叱咤风云的文化巨人——论郭沫若与中国文化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叱咤风云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巨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沫若是一个球形天才。他是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同时又是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学者与战士一身而二任焉。按照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①的界说，我们称郭沫若为文化巨人是恰当的，而且是在那个需要巨人的时代产生的文化巨人。像“文艺复兴”的长剑划破了欧洲中世纪的夜空一样，“五四”春雷也震醒了沉睡在封建长夜里的中国人民。两个伟大的时代都各自产生了“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②文艺复兴产生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达·芬奇、哥白尼、伽利略和培根；五四时代产生了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鲁迅和郭沫若等。
本文仅从郭沫若有怎样的文化观，他对中国文化现代化有什么重要的贡献以及他在创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给了我们些什么启示等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郭沫若的文化观
郭沫若一生的政治文化活动贯穿了“五四”、20至30年代、50至6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思想的变化，因而他的文化观也是随之而有所变化的。
（一）五四时期的文化观
五四时期是一个新旧嬗递、中西文化大撞击大交融的时代，它把当时的知识分子推上了文化改革的风口浪尖。作为对中西文化有深厚素养而又风华正茂的郭沫若来说，更是首当其冲。事实上郭沫若与中西文化之间最复杂、最深刻的联系，也主要发生在五四时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这样三种派别和论调：一是全盘西化派，二是东方文化派（国粹派），三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
全盘西化派。代表人物是胡适。“五四”落潮后，他公开打出了“全盘西化”旗号。他认为中国文化“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③他还说：“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④因此他在继“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之后，又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借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臭腐”、“凡庸”和“不过如此”。⑤他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需要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并多次重申：“我主张全盘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道路”。⑥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点，既遭到鲁迅、郭沫若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同时还遭到东方文化派的反对。
东方文化派。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干将有、杜亚泉、林纾等。杜亚泉说：“吾国固有之文明，正是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⑦林纾则写文攻击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用以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思潮。最系统的代表这派观点的是梁漱溟。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倾向是用西方文化来全盘否定东方文化，而事实上不但建筑在人际情感关系基础上的东方精神文明胜过了建筑在个人竞争基础上的西方物质文明，而且中国文化在复兴和发展，这将是未来人类文化的出路。看来，这简直是东方文化可以救世的“高论”了。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代表人物是李大钊和瞿秋白。李大钊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缺一不可……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合”。⑧瞿秋白说得更透彻：“我对社会为个性，民族对世界为个性，”⑨既不能“盲目固执一民族的文化性，也不能汩没民族的个性”⑩。他进一步认为：在摈弃资产阶级市侩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病患的同时，应以东西方文化的成就作为新文化的基础。这一认识颇为深刻，它既纠正了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西方文化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实质是封建主义文化的偏颇，也矫正了某些人认为俄罗斯文明足以当东西文化媒介之任的盲目性。他们所主张的东西文化应融合交汇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融合交汇却是没有解决的。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化就是在同以上各派的论争中逐步形成的。
当全盘西化派甚至《新青年》也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时候，众所周知，首先公开亮相并正面肯定孔子及其学说的学者就是郭沫若。他正确地区分了秦之前和秦之后的儒家，他认为前者才是孔子的学说，后者则是百家的总汇，主要的还是以封建帝王的旨意和需要来歪曲了的模糊的形象。“于是崇信儒教，崇信孔子的人只是崇信的一个歪斜了的影像；反对儒教，反对孔子的人也只是反对的这个歪斜了的影像。”(11)“我所见的孔子，是兼有康德与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在他们身上体现着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12)他认为孔子的优点从根本上体现了我们民族重修行、尚气节的以道德准则断定人和自己的特点，因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合拍的。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呢？郭沫若把它总结为“把一切的存在看做动的实在之表现”和“把一切的事业由自我的完成出发”(13)两个特点。与此同时，他也发现了中国文化纯粹理性精神的贫乏及其排他性和封闭性的致命弱点。因此他一方面猛烈地驳斥国粹派的顽固保守；另一方面既不赞成“全盘西化”，却又力主勇于吸收外来的精华。一句话，批判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有鉴别地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在中外文化的交汇碰撞中建立我国的新文化。这就是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化观。
（二）“五四”以后的文化观
五四以后郭沫若文化观的总的特点是：更加热衷于文化的政治功利性。客观原因是现实政治斗争的日趋激化，直至阶级斗争登峰造极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主观原因则是他政治功利心的长期存在和他的文化思想传统的回归以及他的唯上思想在作崇的原故。
五四以后的郭沫若在形式上仍保持着拥有现代启蒙思想的文化人的身份，但是传统的功利价值与现代文化人独立品格之间的矛盾却不断困扰着他。他既不能再超越时代，超越自我；又无法回到传统，回到自我。不能充分的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是深刻烙印在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传统意识之弊端，于是希望君主英明和清官执政的唯上思想便产生了。传统文化中的社会集体意识与社会主义集体意识容易混淆，这样就使在五四时期个体意识尚未充分自觉的郭沫若再次变为一个“社会个体”，使他的文化思想传统回归。事实上，五四以后的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大，并且开始逐步疏远除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外来文化，尤其是很快地主动抛弃了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政治思想上唯上是从了。
二、郭沫若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在中外文化的交汇和碰撞中实现，这既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成为人们的共识，也是为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发展显示为一种“欧化本位”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当时激热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的时代氛围有关。建国前后由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形成了“继承——借鉴”的格局。八十年代以来，才萌生了一种“碰撞——交汇”的格局。这种从文化交流史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碰撞、交汇中产生现代化的中国新文化的认识，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就从这一角度去论述郭沫若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贡献。
（一）郭沫若对民主和科学的强调以及张扬自我、实现自我的言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五四”则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划时代开端。
郭沫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把一切的存在看做动的实在之表现”和“一切的事业由自我去完成”的基本特点，同外来文化的追求知识和真理的科学精神与强调自我民主精神相碰撞、相交汇，便产生了他五四时期以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精神为主导，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本体的有着深层矛盾的文化观——既是表现自我实现自我，又负有社会使命感和优患意识。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带领郭沫若迅速脱离中国传统；而中国传统文化又牵制着他对启蒙思想认识的深化。中外文化在郭沫若思想中的“合力抵消”，即是他所达到的文化历史阶段。从他的《女神》来看，真正内化为他的文化精神的是这些思想：反抗专制，反对偶像，强调自我，重视科学。而这些充满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既是西方启蒙主义的精神，也是我国五四的时代精神。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要实现民主，弘扬个性，就必须反对专制；而解放妇女，尊重劳工便是反抗专制的重要内容。在旧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最低，而郭沫若在《女神之再生》里却把传说中的女娲，改塑成创造新鲜太阳的女神群体，极力颂赞她们创造新世界的力量。在《棠棣之花》中的聂荌是一个深明大义，胸怀报国之志的巾帼英雄。郭沫若对她们的赞扬，正是反抗专制解放妇女的思想体现。在《女神》的一些诗篇里，郭沫若打破封建等级观念，歌颂了“劳工神圣”。在《三个泛神论者》中，郭沫若自陈热爱庄子还在于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热爱斯宾诺莎还因为他“是靠磨镜片吃饭的人”。讴歌自我力量十分强大的天狗，就是对自我极度的张扬；而张扬自我是为了实现自我。怎样才能实现自我呢？除了毁灭旧我，创造新我外，还必须具有自我扩充和自我开拓的进取精神。大胆的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以及勇于解剖自我的自省意识。无论是自焚又更生的凤凰，还是气吞日月志盖寰宇的天狗；无论是重造新日的女神，还是大胆怀疑的屈原；无论是燃烧不息的火，还是摧枯拉朽的力，都体现了上述自我实现的特征。
至于《女神》中对科学文明的赞颂，则是郭沫若的超前意识，这里就不再具体论述了。
（二）破旧是为了立新，毁坏是为了创造，继承和汲取是手段，创造新的价值才是目的，这种认识和实践，对于我国文化现代化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有人把五四时期作为诗人郭沫若的文化心态概括为创造心理四个字，我们认为是颇有见地的。《女神》中强劲有力的创造与毁坏的基本主题，不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么？毁坏了身内外一切死而复生的凤凰，吞吐日月星辰的天狗，都是彻底的毁坏与全新的创造的形象，它们还表现了对理想社会到来的憧憬。没有创造的欲望，整个人类便无由进化了。郭沫若批判了我们民族直线向后看的思维方式和崇古尊旧的价值取向，以充满创造意识的文化心态和超前意识，取代了凝滞保守的文化心态和落后意识。他弘扬了一切事业由自我去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精神，汲取了永不满足、不断追求、努力向上和自强不息的浮士德精神，去创造新的价值，去建立新的社会，这对狂飚突进式的摧枯拉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也是对我国文化现代化的贡献。这无论是从郭沫若对祖国未来的美丽憧憬或是开一代诗风来看，都是如此。
（三）在西方启蒙思想的引导和“民为贵，君为轻”的传统思想的创化下，郭沫若刷新了爱国主义的内涵，为我国文化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启蒙思想的精华是破除封建观念，粉碎精神枷锁，直接鼓励人们去推翻封建统治，建立理想社会；不足之处是惧怕群众革命，只相信少数天才人物的作用，只相信由少数天才人物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孔孟的“民贵君轻”思想，带有些民主色彩，不足之处是它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且在当时只是一种空想。郭沫若把爱国和爱人民联系了起来，斩断了爱国与忠君的纽结。在《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中，他所崇拜的偶像已把封建君王摒除在外。在《湘累》中，他打破君为臣纲的观念，让爱国诗人屈原在江滨怒斥昏聩的楚王。这就是对“民贵君轻”思想的创化。郭沫若爱国主义的新内涵，还表现在对救国道路上的探索上。他汲取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直接鼓动人们去推翻封建统治者的进步精神，摒弃了他们对群众力量不信任的弱点，这在他抗战时期所写的六部历史剧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他的爱国主义的道路，不仅是一般的保家卫国，也是对乌烟瘴气的旧社会作了根本的否定，而且是对未来社会的新的憧憬。在《凤凰涅槃》中，他强烈地诅咒了旧世界；在《巨炮之教训》中，透露了对社会主义的朦胧向往，那样的社会岂是启蒙主义者的资产阶级理想化王国所能比拟。
（四）郭沫若对外来文化提倡“把窗户打开”的主张和对译介工作重要性的强调，是对我国文化现代化的又一贡献。
郭沫若始终认为，人类创造的文化是没有国界和种界的，他说：“举凡先觉者的精神生产都应该是全人类所共有的遗产。”(14)他又说：西方文化“经过中世纪一场悠久的迷梦之后，他们的觉醒比我们早了四五个世纪”，“许多伟大的前驱者和聪明的艺术爱好者已经替我们开辟了无数达到自由、达到和平的坦坦大路”。(15)郭沫若号召人们打破闭关自守的桎梏，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以彼血肉，壮我筋骨。这既批判了五四时期一部分人对外来文化产生的自卑心理，又批判了一部分人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的防御心理。这样，在外来文化的引发和诱导下，五四文化运动才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郭沫若认为在“研究、介绍、收集、宣传”外来文化的系统工程中，翻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带头示范，从1919年11月译诗开始，到1926年止，他就先后译介了法、英、美、德、日等国的二十多位作家的上百部（篇）作品，品种之多，数量之大，令人惊叹。
（五）在对传统文化的创化和对外来文化的内化中，他努力寻觅着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化（即现代化的中国文化）。
对传统文化的创化主要有两点：一是否定了为封建伦理道德服务的“文以载道”，而代之以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二是“言志”文学的内容迥异于传统文学，他用人本主义和民主主义替代了封建政治教化的内容；用表现主体自我替代了文学主体“非我”的内容。对外来文化的内化主要也有两点：一是对反抗专制、重视人性和自然科学的启蒙主义文化的内化。二是对德国“狂飚”突进运动所产生的文学的那种主情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融洽，艺术创新意识与政治意识的交并以及表现主义的狂热，都使郭沫若的“言志”文学获得了现代精神的依托和外来形式的光大。他还提倡搜集整理新国风，重视我国人民的特殊文化兴趣以及探求文化的大众化等，都是对创造具有民族特色（这是本体，是根）的我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
三、几点启示
第一，郭沫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的本体，是根。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就是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他一生都推崇孔子，他把孔子和康德、哥德等世界文化名人相比拟，这是对孔子的极大推崇，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推崇。他在《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等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是积极的，进取的富于创造性的。把这种主要精神同欧美文化之精华相碰撞、交汇，就会产生现代化的中国新文化。他的文学创作无论形式上多么欧化，在躯体内流淌的仍然主要是传统文化的血液。他一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发掘是不遗余力的。在现代众多学者中，对传统文化那样重视能做出那么多重大贡献的，实属罕见。
第二，在郭沫若的文化观和文学创作中存在着深层的矛盾：一方面他自觉地表现出对封建文化的反叛，把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内化为自己文化思想的内容；另一方面在改造社会的热情中，又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承传。就以《凤凰涅槃》为例：题材是外国的神话传说，诗体是欧美自由体，还运用了西洋歌剧的形式，但诗歌展现的审美理想却仍是中国传统文艺的“和谐”。从整个的《女神》来看，都可以说是自我表现情绪与社会改造情绪的浑然。饱浸着中国传统文化营养的日本留学生的社会角色的西方文化纷至沓来的他所处的日本那个直接环境，就是使之然的两个重要因素。长期不能很好解释的郭沫若五四文化观中的无目的性和功利性之间的矛盾正源于此。
第三，成为大家的共识并为郭沫若极力赞成的中西文化碰撞交融而产生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全盘西化”和“皈依传统”的反复何时了？五四高潮“全盘西化”的呼声甚高，那是对清廷禁锢的矫枉过正；高潮一过，“整理国故”就出现了。30至40年代“救亡”和内战压倒了一切，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多数人所接受：洋八股必须停止，空洞的教条务必休息，而应代之以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0至60年代中期主要是民族化大众化的研讨和歌颂或暴露的论争。文化大革命一来，批判崇洋媚外，宣布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一夜之间，中国文化变成了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梁上君子。70至80年代末，再次掀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89年“动乱”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又成为了时代的强音。如何弘扬，文化又如何现代化呢？时放时禁始终是人为的，在碰撞——交融”的大前提下，我们应该致力于探索文化现代化的规律。
第四，传统的人生功利价值观同英雄主义的浪漫诗人之间的矛盾，迫使郭沫若在现实生活中作出选择。他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他成功了，同时也就酝酿了一个悲剧。因此他像歌德一样，时而是一个伟大的天才，时而是一个卑微的庸人。郭沫若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特别是“庙堂——江湖”仕宦文人一类的知识分子的悲剧。郭沫若这一典型是结束了还是在延续着这类知识分了的悲剧？这可能还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注释：
①《现代汉语辞典》。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
③胡适：《请大家来照照镜子》。
④胡适：《信心与反省》。
⑤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
⑥转引自刘大年《“全盘西化”的由来和为什么走不通》。
⑦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⑧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第131页。
⑨⑩均见瞿秋白：《俄乡纪程》。
(11)(12)(13)郭沫若：《文学论集》第27、8、12页。
(14)郭沫若：《关于“接受文学遗产”》。
(15)郭沫若：《一个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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