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新秩序浅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秩序论文,政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两极体制瓦解从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算起已有6年整。6年来国际局势的发展有哪些符合当初的预测和期望， 有哪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冷战结束之初立即成为国际政治议论热点的世界政治新秩序问题如今怎样了？本文拟就人们关心的几个问题略抒已见。
一
对国际形势怎样估计？冷战结束时，特别是当苏联解体后，世界上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家们普遍产生一种乐观情绪，认为苏联威胁不复存在，世界大战的阴云已经消散，世界和平正在到来。然而，随后迅即出现的前苏联一些地区，前南斯拉夫地区战争的爆发并持续数年，民族冲突、部族战争惨烈，吞噬了许多无辜百姓的生命；恐怖主义分子的破坏、暗杀事件愈演愈烈，日本地铁的巴林毒气事件、穆巴拉克、谢瓦尔德纳泽险遭暗杀和拉宾遇害事件，美国纽约市中心的爆炸案和巴黎连续发生爆作事件，巴基斯坦和印度频繁发生的恐怖暗杀活动和印巴之间紧张关系升级，等等，又有不少人陷入悲观情绪，认为世界不仅没有迎来和平而是迎来大混乱、大动荡、处于一个“无秩序状态”。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全面的。冷战结束、两极体制瓦解当然是国际局势发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是走向新秩序的起点。但也仅仅是“转折”、是“起点”而已。作为世界秩序这样一个由世界众多国家间相互关系构成的宏观整体，它的形成是极其复杂的、变化多端的，是一个很长的动态过程，其中许多影响国际关系变动的因素是难以预测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几年来国际局势发展的总超势是符合它自身的发展逻辑的，是受着“冷战结束”这一基本态势支配的。
从总趋势看，国际形势仍然在走向和缓。华沙军事条约解散、苏联解体后，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不复存在。美俄核裁军有所进展，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条约已经草签，待两国国会批准，双方均已宣布自己的核武器不再对准对方的国土。全世界禁止一切核试验的谈判已经开始，1996年将签署这项协定。南非这一世界上最后一个种族隔离制度终于废除，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产生了以曼德拉为总统的新南非。安哥拉持续多年的内战已经结束，柬埔寨的和平已经实现，民族团结政府虽然艰辛但仍在运转。东北亚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特别令人欣慰的是，战后历经6 次阿以战争的中东地区的和平有了重大进展：巴以谈判已获显著成果，巴勒斯坦自治已在加沙、杰里科实现，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建立有望；以色列与约旦已缔结和约；叙以谈判进展顺利，签订和平条约的可能性已经出现。历时数年之久的二战后欧洲最剧烈的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争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历经极其艰难复杂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终于在1995年停战了。中东和谈的进展和波黑战争的停止这两大最为棘手的问题都是在1995年实现的，无怪有人把1995年称为和平之年。
当然，世界并不安宁。稳定的和普遍的、持久的和平远未到来。几年来，地区冲突、民族战争、部族纠纷、领土争端延续不断，此起彼伏。旧的热点解除了，新的热点又不时发生。1996年初，希腊、土耳其之间为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发生短暂交火，经国际社会调解目前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俄罗斯与车臣的武装冲突因人质事件又一度升级；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濒临战争边缘。大国之间围绕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矛盾时有发生，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美中之间、欧洲各大国之间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但是，地区性的冲突和民族间的战争与冷战时期的冲突根本不同点在于，它因没有两个超级大国作为敌对双方的卷入而不致引发世界大战。虽然这些冲突和战争也由于背后有大国的利益而复杂化，但毕竟同敌对的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争夺有所不同。波黑战争就是一个例子。俄、美、英、法、德等国的不同立场导致战争的一再拖延，但最终仍在达成妥协和一致的情况下实现了停火。再从大国的矛盾冲突看，也与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下的美苏敌对关系相去甚远，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谈判而缓解。
综上所述，世界局势总的是趋向缓和，走向和平。“大和平、小战争”，这样的估计我以为是较为恰当的。
二
对旧秩序已被打破、新秩序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世界局势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概括，目前有多种多样的说法。有的概称为“冷战后时代”；有的称“冷和平时代”，意即世界大战的威胁虽已过去，但和平仍处于冷战氛围的笼罩之下；有的称目前已形成“一超多强”的现实状态，将一直持续到多极格局形成之时；还有的称目前是“无秩序状态”。对这些看法，笔者认为，“冷战后时代”只标明旧秩序已打破，并且只有一个“时态”的标志，而不能说明眼前世界局势有什么特点。“冷和平”一词是叶利钦针对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安全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影响到西方国家同俄罗斯的关系而提出的。它虽然反映了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部分事实，但用以概括整个国际局势都处于“冷战气氛笼罩下的和平“也未必妥当。无秩序状态把世界看成混乱一片是不符合事实的。所以，唯“一超多强”这一概括能较准确地把握当今的现实。自从苏联解体，两霸变成一霸，美国成了事实上的唯一超级大国，而美国官方也极力要以唯一超级大国的实际地位来发挥其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作用”。冷战刚结束，美国国防部关于战略问题的秘密文件便已提出一个基本方针，即不允许世界上重新出现一个能在全球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从布什到克林顿都是按这一基本方针行事的。他们坚持美国的全球战略，批判“孤立主义”，坚持美国在世界的领导作用。然而，与美国领导人主观愿望相悖的事实是：一方面，美国在冷战中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和在全球的争夺中其实力也相对地削弱了。尽管近几年由于高科技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美国重新夺回居首位的竞争力，这部分也是冷战后“和平红利”的实现，是削减军费开支的结果。即便如此，美国的经济现实，其高额双赤字债务仍然难以单独承担起维持全球战略所需的费用，不得不求助于其他大国的参与，如同海湾战争期间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日本、德国等担负大部分费用那样。所以，冷战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著名战略思想家多次撰文或在演说中指出，美国无力按自己的意图去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美国不可能充当世界宪兵，而只能以美国利益为准绳，实行“有选择地参与”。另一方面，美国没有力量去阻止、去遏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强大。许多经济学家指出，亚洲地区已经变成了世界经济新的重心。世界银行预测，到2020年世界经济规模最大的10个国家中，将有7个国家是亚洲国家和地区，如中国、 日本、韩国、印尼、泰国、台湾等。美国一战略研究所1996年1月25 日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不太遥远的将来美国将不再能通过单方面的行动和军事存在来确保亚太地区的安全；亚洲地区正变得越来越强大，以致美国根本无法加以遏制或控制；在21世纪不仅亚洲地区将实现亚洲化，而且世界政治也将亚洲化，同全球秩序有关的更多的决定将由亚洲国家来作出。除了亚洲的日益突出的强大趋势，欧洲联盟也在通过扩大和联系的深化来加强其力量，独立自强；俄罗斯虽然衰弱了，但仍致力于维护其大国地位。这些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是美国单方面的力量所无法改变的。同时，随着世界三大地区经济贸易集团的形成，世界政治也呈现强烈的地区化倾向。1996年2月初，亚洲10国外长为3月召开的亚欧会议作准备时共同指出，他们将反对首次召开的欧盟与亚洲的会议上讨论人权问题；亚洲国家团结一致抵制西方的价值观的倾向也日益明显。目前，在美国极力保持其唯一超级大国的方针下，在其余大国和地区谋求自身利益并力图充当世界大国、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情况下，“一超多强”便成为一种现实状态并将持续一段时间，成为世界走向多极格局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旦亚洲如人们所预言的成为世界新的重心，中国跃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之时；当俄罗斯摆脱目前的衰弱状况，在经济上重新强大起来之时；当欧洲联盟的经济、政治一体化更趋成熟，欧盟进一步扩展并日益壮大之时，世界的政治地貌必将发生变化，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将悄然退走，美国的“领导作用”无从实现，多极力量均势的世界新秩序便会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三
为什么从旧国际格局到新国际格局的形成要经历如此漫长的过程：已有不少人著文指出，这次旧格局的打破不是通过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而是通过一些国家的和平演变来实现的。战争可以由战后缔结的条约来确定新秩序；而通过和平的形式打破旧格局只能由国际关系重新调整来完成。而这种进程则是渐进的、逐步明朗化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过于笼统。笔者拟联系近几年国际局势发展的情况作些具体的探究。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国际格局经历重大的转折时之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左右世界局势的大国势必要在对外政策上进行大的调整。而这一重大的政策调整，不仅要受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现状和变动的影响，而且要受国内政治环境，即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人民群众情绪、意向的影响，而国际的和国内的因素又相互作用，从而使调整中的政策不时发生变动而难以迅速明朗化、稳定化。以俄罗斯为例。苏联解体之初，俄国对外政策明显地一边倒，倒向西方。然而，一方面，俄罗斯并未从西方国家得到多少实惠，而且，西方对俄罗斯的怀疑和防范始终没有解除。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企图是永远削弱俄罗斯。北约这一冷战的产物不仅没有随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而相应解体，反而要向东扩大把军事力量直伸到俄罗斯的家门口。这些作法使俄国领导人逐渐认清西方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俄国追随西方的政策使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跌落，俄国举国上下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受到沉重的打击，对亲西方的对外政策产生强烈不满。1993年末议会选举中以极端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自由民主党跃居第一，对叶利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民心不可侮。俄领导人开始改变亲西方政策为全方位外交，“一面向东、一面向西”，在次序排列上以独联体国家优先。1995年12月末议会选举俄共又跃居第一，获得22.3%的选票和35%的议席，叶利钦被迫解除了外长科济列夫、负责私有化的第一副总理丘拜斯和总统办公厅主任潘菲洛夫（都是“激进改革派）的职务。新外长普里马科夫一上台就宣布了强硬的对外政策：俄罗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大国，它的外交政策应与这种地位相适应；俄美关系应更公平些；反对北约东扩；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关系中表现更多的领导作用，等等。目前，俄共居首位并担任议长的议会能不能批准俄美首脑草签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1996年6月举行的总统选举谁来执掌国家大权？ 未来的政局必将影响对外政策。而俄罗斯的变局又直接影响到西方国家的对俄及相应一些国家的对策。难怪有人说，1996年俄、美、以色列都要进行大选，投票箱或许能改变地缘政治地图。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测的变数。再以美国为例。美国为坚持其对世界事务的领导作用，其对外政策不能不受其他大国的政局和政策的影响而波动。突出的如美俄关系、美中关系都在不断变动之中。美国有多如牛毛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在密切关注俄罗斯、中国的发展和政策走向，为白宫制定对外政策提供参考。从美国国内来说，参众两院议员的意见，人民群众的意见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克林顿政府来看，1994年议会中期选举，参众两院都被共和党占了多数，议会对白宫的政策起了很大的牵制作用。而1996年总统选举在即，克林顿要争取连任不得不分析并考虑选民的情绪和意见。1995年导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的李登辉访美事件，国会共和党人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使英国首相梅杰暴跳如雷的克林顿在华盛顿会见爱尔兰共军的政党新芬党领导人亚当斯这件事，则是克林顿为争取国内的爱尔兰居民的选票所为。美俄、美中关系恶化又促使俄中关系更接近，在新的美俄中关系中，重心转向中国一边。这又会反过来影响美国对俄、对华政策。再如崛起的大国日本和德国，也存在着许多导使政策变化的内外因素。从发展中国家看，阿拉伯世界正在崛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势力，从北非、经中近东到南亚的新月带，有可能联成一片，同西方世界处于敌对状态，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他们被认为是在下个世纪威协到世界稳定和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能否和西方国家和解，谁也难作这种预测。所以，就整个世界而言，适应冷战后新形势的政策调整尚未完成，还在变动之中。
第二，“冷战情绪”不可能随着冷战结束立即消逝。这从两方面来看。从客观上讲，历史是不能被割断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历史，但总是在前人留下的历史环境中创造。前一时期的遗产必定要对新时期的发展打下深深的烙印，甚至在某些方面发生很大的影响。尤如二战中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历史至今仍在颇大程度上影响两者的相互关系一样，苏美几十年间互相敌对的关系也使俄美不可能在冷战结束后立即成为亲密伙伴、战略盟友。从主观上讲，人们的意识一般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变化。冷战几十年间形成并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观察世界的思维定势在冷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要影响人们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从冷战双方看都不同程度存在着这种影响。这种思维定势往往易于在新的国家间关系形成过程中由于某些具体的分歧而产生误会、误解使本来较为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甚至导致关系的恶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自认为是冷战中的胜者，把苏联解体看作是西方价值观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他们不仅不会改变冷战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来适应冷战后新形势，而是更加强调要用西方的价值观和理想去影响、甚至统一整个世界。因而，“冷战情绪”在西方国家领导人、战略思想家身上就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对待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不管俄国领导人最初如何信誓旦旦要成为西方的密友，西方国家却从未放松过对俄国的警惕和防范。他们要一劳永逸地削弱俄国；他们积极把自己的势力直接伸向俄罗斯周边国家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基辛格和布热津斯都公开著文或发表演说，把乌克兰的独立称为关系到美国的利益，声称决不让“苏联帝国”以任何形式复活。当俄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对西方政策渐趋强硬，西方就决定北约东扩。北约本来就是冷战结构，北约东扩意味着把北约的军事部署东移到俄罗斯边界，怎能不引起俄举国一致的对抗呢？俄国已宣称，北约如在俄近邻部署核武器，俄将予以炸毁，态度极为强硬。美中关系也是这样。中国的强大是亚洲和整个世界稳定因素。然而美国却把社会主义中国看成潜在的最大威胁，带头散布“中国威胁论”。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围堵派”和“卷入派”的争论：围堵，即通过各种手段阻止中国强大、制约中国在世界上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卷入，即通过积极的交往，从多方面影响中国，引导其“和平演变”。美国政府则采取“防范加接触”的“软遏制政策”，既运用国家权力从军事、经济、人权、外交等方面施加影响，阻止、至少拖延中国的强大；又要通过接触、对话要求中国向“国际标准”靠拢。其战略目标用国防部长佩里的话来说就是要“确保中国在力量增强的时候以一个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行事”，助理国务卿洛德的说法是“确保中国在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大国的过程中能发挥建设性作用。”这虽然尚有别于冷战期间对苏联实行的“遏制”政策，但其思想则是一脉相承的，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
第三，世界新秩序是一种世界的政治状态，是由诸多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趋于稳定之后形成的。而在政治领域，政治关系、政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较之经济领域、经济的发展带有更多的偶然性，更多的不可预测因素。马克思说，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然而，政治的发展则更多是受人的主观意志的支配（尽管人的思想要受制于客观因素；但思想有相对独立性），受政治集团及其领导人主观意志及其相互影响形成的新的合力的支配和影响。因而，领导人的变动，甚至领导者的性格特征、情绪变迁都会对某一个重大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这种千变万化是难以预测的。人们只能大致预期世界政治领域这种新关系、新秩序发展的总趋势，即很难准确地预期它什么时候得以形成，更难说清楚在整个过程中会有多少突然事变会发生从而导致加快或延缓这个进程，甚至会出现一种人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态势。比如，有哪一个战略思想家曾料到那样强大的苏联会突然解体，冷战会骤然间结束？当冷战结束，共产党先后从东欧和苏联纷纷下台并被某些国家宣布为非法的时候，又有谁会料到共产党、左派政治力量在这些国家东山再起？当叶利钦的权势达于顶峰之时，他恐怕想也不曾想过俄共领导人会成为与他竞争总统职位的对手。又如，美中关系中的焦点之一台湾问题究竟如何发展，万一台独势力猖獗，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美国持什么态度，世界局势又将发生什么样的演变？如此等等，这都说明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将是曲折而复杂的进程。
第四，当今世界经济正经历着重大的转折，世界经济秩序将对世界政治秩序产生影响。从整个世界经济来看，冷战结束和信息通过技术革命这两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全球化，个别国家的经济正在被吸入世界经济成为其一部分。而与这种趋势同时发展的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进程也在加快步伐，大大小小的地区性集团几乎把世界上的多数国家网络其中。与此相应的世界政治地区化倾向日益突出。从分别的情况来看，西方正经历着新的产业革命，经历着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变，西方经济大国之间对世界市场、特别是新兴的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矛盾、摩擦十分突出，美日之间、美欧之间、日欧之间的贸易争端不断出现。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中，一小部分国家正在实现经济起飞，如东亚、拉美部分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极力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缩短其向信息社会发展的进程。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 对发达国家的依赖逐渐减少。 这在东亚地区表现很突出。1995年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超过5000亿美元，首次超过亚洲和其它国家间的贸易。另一部份发展中国家则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状况。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世界的先进部分率先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趋势，究竟是使南北差距缩小还是扩大？据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它方面的数据，有10多个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如中国、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新加坡已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还有近140 个落后国家与20多个富国的差距还在扩大。南北差距拉大将使相互间经济关系恶化并最终对北方国家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世界将形成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全球化、区域集团化、东亚的崛起将是影响世界经济秩序的几个最深刻的因素，无疑也将对世界政治秩序产生重大影响。而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渐进过程，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政治新秩序形成则更为滞后了。
以上几点，虽不是影响世界政治新秩序形成的全部原因，笔者以为，至少也是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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