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天童塔铭》之争考论
于素祥，王彦明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摘要： 应木陈道忞之请，钱谦益撰写的《天童密云禅师悟公塔铭》，语涉密云圆悟、汉月法藏师徒矛盾，引发木陈道忞、继起弘储两派僧俗弟子之争。在张有誉、王廷璧等人调解下，钱谦益修改部分文辞，两派最终和解。从新发现的《足本钱曾牧斋诗注》所存《天童塔铭》初稿来看，钱谦益的写作初衷并未改变。僧诤之后，钱谦益与继起弘储僧团往来密切，为其融入清初遗民僧人群体提供了助缘。
关键词： 钱谦益；《天童塔铭》之争；木陈道忞；继起弘储
《天童塔铭》之争是明末清初重要的僧诤事件，诚如陈垣《清初僧诤记》所考，总共发生两次：一是费隐通容与木陈道忞之争，此论争因徐之垣撰写之《全身塔铭》而起；二是木陈道忞与继起弘储之争，此论争因钱谦益初撰之《天童密云禅师悟公塔铭》(后文简称《天童塔铭》)而起。其中，第二次僧诤更受学界关注，除陈垣外，连瑞枝、孙之梅等多有考索(1) 详参陈垣《清初僧诤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42页；连瑞枝《钱谦益与明末清初的佛教》，台北：台湾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3年，第107-118页；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1-216页。 。受材料限制，钱谦益的《天童塔铭》初稿未见学界征引，请铭原因、请铭始末、论争始末、后续影响等诸多问题亦有重新考察之必要。现以新发现钱谦益《天童塔铭》初稿等材料为中心，稽考相关史籍载记，在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再作考释，谨请方家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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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铭始末
晚明临济宗中兴主将密云圆悟圆寂后，王谷撰有《行状》，徐之垣撰写《全身塔铭》。在其弟子费隐通容经营下，唐世济撰写的《遗衣金粟塔铭》，由吴麟徵篆额，崇祯十六年(1643)刻石；韦克振撰写的《道行碑》，亦于顺治五年(1648)刻石。可以说，有关密云圆悟生平事迹及懿行功德的碑记石刻堪称完备(2) 《行状》《全身塔铭》《遗衣金粟塔铭》《道行碑》等文见《密云禅师语录》卷十二(《嘉兴藏》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又：木陈道忞有《明天童密云悟和尚行状》，见《布水台集》卷十六(《嘉兴藏》第26册)。 。时隔十余年之后，木陈道忞为何再次邀请钱谦益重新撰写第二碑，成为我们考察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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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陈道忞请钱谦益重新撰写塔铭，首先是看重其文坛名望。木陈道忞自云：“不孝幼为诸生，习制艺，即知海内有以文鸣世，如老先生其人者矣。继行脚游方，间从碑铭传志间见先生一二古文词，益叹先生之文，非徒咀英而吐华者，其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者与？去岁因贵乡许子，得广读先生《初学集》，益如横开武库，如深入宝山，如吴季札之观乐，至韶而止。窃谓非胸藏万卷，眼碧秋空，不可读先生之文。”[1]395可见，他在学习科举文字时，深知钱谦益以文名世。出家后行脚游方，阅读钱谦益的碑传文字，对其赞叹有加。顺治十四年(1657)，木陈道忞阅读《初学集》后，对钱谦益更是钦慕不已：“抑先生岂徒以文哉？明治乱，植人伦，故先生之文，为不可企及也。”[1]395密云圆悟的塔铭虽有徐之垣等人旧作，因名望、文采等各种原因，“先师之道德终暗昧不彰”[1]395。从徐之垣《全身塔铭》来看，他以天童之兴废称赞密云圆悟的佛教功绩，在木陈道忞看来，缺乏对整个明代佛教史的全局观照。《全身塔铭》中大量羼入密云圆悟的语录话头，编排失次，颇为支离。费隐通容对徐之垣的《全身塔铭》颇为不满，故而引发了他和木陈道忞的论争，即有关《天童塔铭》的第一次论争(3) 具体经过参见陈垣《清初僧诤记》，第34-34页。 。几经权衡后，身兼文坛盟主与东林党魁的钱谦益，成为木陈道忞心目中重写密云禅师塔铭的不二人选，“窃谓人如先师，非先生之文不足以光扬至赜；文如先生，非先师之人不足以焕若昭回”，“矫俊伟如先师者，先生岂有爱焉？末后光明，点出笔尖头，俾伊照天照地，非不孝一人之幸，实天下后世学者之幸也。”[1]395
汉月法藏的《五宗原》在晚明禅林中反响颇大，时人褒贬不一。如万历三大师之一的憨山德清曾婉言相劝：“公如真实为人，切不可以偈语引发初机，直使死偷心泯知见为第一着，庶不负此段因缘耳。若曰如来禅、祖师禅如何如何，皆饾饤耳。”[9]当然，真正引起晚明禅林轩然大波的，是来自密云圆悟及其僧团弟子的强烈批驳。据纪荫《宗统编年》卷三十一载，崇祯八年(1635)“三峰藏寂后，一时怂勇者有三辟、七辟之刻。”[10]崇祯十年(1637)，汉月法藏晚年追随弟子潭吉弘忍撰《五宗救》，为《五宗原》辩护。崇祯十一年(1638)，密云圆悟亲自撰写刊刻了《辟妄救略说》，“名义上批辟弘忍‘妄救’之作，实指法藏在《五宗原》中‘妄执’‘临济宗旨’”[11]。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密云圆悟圆寂后，此次论争才告一段落。
其实，木陈道忞请钱谦益撰写塔铭，亦有深层次的个人因素。据纪荫《宗通编年》卷三十一、三十二载，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七日，密云圆悟在天台通玄寺去世后，天童寺住持屡经变换。如崇祯十六年(1643)，木陈道忞继席天童寺。顺治三年(1646)秋，费隐通容接替木陈道忞继任住持。顺治七年(1650)，林野禅师接替费隐通容继任住持。顺治九年(1652)冬，牧云通门接任天童寺住持。直到顺治十四年(1657)，木陈道忞再次接任。在崇祯十六年(1643)至顺治十四年(1657)的十四年内，天童寺住持五易其主。重新请人撰写塔铭，借发扬先师品行德业巩固其在同门中的威望，成为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除了文坛名望外，钱谦益亦为江南佛教界著名的护法金汤，入清后又专意于佛经注疏，其《楞严经疏解蒙钞》等佛经著述，在教内外反响颇巨(4) 参王彦明《〈楞严经疏解蒙钞〉考论》，《新国学》2015年刊，第117-139页；《〈楞严经疏解蒙钞〉的文献学价值》，《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1期，第67-71页。 。因此，经他撰写之塔铭，自然极具影响力。僧诤发生后，木陈道忞在写给祁季超的信中称“西遁固信山翁决不幸虞山舞弄笔舌而雌黄天下也”[1]396，也透露出其个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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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继起弘储通过张有誉与钱谦益斡旋，促使钱谦益修改《天童塔铭》。从钱谦益的《己亥夏五十有九日，灵岩夫山和尚偕鱼山相国、静涵司农枉访村居，双白居士、确庵上座诸清众俱集，即事奉呈四首》来看，顺治十六年(1659)夏，继起弘储会同熊开元、张有誉(号静涵)、王廷璧(号双白居士)、释鉴青等僧俗弟子前往虞山拜访钱谦益。上述诸人中，促使钱谦益修改塔铭的是张有誉与王廷璧。钱谦益《有学集》收录的《答张静涵司农第一札》《再答张静涵书》《三答静涵张司农书》等三封信札，便为集中商讨之作。《答张静涵司农第一札》云：“顷承慈诲，谆谆启迪，因为开函一笑，语双白曰：‘此是静老方便说法，劝我放下屠刀也。’却苦两日前付山晓小师赍去，不得重与台慈商搉删定。”[2]1 385可见，《天童塔铭》初稿完成后，王廷璧携带张有誉的信札找到钱谦益，希望他进行删改。钱谦益修改完成后，经王廷璧、山晓本晳带给木陈道忞。钱曾云：“《天童塔铭》稿出，灵岩弘储和尚为汉月法嗣，见之，急挽静涵司农，两致手扎于公，力请删改。公不得已，为易其文。”[3]2 433值得注意的是，钱谦益在信札中反复申明，其《天童塔铭》是依据行状、年谱直陈史事，不敢妄加增改，“通篇叙次，援据行状、年谱，不敢增益一字”[2]1 385。
王廷璧的轻慢之举，成为木陈道忞问责的另一借口。其《复灵岩储侄禅师》云：“枯骨寒原，远烦玉步，或有媟慢，得不深山僧之罪而消老人之福哉！乞泯此念，荷感犹多。改定铭词，谨依双白口谕，如命施行矣。”[1]396《复西遁超道人》亦云：“双白远来，多媟慢，乞为山僧修饰，弗备。”[1]396对此，钱谦益也深表忧虑。他希望张有誉等人从中劝解，或请他人与王廷璧同行，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其《再答张静涵书》云：“双白为法猛利，腰包渡江。羽书旁午，戒行不可不早。又须一二好衲子结为伴侣，方便首途。”[2]1 387《复灵岩老和尚书》亦称：“双白素心苦行，白衣中哪有两人？但嫌其聪明流动，如水银抛地，方圆不定，须和尚痛下钳锤，为设一死关，勿令出虎丘寸步，乃可望其竿头转身耳。”[2]1 394此外，参与调解者尚有牧云通门。他希望木陈道忞原谅继起弘储等人的少不更事：“铭塔一事，旧冬尔商，遂成少不更事。然为人后者，发扬先人光明，不一而足。念是或可恕也。”[5]
二、论争始末
此次僧诤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钱谦益的《天童塔铭》书写了不利于汉月法藏的言辞，其原稿自然成为考察此事的关键。陈垣对勘《密云语录》所附塔铭与《有学集》塔铭后云：“至顺治十六年，木陈又请钱谦益为之，今附《密云语录》后。尝取与《有学集》校，字句偶有不同，大体无异，惟法嗣十二人，《集》为列举，此为常例，《语录》则一一叙入矣。又请铭一节，《集》单作忞公，《语录》则作忞公、门公，门公者牧云门，木陈不敢自专，引牧云以为重，盖所以塞同门之口，知前此费隐之诤为有效也。”(5) 陈垣《清初僧诤记》，第37页。陈垣先生所论木陈道忞请铭时间为“顺治十六年”，实误，详见前论。此外，《塔铭》又见于《天童寺志》(杜洁祥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第522页)，前题云：“勅赐慧定禅师密云悟和尚塔寺之南山幻智庵右，宗伯虞山钱谦益撰铭序曰”诸字，《塔铭》底本系钱谦益修改稿，对勘后发现，两文文字差异共有81处，除避讳、通假及因字型相近、字音相同所出现的常见性差异外，重要者有五。一为易《有学集》“天其或者假借碪锥，助扬水乳，用纵夺为正印，化同异为导师，于人何有，于师何有”一段文字为“天其或者假发难端，激扬真说，握提婆之正印，化同异为大通，于人何尤，于物何有”。二为详列法嗣十二人之名单，其云：“嗣法如大沩如学、邓慰法藏、梁山海明、径山通容、金粟通乘、宝华通忍、龙池通彻、天童道忞、雪窦通云、鹤林通门、善权通贤、天童通奇十有二人，皆亲承炉鞲。”三为“介子裁书介天童上座某属余为塔铭”，《寺志》本作“介子裁书介鹤林门公属余为塔铭”。四为“用以副忞公之请”，《寺志》本作“用以副忞公、门公后先之请”。五为《寺志》本文末署云：“海门弟子虞山蒙叟钱谦益槃谈谨造。”究其原因，二为补充进入嗣法十二人之具体名单，此为塔铭创作之通例；三、四两处明确补入第一次请铭系黄毓祺遣钱谦益同乡牧云通门请铭，黄氏所选可谓得人，亦见钱谦益此次塔铭写作之前因也。 可见，陈垣对校之文，实为钱谦益塔铭成稿。至于初稿如何，陈氏概不得而知。周法高所编《足本钱曾牧斋诗注》，以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初学集诗注》《有学集诗注》为底本影印出版，比钱仲联整理的《钱牧斋全集》多出注文3 931条，极具文献价值。其中，钱曾在《己亥夏五十有九日灵岩夫山和尚偕鱼山相国、静涵司农枉访村居，双白居士、确庵上座诸清众俱集，即事奉呈四首》其四“法海何因起墨兵”中的“墨兵”二字下详录初稿、成稿之文字差异，为重新考察僧诤提供了翔实的文献依据，现择要迻录如下：
为此，顺治十五年(1658)冬，木陈道忞派弟子山晓本晳带着他的信札，以及密云圆悟的行状、年谱等生平史料，来到常熟请钱谦益撰铭。对此，钱谦益云：“越十有五年戊戌，嗣法弟子道忞具行状、年谱，申请谦益，俾为塔上之铭。”[2]1 257钱曾亦云：“戊戌冬，天童密云禅师嫡子道忞具师行状、年谱，请公为塔上之铭。”[3]2 432出人意料的是，钱谦益以“抱痾，又方在忧戚，都不见客”[2]414为由，委婉地拒绝了木陈之请。所谓“忧戚”者，指钱佛日早殇。《桂殇四十五首》序云：“桂殇，哭长孙也。孙名佛日，字重光，小名桂哥，生辛卯孟陬月，殇以戊戌中秋日。”[2]455钱谦益一族人丁不旺，晚年痛殇长孙，悲戚之情可以想见。遭到拒绝后，木陈道忞只好请同门师弟牧云通门从中调解。其《复古南牧和尚》云：“虞山与弟素未谋面，亦以半纸腐文，遂辱千里神交。去岁仰体江上，与兄夙念，敬遣晳首座以先师铭，再徵椽笔。会伊抱痾，又方在忧戚，都不见客。及接弟书，欣然出相劳苦，诘弟行藏，竟日坐谈不备也。诺以浴佛就稿。”[1]414钱谦益与牧云通门是同乡，现存《有学集》收录了他写给牧云通门的《恤庐诗》《牧云和尚全集序》等诗文，足见二人关系之密切。在牧云通门的调解下，钱谦益勉为其难，答应明年浴佛节交稿：“第以此等文字，关系人天眼目，岂可取次命笔。年来粗涉教乘，近代语录，都未省记。须以三冬岁余，细加检点，然后可下笔具稿。谨与晓上座面订，以明年浴佛日为期。”[4]350木陈道忞唯恐钱谦益中途变卦，顺治十六年(1659)春，再派山晓本晳常驻虞山，专候钱谦益的塔铭文稿。其《复古南牧和尚》道出个中隐忧：“仍期晳子先往，顷已在虞。虞山虽健忘，想不能忘诸此矣。”[1]414《柬牧斋钱虞山》其二亦称：“再遣山晓拥篲龙门，恭傒奎璧伫雨迟云，惟高空其沛然早及之。春风尚寒，有冀颐神善摄，长为南邦文献。”[1]396在木陈道忞、山晓本晳等人的反复督促下，顺治十六年(1659)二月七日，钱谦益《天童密云禅师悟公塔铭》终于撰写完成了。令钱谦益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塔铭引发了木陈道忞、继起弘储两派僧徒的纷争。
其次，王廷璧携带《天童塔铭》修改稿和相关书信，找木陈道忞兴师问罪。木陈道忞反而向继起弘储问责，认为继起弘储身为晩辈，若对《天童塔铭》有所不满，理应由他找钱谦益修改，不应让张有誉接洽钱谦益。言外之意，继起弘储不应忽视木陈道忞“师叔”之身份。如《复灵岩储侄禅师》云：“先老人塔铭，去秋始讬虞山属笔。七襄之报，诺以今夏浴佛节为期。中间词锋有碍汉兄和尚，则山僧都未省览。老侄既阴得其事状，何不移牍山僧俾为删改，乃假手张静翁斡旋钱牧老，抑复何也？”[1]396针对祁季超的责问，他以类似之语回应：“犹子中如玄墓、如灵隐，即犹孙中如豁堂、如仁庵辈，走一使持片楮焉而问山僧，岂可不手勒八行，专人请改？矧灵岩之与山僧，犹称当世籍咸者乎？见不出此，乃规为布置，斡旋虞山，又动劳足下之管城君，是谓无识，且昧山僧。”[1]396
在疾病诊断技术逐渐发展的形势下，临床针对胃部疾病检查患者在进行诊断期间，口服速溶胃肠超声助显剂超声造影方法获得广泛应用，其凭借无痛苦、无创以及便捷有效的优点，使得临床应用接受度以及满意度极为显著，并且在应用后通常可以获得显著胃部疾病诊断效果。胃部疾病检查患者在选择超声助显剂进行口服后，于其胃肠道内部会表现出点状中等回声的现象，并且形态分布均匀，从而可以将胃肠道超声伪像显著减少，针对胃壁病变具体程度、范围、生长方式、肿物大小以及内部结构等可以进行清晰显示，并且同附近脏器表现出的系列关系可以进行充分明确，此外针对胃肠功能加以动态观察后，最终可以就患者病情表现展开评估工作[4]。
详览初稿、成稿文字，虽同为批评晚明禅林流弊，但初稿的个体指向性更强。举凡“花箭突发于室内”“三玄三要，辨析三幡；七书三录，折冲四战”及“状称相轧者，至为狂詈，为凶短折，为吐红光烂尽”诸语，涉及密云圆悟与汉月法藏师徒矛盾(6) 按：“状称”一句，是源出于木陈道忞的《明天童密云悟和尚行状》，其云：“其与师轧者，至为狂詈，为凶短折，为吐红光烂尽。真枯竭无余，无可奈何，而大慈摄受之心，师终无间也。”(见道忞《布水台集》卷十六，《嘉兴藏》第26册，第370页上。) 。据《三峰和尚年谱》记载，汉月法藏(1573—1635)十五岁辞别父母，在扬州德庆院出家。十九岁获得度牒，二十九岁从云栖株宏受戒。天启四年(1624)，五十二岁的汉月法藏至金粟寺拜谒密云圆悟，请求印可。天启七年(1627)，密云圆悟正式传衣钵于汉月法藏[6]203-213。然而，师徒间的禅宗思想与修持路径并不相同。汉月法藏因参阅高峰原妙的《高峰语录》《临济三玄要》而发悟。在披读惠洪觉范的《临济宗旨》后，“宛然符契，如对面亲质”[6]153，“因见寂音尊者著《临济宗旨》，遂归心此老，自谓得心于高峰，印法于寂音，无复疑矣！”[7]天启五年(1625)，汉月法藏着手编撰《五宗原》，探寻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沩仰宗、法眼宗五家宗旨，发扬如来禅而轻视祖师禅。他在临济宗的棒喝传统外别寻旨趣，以“三玄三要”作为勘验禅机的枢要。在师法与师人之间，他更强调师法的重要性。如《五宗原》云：“师有人法之分，心有本别之异”，“良以师必因人，人贵法妙，分宗列派，毫发不爽。故传法之源流，非独以人为源流也。”[8]此与独揭临济宗旗纛、重视师资传统的密云圆悟持论相悖。
三、《天童塔铭》异文
钱谦益所撰之《天童塔铭》由于语涉密云圆悟与其弟子汉月法藏的纷争，招致了汉月法藏嗣法弟子继起弘储的强烈不满。他会同僧团弟子，就此与木陈道忞和钱谦益反复商讨。
戊戌(1658)冬，天童密云禅师嫡子道忞具师行状、年谱，请公为塔上之铭。己亥(1659)二月七日，公制《塔铭》成，末后著语云：“稗贩弘多，智惠轻薄。花箭突发于室内，疑网交络于道旁。于是乎三玄三要，辨析三幡；七书三录，折冲四战。状称相轧者，至为狂詈，为凶短折，为吐红光烂尽，斯则弓折矢尽、树倒藤枯之明验也。师不借彼之锋镝，则金翘之威神何由穷搜于海底？彼不犯师之彀率，则波旬之气势何由竭尽于藕丝？天其或者倒用魔印，逆宣正法，于彼何尤，于师何有？”公意盖有所指，此文之原本然也。《塔铭》稿出，灵岩弘储和尚为汉月法嗣，见之，急挽静涵司农，两致手扎于公，力请删改。公不得已，为易其文云：“后五百年，斗争牢固，机锋激射，妨难弘多。师以慈心接之，以直道御之，以正理格之，以妙辨摧之。消有无于三幡，穷玄要于四战，务使其霜降水涸，智讫情枯而后已。初虽摄折多门，终乃镕融大冶。事有激而济，理有倒而相资。非铁石之钻磨则火光不发，非峡崖之束斗则水势不雄。天其或者，似借碪锥，助扬水乳。用纵夺为正印，化同异为导师，于人何尤？于师何有？”凡易一百二十六字。此文之改本然也。[3]2 432-2 433
在钱谦益、张有誉等人调解下，涉事双方最终和解。诚如钱谦益所云：“上座归来，数日内再接张静翁手书，谓天童、邓尉两家子孙，已成水乳。”[2]1 388
控制系统实现对气动闸起升和倒伏的自动控制，通过传感器监测钢闸门位置角度，调节气袋进气量，保证钢闸门单元之间同步起升和倒伏，还可预设闸门位置高度，实时监测高度数据，并可实时监测溢流流速和流量以作参考。另外还可实现远程监控、视频监视等功能。
钱谦益与汉月法藏同在常熟，相交甚早。万历四十五年(1617)春，憨山德清至云栖凭吊袾宏，返归吴门时，应巢松慧浸、一雨通润等人之请游天池，“将行，弟子洞闻、汉月久候，钱太史受之亲迎至常熟”[12]。钱谦益《憨山大师曹溪肉身塔院碑》亦载：“万历丁巳(1617)□月，大师东游涖三峰，然灯说戒。汉月师请坐堂上，勘辩学人。余与汉师左右侍立。诸禅人鱼贯而前，抠衣胡跪，各各呈解。大师软语开示，应病与药，皆俛首点胸，礼拜而退。”[2]1 255随着密云、汉月在禅法修持理念上的分途，加之汉月法藏与洞乘法闻在住持破山寺期间的纠葛，钱谦益对汉月法藏的态度陡变，甚至将其直斥为海内三妖之一。如《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云：“天丧斯文，余分闰位，竟陵之诗与西国之教、三峰之禅，旁午发作，并为孽于斯世，后有传洪范五行者，固将大书特书著其事应，岂过论哉！”[13]在与黄宗羲的信中，钱谦益直接点出：“自国家多事以来，每谓三峰之禅、西人之教、楚人之诗是世间大妖孽。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陆沉鱼烂之祸。今不幸言中矣！”[14]因此，在《塔铭》初稿中斥汉月法藏为“波旬”，指责他“倒用魔印，逆宣正法”，实际反映出他对汉月法藏一贯之态度。正因文中个体指向性太强，措辞过于激烈，进而引起继起弘储等人的强烈反对。在张有誉等人调解下，钱谦益最终改易文辞。成稿文字虽弱化了初稿的个体指向，但蕴含于中的批判精神依然未变，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改而未改”。正如钱谦益所云：“恭承慈命，再三
绎，既不敢护短凭愚，亦未尝改头换面，点笔之余，恰与初心符合。焚膏呵砚，不免沾沾自喜。因思法门纲宗与文字血脉，此中大道理，合是如此。”[2]1 387又云：“因将《塔铭》原稿再一点检，但是文字中槎牙头角之语，改窜数行耳。是中君臣宾主，眼目历然，殊非媕阿两可，自附调人。更于老人激扬提唱，一片苦心，重为洗发。所谓颊上三毫，传神写照，未必不差胜于元文也。”[2]1 388身为族孙兼弟子的钱曾，深谙钱谦益的此番苦心。他在“墨兵”条后注文中说：“详公语句，郑重命笔，不相假借如此。然公生平撰述，初非党枯竹、仇朽骨、有私意存乎其间也。予编次《有学集》，于《天童塔铭》原本改本并列之而不敢逸其一者，盖不忍负公手稿付嘱之意，亦以见点定之际，原无一字出入，初未尝媕婀两可，自犯岐舌之规。”[3]2 433-2 434钱曾并存初稿、成稿文字，借此为钱谦益正名，可谓不负其师托付遗稿之苦心，亦为重新解索此桩公案提供了新的史料依据。
四、《天童塔铭》之争的影响
《天童塔铭》之争在诸方调解下最终平息，钱谦益初稿、成稿之文字差异及其写作苦心，亦借钱曾之注文而大白。然而，此事对钱谦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僧诤发生期间，便有乘机兴师问罪者。钱谦益称：“《塔铭》稿出，有人自武林来，盛言磨刀镞矢，势焰汹汹，谈已辄为口噤手战。仆应之曰：‘吾文之写于胸，犹弹丸之脱于手也。弹丸脱手，手中无复有弹丸矣。文字写胸，胸中无复有文字矣。彼将寻声问影，觅弹丸于吾手，不已愚乎？’其人茫然而去。”[2]1 390当远在岭南的天然函昱请钱谦益为其师宗宝道独撰写塔铭时，钱谦益以此为例说道：“向为天童作铭，略说少分，诃谤蜂起，付之瑱耳。铭诗末云：‘拗折拄杖，抛掷拂子。余与老人，觌面伊始。’连这老汉也与他劈头一棒，见者都不觉，懡
而已。此文一出，逆知诸方唾骂，更甚往时。古人金汤护法，不惮放舍身命。知我罪我，何足挂齿。”[2]1 391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此次论争，加深了钱谦益与继起弘储间的往来，为他融入清初遗民僧人群体提供了助缘。从现有资料来看，僧诤发生前，钱谦益与继起之间并无往来。自顺治十六年(1659)五月十九日，继起弘储率领僧团弟子在拂水山庄拜访钱谦益后，二人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同年九月，钱谦益本想赴吴门，“践腰包扣访之约”[4]334后因“军声初解，干戈充斥”而未能成行，只好约王廷璧等人“献岁发春，便当枢衣纳屦，长侍法筵”[4]335。顺治十七年(1660)春，钱谦益亲赴灵岩，再践前约(7) 参见《有学集》卷十《灵岩方丈迟静涵司农未至》(《有学集》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11页)，《灵岩呈夫山和上二首》(《有学集》卷十，第512-513页)。 。顺治十八年(1661)春，钱谦益致书继起弘储、王廷璧等人，希望他们资助按指契颖刊刻《嘉兴藏》。同年九月，钱谦益八十寿诞。此前，他已向王廷璧、继起弘储寄去辞寿小笺，继起弘储依然以老藤如意相赠。钱谦益《老藤如意歌》序云：“余年八十，灵岩和上持天台万年藤如意为寿。余识之，曰：‘此金华吴少君遗物也’歌以记之。”[2]605康熙元年(1662)冬，钱谦益感继起弘储孝亲之举，作《报慈图序赞》，借机宣扬忠孝佛性论(8) 参见《报慈图序赞》(《有学集》卷四十二，第1 425-1 426页)及《与继起和尚书》其四(《牧斋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36页)。 。康熙三年(1664)二月初八，继起弘储诞辰，钱谦益作《寿量颂为退和尚称寿》以祝之。钱谦益去世后，继起弘储升堂说法以示纪念：“虞山宗伯生忌，门人请对灵升座。蓦拈拂子曰：即此物，非他物，天上下独尊，偏大千共仰，是竺士大仙之心。大宗伯牧斋钱公之一灵，对三贤十圣说法身，以为极果，其实不无缘起，不有缘灭。道是近，十方世界，求不可得；道是远，秪在目前。心既如是，法亦如是。一沤生波澜，始六入、十二因缘、十八界，乃至八万四千法门，有什么限际？喝一喝，曰：‘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间，知音复是谁？’”[15]继起弘储以子期相比，以天地间知音相许，算是钱谦益在《天童塔铭》之争中的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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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rch of the Controversy about Qian Qianyi ’s Tiantong Taming
YU Suxiang,WANG Yanm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ry,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Zhoukou,Henan 466001,China)
Abstract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of Muchen Daomin,Qian Qianyi written Tiantong Taming ,due to being involved of Miyun Yuanwu and Hanyue Fazang,sparked controversy between Muchen Daomin and Jiqi Hongchu.Under the adjustment of Zhang Youyu and Wang Tingbi,Qian Qianyi modified part of the text，final two factions reconciliation.From the new-found Tiantong Taming inZuben Qianzeng Muzhai Shizhu ,we found that Qian Qianyi stuck to the original of his writing.After that,Qian Qianyi kept close touch with Jiqi Hongchu,and offered help for him to integrate into the former Buddhist fellowship.
Key words :Qian Qianyi;the controversy of Tiantong Taming ;Muchen Daomin;Jiqi Hongchu
中图分类号： I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821(2019)04-0036-07
DOI: 10.19724/j.cnki.jmju.2019.04.004
收稿日期 :2019-05-15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4批面上资助项目(2018M642598)；江西省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2018KY50)；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8-ZDJH-410)
作者简介 :
于素祥(1983— )，女，山东沂南人，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戏剧与佛教文学；
王彦明(1982— )，男，山东沂南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文献与文学。
[责任编辑：卢翠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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