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卓越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文,贡献论文,卓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开国总理周恩来不仅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同时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在理论上有不少重要建树，在实践上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了高度精神文明的光辉楷模。他用自己一生的言行，谱写了一部生动、深刻的精神文明教科书。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和实践，继承和弘扬这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是有很大意义的。
一、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精神建设， 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协调发展的思想。
在周恩来为共和国设计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中，始终是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融为一体的。早在建国之初，周恩来就认为，为了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是威胁的环境下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7页。） 1953年9月，周恩来在谈到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时就指出，“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为什么要着重提出经济改造？因为经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得不到改造，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53页。）“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注：《周恩来选集》下卷，111页。）这就昭示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是从经济建设到政治的、思想的上层建筑的全面改造和全面建设。在新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周恩来又指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注：《周恩来教育文选》第71页。）在党的八大上，周恩来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为了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按比例地互相协调地发展，应该妥善安排包括“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内的若干重大关系，“以便把一切积极因素和有用的力量都组织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注：《周恩来选集》下卷，227页。）1957年8月，周恩来在谈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革问题时又指出：“这种改革，不仅是经济制度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别的方面。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就是说，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响。”“思想也要适合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注：《周恩来选集》下卷，267页。）1959年， 他高度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内容，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99 页。）“要使我们的文教科学事业的发展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99页。）
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不以经济建设为限，而是包括经济、政治、精神生活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建设，既明确指出经济建设和改造是中心、是基础，同时又明确指出还要进行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周恩来首先提出的社会主义全面改革和全面建设的理论，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独创性贡献。可以认为，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渊源。
尽管周恩来在其论著中并未明确使用“精神文明”这一概念，但是综观前面所引周恩来的一系列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始终十分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他一贯主张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他在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并把精神文明建设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语言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强调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现代化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周恩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的继承、深化、系统化和条理化。
二、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矢志不渝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周恩来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为救国救民探求革命真理，寻找“中华崛起”、“腾飞世界”的道路。他经过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反复推求比较，在推求中深切领悟，在比较中加以鉴别，“定妥了”共产主义的目标，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从此义无反顾，矢志不渝。1922年3月， 当他获悉“觉悟社”社友黄爱在长沙英勇就义后，他再次郑重声明：“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5页。）他还以诗言志，宣告他为了“共产花开”，为了“赤色的旗儿飞扬”，甘愿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坚贞信念。这年8 月，他写了《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是中国的“救世良方”，不论中国还是世界，都要走共产主义这条“顺势变更”的道路。他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起草的团章第一条就规定：申请入团者，必须做到“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并认真组织旅欧支部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恩来还论证了对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与宗教迷信的根本区别，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科学，共产党人信仰“纯本科学精神探求出来的共产主义”，而不“迷信”“锢蔽思想”的宗教精神。我们之所以信仰共产主义，是因为这个理论是从实际中来，并在实际中经过试验而被证明了的科学。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深刻认识，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6页。）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峥嵘岁月里，不管遇到什么惊涛骇浪，不管环境如何险恶，斗争如何尖锐复杂，周恩来都置个人的安危、险夷、荣辱、得失于度外，矢志不渝、坚定不移地忠诚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直至生命垂危之际，他还在低声吟唱《国际歌》，“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此时此刻，他仍然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心中只系着毕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充分显示了他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去殉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精神境界。周恩来的一生，是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与不畏艰难、忘我奉献的实践活动完美结合的一生，他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的一位杰出代表。至死不渝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使他进入了人类最崇高、最完美的精神境界。如此坚定的信念，如此伟大的精神，揭示了人生真谛，强烈地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成为我们献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 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
周恩来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道德典范。在他身上，既集中了无产阶级最崇高的品质，又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爱国爱民，无私奉献，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光明磊落，言行一致，谦虚谨慎，赤诚待人，周密细致，严守纪律，……他的大功大德说不尽、道不完，他的精神境界无比高尚。说一千，道一万，周恩来精神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
为人民服务既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长期倡导的伦理道德观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周恩来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他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不仅在理论上积极倡导、透辟阐发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且以其毕生的言行，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
（一）一贯倡导并深刻论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周恩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为人民服务”作了大量透辟的论述。他深刻地指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25～126页。）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一切依靠人民，才有今天的威信”。（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5页。 ）他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鲁迅先生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加以阐发：“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过去历史上有多少暴君、皇帝、独裁者，都一个个地倒下去了。但是历史上的多少奴隶、被压迫者、农民还是牢牢地站住的，而且长大下去。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41 页。）1972年，周恩来又说，他非常喜爱鲁迅的一句名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再次强调：“对群众，对广大的同志，应该做一个‘孺子牛’。”（注：转引自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第499页。）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反复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能忘本”。他指出：“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归根到底，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4 页。）“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9页。） “革命就是为了使全国人民不再过苦日子，要过上好的生活。”（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73页。）今天我们“下了山不应该忘了山，进了城不应该忘了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73页。）“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1页。）
正因为周恩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坚信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力量的源泉，因而他毕生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忠实公仆，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始终不渝的根本宗旨。在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所作的《政治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42 页。）“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解放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44 页。）这就从革命和建设的目的与任务上深刻论述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这也正是周恩来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最高价值标准。
（二）为人民服务呕心沥血，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周恩来为了中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始终抓住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不放。他指出：“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的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44页。）只有不断地增加和扩大生产， “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44页。） 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周恩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日夜辛勤操劳，忘我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恩来认为，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但是在建设过程中，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往往容易发生矛盾。因此，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周恩来“经常想到”正确处理这个矛盾。他认为，无论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看，还是从近期利益看，经济建设的发展要兼顾人民生活的改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两者都不可偏废。他指出，为了我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需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但是，他又认为，不能为了发展重工业而忽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0页。） 他根据那几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同时以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曾发生的忽视人民生活去片面发展重工业而酿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为鉴戒，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充分体现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正确处理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既考虑人民的长远利益，又兼顾了人民的当前利益。
在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周恩来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很艰苦，违背了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他出于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毅然挑起领导经济调整的重担。为了克服三年暂时经济困难，安排好全国各地的粮食调拨，解决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废寝忘食，耗尽心血。在他的亲自指挥调度下，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受灾后不太长的时间里比较顺利地度过了难关。在调整国民经济中，他还提出了“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的思想，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促使工农业的协调发展，促进了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困难而混乱的环境下，他不顾自己险恶的处境，仍然没有放松经济工作。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他殚精竭虑，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他万分焦虑地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他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忍辱负重，力挽狂澜，苦撑危局，才使我国的经济终于没有崩溃。
（三）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人民的需要为念。
周恩来指出：“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7 页。）作为总理，周恩来不仅在国家的重大建设事业上，从总体上和长远上，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同时他又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时刻把人民的疾苦挂在心头，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为了解决群众乘公共汽车拥挤的问题，周恩来亲自同群众一起乘公共汽车，体验群众的“乘车难”，倾听群众的呼声，而后立即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订如何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为了解决车辆与行人的安全，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从北京到全国各大城市都设置了行人停留歇脚而不让车辆进入的“安全岛”。
周恩来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住房困难问题。1958年6月至1960年8月，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先后到密云水库视察了6次。 每次视察他都很关怀库内淹没区5万多人的迁移情况。 当他看到水库沙盘模型和图表上都没有移民的标记时，就向密云县委负责同志提出：“你们的模型和平面图中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他们的住房在哪里？你们是见物不见人呀！”在周恩来的多次亲自过问下，到1960年底，5 万多移民的住房全部建好了。
1959年，首都兴建“十大建筑”，在人力物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同时注意解决人民居住问题。今年北京建住宅的计划少了，应增加20万平方米。”“不搞科技馆，不搞美术馆，也要盖住宅楼。”在天安门地区修建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时，涉及到一千多户居民的搬迁。周恩来对这些动迁户极为关心，在兴建人民大会堂的同时，拨专款3000万元建造几十万平方米的新住宅楼。他再三指示一定要妥善安置好搬迁的群众，让群众满意。当他了解到居民住宅建造进度缓慢时，就严肃批评有关负责人：“大会堂盖好了，群众没安置好也不行！”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搬迁的群众纷纷住进舒适的新居。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哪里有危险，周恩来就会出现在那里的群众之中。1958年7月，黄河上出现特大洪峰，将黄河铁桥冲断。 在这危急时刻，周恩来亲自到黄河大桥工地，冒雨视察水情，和广大建桥工人风雨同舟，一起抗洪抢险。1966年3月，邢台发生了强烈地震。 在余震不断的时候，周恩来就赶到灾区，与灾区人民共商抗震斗争，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来了解到甘肃中部定西十几个县有200 万人口的地区许多人没饭吃，没衣穿，没有被子，生活极端困难，非常难过，流着眼泪立即通知部队和有关部门组织救济，帮助定西地区发展生产，克服困难。1975年3月，周恩来刚刚做完一次手术， 还在包扎伤口时，就牵挂着万里之外的矿工的健康，忍着巨大的疼痛把日坛医院党委书记叫来，要他们马上去解决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问题。周恩来身患绝症，在病榻上仍然关心着人民群众的医疗保健。在他临终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对守护在身旁的医务人员说：“我这里没什么事了，快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他至死不忘造福于民，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真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他终其一生，都是以人民群众的疾苦为忧，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念。他用自己一生的言行，树立了一个忠实而伟大的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
为了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周恩来还十分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建国伊始，他就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信访工作的行政法规——《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工作的决定》，使共和国的信访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其后，他又多次对信访工作作了许多重要的指标。他要求信访部门将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及时汇总，编写简报，让有关部门及时了解情况，改进工作，发现问题，尽快解决。他还指示信访部门对群众符合实际的要求要件件落实，“务使受害者或有问题不得解决者来信证明得到解决为止，这才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注：转引自《在中南海的日子里》第68页。）周恩来在任总理期间，亲自处理和发函解决的人民来信，就有七八百件。这充分体现了他心系人民，经济关心着人民的生活疾苦。
周恩来晚年，胸前一直挂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表明了他终生不变地为人民谋利益的博大胸怀。他把毕生的智慧、才干和精力完全、彻底地无私奉献给了人民的事业，真正做到了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言行，铸成了一部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科书，指引着我们以高尚的精神境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四、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为发展新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论建树，倾注了大量心血。
周恩来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出发，一贯认为文化教育建设与经济建设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必须“相辅而行”，不可偏废。他在高度重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始终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主张，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论建树，为开拓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精辟阐明了文化教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指出文化教育与经济建设是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应当协调发展。
周恩来认为，经济建设的发展迫切要求文化教育建设的发展。早在建国之初，他就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高潮。”（注：《周恩来教育文选》第71页。）“我们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是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进行文化建设。”（注：《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16页。） 他强调“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将来的事，不能等待”。（注：《周恩来教育文选》第71页。）他认为，人才问题是决定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而培养干部、人才，就是文教部门最主要的任务。文教工作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学、卫生、新闻、出版等。这些，都与经济建设有密切关系。所以，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注：《周恩来教育文选》第71页。）从周恩来这一系列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不是简单地认为经济建设决定文化建设，而是把文化教育视为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民族素质基础，认为教育和经济是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他十分强调教育的战略地位，提出“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要“把工业与教育结合起来。”（注：《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16 页。）就是说，教育与经济应当协调发展。周恩来对文化教育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间服务与依靠关系的精辟论述，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对我们今天加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
（二）提出更新教育观念，树立大教育观， 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周恩来针对我国过去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国情，在建国后不久就提出，要打破旧框框，改变传统的办学思想和办法，“在教育观念上来一个改变。”（注：《周恩来教育文选》第36页。）他主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树立大教育观念，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办好教育。他认为仅仅按照小学、中学、大学这样的顺序来提高青少年的文化科学水平是不够的，不仅要发展正规的普通教育，而且还要大力兴办其他各种类型的教育，包括各级各类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并把它们置于“与其他教育占同等重要的地位”。（注：《周恩来教育文选》第98页。）他提出“教育要大众化”，在首先抓好基础教育的同时，要改变单一的教育结构、单一的学制，走多形式、多渠道、多规格办学的道路。这是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富有战略远见的主张，对于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三）指出青少年学生应德智体美均衡发展， 强调青少年的成长要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成才之路。
周恩来十分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对党的教育方针有独到的论述。他指出：“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不均衡地发展，一定会有缺陷，不仅影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国家也不利。”（注：《周恩来选集》下卷， 第129页。）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人的现代化问题。尽管我们过去一直讲要全面发展，但是在执行这一教育方针的过程中却往往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特别是在单一的“应试教育”影响下，往往忽视学生素质的全面、均衡提高。周恩来强调“均衡发展是要思想和身体都健康。思想健康和身体健康是相互影响的”。（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29页。）这一论述极为深刻， 对我们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培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非常重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责任，把这项工作与实现教育培养目标、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紧密联系起来。他还多次亲自给学生作报告，与学生谈心，谆谆教导青年学生要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学习目的，解决好“为谁服务”的问题；强调青少年学生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科学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倡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锻炼成才，在艰苦的条件下锻炼成才。
周恩来对文化教育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任务、基本原则与主要方法，都有大量系统的论述，有很多卓越的见解，远不止上述这些。至于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所倾注的心血、作出的巨大努力，更是说不尽、道不完。
在面向新世纪的征途上，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周恩来精神如同光芒四射的灯塔，照耀着我们向二十一世纪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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