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中国论文,现状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蓦然回首，中国价值论研究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置身当今世界(包括中国)文化、文明转型时期，面对价值冲突普遍而尖锐的情形，中国价值论研究必须努力把握时代精神，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为基础，进行新的反思与创造。为此，有必要首先回顾与总结20多年来的研究进展，并通过自觉反思，发现深入研究的突破口。
一、中国一般价值论研究的兴起
虽然中国传统哲学是以伦理、政治为中心的，具有独特而丰富的价值论理论和实践资源；然而，一般价值论却迟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兴起。
在中国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一般价值论的兴起既是对传统哲学不满之故，也源自于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的呼唤。
从理论上看，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践观点的权威。随着讨论的深入，理论上接着提出了“什么是检验实践的标准？”“如何看待实践中人的目的、需要及其与真理的关系”等问题。这实际上进入了关于价值问题的思考，成为国内价值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加上学者们日益对源自前苏联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不满，对这种“拟科学”的知识论、真理论哲学体系不满，对其忽视或无法处理人的问题、价值问题不满，因而价值论另辟蹊径，从实践、主体(人)角度逐步开展起来。
而从实践层面看，建国后长期“左”的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了大量贬损人的人格与尊严、甚至不将人当人的运动和事件，整个社会许多时候是非颠倒，善恶不分，价值取向和价值秩序极其混乱。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人们的思想禁锢被打破了，开始了全民族的大反思，这些反思的深入越来越要求有价值理论的支撑。特别是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思考和行动的自由度增大了，内容也更丰富了，关于社会和个人的价值选择问题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甚至在一些传统问题上，价值问题的思考也显示出了独特意义，如已往哲学似乎只注意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一面，而历史反思与生活实际的发展则使人们认识到，它实际上也来自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价值选择”。如何在符合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正确地论证和把握自己的价值选择，就需要有对于价值和价值取向问题的理论反思。当前围绕转型时期价值观念建设的讨论，以及对诸如“普遍价值”的研究，也有力地突显着这种需要。
正是因为价值困惑、价值冲突的大量存在，价值反思与批判的日益深入；正是因为价值论在理论与现实实践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甚至因为“人是目的”，价值问题更具有统摄性，因而价值问题的讨论逐渐成为热点。自1980年以来，中国哲学界发表了大量研究价值论基础理论以及现实价值问题的著作和论文，主要从事价值论研究的学者约有200人至300人，价值论作为哲学基础理论中一个新的分支得到了广泛承认。
二、价值论正在“改变”哲学
近年来，伴随着哲学基本理论改革、创新的深化，价值论研究的意义日益突显出来，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哲学的“价值论转向”，或要求以价值论为中心重构哲学。
传统哲学是拟科学的，无论是与科学混沌一体的古代哲学，还是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的“语言学转向”，都试图以科学为范式，按照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哲学。它旨在描述世界，解释世界，追求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获得可以实证的科学知识，建立某种“科学的”理论体系。他们常常宣称自己的结论是“科学”、“知识”，或努力获得一种科学地位。然而，在观察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归纳问题尚待解决、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哲学观重新抬头、特别是传统哲学忽视对实践和主体(人)探讨的缺陷揭示出来之后，哲学的“拟科学梦”逐渐破灭了。这促使哲学重新思量其对象、使命与任务。“价值论转向”于是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思路。
哲学的价值论转向并非坚持价值论是哲学的惟一研究对象，并不将价值维度视为哲学的惟一尺度。事实上，它并不排斥一切传统的哲学问题，并不否定存在论(本体论)、认识论之作为哲学基本分支的事实。相反，它只是一种哲学视野、哲学趣向、哲学思维方式的改变。它意味着，要将人、将人的社会的历史的价值生活实践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地位，从哲学的主体向度或价值维度出发，重新审视和构造哲学。
略而言之，从主体(人)的价值维度审视、“改造”或“重构”哲学，将促使哲学重新反思自身，导致哲学发生全方位、革命性的变化，映射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这大致可能形成如下一些基本结论：(1)哲学观的变化：哲学不仅仅是狭义的“世界观”，有关人们的信念、信仰、理想等问题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成为其基本内容；(2)哲学基本结构的变化：价值论与存在论、认识论一起构成哲学的基本理论分支；(3)哲学思维的变化：实现从客体的直观的实体性思维，向以实践性的主体性的生成性的关系思维转变；(4)哲学宗旨和精神实质的变化：哲学的宗旨不在于“解释世界”，追求客观知识(真理)，更重要的是以人为本，关心人与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合乎人性的、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世界。
哲学的价值论转向促使全部哲学包括价值论的研究，都处于一种新的视野和发展框架之中，要求我们在转型意识之下，重新予以审视、反思和建构。例如，从主体(人)以及价值维度出发，我们并不怀疑那种“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的存在，并不否认外部自然界的先在性，但是，那种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即与人并无现实关系，并无现实的意义和价值。而通过人的活动，被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的“感性世界”、属人世界，才是对人有现实意义和价值的：它既是人的生存与生活的现实环境，又是人进一步变革世界的前提与基础。而且，人所要认识、把握和变革的世界，也并不是那种与人分离的自在世界，而是与人相关的感性世界、属人世界；科学认识活动的目的，并不是“为认识而认识”、“为科学而科学”，而服从于并服务于人的价值目的。这样，存在论(本体论)、认识论的基本内容，都可以通过价值论统摄、整合起来。
当然，由于一般价值论出现的历史并不长，哲学的价值论转向及所导致的问题、后果，尚需我们进一步体会、探索。真正将人、将人的价值生活实践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地位，从哲学的主体向度或价值维度重构哲学，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
三、价值论研究方法的反思
价值论产生于“拟科学”的、以科学为范式进行哲学研究的氛围之中。在这种环境中，按照拟科学的或认识论(知识论)的思路、方法处理价值问题，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或者说，已经形成了这种基本思维定式。反思价值思想史不难发现，无论是否定价值论的一些极端观点和学说——如情绪主义、规定主义等按照科学的可证实原则和意义标准，认为价值不过是情绪、情感、态度、规定的表达，价值问题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价值科学是不可能的，还是肯定价值论的观点和学说——如大多数自然主义、直觉主义价值学说，以及我国迄今代表性的价值论著作和学说，常常都在依照科学认识论(知识论)的思路、方法和理论框架处理价值问题。
但问题恰恰也就出在这里。因为价值论与科学认识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学术差异：如认识论以客体为中心，以超主体的事实(真理)为指向，表现出“客体至上”、“单向认知”、“知识本位”等认知主义倾向；而价值论则以人和人的生活实践为中心，以人的主体地位和“内在尺度”为根据，表现出鲜明的“属人性”或“主体性”，体现着主体(人)实践活动的方向性、目的性。这决定了不能简单照搬科学认识论的思路、方法研究价值论，解决“另类的”价值论问题！
在过去的价值论研究中，由于没有注意或忽视了这种区别，曾经导致了许多理论或实践悖谬，如在价值领域追求超主体的真理或诱导、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而且，真正切合价值论性质和特点的研究方法的欠缺，是制约当前价值论取得重大进展的“瓶颈”。为了走出这一困境，应该在对国内外典型的价值论研究方式做系统的批判性的考察的基础上，立足价值论研究的主体性尺度、主体性原则和方法，立足现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价值生活、实践，对当代人类的价值实践和所面临的价值困境进行深刻反思，对生活实践中人们的价值思维进行总结和提炼，从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高度，探讨真正适合价值论特点的新思路、新方法。
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学者以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实践观为基础，立足于价值的属人性和主体性，已经进行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探索。
例如，关于价值的本质，一些学者运用价值论的主体性方法，批判了价值的“实体说”、“属性说”和“观念说”；在对“需要”等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改造了传统的“关系说”，阐述了一种新型的价值“关系说”。它首先承认价值是一种关系现象，价值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关系态”或“关系质”而产生和存在的。但同时又指出，价值并不是纯主观的，它的客观基础是人类实践所特有的主客体关系，是这种关系的基本内容和表现；价值的本质是客体属性同主体尺度之间的一种统一，是世界对人的意义；价值产生于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之中。
又如，对于事关价值论之合法性的休谟问题(从“是”能否导出“应该”、从事实命题能否导出价值命题)，在传统的认识论、形式逻辑框架内是无法加以解决的，坚持休谟法则的哲学家们已严谨地论证了这一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学者指出，必须从实践、从主体(人)出发，运用实践的主体的思维方式，通过创造性地总结、提炼生活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沟通事实与价值的各种方式，才有可能。毕竟，从事实向价值的过渡，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因而，以具体的历史的生活实践为中介，客体、对象的各种性质、关系、功能、可能性与主体的结构、目的、需要、能力相联系，“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便在主体活动中不断得以沟通。
四、价值观念研究日益深化
理论和应用层面的价值观念研究，始终是中国价值论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方面参与讨论的人最多，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也最多。当然，由于缺乏基本一致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因而这也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领域。
近年来关于价值观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如下问题上：
一是关于价值观的本质和结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困难。有学者认为，价值观作为人们的价值信念、价值标准和价值理想的综合体系，是主体利益、需要、心理和行为的内心定向系统。作为一定主体(民族、阶级、阶层和个人等)生活实践和文化积淀的产物，其结构必须从主体角度加以界定。如有学者认为，它主要由主体个人的历史方位感、社会秩序信念、社会规范意识、价值实践意识(目的和手段意识)、价值本位意识等构成，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交织，形成主体心目中的“价值坐标系统”，成为人们评价、选择的标准和原则。
二是关于全球化背景下普遍价值(包括全球伦理)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普遍价值的根据和可能性限度均在于价值主体，其根据在于各价值主体自身的一致性、统一性，其限度在于各具体主体的多元化及其独特的利益、需要和能力。在目前世界文化多元化、西方文化占据强势地位的情况下，必须特别强调，普遍价值的追寻是一个动态、历史的不断突破既有限度的过程，合理的普遍价值应该建立在高度发达的主体意识和能力基础之上，目前有必要更多地关注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对话、沟通、合作，在理解与宽容之原则下，寻求逐步达成普遍价值之“契约”的途径。
三是转型时期、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变革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价值观转型目前主要呈现出如下深层特征和基本走向：人们的价值主体意识普遍觉醒，主体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价值取向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立体化；价值冲突日益普遍和激烈；价值评价、导向机制正在重组、变革过程中。
当然，目前价值观念研究中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如价值观念的理论研究尚不成熟，人们常常是在迥然相异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价值观调查研究缺乏深度、广度和有效性，定性的分析较多，定量的代表性材料、证据较少；调查问卷的设计比较粗糙，主观性太强，有些调查在问卷回收之前，答案已经昭然若揭；调查结果往往没有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结论十分勉强，或简单地“用数据说话”，有超过50％的人重视金钱，就说拜金主义泛滥；调查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亟待加强。
总体来看，如果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价值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哲学基础理论中一个新的分支已经基本确立，那么，目前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价值论研究都处于一个有待深化、期待突破的时期。如何在理论上、方法上进一步把握价值论的独特性，在哲学新形态的建构中充分体现价值维度，还有赖于学者们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以主体性为中心、依据生活实践的逻辑进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