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与民族问题——民族意识及其调控研究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意识论文,之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民族意识是一般社会问题转换生成民族问题的思想基础。民族意识的能动作用贯串于民族问题的全过程。因而对民族意识进行有效调控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必要手段。民族意识得到有效的良性调控，民族问题就得到妥善解决；反之，民族意识一旦受到恶性调控，就会造成灾难性的民族问题。
〔关键词〕转换生成 思想基础 良性调控 恶性调控
一
在现象论意义上，民族意识也属于民族存在。从这个角度观察民族意识与民族问题，似乎可以说：没有民族意识就没有“民族问题”。
学术界对民族问题的概定，有“狭义论”和“广义论”的区别。①其实，只要从民族范畴的基本属性这个角度去分析，无论“狭义论”还是“广义论”，都会认识到民族意识是民族问题生成的思想基础。
从狭义论的角度谈论民族问题形成的原因时，人们往往异口同声地归结为两个基本点：民族差别和阶级压迫。
所谓民族差别，一是表现为构成各个民族的基本要素，即……民族基
本特征和特点上的差别；二是民族发展程度上的差别②。
既然如此，不妨分别谈谈。
先看“民族的基本特征”。从部落分离成民族与国家以来，任何民族特征的物质形式，都是在族际交流中形成和发展的。大至整个民族集团及其语言和文化体系，小至人体里的一滴血或人体外的一根纱，都是多层多因的复合体。事实上，在任何环境里被称为民族特征的客观事物，换了一个环境就不能保证仍然成其为民族特征了。因此，在斯大林以前，试图用一些具体物质要素作为民族特征的人们没有成功。同样，斯大林“四大要素”概念提出后数十年的争议也表明，这方面的努力仍未成功。唯有中国民族识别，在“尊重民族特征”的同时，强调“尊重民族意愿”，把握住民族存在与民族意识的辩证关系，根据两方面矛盾的统一情况决定民族区别，被实践证明是一个成功的创举。
前人的探索与后人的成功，全都把我们的思绪引向一点：民族特征不是与社会存在本体论意义相重合的任何客观事物，而是这类事物与民族意识相对应并统一构成的民族性。
同理，“民族发展程度上的差别”，也不仅仅是在物质基础、经济形态、文化发展……等等方面的社会距离。这样的社会差距，也只有在与民族意识相对应、构成统一的民族性的基础上，才成其为民族差别。
阶级压迫是阶级社会的普遍规律，同一社会的阶级压迫必然与民族关系发生交织和影响。当阶级压迫延伸到民族关系中，必然形成民族压迫。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阶级压迫延伸为民族压迫的过程是一个转换过程──由阶级性转换为民族性。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压迫民族内部，压迫阶级的民族观，凭借阶级地位及政治优势，占据了整个民族自我意识的主导地位，从而转换成民族压迫的思想基础；被压迫民族内部，被压迫阶级的民族观，凭借族际关系和民族感情等等的合力，占据了整个民族自我意识的主导地位，从而转换为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武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转换，阶级压迫仍然是一种阶级矛盾的表现，不可能变成民族矛盾，因而也不可能构成民族问题。
显然，就狭义论的既定范围来看，民族意识正是民族问题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
其实，从广义论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这样？无论贫困问题、积弱问题、人口问题、素质问题，还是教育问题、信仰问题、改革问题、振兴问题，都是在具体社会发展中，由具体社会矛盾作用而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若不与民族意识（自我的、非我的、具体的、抽象的民族意识）相对应，不被民族意识所反映、所涵盖、所作用，也就不可能获得民族性，同样不成为民族问题，只能根据其一般社会性而称之为社会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民族问题是一种转换生成的现象，它的原生形态是一般社会问题。民族意识则是一般社会问题转换生成民族问题的思想基础或者说精神条件。没有这种基础和条件，就不能实现这种转换，民族问题也就无由生成。
二
既然民族意识是民族问题转换生成的思想基础，那么，对民族意识的调控就应当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手段。
对具体的社会而言，有的问题在民族意识体系中明确提出后，调动起整个民族社会的积极因素来参与运作，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相反，有的问题转换生成民族性之后却会增加解决难度，弄不好会给社会带来更恶劣的影响。因此，只要能够有效调控民族意识，就可以根原据型问题的具体性质，或者促进其转换生成民族问题，或者抑制它的转换趋势，从而选择恰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民族意识调控在解决民族问题当中的重要意义显然不止于此。在民族问题转换生成之后，要解决民族问题，也还离不开民族意识调控。
民族问题一旦生成，就对民族意识发生强烈的作用。民族意识内部各种矛盾因素运化的原有趋势或轨迹都必然会因为民族问题生成带来的影响而发生紊乱。这种紊乱必然带来民族意识内部各层各面各种观念的新的碰撞。当年日寇入侵造成中华民族意识内部的紊乱和碰撞就是这样的典型：
汉、满、蒙、回……各族自我意识之间，国、共两党代表的各阶级民族观之间，乃至各民族各阶层内部的具体民族意识、民族观念之间，真个是四海翻腾，九洲震荡。最精妙的细节是“西安事变”──国民党军队的各族官兵把国民党的“统帅”抓起来了，眼看要酿成一场党内国内的大混战，却又被曾经是死对头的共产党出面调停，终于得到和平解决──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主题：要继续内战还是要抗日救国。
这类民族意识内部的紊乱和碰撞，实质上是民族问题本身的矛盾和疑难的反映。因而，这种状态下的民族意识内部矛盾，实质上是民族问题矛盾现象的精神内核。要解决好民族问题，就必须解决好民族意识的矛盾，必须理顺其中的混乱关系，并把握好民族意识的运化趋势，这就离不开民族意识调控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在不同层面生成的民族问题具有不同的社会实际内涵，因而也有不同的运化规律；尽管这些不同的规律要求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要有不同的办法；但是由于民族意识的能动作用贯串于民族问题的全过程，因而，对民族意识进行有效调控，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必要手段。
三
事实证明：民族意识得到良性调控，民族问题就得到妥善解决。
三国时期，蜀汉刘备死后，南中地区夷帅公开实行分裂割据，提出了境内最大的民族问题。诸葛亮七擒孟获，“攻心为上”，对夷汉民族意识施行了良性调控，最后平定南中，不仅未留一兵一卒，还得到了号称“飞军”的少数民族部队，成了千古佳话③。
近代史上，北美殖民地人民受尽了英国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首要问题就是从英殖民统治下争取民族解放。以涣散状态中的“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纽约人”、“新英格兰人”……的力量，绝不足以推翻号称“日不落国”的英殖民者。但是，在“不自由，无宁死”的意念作用下，他们把相互间的辩异倾向转化为认同倾向，构成了“美国人”的共同意识，进而举起“美国独立战争”的义旗。战争初期，集中反映美利坚民族独立意识的《常识》一书，不到三个月就印行12万册，几乎所有殖民他居民都读过它。用华盛顿的话说，这本书“在很多人的心里”引起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决心和这样一个不人道的国家断绝一切关系”。正因为北美殖民地民族意识得到了良性调控，才能够经历六年半的血雨腥风，孕育出自己的美利坚合众国。④
现代史上，中国的抗日救亡更是如此。西安事变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这都是原先处于紊乱状态的中华民族意识得到良性调控的表现。随即，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在人们面前清晰而有说服力地描绘出战争发展全过程的完整蓝图，回答了人们头脑中的种种问题。给团结抗日的中国各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了鞭策，对当时整个中华民族意识的功能热点，施行了切实的成功的调控。
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在调控民族意识方面确有不少成功之处。我们不妨再看看他们当时对回族意识的调控。原先，在大汉族主义意识体系中，回回不是民族，而只是汉族的一个宗支，是一个宗教集团。与此相应，回回同胞的具体民族意识中，深感受到压迫。而且整个回回民族问题在国内民族意识体系中，却被简化为一个汉化教育问题。这就给日本侵略者予挑拨回族的有利口实。他们打着“提倡回教”的招牌，“抑汉扬回”，宣传“抗战是为了汉人”，而日本人则是要帮助回民“独立自由”，建立“回回国”。以此挑拨回族与汉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则针锋相对，组织党内民族问题专家，系统研究回回民族问题，大力宣传回回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当然成员，并且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坚持正确的民族平等政策，团结了回族各阶层，粉碎了日寇的离间阴谋。使得回族人民成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中的一支生力军⑤
正因为当时中华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得到了很好的良性调控，使之在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中国才有了足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人山”和“人海”，才能取得这场以二千一百万同胞伤亡换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才能取得这一百多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彻底的胜利，才使饱经列强欺侮的中华民族挣到了由衰败到重新振起的转折点。
古今中外，通过民族意识的良性调控而妥善解决民族问题的史实不胜枚举。仅此数例也已足证：大凡民族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其中必有民族意识得到有效的良性调控作为前因。
四
事实同样证明：民族意识一旦受到恶性调控，就会造成民族社会的灾难性问题。
当代世界上，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联的解体。这个“民族大家庭”的破裂，是在大俄罗斯主义和其他小民族的民族分裂主义作用下发生的。这两种思潮在苏联民族意识中是一种历史遗产，在早期苏联民族意识中被调控于从属的、隐性的位置。苏联近70年来，已发展成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照理，这么两种旧观念是应能有效控制的。但是，由于斯大林以来的苏联领导人在民族理论和政策上犯有相当严重的错误，才导致对这两种民族主义的失控。
斯大林民族理论模式中既没有民族意识的概念，自然对民族意识的调控没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的民族政策有许多与苏联民族意识和民族问题相违背的内容。首先，他没有分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界限，一方面在制定宪法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灭了民族间纠纷的社会基础，随即撤消了民族工作机构；另一方面，又用阶段斗争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或者说，在民族问题上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典型的例子是在中亚少数民族地区的清洗和卫国战争时期强迫少数民族搬迁。据不完全统计，仅1937年内，中亚党组织中基层干部有55.7%、区党委干部有78.8%被清洗。乌克兰共和国先后七名党政最高领导人被逮捕或处决。⑥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强行迁移的11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500万，因为强行集体搬迁而死亡的人口就达50多万。这样的残酷斗争，在这些“特殊移民”心灵中，就留下了难于忘却的伤痛。其次，他对大俄罗斯主义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在党内大俄罗斯主义倾向有所抬头之际，他不仅不强调反对大俄罗斯主义，还提出了所谓“领导民族”论，称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各民族的领导力量”，并在实践中推行俄罗斯化政策，这就助长了大俄罗斯主义。⑦
斯大林后的历任苏联领导人，往往强调苏联民族问题已经“彻底地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⑧强调苏联各族已形成一个民族，实际情况却与国外一些报导标题反映的情况差不多：《独立的怒火在苏联格鲁吉亚慢慢地燃烧》⑨、《“俄罗斯母亲”的乱糟糟的家庭》。⑩在大俄罗斯主义的作用下，苏联社会的民族危机已慢慢形成。1986年，阿拉木图事件开始暴发，然后逐步演变为全苏性的民族动乱与民族冲突，随着民族对立的发展，各民族共和国普遍提出主权和独立要求。到90年代初，苏联的民族危机已相当严重。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共只要能对民族意识施行有效调控，扭转危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11]。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抛出“新思维”，抛弃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使苏联各族人民失去了共同的理想和前途，这就瓦解了联盟的思想基础。继而，他倡导的“政治自由化”致使苏共被迫解散，苏联民族意识的调控权就完全被大大小小的民族主义首脑人物操纵了。
前苏联的例子并不是孤立的、唯一的，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大致是这样。古今中外都还可以举出同一内涵的例子。总之，民族意识是民族问题的发动机和方向盘，一旦受到恶性调控，民族社会的列车就将难以安全行驶，就会出现危机、甚至会颠覆。因此，只要民族还存在，只要还有民族问题，我们就必须对民族意识进行调控。
注释：
①罗庶长主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71页；
②罗庶长主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72页；
③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王荣堂、姜德昌主编：《新编世界近代史》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回回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
⑥汤方正：《苏联的民族危机》，《民族理论研究》1991年第1期。
⑦董晓阳：《对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初步看法》，《世界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编，1980年9月。
⑧《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8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93页；
⑨[美]《纽约时报》1976年5月15日；
⑩[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7年2月14日；
(11)穆立立《关于苏联民族问题的联想与思考》，《民族理论研究》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