的减少并非不可调整和改变，老龄化社会所提出的挑战也并非无法应对，根本一点在于我们需要正视现实。
我国老龄群体面临的现实困惑
在我国，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老龄群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面临着诸多困惑。从经济方面来看，老年人随时面对疾病的威胁和生理变化所导致的工作能力下降，因此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通过就业来增加经济收入已经成了无法实现的事情。从精神方面来看，老龄群体也同样有着来自各方面的苦恼和心理上的不平衡。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及居住条件的改善，中国传统的大家庭生活正在迅速解体，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已经成为发展趋势，世世代代依靠家庭和子女的传统养老模式正在经受冲击。据统计，中国平均家庭户人数规模，1982年为4.36人，1990年下降到3.94人，2000年进一步下降到3.45人。随着独生子女父母辈老龄期的到来，中国的老人家庭将进入以“空巢”形式为主的时代。这样，老年人由于健康水平下降而导致的社会接触范围的缩小将更为严重，他们的处境可能越来越被动，甚至会陷入与世隔绝的精神痛苦之中。
“积极老龄化”的新思维与幸福晚年的创造
社会老年学有一种“社会损害理论”，它描述了一种互为因果循环的过程。在这种循环中，被定义为消极、无能、衰弱的老年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些加在他们身上的定义，并按照这一定义行事，就会不由自主地进入消极和依赖的地位。他们感到自己没有能力，于是越来越消极。这种恶性循环无疑大大损害了老年人的自尊和自信。所以，除了政府的制度性安排应该趋向于充分发挥老年人自立、自尊、自强的主观能动性外，老年人自身也应该以一种积极的心态面对社会变化和老年生活。
首先，老年人和整个社会需要打破将高龄者视为无能、是社会负担和无社会贡献可言的群体的旧观念，而确立“积极老龄化”的新思维。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卫生组织在2002年发表的“积极老龄化”政策中，积极倡导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市民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活动。并强调：“必须认识到老年人不仅有能力带头改善自身的情况，而且有能力带头改善整个社会，从而对社会作出贡献。前瞻性思考要求我们发挥老龄人口的潜力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应该说，这一“积极老龄化”政策有着足够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同样符合我国老年群体的愿望：通过参与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活动，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自信和自尊，在活得潇洒的同时也增加经济收入，提高自我保障的能力。参加活动还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对于健康的低龄老人（80岁以下）来说只要有积极的参与意识就不难融入社会，而对于高龄老人（80岁以上）来说虽然可能会遇到身体障碍和自理能力差的问题，但也还是有可能参加一些适当的社会活动。老人可从关心他人的活动中获得生活的满意感，感受生命的意义，从而远离消沉和孤独的心境。
其次，改变“养儿防老”的旧观念。“养儿防老”是对老后生活的一种设计，是一种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然而，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使家庭养老方式赖以存在的基础受到了日趋严重的冲击，由此使“空巢”老人家庭的出现变得日趋普遍，“养儿防老”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来它所包含的内容，从而使许多老年人陷入苦恼。面对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破坏，老年人应该相应地转变思想，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它，树立独立生活的意识，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
再次，树立积极的健康意识。一方面，从来老之前做起，为自己储蓄健康和精力，把锻炼身体当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另一方面，树立疾病并不是无法战胜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这是保持精神生活愉快的心理条件。
幸福表现为期望和需求的不断得到满足过程的一种感觉，以上三种主观意识的确立，能够成为克服老龄化社会种种困惑的精神武器，是一种进步的价值观，是体验和享受老年幸福所需要具备的主观条件，也是我国与国际社会接轨、接受积极老龄化这一新潮流的思想出发点。
经济增长与幸福指数
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经济成分无疑是最本质、最核心的因素之一。虽然幸福指数和国民收入间并不一定会表现出线性的关联，物质生活的改善也不一定带来精神生活的改善，甚至还可能出现精神生活恶化的特例，但从整体上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越高，人们所普遍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也就越高。在生产力和人均收入还未充分发达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增长来改善收入（国民收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仍然是改善人们幸福程度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如何反映人们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满意程度，是新的研究课题，幸福指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并得以应用的。虽然各种研究表明，幸福指数和国民收入间并不一定会表现出线性的关联。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的水平，我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人们的幸福程度，这本身就说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一种关系。物质水平越高，对于精神生活的关注度也就越高。这也是对于幸福指数的讨论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意义。
测评幸福指数：幸福与经济增长无关
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幸福指数的计算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公布的。这一指数是通过对被访问者调查结果进行处理后得出的。问题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把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你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通过对访问者答案的统计处理，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得出各个国家的幸福指数。
在该机构公布的2004年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中，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和墨西哥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为第三名，美国只排到了第十五名，而日本、中国和韩国分别排名为42、48和49，居中等水平，印度尼西亚位于参加调查的国家的最后一位。这个排名和我们直观的感觉是接近的，拉美国家的人们生活乐观，追求幸福，只要政局不是像海地那样激烈动荡，生活又有一定的保障，就会感到很满足；而北欧国家丹麦作为一个福利国家，人民安居乐业，当然对目前的生活满足程度较高；美国虽然在经济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人们在生活中要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排名就有可能偏后；日本、中国和韩国都属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只是工业化程度有所不同，虽然经济增长的情况比较好，但是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也要承受较大的竞争压力，因此排序就有可能更为偏低；而印尼是属于仍在动乱之中的国家，恐怖事件的发生、民族冲突以及经济生活中的问题，都会降低人们在生活中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排序在最后也是自然的。
在中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与媒体合作，在2004年也对中国六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测试的结果是：杭州、成都、北京位居前三位，西安、上海、武汉居4到6位。这一测试的结果和我们的直观感觉非常接近，确实反映了现实情况。尽管从这些城市的人均GDP考察，上海是最高的，但是如果这里的人追求更高，现实生活离目标较远，他们对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就会偏低，由此出现幸福指数较低的现象。而杭州和成都的居民，历来被认为是最会享受生活的人，杭州的人文传统，成都的茶楼文化，都是当地人民知足者常乐这种生活理念的重要体现。这两个城市在人均GDP虽不如上海和北京的情况下排名反而相对靠前，也就不足为奇。
世界价值研究机构曾经根据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中的54个国家和地区的1995年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与他们计算的幸福指数相比较，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统计检验显著相关。它说明，尽管按人均GDP排序的结果和幸福指数的排序不完全一致，但从整体上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表现为人均GDP或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人们所普遍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也就相对越高。人们在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条件下，就想通过追求精神生活的方式来提高幸福感，这种改善肯定是有限度的。时至今日，一些经济相当落后地区的人民，仍然很注重自己劳作后的娱乐，如在中国的一些边远地区，非洲的很多部落，民间的歌舞娱乐都相当活跃，这对改善他们对现实生活满意程度，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常说的“苦中作乐”。但是，在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这种活动对于他们精神生活的改善仍然是有限度的。只有在物质生活的改善到达了一定程度（如恩格尔系数降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人们在增强自己的满足感方面，对物质条件的依赖可能会减弱。换句话说，收入的增加所造成的幸福感的边际产出，在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后，很可能是递减的。在那种情况下，通过非收入因素的更多投入，可能是增加个人甚至是整个人群的幸福产出更重要的手段。而在生产力和人均收入还未充分发达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国民收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仍然是改善人们幸福程度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提升幸福指数：必须兼顾GDP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对于幸福指数以及其它与发展相关的论题的讨论，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原有的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应该看到，中国以经济增长指标作为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甚至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指标，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经过改革开放以后长达1/4世纪的较长期高速增长后，中国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思路。
但是，仅仅以GDP指标来反映可持续发展，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合理的解决方案，还是要通过一个由科学的、相互补充的指标形成的指标体系，来综合地考虑和反映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福利指数、人文发展指数(HDI)、绿色GDP、幸福指数这些同样也反映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智慧的成果，也成为我们在考虑可持续发展时的重要依据。
研究幸福指数：为经济决策提供全新思路
幸福指数是一种很好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中，人们很早就开始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如作为当代微观经济学起点的边际效用学说，就是和一个人对某种满足的主观判断相联系的。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的社会选择理论，则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指出：由于组成社会的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偏好和评价标准，而这些偏好和标准往往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社会选择理论应该研究的就是如何在坚持个人理性的前提下和尊重个人价值偏好的基础上，解决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与冲突，建立起一种社会偏好和社会选择标准，为人们的社会决策和行为选择提供依据。这种理论的成熟，标志着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由经济增长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宏观经济学已经越来越多地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延伸。
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对于经济活动的某种解决方案，往往应该建立在对相应的经济活动的精确分析上。因此，许多解决方案都是提出各种各样的指标，然后再对这些指标进行加权平均或其它数学处理，由此得到一个人群对于某种偏好或者是一些偏好的集合的感受程度。对幸福指数的研究也是如此。在各种类型的幸福指数中，世界价值研究机构所进行的调查和计算是最简单的，但也是最具权威和最有说服力的。因为对于幸福或者快乐的定义，不需要进行专门的解释，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问题作出判断。在获得了人们的答案和综合汇总得出结果后，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再根据受调查人群的数量特征，分析影响人们幸福感受的原因。这和一般的统计分析方法的方向是相反的，但却是一种很有成效的分析方法。
所以，目前在中国开展对于幸福指数的研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首先，通过对它的计算以及对它的各种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了解什么是人民群众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是通过经济增长改善收入？还是改善收入不公和社会保障、惩治腐败、改善教育和医疗？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幸福观、正确地看待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通过幸福指数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找出主要矛盾并按照轻重缓急来解决它们。第二，它为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认识非经济因素对可持续发展所可能形成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因此，在中国的各种决策中，对经济因素的重视超过了其他因素。而事实上，人类对发展的追求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人类生活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会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一个综合的指标，研究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对社会经济发展和追求进步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三，它为我们使用国际通用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长期以来，为中国的各种决策提供最基本依据的统计分析工作，大多是通过某种社会经济现象数量标志的搜集和汇总得来的，而对于各种意向性的数据的搜集和整理，我们进行得很少，至少在政府统计工作体系中进行得较少。而幸福指数所使用的这种分析方法，为我们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哲学视野中的幸福理念
幸福观几乎是所有学科都不得不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哲学视野里，幸福理念和人性理论及人生价值观密不可分。怎样理解人的需要和幸福？答案还根植于怎样看待人的尊严和价值，怎样认识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等等。
幸福是什么？无疑这是人类所关心的一切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也即我们应当做什么？为什么做？选择怎样的行为？我们希望得到什么？这一切从根本上都受我们所拥有的幸福观的影响。
哲学如何思考幸福
幸福是人类一种既古老又永远恒新的追寻目标。关于幸福的理解，在人生理论上很复杂也很多元。据载，单是罗马尼禄时代就有200多种关于幸福的互相矛盾的定义。一切时代的思想家们都作过探究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其实人生幸福的探究未必只是思想家们的事，也是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所必须明白的问题。
不论幸福的定义有多少种，对于幸福是人的需求得到满足时的快乐感受和体验这一点，是基本得到人类思想家共识的。人的需求不一样，人生价值设定不同，幸福和快乐的感受和追求也就完全不同。一个百万富翁有可能烦恼痛苦很多而幸福感觉很少，而一个非常渴的人仅仅喝到他要喝的水可能就会体验到莫大的幸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们认为许多时候幸福在于人的主观感受。当然真正的哲学观点也不主张把幸福完全定义在人的主体感觉方面，幸福不是一种可以远离自然物质条件而纯粹由主观生成的东西。幸福快乐的感受是建立在所需求的对象获得满足的基础之上。离开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奢谈幸福也是不可能的。幸福必须是人的主观感受和客观条件结合的产物。只不过在这个主客体关系中主体是更为积极主动的一面。
哲学家还关注人类所应追求的是物质幸福还是精神幸福。真正的幸福应该使人的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都得到满足，比如生存需要的满足，社会交际生活中人际尊重需要的满足，还有人生价值的实现需要的满足，等等。虽然不同的思想家在诠释自己的幸福观时会有不同的侧重，但多数哲学家都主张，幸福是物质快乐和精神快乐的统一。此外，幸福的境界及其量的层次、短暂快乐和持久幸福，幸福与人类至善、幸福的实现途径等等问题，也都是哲学思考中被关注的问题。
几种幸福观
就哲学视野而言，幸福理念和人性理论及人生价值观密不可分。怎样理解人的需要和人的幸福，这一切根植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之中。
一种是建立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趋乐避苦的人生幸福观。自然人性论者所追求的“幸福”，是他们意识中的现实感官幸福。古希腊自然人性论者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自然物欲情欲是人的本性。“一生没有饮宴，犹如一条长路没有旅店一样。”启蒙时期的自然主义人性论，针对中世纪封建禁欲主义，大力宣扬世俗感性幸福，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应当肯定人在任何时候追求幸福逃避痛苦的合理性。自然人性论肯定人在自然属性方面的需要，把感性快乐和幸福统一起来，有助于清除禁欲主义的束缚。在理论深层上，肯定人们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是道德和幸福的基础。然而“趋乐避苦”感性幸福原则在强调肉体快乐的时候，混同了人的本性与动物的本性。
一种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人性论基础上的理智幸福观。理性主义者从人和动物的区别之处，认定是否具有理性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因此，在理性指导下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以理性克制感性欲望，就成为理性主义人生观和幸福观的基本格调。与自然主义相反，在理性主义者眼中，人的感性欲望认的肉体感官需求是低级的，而人的精神、理性才是高尚的。人在控制自己欲望方面，不是主人就是奴隶。一个人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就必须首先克制自己的情欲享受，去追求精神的快乐。人生的意义和幸福恰恰就在于从肉体的情欲束缚中解脱出来。理性对欲望是一种调控引导，或一种合理的启动。正确的幸福观的作用就旨在使理性对欲望进行合理规范和引导。应当看到，理性主义人性论的幸福观中，含有一种人性自我觉醒中的升华，含有对人类理想生活的有益引导，对于今天也仍不失其益。正因为如此，以理性调控情欲，过一种节制有度的尊严的生活，历来被人类思想家普遍崇尚，成为人类一种主流幸福观流传下来并渗透在社会观念和文化传统之中。
还有一种是建立在社会人性论基础上的德性幸福观。社会人性论主张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人生的价值及其幸福在于人们通过人生活动而满足社会和他人需要的积极作用。个人的人生价值和幸福究其实质是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不能离开这种关系孤立、抽象地谈论人生价值和幸福。孤立的个人是没有什么价值和幸福可言的，个人的人生价值及其幸福只有在与社会的关系中才能存在和体现出来。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分工越来越细，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个人的活动、个人的价值实现和幸福实现也就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的进步和共同体的发展。只有把个人的利益幸福和他人、公众的利益幸福结合起来的生活，才是既符合人的本性，又符合道德的幸福的生活。
人是自己幸福的设计者
有什么样的人性观、人生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幸福观。人性必须基于生物的、精神道德的、理性意识的、社会的等完整规定性之上。我们应该在综合人性观基础上确立我们的幸福观。
人的幸福首先不能仅仅确立在感官快乐上。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动物性，但真正的人不应该让自己的幸福追求永远停留在动物水平上。我们应当追寻一种基于自然物欲又超越自然物欲的持久的心灵快乐和精神幸福。也就是说，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应该统一起来。在求生存的生活状态中片面强调人的精神幸福也是不现实的，但当我们有了基本生存保证时，就应该使我们的幸福追求更上一个层次。正是在精神幸福的意义上，我们说幸福的实质不在于物欲享受，不完全取决于客观外在生活条件。一定意义上它是一种可以由主体自我把握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对物欲要求太多，可能反而会带给我们心灵的纷扰和痛苦。
同时，个人的幸福追求必须和他人幸福、社会幸福和谐一致。自己获得了利益幸福而又不能损伤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幸福。比如人为了获得爱的幸福、就应当爱他人、爱社会，因为他人和社会是他存在和快乐幸福所必需的。也就是说，人们的幸福是彼此相联系的。在这个意义上，幸福和人们的德性有关。无论如何，建立在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损害之上得到的快乐不可能是真正的幸福。损人利己历来为人类所不齿，这种和道德的恶联在一起的一己快乐不仅是卑鄙的，而且也不可能使一个真正的人得到真正的幸福。
总之，幸福和我们的人性观、人生价值观相联系，和我们建立在此之上的心态和思维习惯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自己就是自己幸福的设计者，幸福就在我们自己的掌握之中。
生态安全：幸福的生命线
——奢侈消费畸变启示录
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承受着最多的人口和最强的经济发展压力。当我们按照奢侈生活方式去消耗地球资源的时候，支撑我们生存的物种和生态链条就变得更加脆弱。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一样，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而这条生命线的尾端就在每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之中。
快节奏、高效率，脚步匆匆、忙忙碌碌，打拼、玩命，已经成了现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人们忙着追求什么呢？一些人在为满足基本需求奔波，但也有一些人在为获得奢侈品而奔忙：豪宅、靓车、高级香水、名牌装饰……人类正在进入一个由必需品向奢侈品过渡的消费时代。当贫穷仍然是世界的痼疾的时候，人类正急急忙忙地迎接着“奢侈文化”的到来。不要先忙着为这样一个时代欢呼，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因此而幸福了？谁都知道，幸福并不仅仅意味着财富，幸福指数还包括好几个方面：生态安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那么，就让我们真实地想一想，奢侈品的增加，是否使我们生存的其他基本要素——环境、心灵、身体改善了？我们是不是变得更快乐了？
奢侈文化与生态灾难
奢侈品的后面是什么？当然是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现在几乎谁都不能否认以汽车文化为特征的美国文化正在渗入和统治我们的生活：美国式的私车与豪宅梦，美国式的空调病，美国式的商业广告，美国式的娱乐和奢华消费。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美国是一个人口只有中国1/6、人均资源6倍于中国的国家，是一个靠各种手段来获取世界有限资源的国家，是一个温室气体排放排名世界第一而又不愿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国家。如果说，美国式工业文明的一个误区就是假定地球资源是无限的，那么，我们的“哈美”情节就是忘记了我们自己的支撑能力。
美国生态学家布朗先生说：“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每个家庭都拥有一部汽车，或者有一些家庭拥有两部汽车，就像今天的美国那样，那么中国每一天将需要8000万桶石油，而目前世界每日石油的产量才为7400万桶。”有了车就要修路，根据布朗的测算，假定中国每个家庭都拥有汽车，那么为了提供所需要的道路和停车场，要占用大约1600万公顷的土地，相当于中国稻田面积的一半！修路不仅使大量的原生生态遭到破坏，而且造成了一个失地农民的群体。当看到耕地的消失和失地农民的种种窘境，谁能说自己的私车梦能与这些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毫无关系呢？
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养育着全部的生命体系，而地球资源是有限的，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却又常常被人遗忘的常识。当生态的种种警报唤醒这个常识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问：以有限的生态资源，满足13亿人的奢侈文化是可能的吗？以巨大的生态成本去交换美国式的“奢侈文化”值得吗？没有了自然的根基，别说“奢侈”，就连基本的生存，还会有持续下去的可能吗？更要命的是，这样的奢侈文化，幸福吗？
奢侈文化与身心退化
奢侈品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追求奢侈品的人，大多是劳累的人，也就是说，奢侈品的获得者，他们用以交换的，正是自己最重要的财富——健康。以财富排名的成功人士中有多少“亚健康”者不得而知，但我在报上看过一个消息，说是中关村精英们的平均寿命竟然只有53岁！不知别人对这样的现实作何感想，我为此感到震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可以让人因“发展”而忽略生命！
现代社会给了人们太多的诱惑，也给了人们太强的压力。诱惑与压力，让人们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人的心智驱使自己的身体，就像是驱使奴隶，直到奴隶不得不反抗，把心智连同身体送进病房，甚至，提前送进坟墓。
“迁徙的鸟”有一段朴素的解说词，描绘了鸟儿迁徙，只是为了一个目标——生存。许多人的忙碌，恰恰忘记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目标。人是个聪明的物种，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就是对生命本身的忽视和对身外之物的迷恋。由此我认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说法有失公正，因为鸟儿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人类所追求的财富，在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满足奢侈。
画家袁熙坤曾对我讲述他年轻时在云南山中与一只老虎的遭遇：他与老虎对视了一阵，心想，自己必葬身虎腹无疑。可是老虎看他一阵之后，转身走了。到底是画家，惊恐之余还在观察，他发现这是一只“饱虎”。“老虎没有违反自然法则，吃饱了就不再伤人。如果老虎有冰箱，我一定变成一块冰冻肉了。”袁先生说。他由此想到地球上只有一个物种，是满足了需要却还要为满足贪婪而伤害自然，这个物种就是人。
人们在追求财富的时候，一方面毁坏了自然，一方面伤害了身体。有钱买不来的不只是生命，窗户关不住的，不仅是污染。就是在富裕人群里，有几个不为饭桌上的食品安全发愁？呼吸的空气不再清新，喝的水不再甘甜，吃的菜没菜味、肉没肉味，连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装修过的新家也因为各种建材的污染隐患而住得不放心。一位在外企医院工作的大夫对我说：我们辛苦地工作，就是为了过上好生活，可是现在，连吃的东西都不放心，这算是好生活吗？
更不用说那些因各种污染致病的人群。每一个去过淮河污染区域的人，或者到过东乌旗那片被污染的草场的人，见过各种各样的因污染导致痛苦不堪的癌症患者的人，都不得不重新思考生态公平的原则。污染者的财富，让被污染者的健康作为代价；个别人的奢华，让弱势人群来分担环境的成本。这样的状态中，幸福何在？
我们得到的是不安全的财富，我们失去的是什么？我们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我们的心灵正在荒芜，我们的身体正变得越来越脆弱……我们中的不少人，不仅失去了从积累精神财富中体会快乐的能力，而且正在丧失从增加的物质财富中找到幸福的能力！儿时的一个小小的礼物，曾让我们欣喜不已，而现在万贯家财，也不能让我们满意开心。我们在逐渐失去发现幸福、感知快乐的能力！
两年前，一位发起“俭朴生活运动”的美国朋友来到地球村参加可持续消费论坛，她留下的这段话表明了简朴生活的心灵依据：“金钱是我们决定用生命能量去交换的东西。生命能量就是分给我们在世上的时间，是我们宝贵的生命光阴。它是有限的，而且一去不复返。我们决定如何利用，表达了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
我们需要心灵的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想一想，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我们究竟有多少时间没有和亲友聊天了、有多少时间没有去关怀自然了、有多少时间没有关心自己的健康了；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时间，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太多地抵押给金钱；如果财富是以牺牲自然、心灵和健康生命为代价，财富又有什么意义？
绿色生活与适度消费
人之为人，在基本需求满足之后，究竟什么能使我们幸福？作家冯骥才说过：“文化似乎不直接关系国计民生，但却直接关系民族的性格、精神、意识、思想、言语和气质。抽出文化这根神经，一个民族将成为植物人。”对一个民族来说，只有将它的文化资本、自然资本和国民健康与它的GDP看得同样神圣的时候，这个民族才是有生命力的。就像在一个人的生活价值中，只有将他的心灵、生命看得与物质财富同样重要时，这个人才不至于沦为一个只会挣钱的植物人。
绿色生活是一种绿色时尚，其核心是适度消费，尽量缩小自己的生态脚印，减少环境代价，这种时尚可以用5R生活方式来概括：
节约资源、适度消费(Reduce)：节约每一滴水、使用无磷洗衣粉、减少水污染；以公交车族和自行车族为荣、推动政府的公交发展战略，以最少的车运送最多的人，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少用空调，夏日空调不低于26度，使用节能灯，可以节省75%的能源消耗。
绿色选购、品质消费(Reevaluate)：把手中的钞票变成绿色的选票，选购环保产品，支持环保产业的发展。
废物减量、复用消费(Reuse)：尽量少用一次性制品，节约地球资源，同时减少垃圾的生产量。尤其是节假日，对于中秋月饼、节日礼品的过度包装说不。
垃圾分类、循环消费(Recycle)：垃圾分类投放，把消费的终点变成下一次消费的起点。
保护自然、人文消费(Rescue)：不吃野生动物、不用野生动物制品，植绿护绿，保护原生生态。
在21世纪，一个人的环境意识意味着这个人的文明与教养，就像环境质量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尊严与力量。
一方面，决策者、生产者、消费者都必须意识到绿色消费是消费者的权益和义务。健康的空气、清洁的水、可持续的能源，也是消费者权益中间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消费者权益去掉了这一块，这是一个很大的残缺。同时，选择绿色能源又是消费者的义务，除非你不在这个星球上生存，除非你不使用有自然资源构成的消费品。我在多次参加国际消费者可持续消费专家会议的时候，有些人特别强调尊重消费者的自由。而我认为人类的悲剧，所有的环境灾难，就是因为人类过分强调了消费者自由，而忽略了消费者同时肩负着的义务。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靠消费地球资源而生存的，你有选择有利于环境的生活方式的义务。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将成为把我们后代淹没在水里的罪魁！“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地球母亲把我们哺育。我们吸吮着母亲的乳汁，却常常把母亲遗忘。”这公平吗？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后母亲的乳汁没有了，你不就死了吗。你不行使这份消费者的义务，你的后代到时候就无法生存，没准你这辈子都没法消费了，你的消费权益也没法保证了。绿色能源消费既是一种义务，又是一种权益，两方面相结合的时候，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这就必须让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变成大众的共识和行动。
另一方面，对市场机制的缺陷进行反省。全人类的市场经济体系有三个致命的缺陷有待解决，这是经济学家也在探讨的问题。第一，没有生态资源的核算。比方说，一棵树从云南省德宏县拉出来只值20元人民币，可是几个国家的生态学家算过，它涵养水源的价值，给鸟类提供栖息场所的价值，它净化空气的价值，它调节气候的价值，以及其它很多综合性的价值加在一起一共19.6万美元。可是我们人类的经济体系从来没有把生态价值算在里头。至于那些几十亿年生成的、有限的、不可再生能源，例如石油和煤，其生态价值是多少，其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代价是多少？人们并没有好好算过，这些能源的价格，只是反映人们在开采提炼和运输中的成本而已。第二，没有生态税制度。现在像挪威这样的国家正在逐渐发展生态税制度。高污染的产品，应付生态税。节能灯应该比普通灯泡要便宜，风力电能应比火力电力收费低。因后者污染了环境，你就应该付环境税。你消耗的是煤，我给你计算出你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你要为这个付出代价。第三，缺少对科学技术的环境评价体系。现在人类的市场经济是特别不完善的。因为它完全是从人本身的角度，而不去做环境评价。当然现在一些大工程有了环境评价，但是对科学技术的环境评价始终没有做上去。我在美国的时候问过一位很有名的科学家：为什么古往今来科学家总是坐在圣殿上，而那些破坏地球环境的技术不也是科学家发明出来的吗？所有与人类灾难有关的东西，不都是从科学技术那里出来的吗？为什么科技永远被认为是光芒万丈的？科技如果没有环境评价，它一定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也许给我们带来暂时的幸福，但是也许它给我们带来的是永久的厄运。所以说科技如果没有环境评价，其结果是要打个问号的。绿色市场的发育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如绿色标志的认证与识别、监督评价机制的建立健全等需要解决，这样绿色消费才能从经济体系内部生根。
我们这一个世纪不同于上一个世纪。上一个世纪是只有几亿人在以消耗全球资源为前提，来满足他们的高消费、高污染、高消耗的生活方式。所有发达国家占世界不到20%的人口，他们消耗全球的资源，光美国一个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就占全球排放量的1/4。日本人自己不砍一棵树，靠全球进口的木材来支撑。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是靠高消耗、高污染，消耗全球资源来支撑的。在这个世纪全世界60亿人民都在发展。那么如果全世界人民都要像他们那样去生产和生活的话，有人说我们还需要20个地球。可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那另外19颗星球。因此只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绿色生活与和谐社会
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唤着“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与“赛先生”（Science科学），依我看，还应同时呼唤“和先生”（Harmony和谐）。这个和谐支撑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目前只有犹太民族、中华民族是几千年一脉相承没有断的民族。而“天人合一”、“敬天道，守人德”，这种种以和谐为特征的道德传统，正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这种支撑了古老文明几千年的生活价值，我们没有理由抛弃。人类道德一方面与宗教精神相接，同时又是与现实生活相连。这是历史上成本最低的一种生存模式。我们在拥抱现代化的时候不要丢掉和谐的传统，就有可能把这种传统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时尚。珍惜资源、简约其行；修心养性、高尚其志；关爱生命、强健其身；天人合一、和谐其境，这些支撑了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我们不应当轻易放弃。少一份人为的畸变，多一份自然的清新，那是祖先的生存智慧，也是未来可持续的生存之道。
甘地说过：自然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的贪婪。人类历史多少年来，无论东方西方，欲望是一种受管束受节制的东西，只有在工业文明之中，才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和鼓励。技术迷信、资本崇拜、历史虚无、广告霸权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现代病、摇头丸。当然，这个世界上也有不吃这类摇头丸的人，比如我的许多绿色同行和文化高人，他们也在追求幸福，只是对于幸福的理解不同。
早就听说不丹的国王将自己国家的指标设定为幸福指标，原以为只是与他的宗教精神相关。看来有这种幸福指标的民族，还不止不丹一个国家。
那么中国呢？我相信，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是不会让自己的子孙变成只认识GDP的植物人的，是不能容许资本变成自己的灵魂的。
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就彰显着绿色的希望。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节约型社会、一个循环型社会、一个人文型社会和一个生态型社会。而这个和谐社会的建立，除了以绿色GDP为特征的政绩改革，还需要每个消费者的生活价值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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