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与托派的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派论文,论战论文,晚年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托派最早起源于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莫斯科中国留学生中间。他们由于在当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争论中，拥护托洛茨基批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推行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而遭致中国革命失败的立场，进而与苏联托派取得联系（有的还加入了苏联托派），并在1927年纪念十月革命节十周年的活动中，参加了反斯大林游行，结果被遣送回国。1928年12月，他们在上海开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取名“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创办机关报《我们的话》（仿效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办的地下刊物名称）。后来，另一些回国的托派留学生，又先后成立两个类似的小组织，因其机关报定名为《十月》与《战斗》，故分别被称为“十月社”和“战斗社”。
与此同时，中共党内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一大批大革命时期担任高中级领导职务的干部，大革命失败后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责为违背国际路线而应对革命失败负责，遭到批判和撤职。他们看了托派留学生带回来的托洛茨基文章后，茅塞顿开，亦转向托派。但他们要求加入托派小组织时，却被害怕丧失正统地位的托派领导人所拒绝。于是陈独秀等人自行成立托陈派小组织，取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陈独秀为书记，创办《无产者》机关报。
1931年5月1日——3日，在托洛茨基和临时托派国际的调解催促下，上述四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托派组织并沿用托陈派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执行委员会”和党委机构“书记处”。陈独秀为“书记处书记”。
在这个过程中，托洛茨基先后写了《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共产主义左派——列宁派的任务》等文件，为中国托派制订了完整的纲领、路线和策略。托洛茨基断定：“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占优势和直接统治地位”，因此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剥夺资产阶级财产”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是当前中国没有革命形势，只能采取“国民会议”运动（即议会斗争），等待革命高潮到来时，发动城市工人武装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为此，中国托派竭力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制订的视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线，特别反对共产党下乡，进行农村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道路。陈独秀因此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成立后，一面继续批判中共的路线，一面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九一八”事件后，更从事反日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因此，他们连续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1932年10月，托派中央委员全被逮捕，陈独秀也被判八年徒刑而入狱。
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合作和革命统一战线，是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一个基本观点。他们把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及其失败的惨痛事例，作为论证这个观点的最有力的根据。陈独秀因忠实执行国共合作路线而饱尝失败之苦，也曾一度接受了这个观点。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1937年抗战爆发后，南京被日机轰炸，国民党政府西迁，被迫释放政治犯。陈独秀亦在8月23日出狱。这时，他目睹日帝猖獗，祖国危亡，毅然抛弃托派传统立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据此在武汉多次发表演讲和文章，提出他的抗战主张，而且与中共及在武汉活动的中间势力第三党、救国会及爱国军人何基沣（曾任卢沟桥抗战中的国民党第一二○旅旅长，后擢升为一七九师师长，因战伤在汉口养病）等联络，提议合作抗日。他估计在上海已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托派中央临委不会同意他的主张，于是广泛发表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①a]
托派中央在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提出了他们的“抗战”纲领。他们郑重表示“参加抗战”，但反对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号召群众“监视政府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对国共再次合作，更是疯狂攻击中共是“彻底投降”；“今天的‘国共合作’，不仅是1925——1927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斯大林党（指中共——引者）已经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它今后只有依附于一派资产阶级以反对另一派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之天然工具。”扬言：“必须无情地打击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政纲，去抵抗以斯大林党为首的欺骗虚伪的机会主义（放弃阶级斗争）的潮流。”[②a]
陈独秀接读这个纲领后，“一怒之下，扔进字纸篓了。”他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讥讽他们“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③a]
但是，托派中央了解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和他在武汉的言行后，引起了惊慌，有的主张“公开向外声明，D.S.（陈独秀在托派内部的代号——引者）同志的意见不是我们共产主义同盟的意见”；有的甚至主张与陈“决裂”。当时托派中央常委刘家良说：“陈独秀及其附和者对中国资产阶级存在着强烈的幻想。……据我们的观察：这个机会主义者（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是没有希望的了。与他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④a]陈独秀在狱中时，来华充当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的联络员并一度出任中国托派中央书记兼司库的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甚至相信陈独秀是以“某种方式政治上的投降”国民党，才被放出来的。[⑤a]最后，在多数赞成之下，1938年11月，托派中央临委通过了一个叫《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的提纲。
“提纲”逐条批驳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谴责他“背叛”了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但他们还想拉住陈独秀，因此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们希望D.S.同志将站在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陈独秀毫不妥协，立即反击。但是，他反击所采取的方法是写信向托派的总头目托洛茨基告状.[⑥a]该信是站在托派的立场上，以向托洛茨基汇报和检查自己工作的口吻说的。他说“我们的组织”在“极左派小集团”控制之下，推行一条错误路线，“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国内独裁者的共同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
托派由于口头上表示抗战，实际上干扰破坏抗战，再加上日本间谍机关公开宣传要利用托派，因此“托派即汉奸”的说法就流行开来。对此，陈独秀在信中痛心地指出：“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
鉴于此，陈独秀向托洛茨基提议中国托派今后的工作方针应该是从头做起，“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于之于民主民族斗争”，他认为只有这样，托派才能代替“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的共产党，而成为“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否则，托派在中国“将无所成就”。
陈独秀的这封信，充满着对托派在中国命运前途的关注和忧虑。但是，当这封信托与他有深厚情谊，到四川去看望他的陈其昌（托派中央常委，受托派中央委托到四川看望陈独秀）带到上海，让李福仁转交托洛茨基时，托派临委感到十分愤怒。他们也立即写了《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以驳斥陈独秀强加给他们的“极左派”罪名，表示今后仍坚持既定的路线：“我们认为这一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的意见相符。”
这个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托派在抗战中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学习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篇极精采的反面教材。（参见本期“档案架”有关内容）
毛泽东在1935年12月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描写中共党内的“左”倾路线错误时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那有猫儿不吃油，那有军阀不是反革命？……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从托派中央的这个报告可以看出，在中共党内清除“左”倾路线后，这条路线却在托派运动中得到很好的维护，而且大大地发展了。托派中央对此，不以为错，反以为荣。他们在宣扬这条错误路线时，是那样的理直气壮，那样的自以为是。
托洛茨基看了陈独秀的信和托派临委的报告，给李福仁写了回信，作为答复，并请李调解双方的矛盾。
从托的信上看，他明白中国托派临委在抗日问题上推行的路线，是符合他的思想的，故委婉地表示他与陈之间“含有若干可能的岐见”。但是，出于他一贯对陈独秀这个著名人物尊敬和利用的立场，他显然不想公开站在临委一边，批评已经孤立到只有一个人的陈独秀，否则，势必加速双方的破裂，而把陈完全推出中国托派运动。所以他十分审慎地表示：“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
托洛茨基称托派临委为“我们的同志们”，称陈独秀为“老朋友”，而且对陈严斥临委“是否正确”表示“不能判断”，两方面都不得罪，但倾向性是明确的。然而，托对陈仍忠于托派事业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针却深受感动。因陈提出当前只能进行民族民主斗争的主张，与他提出的中国在没有革命形势的“过渡时期”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所要解决的任务，并无不合；而陈独秀看不起中共组织，提出使中国托派成为“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的意见，更是他一贯的愿望。因此，他对陈表示了较多的谅解和期望。他说：“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歧见”；“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
托洛茨基知道，双方矛盾很难调和，如何解决呢？他坚持1934——1935年调解陈与托派中央矛盾[①b]时提出的办法：把陈调离，到美国参加第四国际的工作。这样既可缓和双方的矛盾，又遂了他多年来要陈独秀这个知名人物参加第四国际领导机构以提高其威望的心愿，真是一举两得。
托派临委见到托洛茨基的信，感到委曲与难堪。他们又专门写了一个《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S.同志问题》。这个报告对托洛茨基回信的最大挑战是不接受原则问题上的调和态度：“D.S.同志自出狱后便一贯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可否认的声明：D.S.同志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向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乖离的路线，一条是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路线。”二者“不能调和”。
“报告”集中火力攻击陈独秀已经离开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因为陈独秀在当时发表的《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和演说中，在坚持托派传统的“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观点的同时，强调“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发展之余地”，叫人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还说：“社会主义在中国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及其政党，有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据此，临委“报告”认为：“他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及社会主义的信心已根本动摇，他之屡屡郑重‘无保留的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族民主斗争’，并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上来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发展已接近了‘阶段论’的学说。”
所谓“阶段论”是指与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论”相对立的机会主义理论，包括孟什维克的“二次革命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托派说谁犯了“阶段论”的错误，就是对其最严重的谴责。
在对陈组织处理问题上，托派内部发生了分歧：彭述之、刘家良等主张开除陈。陈其昌、王文元、郑超麟等人出于对陈的友情，主张等待形势的发展，让时间来证明谁是谁非。再加上托洛茨基的压力，所以临委“报告”被迫同意陈独秀“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见后，我们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但又对托洛茨基曲宥陈独秀表示不满，强调说：“我们认为改正一个领袖同志错误的最不可少的办法，还是对他的错误不可调和的斗争”；并要挟说：“假如他仍坚执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
1938年7月，陈独秀在武汉失守前夕入川。此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在国内，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大溃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际上，希特勒入侵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欧战正式爆发；苏联为粉粹帝国主义制造的东、西方“慕尼黑阴谋”，在1939年8月和11月，先后与德国、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年冬，苏联借口加强边防又入侵芬兰，引起公愤。同时，在其国内连续三次“莫斯科审判”，以莫须有罪名处决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1940年8月也被暗杀于墨西哥。陈独秀在四川密切注视国内外政局的发展和上海托派的动向，继续不断地写文章和书信，发表自己的政见，批判托派临委的荒谬主张。他的意见，就是后来被何之瑜收集在《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中的“最后见解”，其内容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政、战争与革命，以及同此两个问题相关联的中国与世界前途的问题上：
一、认为民主是“超时代”、“超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二、认为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滥杀无辜的罪恶，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决定的”，“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三、把纳粹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等量齐观，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现在德、俄两国社会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是现代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和格柏乌政治”；“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会，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他表示要写一部《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四、这次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中国等国不能独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五、对世界前途悲观，“此次若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
陈独秀这些“最后见解”，首先遭到上海托派临委的强烈反对。1940年6月和1941年1月，他们对陈独秀问题作出了最后两个决议：《临委对D.S.来信的决议》和《关于D.S.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
决议摘引托洛茨基大量关于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战的论述，雄辩地证明他们执行的路线和政策的确是托洛茨基所指示的。托洛茨基认为第二次大战的双方“都有反动的性质，无论那一方阵营胜利，人类都会被抛到老远的后方去”。因此，他们宣称应完全照搬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行的策略，使双方都失败，以造成统治危机，“以国内战争去转变帝国主义战争”，发动革命，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所以他们强烈谴责陈独秀的“在这次大战中站在民主帝国主义的阵营一边反对法西斯帝国主义”和“在战争中不能引发革命”的观点，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极端庸俗之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此其一。
其二，托洛茨基和各国托派，在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斗争中，一贯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自居，批判对方是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是“不断革命论”，它有两个基本点：“无产阶级专政论”和“世界革命论”（即一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必须紧接着搞世界革命）。临委坚持这种理论信仰，认为陈独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是可耻的背叛行为。他们认为斯大林利用无产阶级专政作恶，是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是偶然的现象，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制度的产物。而且苏联的公有制没有变，苏联还是社会主义的工人的国家。因此他们仍坚持托洛茨基提出的“打倒斯大林，保卫苏维埃”的方针，而竭力攻击陈独秀把布尔什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的观点，特别攻击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其实，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虽有一些偏颇之词，但在其批判斯大林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搞个人独裁，践踏民主和法制这一点上，恰恰是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的，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忽视民主倾向的纠正，从而为发展这个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如果不发展，它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在当时完全照搬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路线，照搬马克思、列宁某些过时的论断，则完全暴露了他们是最没有出息的教条主义者。
正当这场论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一个小村里。
包括托派在内，当时中国各方都不能接受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国民党政府曾明令禁止其在报纸上发表“反苏”言论。中共则发表长文批判之。但是，客观地说，陈独秀“最后见解”的是与非是十分复杂的。自“见解”产生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它既有偏激之词，又有深刻之义；既有主观妄测，又有高明预见。有些意见的价值，还有待后人去评说，将来的事实去检验。
注释：
①a 《给陈其昌等人的信》（1937年10月21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3页。
②a 托派油印小册子：《“托派”对于抗战的主张》。
③a 《双山回忆录》第233页，1977年香港版。
④a 刘家良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1月21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69页，译者（巩西）注。
⑤a 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2月1日），同③第68页。
⑥a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1939年1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4页。又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29页。
①b 1934——1935年，托派中央曾批判陈独秀主持工作时提出的与中共及资产阶级在“抗日反蒋”问题上“共同行动”的路线是机会主义，要狱中的陈独秀承认错误。陈拒绝，因而一度被“开除”。当时托洛茨基曾极力维护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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