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五十年中国棉织品进口贸易的整体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棉织品论文,甲午论文,战前论文,中国论文,态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06)02-0097-05
自宋末元初中国本土开始植棉，到明末棉纺织副业已成为中国小农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其在中国经济结构上的地位已仅次于农业。但是近代开关以后，棉纺织副业在小农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开始减弱，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欧美大量棉织品的输入。本文拟对甲午战前五十年棉布、棉纱的进口态势作一整体考察。
一、棉织品进口贸易的趋势变化
为了便于叙述，本文大致以1871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因为全国范围的海关统计开始于1867年，而且60年代末以后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1871年欧洲与中国之间电报通讯线建成，缩短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使中国更大范围地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这对西方扩大东方市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从而刺激了对中国贸易的发展。加以19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的新技术革命，使西方工业品成本进一步降低，更加有利于棉织品的海外市场拓展。棉织品的进口在此前后呈现不同的态势。由于五口通商初期，外国棉织品的统计资料较少，本文以1843至1856年英国的棉纱和棉布输入数量以及1859至1871年上海棉布进口货值来展示近代开埠至1871年的变化趋势。由于这个时期棉织品输入几乎由英国独占，而50年代以后棉布进口的大部分是以上海为贸易中心，因此表一、表二资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一 英国棉织品输华数量(1843年-1856年)
年份棉布(匹)
棉纱(磅)
18431，405，5956，210，024
18442，631，6873，110，074
18453，102，3102，640，090
18461，949，3055，324，050
18471，455，7794，454，210
18481，838，2574，553，390
18491，934，4393，200，980
18501，964，1223，011，970
18512，982，6023，842，870
18523，703，4656，871，652
18532，561，9395，244，187
18541，041，9203，486，550
18552，004，6832，867，970
18563，106，8365，579，600
表二 1859年至1871年历年进口棉布货值表
(单位：千两)
1859 8，200
186010，800
186110，250
1862 4，150
1863 4，100
1864 5，367
1865 6，614
186611，492
186711，498
186817，429
186918，805
187017，851
187123，471
资料来源：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036页
下面的表的数量变化很清楚地显示了开埠后的二十余年间，外国棉织品进口所呈现的态势。
表一显示，棉纱棉布的进口态势都呈不规则波浪状，而且几个较高值相差不大，几个较低值也大致保持在一条水平线上，反映了开关后的最初十余年间棉织品进口呈徘徊状态；棉纱的进口数量明显高于棉布，只有1845年略低。棉纱进口数量大幅度地高于棉布，反映了中国手工纺织业受洋纱冲击要大于洋布的冲击，这必然导致自然经济中的纺织分离早于耕织分离。
表二显示，1862-1865年棉布进口大幅度下跌，1862年仅是1861年的五分之二，1865年也只有1861年的五分之三。1866年以后进口货值则明显上升，尤其1871年中外贸易特别发达，棉制品进口货值已破从前之记录。
实际上鸦片战争前若干年，西方列强就处心积虑地要把中国开拓为商品市场。五口通商以后，大大方便了洋货的进口，英国资本家“兴奋若狂”，他们“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象全都发了疯似的”[1] (p.71)。导致1842-1845年大批进货蜂拥而至，从而出现了1845年进口量的高峰，在以后的十年中，英国输华的棉布总值，很少超过1845年的水平。50年代因太平天国运动，60年代前半期因美国内战，英国棉花来源短缺，洋布价格上涨，进口贸易大幅度下跌，以后贸易即行复活，特别苏伊士运河通航，欧、亚之间电讯交通建立以后棉制品进口贸易呈增长势态。
在整个19世纪，鸦片和棉织品占了中国进口贸易的主体。除去鸦片不计外，洋布和洋纱的进口占了19世纪中国进口贸易的主要部分。19世纪90年代以前，棉货一直居中国进口商品首位，到90年代棉纱由1868年的第四位跃居第一(见表三)。
表三 历年我国入口商品次序表(单位：百万关两)
年代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第六位
1868棉货18.48呢绒5.77 棉花3.85棉纱1.59固体燃料1.36鱼介0.84
1878棉货13.50呢绒4.87 棉纱2.52鱼介2.05固体燃料1.14钢铁0.99
1888棉货30.94棉纱13.49五谷9.63呢绒5.09鱼介3.78钢铁2.30
1898棉纱39.29棉货38.32液体燃料2.91五谷10.44
糖9.01 固体燃料5.35
资料来源：《民国丛书》第一编(38)，《中国的国际贸易》，第34页，历年我国入口商品次序表编制。
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洋布和洋纱的进口量持续上升，在总进口贸易额中所占的相对份额逐渐增加，两者进口总值从1867年的约占21.01％增加到1894年的约32.14％，这正反应了在19世纪中国的进口商品性质以制造品为主的特点。洋布和洋纱的进口都是稳步增长，洋布的进口总量增长了3倍以上，即由4，250，324匹增加到13，795，884匹；进口货值由11，671，007海关两增加到30，708，155海关两，增长了2.6倍以上。洋纱进口量飞涨至34倍以上，由33，507担上涨到1，161，694担；洋纱价值由1，450，418海关两增加到21，397，293海关两，上涨了14倍以上。可见洋纱进口量、值明显快于洋布，进口量增长速度是洋布的10余倍，进口货值增长速度是洋布的5倍有余[4] (p.1368)。
洋纱的进口速度快于洋布，也就是说洋纱排挤土纱的速度要快于洋布排挤土布的过程。洋纱能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进口量飞涨至34倍以上，必须有农民可以接受的价格，即从纱花的比价来说，使用洋纱比自纺纱更有利(见表四)。
表四 甲午战前棉纱进口价格及花纱比价(1867年-1894年)
年份进口价格
花纱比价 年份
进口价格 花纱比价
年份进口价格 花纱比价
186743.29 3.14 187625.14 2.65 1886 20.462.55
186829.48 2.34 187823.26 2.54 1888 19.702.04
187038.21 2.88 188024.08 2.33 1890 17.901.70
187227.54 2.73 188224.36 2.27 1892 16.971.56
187428.62 3.43 188421.36 2.24 1894 18.421.43
进口价格：关两/担。花纱比价，即一担棉纱合棉花担数。
资料来源：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4页。
上表很清楚的说明了洋纱进口价格的不断下跌以及花纱比价的不断靠拢，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纺纱织布就不如直接买机制纱合算，而且机制纱均匀且有韧力，经济利益驱使农民逐渐放弃手纺而使用机制品。洋布代替土布的速度远比洋纱代替土纱的速度要慢得多，使用机制纱可以解除传统手工棉织业发展的瓶颈，即手纺纱效率低下的问题。一般来说大约需4人纺纱才能供1人织布，很难提高产量。而使用了机制纱不仅可提高产量，降低成本，还可增加对洋布的抵抗力。
二、洋布对中国市场的争夺
通过前一部分棉织品进口贸易趋势可知，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洋布的进口处于徘徊状态，这个时期进口的主要是英国细布，且售价较高，主要限于城市销售。但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完全不同。洋布进口迅速增长，由城镇深入到农村腹地，侵夺着土布的市场。中国农民选择购买洋布和洋纱的数量及种类，表面看来似乎以棉花的丰歉为转移，如果棉花丰收价格便宜，就自己纺纱和织布，或者购买土布。如果棉花歉收价格昂贵，必然引起土布价格上昂，往往就到市场上购买洋纱或者洋布。但从根本上来看，影响农民选择的重要因素是布的价格。60年代棉花危机后英国棉纺织业改进了设备；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和轮船业的发展又降低了运输费用，因此输华的洋布价格不断下跌(见表五)。
表五 1870年—1892年中国进口供国内消费的外国产品价格一览表(单位：关两/担)
年份 原色布
英粗斜 平均价 美粗斜 英棉纱
纹布格标布 纹布
1870-74 1.48 2.501.363.262.85
1875 1.31 2.161.303.012.80
1876 1.28 1.981.262.703.00
1877 1.12 1.751.172.542.80
1878 1.19 1.711.112.482.33
1879 1.16 1.801.182.492.40
1880 1.15 1.951.142.612.50
1881 1.23 1.901.102.702.55
1882 1.17 1.801.092.702.56
1883 1.10 1.761.082.342.47
1884 1.09 1.861.072.212.30
1885 1.11 1.951.052.252.20
1886 1.06 1.831.072.252.20
1887 1.10 1.811.162.342.40
1888 1.16 1.951.052.432.30
1889 1.13 1.921.192.382.20
1890 1.02 1.881.052.432.00
1891 0.98 1.801.042.432.07
1892 1.01 1.861.012.262.00
资料来源：李必樟：《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823页。
表五的数据表明，自70年代以来洋布洋纱的价格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原色布每担下降了约32％，英粗斜纹布和标布每匹都约下降近26％，美粗斜纹布每匹下降了近31％。英棉纱每匹下降近30％。当然尽管洋布的价格在不断下跌，但其便宜与否是与土布相比较而言。70年代初，宁波海关报告说明进口本色市布的增加理由时称：“中下层阶级的人，从前是偏爱他们自己土布的，因为土布比洋布便宜而又耐穿，如今这第一层理由不存在了。”[2] (p.66)1881年，镇江报告也说：“尽管人们已经发现洋布不如土制品耐穿，但是因为洋布便宜，所以还是多买洋布。”[2] (p.67)虽然寻常土布幅宽不足洋标布的一半，而售价却相等，洋标布在加染以后，大量地被买不起绸缎或其他昂贵衣料的人用来做长衫和外衣的材料[3] (p.1352)。
所以当时的西方人看得很清楚：“目前中国人喜欢我们的洋纱同他们的土棉合用织成土布，完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比较便宜。可是如果我们能在市场上销售一种棉布，与我们自织的棉布同样牢固而价格略低，则对于这种棉布的需求将会大大增长”[3] (p.1355)。
影响农民选择的第二个因素是布的耐用与否。因为中国农民的衣服要穿到破烂为止，一件土布衣服经过补缀可以穿上三四年。因此按品质论与土布最为相似的标布，进口匹数增长甚速。但是标布的贸易量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下跌。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其一，19世纪70年代由于在贸易过程中违背了自然法则，进口量大大超过消费量(如在1871-1872两年，标布的进口量不下于828万余匹，而自1868至1874年的平均消费量约为250万匹[4] (p.322)，致使到1873年标布减少到惊人的程度；其二，最可信的解释或许是因为与所有别的布相比，标布更像中国的手工织布。1876、1877和1878三年中国棉花特大丰收，土布价格相应下降。无疑地，棉花产量的任何重大波动都会显著地影响洋布的进口。由于中国人发现购买土布更加合算，因此他们对标布就只有少量的需求[4] (p.523)。而且这个时期丝价也在下降[4] (p.472)，对标布的需求也会产生一种冲击。当然由于标布类似于土布，它的增加或减少都与此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对标布的需求大跌，在受公众欢迎的程度上，就很可能已被更加类似于土布的粗布所取代[4] (p.716)。粗布在中国市场的进口增长一方面缘于美国制造商企图占领中国市场，运到中国市场的是国内的剩余布匹，质地结实、适于粗穿和常洗。虽然贵一点，但由于其耐久性较强，销量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缘于英美在中国市场争夺的结果。由于英国棉布掺有淀粉、泥土、重晶石及其他杂质，使布容易发霉、腐烂，结果美国布在销售数量上迅速赶上并大大超过英国。为了与美国竞争，英国改善质量，并且也加强了对华的粗布出口，其他布种如斜纹布等也有粗化趋势，因而粗布的进口量大大增加。
三、洋纱对中国市场的争夺
洋纱差不多与洋布同时进入中国市场，但在1873年以前进口的洋纱几乎全是英国的细支纱，不大适合作土布原料。因为“一直到1873年3月止，是否有几千包印度棉纱进入中国市场，都是令人怀疑的”[3] (p.1156)。但是到1880年，中国市场对印度的棉纱表现了一种惊人的反应。截止1890年为止的10年间，印纱输入不断上升了529％[3] (p.1157)。20年间印度输华棉纱量增长88倍，占印度棉纱输出总量的89.1％(见表六)。
表六 印度棉纱输华量及输出总量每五年平均数
(单位：百万磅)(1872-1873年至1893-1894年)
年度 输华量输出总量
输华占输出
总量％
1872-73 1.2
1.8 66.6
1874-75至1878-798.9 10.8 83.3
1879-80至1883-84
30.1 35.8 84.1
1884-85至1888-89
79.6 95.7 83.2
1889-90至1893-94 141.7 159.1 89.1
资料来源：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年)》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159页。
从表六可以看出，对粗布的需求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增长。英国粗布在1887年开始突增，这一年的进口量几乎等于前些年平均数的三倍，这是由于英国织出一种仿美国粗布的结果，因为美国粗布在中国市场上很受欢迎。1888年英美进口都有更大的增加，这一年进口的棉布实际上过多，充斥市场，引起了1889年的严重反应，但从此以后英美进口的粗布都继续增长，而美国货的进口量更凌驾英国货一倍以上。
由于中国人织造的布要结实、耐穿，对细纱的需要是很有限的，而孟买的20支棉纱，比其他任何棉纱更合于这种需要。另外，1873年以来东方汇率屡次猛跌，1875年孟买又废除了3％的印度棉纱出口税。加上人工工资低，原料供应近便，以及短得多的地理距离这些有利条件，因而价格比英纱更便宜，仅仅是印度的地理位置使它运到中国的棉纱每磅至少可以比英国便宜3/4便士。商人们说：“印度纱便宜，并且结实。这种纱只是用来织造下层比较细的布；同时它虽然便宜，却能织出一种经穿的衣料。英国纱太细了，要织造比较细的布，我们宁愿用我们自己手纺的土纱，而不用机纺纱；我们自己的布要耐穿些”[3] (p.1163)。
在进口大量迅速上升的商品中，棉纱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商品。尤其是孟买的棉纱，是供数百万台织机的纬纱之用，经线是由家庭妇女供应的。她们用中国棉花在卷线杆上按老法子纺出经线。总而言之，低廉的运费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孟买棉纱进口量剧增的原因。还有孟买棉纱与中国棉纱相似，它的质地稀松，表面粗糙，容易染色，以及价格较低，都是孟买棉纱比英国棉纱更受欢迎的原因。而英国的棉纱进口却呈下降趋势。1885年以前，对英国棉纱的需求稳定在每年2万到5万担上下。1885年，孟买棉纱开始插足中国市场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见表七)。在1885年孟买棉纱输入量还少于英国20，000担，第二年就达到英国的近3倍，到1891年输入量竟增加到英国输入量的16倍。
表七 英国、孟买棉纱输华量(1884-1891年)
年份英国(担)孟买(担)
188440，000 ------
188566，000 46，000
188638，000109，000
188738，000169，000
188862，000164，000
188925，000211，000
189055，000489，000
189138，000607，000
资料来源：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164页。
甲午战前五十年内，洋纱输入，首先占领的是非植棉区，这主要是一个进口商品棉纱代替商品棉花的过程。以广州、福建等非植棉区为最早。相对来说在植棉区，尤其是棉业比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消费洋纱和洋布的量要少一些。即使到了1890年“对于洋纱的需求小得很，包括上海在内，长江沿岸所有各港口购买数量的总和与天津一地购买的数量相等”[3] (p.1419)。进口的印度棉纱几乎全由内地的市场所消纳，因为上海周围的老百姓发现印度棉纱太粗劣，不合他们的需要而不愿使用[5] (p.5)。在镇江，“从前本市场没有洋纱交易，1885年进口仅几担，——1891年27，035担”[3] (p.1425)。在宁波，到1892年“已经由3，075担跃升至16，932担。这种洋纱由当地织工在他们的手工织布机上做经纱用，需求的数量日渐增大，因为他们发现这种洋纱更经济而且在工作中麻烦较少。然而，做纬纱用最好还是土纱，完全用印度洋纱织的棉布并不受欢迎”[3] (p.1426)。本来非植棉区会大量消费产棉区的棉花和棉纺织品，由于洋布洋纱的输入，对中国的土纱土布产生了冲击，“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3] (p.1356)。这个过程也是中国农业与棉织手工业的结合瓦解的过程。
四、清朝税收政策的重大影响
甲午战前五十年棉织品的进口经历了由初期的徘徊不前到后来的稳定增长的发展态势。尽管机制洋布洋纱分别于1786年、1821年就第一次试销于广州市场，但当时都卖不出去，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广州进口的棉纺织品总共仍不过两百万元[6] (pp.17-18)。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经济结构“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7] (p.373)对洋货具有顽强的抵抗力。但是落后的手工业生产终究不能阻止价廉物美的机制品的推销。五口通商以后，特别是天津条约签订，商埠增开，加以商人的努力推销，使人们以前对洋纱洋布鲜为人知和无从购买的状况得到改善。在这个过程中，子口税和厘金发挥了不同作用。“洋商运货只完正半两税，华商则逢关纳税，遇卡抽厘”[8]。比如，苏州和上海间的商货贩运往来，共计报捐三次，据当时上海各业商人计算，所纳厘捐“适当货本”的二成或三成不等[9]。在镇江各口抽厘，国货“一路纳税完厘”，共占“货值十分之四五”[8]。而且上海厘捐特重，土布长不过二丈，阔不过尺余，要“之以水卡一捐，每匹钱二、三文至五、六文，落地一捐，每匹钱四、五文至七、八文，再加以不奏明、不咨部之运脚、津贴”[10] (p.30)等。另一方面，由于厘捐加重商人的负担，而商人则用提高商品价格的办法，即“加价于货”转嫁于广大消费者，“暗令买户完此捐款，而于彼仍无所损而已”[11]。有的商人甚至采取“冒捐漏捐，而加捐款于货价者”[11]，这势必加重货本，阻碍土货销路。相反，子口税制度却大大方便了洋货的推销。领事们在报告中对此反复提及：“洋布的惊人销量主要是因推广子口税制所提供的便利而获得”。洋布“在子口税保障之下，几乎已经深入安徽及其邻省的每一角落。这种贸易的增长要大大地归功于这个税单”。如果不是子口税单的帮助，镇江的进口会非常微小，“因为苛重的内地厘金不久就要阻止或大大限制洋货运往内地”。而子口单却使“布匹被运往最遥远的地方，而且数量很大”[3] (pp.823-824)。伴随着人们对洋纱洋布价廉物美的认同，经济结构中纺织分离进而到耕织分离也就只是一种历史的过程。
甲午战前五十年间棉制品的入侵，其直接结果是家庭手工棉纺织的破坏，而间接的结果则是刺激了国内大机器棉纺织业的兴起，中国的棉业经济出现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并存互补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