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认知实践——档案编研工作的新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突破论文,认知论文,走向论文,档案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5-9652(2009)06-0018-04 中图分类号：G273.5 文献标识码：D
档案编研工作是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其对档案信息资源的研究开发，目的在于对其隐性功能和价值的再发挥和再创造，出入事件与问题之中，贯穿当今与历史之间。近年来，全国档案编研同行为实现这样的目的，进行了不少探索。但就现阶段来说，这种探索仍处于进行时，还有许多的争论。无疑，这样的探索、争论都是有益的，面对现实困境和挑战，只有不断地探索和实践，档案编研工作才能达到充满活力、服务社会的追求目的。
一、档案编研工作的历史道路和现实困顿
新时期以来，档案编研工作经历了兴起——高潮——低迷的发展周期。时至今日，大家都意识到档案编研工作的不景气，但究其原因，多数人仅仅言及表面，认识并不深刻，如经费不足、人员素质欠缺、工作不被理解，等等。国家档案局一位领导同志在全国档案编研出版工作2007年度工作会议上曾明确指出：档案编研工作越走越窄，而社会需要又越来越强，二者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和矛盾。笔者认为，社会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这才是档案编研工作不景气的深层次的原因。试想，如果档案编研工作确实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何来不景气与危机的感叹？
编研工作的社会作用为什么难以有效发挥？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要寻找出问题的答案，便需要从档案编研工作自身的根本属性、所走过的历程，并对比几十年来社会发展变化的脉络来加以探寻。
首先，档案编研工作兴起和存在的基础，在于档案资料的自然特性和档案工作的社会属性。档案资料本身的实践性，决定了它的有用性在于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忠实记录，以及这些活动记录背后的“言外之意”——社会实践的一定规律。由此两者决定了档案历史纪录的最大价值，也决定了档案工作存在的社会人文意义。如果说，档案资料本身的记录和实证价值，保证了它的显性作用，使社会人士能够认识到档案工作的意义，重视档案的保存保管和利用；那么，档案记录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便是另外一种存在形式的隐性价值，才是决定档案研究工作存在的决定因素，是开展档案编研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借用王国维先生关于文学的“三重境界”的说法，档案编研工作的意义应当是在第二或第三层次的中高“境界”。如果档案编研工作仅仅满足于浅层次的罗列和编辑，必然难以展现档案本身的隐性价值，也就失去研究的意义和吸引关注的魅力。对此，虽然许多人对编研工作的研究性质有认识，但未必全面地理解和真正地把握。前些年更还有编研工作究竟应不应当进行历史研究（本身就是档案等史料的研究）的争论。贤者有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笔者以为，有无研究能力是一种问题，而“研”与“不研”的争议大可休矣。因为这是一个假命题，在这里，“研”与“言”是一回事，“不言”便是死亡。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仔细梳理一番多年来档案界的编研成果，确实编辑的部头多之又多，研究的成果少之又少。在这里，所谓研究成果并不排斥档案汇编的形式，高质量的档案资料汇编是最受社会欢迎、最具价值的研究成果。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汇编的形式，也应当“有言”。档案资料汇编浸透了编研工作者的研究心血，却很难直接地道出其研究心得，把自己对编研对象的认识直接体现出来。我们知道，档案汇编崇尚的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不言自明、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境界。但须知，这种至高的境界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理想乃至梦想，如果没有理想的、全面的档案资料状况，没有对这些理想而全面资料的绝对把握和全面理解，是实在难以达到的。我们可以追求这种境界，但我们又不必拘泥于此。一方面，多数情况下，作为研究对象的档案资料状况往往难如人意，实在难以符合“不言自明”的外部条件，而是“草灰蛇线一线牵”，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考证、推测，不“研”的话连档案本身外在的状况可能也搞不清楚，编辑者的学术目的、社会追求当然也“难以言明”；另一方面，和纯粹的历史研究者相比，档案编研人员有自己的“独到之研”“言之有物”，他们对档案资料的把握理解有其自身的高明和独到见解。即使是一个高明的历史学者，当他在档案馆内查阅和利用档案史料时，得到的只能是卷、件的独立构成；时间的因素，利用者的角色，使他“只见树木未见森林”，难以在短期内对相关档案资料的整体有着全面地把握和理解。相反，一个成熟的档案编研人员，由于长年浸泡滋润于研究题目的档案资料之间，对于相关档案材料的整体研究，对于每一卷件的正误缺疏，往往了然于胸。所以，在自己研究专题方面的史识、档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历史认识，他们甚至要起到修补与匡正的作用，因为只有他们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所以说，单单依靠过去那种纯粹的档案汇编形式，借口“不言自明”而“不发一言”，实在难以承担起档案编研的社会职能、工作职能，也无法承担档案编研工作者的抱负和使命。
如上评论，并不意味着笔者采取了舍此求彼的对立态度。事实上，笔者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过去的年代里，档案编研工作者对于社会和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大量档案和历史资料的编辑出版。这样的情形，类似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某些现象，确实满足了一定时期的社会要求。以笔者所在的山西省为例，因为煤炭资源丰富，国家建设又急需能源支持，所以当然地承担了全国能源基地的服务角色，“挖煤”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不二法门，“有水快流”，连年超产。但是辛辛苦苦几十年却挖了个经济落后、环境恶化的悲惨现实，所以现在不得不提出能源产业的改造升级，把煤炭产业链延伸，改单纯原材料生产为更加精细、集约的化工生产，提高产品附加值。同理，档案汇编的最初大量完成，是因为档案开放和历史研究的迫切社会需求，加上档案部门丰富的档案资源，所以也“有水快流”，对档案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只能是“初级的”和“粗放型”的，而最后的社会评价也和山西省的煤炭产业相差不多。在讲求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档案编研也应当强调对档案资源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延伸边沿成果的链条。而且，如同煤炭初级产品和煤化工产品的价值比较一样，我们不能说煤炭本身的价值就小，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原材料，适用的范围可以更加广泛。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和承认，经过科技的提升和利用，由煤炭原材料转化生成的化工产品确实使原材料的价值得到了更高的实现，附加值也更高了。对于档案资料的开发，过去我们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史料汇编。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通过研究人员的科学劳动，阐述和揭示档案资料中隐秘和背后的“声音”“意义”，达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意义追求；同时，我们也还可能通过影视、音像、纪实历史著作等其他开发形式，反映档案内容，实现档案丰富内涵的传达和表述，起到彰显历史、服务时事、教化社会、启迪未来的广泛作用。如果这样，才是档案资料价值的集约开发和普遍实现，也是对编研人员劳动价值的充分展示。通俗地说，如果费尽心血、皓首穷经地研究某一专题，并且有了许多的心得和感受，最后只是以“不言之研”的汇编形式展现成果，实在是极大的浪费。
当然，如果纯粹地将档案编研工作的现实困境归因于研少编多，恐怕未必服人。从档案专业期刊中对编研工作的讨论研究中可以看出，更多的人认为，编研工作困难局面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成果没有很好地应对社会现实的变化和需要；过去的编辑成果多数局限于宏观的历史课题，侧重“宏大叙事”而没有重视现实生活。如此看法无疑有其合理因素，但是，笔者在此想指出的是，虽然我们认识到了过去的不足，但在编研实践探索的新路上却出现了错误的苗头。一些同行为了求新求变，主张编写老百姓想要看、愿意看、喜欢看的东西，过分强调为经济建设和社会现实服务，忽视了档案编研工作的本质属性，舍弃了档案馆工作的优势和特色，编纂地方名优特产宣传、企业家名录、企业成就宣传一类的册子。笔者固执地认为，求新和服务的探索有必要，但一定要坚持档案馆工作的原则和发挥档案资源的优势。过去的“宏大叙事”有偏向受冷落，但起码还算是馆藏的开发与利用；而上述的类似产品，偏离了档案工作的资源优势和本身职能，同时，这种东西也没有生命力，也未必就是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即使能在一定时期内迎合社会好奇和口味，但最多也就是昙花一现。毕竟，档案馆工作的第一职责仍是传承历史，保护社会历史记忆的载体，并在此基础上发挥档案资源作用，进行开发和利用。
二、认知实践，是新时期档案编研工作的根本命题
笔者认为，面对编研工作的现实困难，面对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档案编研工作的目的和出路在于走向社会实践，在于编研工作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的突破。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人生时，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收获在于“从实求知”，他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从实求知录》。这一学术理念，得到许多人的高度评价。当代著名美籍历史学家黄宗智先生认为，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社会学，为人文科学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
应当说，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是所有社会人文学科的应有选择。社会人文学科源于实践，最后也必然复归于社会实践的土壤和田园。黄宗智先生作这样的呼吁，主要是针对于中国研究领域长时期盛行现代西方理论，而没有能够形成科学的中国本土的独立理论。这是针对“西风劲吹”理论现状所作的“有的放矢”。档案学在社会人文学科中，处于一种分支学科的位置，但与其他学科相比较，有着更为突出和强烈的实践属性：档案学本身便是档案工作实践的产物，应用性、操作性的特色明显。具体到档案编研工作上讲，无论是其工作目的还是研究对象，都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所以，在档案学研究乃至档案编研工作实践中，走向实践乃是必须和必要的出路。
档案工作领域走向社会实践，应着重于走出机关内部、走出行政“衙门”，走向街头、工厂、田野与乡间。档案编研工作更须如此。
毫无疑问，档案编研工作的过去是属于官方的和上层社会的，距离民间与社会是遥远的。其存在目的，虽然在于“察往知来，资政存史”，有着求实的一面，但因为脱离社会大众，这种“实”便不免有了空疏的特点和不足。如果说，封建社会处于宫廷之内的历史研究、档案编纂明显地具有宫廷、贵族的气息，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新时期以来，是否就不是这样的了呢？依笔者之见，虽然建国后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档案编研的传统工作方式并没有起到根本性的转折，仍属于官方的、官费的、机关的、坐而论道式的。由于学养的差距，一些成果还无法比肩前人的优秀成果。
事实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响亮的理论口号，档案工作者几十年来也一直有着档案工作服务于社会现实、服务于中心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中，档案工作也搞“大跃进”，甚至提出了荒谬的“人人编档案”；“文化大革命”中，档案工作虽然也受打、砸、抢之害，备受冲击，但同时也大力配合了当时搜查“黑材料”、迫害老干部的活动。总之，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档案工作包括编研工作，都听从了“实践”的召唤，做出了一些并不符合实践的“服务”职能和产品。可以说，这种首先不遵从档案工作自身规律和性质，盲目跟风服从和服务，其结果一方面为害社会，另一方面，浪费生命，荒废事业。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转型，档案工作不断发展、变化，其自主的规律性也越来越受到尊重，自主性越来越强。这就给档案工作依靠社会发展规律和自身实践属性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档案编研工作自身有什么样的属性呢？
从档案编研的对象和客体来说，是档案材料。档案材料本身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方面是实践性，档案材料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尤其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决定了它的有用性、可资性；另一方面这些材料又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是经过人的总结、加工形成的，有知识性，也有主观性。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地强调了档案材料的客观性，没有说明它的主观性，缺乏对其局限性的说明和全盘研究。当然实际工作中，我们对档案材料有考证和研究，但整体上讲还远远不够。即使是实践性，我们也没有充分地予以发挥。档案材料实践性的最大作用，不仅在于源头，不仅在于证史，而且在于发现历史的存活和现实的体现。要让档案材料中的实践再次走向现实社会的实践。同时，也要善于从社会现实中找见档案材料的实践遗存，就是说，要从田野间验证和对比档案材料中的文字记录。从另一个角度看档案材料，它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比照。档案材料都是过去的记录和反映，但这种“过去”往往还没有完全死去，在现实中还有存在和遗留，或者还可能会以其他的形式而再次表现出来。所以，人们经常以“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来表达这种“过去”和“现在”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利用档案材料可以进行“过去”和“现在”的比较，发现“过去”对“现在”的参考和启迪。
档案编研工作的主体是人，这是档案编研工作主观性的决定因素。正是因为人的存在，才决定了编研工作确实是一种研究性的行为过程。这种工作行为和过程，因为不同的主体，所以结果的差别很大。我们要加强编研工作者的个人修养和能力提高，使人的研究能力，符合档案材料的研究需要。另外，编研工作者要掌握足够的理论思想指导以及方法论。比如后现代理论和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
总结以上，我们看到，即使只从客体与主体这两方面看，我们也能认识到档案编研工作的自身属性。一是档案材料既源于实践（原始性），又指向实践（内容），需要走向实践（价值性）；二是主观色彩也很明显，对人的要求很高；三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相伴相生，乃至融为一体，结合性很强。
档案编研工作走向实践的指向，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三、如何实现走向实践的召唤
对此，笔者认为一是要从指导思想上不断追寻社会实践的需要，二是要从工作手段上不断提高。虽然这是老生常谈，但也是历久弥新、未有实质突破的现实课题。
从现实来看，社会实践需要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时间上要接近现实社会——只有时间上和现实相近，社会实践内容（档案材料内容）便与今天社会需要联系更为密切。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材料的编研，应当更成为今后的重点，更能体现今天的现实需要。二是方向要接近基层和民众，因为基层和民众任何时代都是社会实践的最大场域和主力。三是内容要贴近社会生活和时代热点，贴近民生。只有贴近民生，才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由此，笔者认为今后档案编研工作的课题重点应当放在新中国成立后（或民国以来）人民大众所关注的民生问题和社会热点，编研工作的开展重点应当放在基层的市、县两级档案馆。因为这两级档案馆的馆藏主体与民众生活、社会现实更为接近。为了更清楚地予以说明，在此笔者愿意提出一些具体的档案编研题目，和大家商榷，看是否符合当今社会、时代、民众的需要：1、农村集体化道路研究。农村问题是近代以来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关键所在，尤其是集体化道路的萌芽、发展、高潮、解体，伴随了中国共产党从根据地时期开始执政探索，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并持续影响到今天的“三农”问题。山西省在农业集体化实践道路上，一直走在探索前沿，从根据地时期李顺达第一个互助组的集体化萌芽开始，到1951年晋东南地委在全国率先试办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全国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典型旗帜——大寨。大量的农村集体化道路的原始档案材料，静静地躺在省市县村的档案馆（室）内，开展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大有可为，也符合社会和时代的挑战。2、农村医疗问题。农村医疗合作，成为现在时期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焦点，有关方面也在进行探索和解决。然而，过去时代我们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就，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总结。由于1965年6月 26日毛泽东主席关于医疗工作重点应当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全国各地在这一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赤脚医生制度风起云涌，普及全国。加上此前的爱国卫生运动，农村医疗工作中的大量经验和成就确实值得反思与继承。山西有一个著名的稷山县太阳村，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就走在全国的前列。3、知识青年运动。对这一运动的材料开发和研究，对于今天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对于新农村建设的人才问题，都有意义。同时，涉及社会中坚群体的过去和今天，应当是他们所关注的热点题目。4、环境资源与社会变迁。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在山西，森林资源、水利利用、矿产开发，一直是近代以来社会发展中的主题词，形成了人类生活、社会建设、经济发展、环境变迁的互动。
上面所举例的题目，与基层社会变迁、社会大众生活联系密切。看起来似乎都是一些具体的“小”题目，但放在社会和历史的全局看，这些问题和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变化却是密切相关的，并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其实社会的剧烈变动并不只是体现为王朝更替、政权更迭这样的政治运动、军事决战，一些具体而微小的、与人民生活感受密切相关的“小”变化，反而更具有根本意义。比如说，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固然是划时代的大事，但相对于此前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的民主选举、土地改革而言，后者对广大农村社会的影响、改造更为瞩目。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说过：“历史是阳光永远照射不到其底部的沉默大海。在巨大而沉默的大海之上，高踞着在历史上造成喧哗的人们，但恰恰像大海深处那样，沉默而无边无际的历史内部的背后，才是进步的本质，真正传统的本质。”
由于走向社会实践的需要，所以决定了档案编研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手段，也要相应发生变革。首先，编研人员要走向社会和田野。我们依据的档案材料往往是官方的、文人的，脱离了乡土与实践的气息，所以要找到相应的田野材料补充，要到田野中去论证和实践。其次，编研人员要掌握多学科的手段，利用和开发档案材料。这里举一个例子，法律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该书上卷比较完整地呈现了新发现的黄岩档案的原貌和校点文字，其下卷则作为实地调查报告，叙说了参与档案的“对应性”调查的学者们的实地经历。报告从户婚、田宅、钱债、奸情、斗殴、盗窃之类的事件中，挖掘出与财产观念、社会规范观念、“越轨”观念、性观念及暴力观念的“素材”，比较出中国特色的历史、权力、文化与法律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这样的分析和解读，更多地采用了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手段。第三，要扩大编研材料的收集利用范围。后现代主义理论认为，历史并不完全意味着真相，历史是一种文字所建构出来的叙述，此叙述目的在重建过去。建立在这样的认识思想上，有的人认为史料本身并没有原手、二手之分，从某种角度看，一切都是二手史料，都是经过某种程度“处理”过的，这样的话，史料的对象便可以扩大。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史料观点，对于从事档案编研工作是有借鉴意义的。档案编研的史料自然应以档案材料为主，但某些经过考证的口述材料、民间记述，也可以进行一定的适当补充。第四，要进行联合编研、比较编研。开展档案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联合编研，进行档案馆际之间的联合开发，能够整合各方面资源，提高编研水平和效益，这已经受到档案同行的认可，但还没有得到普遍的实践，今后应当大力推行和落实，实现合作的双赢。同时，笔者认为，各地档案馆之间还可以进行共同题目的比较研究和开发，通过有意义的比较研究，体现出各自地域和文化的特色。比如说，山西和安徽可以进行晋商档案与徽商档案共同开发和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的成果更能反映出各自的特色，也更具意义和价值。又比如说，今年各地都开展了改革开放30年的档案编辑和研究，如果内地省份和沿海地区能够共同合作，开展彼此之间的对比研究，这样便可以更好地反映彼此间对外开放进程的异同、差别，更能体现出档案编研工作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以上所言所感，属于一己之见，芹献于此，以待方家评判。但我想，如果今后我们的档案编研工作，确实能够脱离书斋和馆库，走向了社会的田野和实践，那么便完全可以称之为“档案编研工作的新突破”。故以此为副标题，表达一份期许。
收稿日期：2009-11-08
标签：企业档案工作规范论文; 实践论文; 档案与民生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