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清醒认识 人道的坚定张扬——萨特《脏手》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特论文,我见论文,人道论文,清醒论文,坚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萨特的《脏手》一经发表、上演，便引起了人们对它的关注，或褒或贬评论不一。许多人认为，此剧是政治剧。资产阶级评论界认为，此剧是反共的，因此把它作为冷战的武器；而共产党人也认为此剧与亲共或反共毫无关系，但其重心和价值并在此，因此，本文联系萨特的文学主张和哲学观点，结合作品的实际进行分析探讨，认为此剧是“精境剧”，突出表现了萨特对现实的清醒认真和对人道的坚定张扬。
[关键词] 萨特《脏手》 人道主义 情境剧 存在主义
萨特的《脏手》一剧于1948年上演，立时引起了欧洲、苏美等地人们的巨大关注。在褒贬不一的诸多评论中，一种总的倾向是，它是一部政治剧，而且是反共的。这种理解大大出乎萨特本人的预料。资产阶级把它当作冷战的武器，来诬蔑共产党，以致迫使萨特在1952年作出决定，凡是没有得到所在中国共产党的同意，一律不许上演此剧[（1）]。共产党人和倾向于共产党的人也很快对此剧作出了反应，认为“为了三十个银币和一盘美国扁豆，萨特把最后一点荣誉和正直都出卖掉了。”法共《人道报》写道：“难于索解的哲学家，令人恶心的小说家，引起公愤的剧作家，第三势力的政客——这就是萨特先生经历中的几个阶段。”[（2）]其言辞之激烈足以显示出对《脏手》一剧的强烈不满。苏联当局也把此剧视为反苏宣传。萨特则坚持认为，此剧不是反共的，至少可以说是“同路人”的作品，并在1964年对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作了解释。那么“同路人”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萨特说：“同路人也者，我认为就是站在党外来思索何为真理，希望对党有所补益的人。”[（3）]那么，他在这个被他视为同路人的作品中所要思索的真理是什么呢？这也正是我们要思索的问题。
处于当时冷战状态的局面之下，由于剧作写的是发生在共产党内部的一桩政治谋杀案，矛盾冲突的焦点又集中在共产党内部对待是否要与其他党派搞联合这个敏感的问题上，共产党内部由此导致了严重的分歧：“是应该冒着被视为一个由外国军队强加的政府的危险而独自夺权呢，还是应该冒着背叛原则的危险，暂时与法西斯分子和自由党人结盟以瓜分政权呢？”[（4）]因而，亲共或反共的论争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但由于当时对作品的政治倾向性过于关注，导致了对作品思想价值理解上的简单化。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剧作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反共的作用，资产阶级对剧作上演的欢迎，以及他们把此剧作为反共宣传的企图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萨特本人坚持反对把此剧看作是反共的，他的极力劝阻和解释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顾此失彼的批评与解释都是失之偏颇的。而今，历史已拉开了距离，也许，我们便能更客观更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既不能完全无视作品的客观效果而否认剧作的政治倾向性，也不能完全不顾作者的解释，而无视作者的创作主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一部作品的价值是多元并存的综合体系，既有社会的、认识的价值，也有审美的、艺术的价值，还有功利的、教育的价值等，而这些价值的实现则必须依靠读者（或观众）的参与。由于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界”是不同的，而同一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界”也是有差别的，所以，对作品的价值的把握就必然是多层次、多侧面、有分歧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功利式的社会政治批评对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并把握作品的价值是简单化了一点。
我们认为，此剧与萨特的哲学思想是相关的，因此，把此剧作为“情境剧”看待，也许更符合作品的实际，也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作者及其作品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萨特本人曾对“情境剧”做了这样的解释：这种戏剧“表现人类普遍的情境以及在这种情境下的自我选择的自由。”戏剧家必须“把所有这些分散的人（即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观众——笔者）铸成单一的整体，在他们思想深处唤醒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关心的问题。”[（5）]他的戏剧创作确有这种特性。面对着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创伤，面对着由此给欧洲乃至世界而造成的千疮百孔、陌生、敌对、荒诞的现实情境，萨特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他力图通过其创作达到警世的效用，以期唤醒人心。就这个剧作来说，它通过对现代人所身处的荒诞、残酷、不自由现实处境的描绘，展示了现实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并从立足于现实的观点出发，通过人们的行动即人们的努力和抗争，逐步地确立人的自尊，实现人类的自由，使这个世界变得更为人道。我们认为这就是萨特在这个作品中所思索的真理，而这种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人道坚定张扬的思想，也许正是该作品在社会认识价值方面最可宝贵的地方，也是在思想上对我们最有启发意义的地方。
一
作为作家的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社会，对当时社会现实生活更为关注，并极力探索人类的命运问题，写出了他的有名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他此时的文学主张和创作与他这时期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他主张文学要“介入生活”要“保卫自由”。他同时把文学看成是一种“召唤”，即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让读者去审查作家的世界，对他们所描绘的世界表示欣赏或愤怒，共同创造作品，并把作家“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6）]借此对我们面临的问题作出思考和选择。
我们知道，虽然作为人，我们是一种同一个类的存在，但自从历史上有了阶级之后，人们因为利益、政见的不同所导致的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渐加剧，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紧张、不和谐，以致于发展到相互残杀的地步。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这种冲突导致的悲惨结果的典型体现。萨特以二战为背景创作的《脏手》也正揭示了这种惨状。这种揭示的目的就在于让观众（或读者）把它转化为客观存在，从而正视它、改变它。
萨特说此剧不是“政治剧”、“确切地说是印证政治的”[（7）]。意思是说此剧不是要攻击或赞扬某个党派，为某一种政治服务，它是对普遍存在的现实政治生活的复杂、多变、残酷现状的揭示。剧作对依利黎小国的三个党派及其相互关系的描写、对发生在共产党内部的谋杀事件的描写、对贺德雷与雨果妻子捷西卡拥抱被雨果枪杀的偶然事件的描写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在该剧中，以摄政王为首的政府为了保存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惜采取与德国法西斯步调一致的反动政策，并镇压国内的五角大楼党和共产党；而由一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组成的五角大楼党，则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和权力，反对德国法西斯和摄政王政府，但与共产党也有矛盾，而共产党则为了实现民主和自由，对他们都加以反对。三个党派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为争权夺利，相互斗争。但这三个利益、权力相互冲突的集团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新的处境里，他们又作出了新的选择，以致于被迫要联合起来。剧作所展示的背景已到了德国法西斯开始处于劣势的时期，俄国人马上要到这个小国了。于是摄政王政府为讨好苏联并保存自己，不得不采取联合的对策，因为，假如再与本国的共产党作对，自然会遭到俄国人的反对；贺德雷做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则是想利用这个机会组成联合政府，一来可以不让俄国人插手，免得留下后患，二来可使共产党先取得一部分权力，然后逐步取代其他党派，实现自身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因内乱而导致的战争灾祸；五角大楼党虽然不大情愿联合，但已无计可施，只好妥协。这种不同党派之间的权力、利益的矛盾冲突，只是政治生活复杂、多变的背景式的展现，而发生在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冲突则是一种更为具体的体现。面对着变化了的新形势，采用何种策略和对策，他们的态度、观点和看法极为分歧，因而导致了他们行动选择上的差异。作者便通过贺德雷、雨果、路易三人思想及言行差异的对比，阐明自己对待暴力与人道、目的与手段等问题的看法，并以贺德雷的言行作为答案。
路易是从他的带权欲的教条主义出发的，他认为作为党的书记贺德雷让共产党与其他党派搞联合，这是对党的背叛，他便采取恐怖手段，派人去谋杀他。他说：“如果没有贺德雷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掌握其他人。”[（8）]而雨果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个任务。但是，雨果决定谋杀贺德雷的动机却不同于路易，他是从带理想主义的教条主义出发，认为贺德雷不该为了得到权力，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弄脏自己的手，认为他搞联合是玷污了党的纯洁，他无权这么做。贺德雷则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分析了当时的新形势，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还不足以用武力取得政权，假若以武力行事，必将与其他党派发生冲突而导致内乱；假若是靠外力（如俄国人）的帮助而建立政权，这种冲突同样不可避免，同样会使许多人丧生，而搞联合则可以避免这些灾祸，他因此才冒险选择了这条路。
显然，贺德雷的选择是建立在更为实际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他对当时政治斗争的新形势的洞察与把握之上的。他清醒地认识到，搞政治不是游戏，要善于抓住机会利用机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只要是有效的手段，就值得采取”。更为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了搞政治的目的，“我是搞活着的人的政治，是为活人的。”据此我们认为，贺德雷所说的“有效的手段”不是某些人认为的他不择手段，他选择的恰恰是避免流血的更为人道的手段。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搞联合的谈判中止，俄国人过来，摄政王将会象疯狗一样顽抗，而致使成千上万的人丧生，他反问雨果：“你能够一笔勾销十万人的生命吗？”他显然是反对无谓的牺牲、反对盲目暴力的。他还说过：“如果我们不爱人类，我们不可能为他们而斗争”。正是因为他爱人类，而且“爱的是处于现状的人”，所以他才选择了更为实际的斗争方式。表面看来，他是向对手妥协，是向现实妥协，弄脏了自己的手，但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有效的。他尖锐地问雨果：“你以为人们可以不干坏事就掌权吗？”他毫不隐讳地说自己“有一双肮脏的手”。我们也不能紧紧抓住这一点而认为他是不道德的。第一我们得考虑他说这话的具体情境。他是针对雨果及其抱着纯洁念头而什么也不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言的。在充满血污的、残酷而又复杂的实际政治生活中，作为党的书记的贺德雷，他不可能什么也不干，而且要想成功的话，他还不得不深入这种生活，因而也绝不可能纯洁无瑕。所以，他所说的“肮脏的手”是指参与现实的手，是实实在在工作着的手。再者，如果我们同意萨特所说的“道德建立在不断被超越的价值标准上，因为价值标准是根据先前的社会实践制定的”[（9）]，那么，通过对贺德雷的言行分析则可以说，如果用旧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他也许是不道德的，如他的撒谎，但他创立了道德的新的价值标准——即为着活人而斗争。
雨果这个人物正如萨特所言：他“是一个年轻的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他不懂具体行动的必要性。”[（10）]这和贺德雷是不同的。他所坚持的是关于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的教条理论。在他看来，似乎只有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而且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执政这一条路是可走的，是对的。他固执己见，因而，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他陷入了目的与手段、暴力与人道等问题的思考之中，得出了带理想色彩的糊涂认识。产生这种糊涂认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异化世界中被异化了的人。他所遵从的不是来自他本人内心人性的呼声，而是纪律和原则；他爱的不是人类，不是生命，而是他的理想主义的教条观念。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不懂得什么是生活”，他“是生活在布景之中”。他脱离、背叛了他原来那个富裕但却虚伪的家庭，却并没有和妻子处好关系，也没有在政治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他想埋葬自己的过去，却得不到他人的信任，别人总是因他的家庭出身而责备他，使他困惑痛苦，受到了极大伤害，因而他悲叹自己是个“多余的人”，既没有人爱他，也没有人相信他，所以他才痛苦地说：“人？为什么我要爱他们？他们爱我吗？”他的痛苦的诘问表达了他对爱（如同情、理解、信任、关心、帮助等）的渴望，也表达了他对缺乏爱的荒诞世界的不满，但在这样背景下成长的他，却成了一个异已的人，他既缺乏贺德雷那种对生活的清醒认识，也不知道如何去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改变生活，让世界变得更为人道。他自认为自己是纯洁的，却不知这在实际政治斗争中是毫无用处的，正如贺德雷对他的反驳：“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不过是为了什么也不干，便找纯洁做个借口罢了。”他坚信自己坚持原则，把贺德雷的联合谈判看作是对党的正义性和纯洁性的背叛，把他对党内其他人的说服劝导看作是搞欺骗，却认识不到这些原则是可以改变的，有的是虚假的。贺德雷则懂得，只要是有效的手段就值得采取，必要时谎言也是可以使用一下的。萨特在后来谈到这个剧作时也说：“谎言……不应该先验地受到赞同，……我们应当为摆脱谎言而斗争，……但是我不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能彻底否定说谎的必要性。”[（11）]正是雨果这种糊涂而教条的认识，使他把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都识为异己，曾下决心要除掉这些人。残酷而异己的世界使他成了一个异化的人，而他的言行又是对这个残酷的世界的控诉。总之，和贺德雷相比，他是教条的、盲目的，贺德雷则是灵活的、清醒的。
和他们二人相比，路易的言行则是残酷和恐怖的，他关心的并不是人，也不是他的理想，而是权力和极左思想的教条。对采取何种手段取得权力的问题，他是直线式的思维，就是要用暴力。由于他的教条主义的极左思想的支配，使他无视已经变化了的政治斗争的新形势，因而便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式和策略，同时，这又使他思想上不容异己，甚至不惜采取恐怖手段除掉异己。他先安插雨果去谋杀贺德雷，后因嫌雨果行动迟缓，又决定迟早把他作为叛徒而处决，在雨果入狱形势再次变化之后，他为了灭口还派人给雨果送带毒药的糖果。显然，他的言行是错误的，也是作者要否定的。但从作品的实际来看，作者并没有让贺德雷的事业轻易取得成功，尽管他的政治预见是正确的，也没有让雨果的转变轻易取得成功，尽管他已打算放弃自己的谋杀行动，而且由于贺德雷对他的信任和理解，使他的理想观念都已发生了变化。贺德雷与捷西卡拥抱被雨果枪杀这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使情况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贺德雷死于雨果枪下，雨果为此住了三年监狱，贺德雷的事业与雨果的转变都功亏一匮。这个看似偶然而实则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事件的发生，正体现着作者的存在主义思想和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深刻认识。世界是荒诞的，人生也偶然，死也偶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象一架机器那样，人们可以按照操作规章来控制它，它不完全是由一连串的必然因果链构成，恰恰相反，它却是由无数偶然组成的，甚至充满了背谬。就这个作品来说，贺德雷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未竞的事业却是由要杀死他的人来继续；而路易等人也想不到，他们要采取的方针、策略竟是他们要谋杀的贺德雷给奠定的。
至此，《脏手》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已昭然若揭，现实政治生活是纷纭复杂、变幻莫测、充满背谬的，是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的，对此，那种不顾客观实际条件的削足适履式的教条主义是要不得的，而必须采取灵活而有效的实际手段。正如萨特所说：“使我感兴趣的是，在某个时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存在的辩证的需要”[（12）]，剧作中贺德雷的言行就反映了这个观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和政治斗争过程中的手段没有绝对意义的善或恶，只要这种手段是某一社会时期所必须的，是为了多数人的，并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它就是善的。由此，萨特认识到：“没有人无辜执政，换言之，搞政治的人（不管搞什么政治），没有不弄脏手的，没有不被迫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妥协的。[（13）]
二
众所周知，萨特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称之为“人道主义”，其创作和他本人的言行也证明了他的确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脏手》也体现了他对人道主义的坚定张扬。
但我们所不能忽视的是，萨特的人道主义不是空洞的理论和不着边际的幻想。他认为人就是人，他的本质并无先天的规定，一个人成为懦夫或英雄，在于他后天的主动选择，而一个人一旦作了选择，就必须要承担责任，不但要对行为的后果负责，也要对自己成为怎样的人负责，这样，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所以，他把存在主义哲学又称为“行动的学说”[（14）]，把“自由”定义为“一种小小的行动”，即为了个人和整个人类的自由，我们必须采取实际行动，而且必须从我们正身处其中的现实开始。上文所分析的剧作对不自由情境的展示，正如作者所说，是“把这种情境作为旨在获得某些自由的问题提交给观众”[（15）]，以引起人们的关心和思考，以致于行动。作者对路易的选择的否定，对贺德雷的选择的肯定，这些都说明了萨特对人道主义的张扬，及对人类自由的关心。除此之外，我认为雨果和贺德雷这两个人物非常重要，他们与萨特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值得认真分析、探讨。
在萨特笔下，一方面，雨果是一个带理想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显得幼稚、固执；另一方面，他又坚定地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和原则，维护自身作为人的尊严。显然，作者对前者是否定的，而对后者则是肯定的。雨果敢于承担自己选择的行动的后果，并为了自己的尊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就使他的生命获得了价值，不仅得到了人们的同情，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人们的敬意。他谋杀贺德雷是为了党组织的纯洁；他放弃这个任务，则是因为他认识到贺德雷的主张和策略是有道理的，贺德雷对他是信任的，是把他当作一个有尊严的人来看待的；他枪杀德雷则只是一场偶然事件。狱中狱后的经历，使他对现实的认识有了提高，也使他在维护人的尊严这场斗争中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在狱中，虽然他幸免于难，但却目睹了同狱中人因误食送给他的有毒糖果而中毒身亡的残酷事实；刚刚出狱，他又受到了路易等人对他的威胁：要想活命，就得掩盖事实真相，说杀死贺德雷是情杀而非政治原因，否则就要被处死。这实质上就是要他以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为代价，来换取生命的苟延残喘。他这才如梦初醒，认识到了这些人是如此地冷酷无情。对他们来说，他雨果仅仅是一件任人摆布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有人格、有尊严、有血肉、有情感的人，他们既可以借他去达到某种目的，也可以在他无用之时随时当作废品处理掉。面对路易等人的丑恶的欺诈行径，面对他们对他的人格尊严的侮辱，面对这冷酷荒诞的世界，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不愿选择苟且偷生，而选择了死亡，以自己的死向这个冷酷的世界、向那些冷酷的人发出了抗议。虽然他的死并不能改变这个冷酷的世界，但它留给人们的沉思已足可证明他自身的价值，完成了作者赋予他所承担的维护人作为人的尊严的使命。萨特认为“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16）]。也就是说，他在铸造自己的形象时，也意味着为所有的人作出示范。雨果的选择，也正体现着作者这种良苦的用心。
如果说雨果为了他的理想主义原则和人的尊严所进行的毫不妥协的抗争是令人感动的话，那么，贺德雷为了“处于现状的人”所作的选择则更加可贵。他不惜冒被人误解为党的叛徒而遭暗杀的风险去进行谈判搞联合；他为了挽救雨果，使他转变，不惜冒被雨果枪杀的危险而顾全他的自尊，甚至，在被雨果击中之后，他仍为雨果着想，他告诉警卫“别伤害他，他是由于吃醋才开枪的”，企图以虚构的罪过承担被害的责任。他不是以纯洁为借口而对政治斗争袖手旁观，而是不怕弄脏手而积极行动。因为现实并不因为人的理想的构划和死的抗议而有所改变，改变现实需要的恰恰是把理想付诸实践的行动，而且有时，必须也有必要便理想与现实妥协。采取灵活的对策。但这种妥协并不意味着屈从于现实，放弃理想，而是让理想与现实之间联系更为紧密、更为实际，从而更有把握地逐步地来实现理想。因此，如果说，萨特塑造雨果这个形象表达了人应当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种思想的话，那么，塑造贺德雷的形象则是他为人应当怎样作人所树立的典范。贺德雷不仅是一个有远见、讲实效、不空谈的政治家，他还是一个通情达理、胸襟开阔、心地善良、尊重他人并愿意帮助他人的普通人，他有着高尚的品德和美好的灵魂，他勇于实践，讲究策略，敢于承担风险，承担责任。连萨特本人也说：“如果我是一个革命者，贺德雷是我仿效的榜样，因此，我是贺德雷，哪怕从象征意义上讲也是如此”[（17）]。萨特对贺德雷的称赞、贺德雷作人的风范，都更加鲜明地表明了萨特对人道主义的坚定张扬。
总之，在我们看来，剧作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进步的政治必须是建立在人这个出发点上，而且是“活着的现实里的人”，政治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真正自由，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和人性的丰富、完善，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平和安全。但是，我们也必须懂得，政治生活并不是在真空里试验的，它必须讲究实效，它的方针、政策、路线都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在特定的情境、特定的时代要采取灵活的应变，甚至有必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和措施。革命不排除使用武力，也不排除和平谈判，它和人道主义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世界似乎就是由这样的悖论构成的，得失缺少一方便也没有自己，但总是难以平衡，有时为了得的多，我们就有理由让一些东西失去。为了让更多的人获得自由，有些人却不得不付出牺牲自己自由的代价，为了使人最终都不再弄脏手，有些人却不得不为此先“弄脏自己的手”。如果能对此冷静地加以认识，承认理想有时不得不与现实妥协，而且这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对萨特在《脏手》中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对人道的坚定张扬的思想的理解就会更深刻一些。
注释:
（1）（3）（5）（7）（8）（9）（10）（11）（12）（13）（15）（17）引文及资料均见《萨特戏剧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不一一另注。
（2）（6）见《萨特研究》第415页，第9页，柳鸣九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重印。
（4）见《法国现代文学史》第37页，J·贝尔沙尼等著、孙恒、肖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
（14）（16）见《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第31、9页，萨特著，周熙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