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农民城市梦的审美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民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百年来中国农民与城市处于一种复杂的历史纠结之中。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古老的乡土中国开启了一种被动性的、后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割地赔款、开放港口、贸易往来、公共租界等过程中，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历史的、具有新质意义的现代城市空间同步出现，并成为中国现代化内质的重要部分。 最初被迫开放的港口——上海、广州等则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城市，大大不同于前现代的中国城市，也不同于西方的城市。“中国古代的城市是政治与军事的中心，经济只是在城市主要功能基础上衍生的附加功能，没有体现出城市与乡村质的差别。这就决定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是紧密而又具体的，它们之间形态上的对立被经济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消解了。”①在人员流动上，费孝通曾经论述过，乡土中国的知识精英从乡村来到城市，最后是要告老还乡、回馈桑梓的，是一种正面的双向流动。农民、农村与城市是和谐的、互动的、连为一体的。西方的城市历史有着一个较为漫长的资本积累、自由贸易和商业文化的发展过程。城市是文明、理性和自由的堡垒。但是，中国的现代城市的萌生并不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成熟而自然出现的，而是被动发生的，畸形、先天不足的，有着吸附中国乡村经济血脉、盘剥中国农民、打破乡土中国伦理文化的剥削、寄生的原罪。在百年的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城中，中国农民付出了巨大的历史牺牲，成为被剥削者、被改造者乃至被遗弃者。百年中国文学史中的农民形象，在城市审美文化视域下，无不具有鲁迅笔下人物的愚昧、麻木、精神不觉悟的痛心记忆，即使是沈从文式的湘西天人合一、田园牧歌叙述也渗透着浓浓的挽歌式伤感。 一九四九年，无疑是中国农民与城市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新中国胜利的革命军人——昔日的农民以一种政治进城的方式，开启了农民与城市关系的新方式。城市，由原先罪恶的渊薮开始向创造财富、自由、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空间转变。“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扯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物理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②随着新中国一九五○年代经济形势的恶变，农民与城市间除了经济障碍、文化障碍之外，一种新的政治障碍出现了——新的户籍制度牢牢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直至新时期经济改革，当代文学才出现了《陈奂生进城》这样的“进城文学”，出现了《到城里去》、《平凡的世界》、《浮躁》等进城农民悲喜交加的命运跌宕。随着一九九○年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和中国农村的空心化，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出现在城市的街头，一种从未有过的农民工潮涌现在陌生的城市里，成为百年来中国农民城市梦之交响曲的高潮。 与中国现代化相伴而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以一种深情关切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这群现代化的弃儿，以不同的审美姿态和审美理念展现着乡土中国这一最大群体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喜怒哀乐。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农民的城市寻梦史，就是一部乡土中国现代化的跌宕起伏的心灵史。本文拟以老舍的《骆驼祥子》、苏童的《米》和贾平凹的《高兴》为例，考察和总结中国农民到城市寻梦的三种不同结构方式，展现百年来农民与城市的复杂历史纠结，思考新世纪语境下中国农民城市梦的新可能性。 一、“以善抗恶”：祥子与城市的对峙和覆灭 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是旧中国乡下农民进城后，与城市空间发生关系、最后被“罪恶”之城吞没的悲剧人生缩影，充分显现了乡村文化伦理与城市欲望化存在之间的巨大缝隙。 一九三○年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获得较快发展。祥子原本是一个农民，由于父母双亡、失去土地而来到城市寻求生存的。在做过众多卖力气的事后，祥子选择了靠自己寻苦挣钱的拉车工作。发达的肌肉是穷人唯一可靠的生存力量，而且也赋予了祥子一种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自尊。祥子的优质身体以及他对自己“身体”的欣赏，确立了他的未来生活资本、方式和目标——自食其力的本分生活，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这是一种源于乡村文化伦理的、本分朴素的、善良的生活理念；但是，这也是一种笨拙的、脆弱的、乃至是危险的生活方式，因为它与资本的、剥削的、流动的城市商业文化理念恰好相反。因而，祥子的城市生活梦一次次被打断，买车的理想一次次遭遇挫折。正是祥子的保守、固执、不懂得变化的个性使他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拉车路线，在别人(深知城市内部的各种不可知、不可控因素的人)不敢去的地点上，栽了跟头。 祥子第二次挫折更进一步展现了他与城市的不适应、不相融关系。在曹家拉包月的时候，曹家佣人高妈就劝过祥子把钱放出去，钱就会下钱；或者起个会，马上就可以买辆车；即使不放出去，方太太建议他“立折子”储蓄。但是祥子都没有听进去，而把钱放进买来的储蓄罐里保存。这说明祥子骨子里不相信城市，没有融于城市商业文化理念。正是这种不信任、与城市文化的不相融，为祥子带来了一次沉重打击和更为严重的后果——不仅钱丢了，而且不得不跟着虎妞回到车厂，进入了虎妞设置的圈套，被牢牢束缚于悲剧命运之中。祥子在这个异质化的空间里，愈陷愈深，不仅没能买上车子，反而自己的身体也被好逸恶劳的虎妞——城市剥削文化的代表——俘获了，成了一个偷娘们的、心灵上有污点的人。 拯救小福子，成为祥子洗涤污点、自我救赎的妙药。尽管城市一次次对祥子显现出狰狞的面目，但是祥子依旧渴望做一个身体干净的、内心清白的人，依旧想找回原来的自己。与曹先生再次重逢，祥子获得了一种新的希望：去找小福子，以前的一切一笔勾销，两个地狱中的人将要抹去泪珠而含着笑携手走进一个新天地。然而，罪恶的城市魔鬼没有给祥子一个笑脸。小福子因为不堪忍受“白房子”的非人折磨而上吊自杀了，祥子的刚刚鼓起的希望的风帆被这个噩耗扯得粉碎，祥子觉得没救了。在那文化之城，祥子变成了走兽，与城市恶魔同质化：他嫖，他赌，他懒，他没了心，坠入了肉体与精神毁灭的城市深渊。 祥子的城市悲剧，展现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伦理对峙。显然，来自于大地伦理的乡村之善抵御不了城市之恶。 二、“以恶抗恶”：五龙与城市的仇恨和征服 苏童《米》中的五龙是因为饥荒而被卷入城市的。祥子在城市中选择了乡土伦理文化的善良、本分、勤劳等品质来立足于城市，却被城市之恶所吞噬；自幼生长于乡村的五龙继承乡土伦理文化的另一面，即以狡黠、无赖来回应城市之恶，以恶抗恶，“征服”了城市。 五龙咀嚼着最后一把生米来到城市，看到了众多像狗一样卷缩生存的进城农民和花花绿绿的广告、搔首弄姿的女人，“这就是乱七八糟千奇百怪的城市，所以人们象苍蝇一样汇集到这里，下蛆筑巢，没有谁赞美城市但他们最终都向这里迁徙而来。”③五龙与城市关系以一种奇异的、侮辱的方式开始。五龙鬼使神差地跑到了城市的毒瘤——码头帮的虎穴之中，受到阿保等人的侮辱——向他们每一个叫“爹”，换取食物。孤儿长大的五龙竟然在城市毒瘤那里有了一个“爹”，在强烈的讽刺意味之中暗含着五龙对这个异质化、恶魔般的城市空间的对抗姿态和生存方式的选择——这个不失淳朴乡村伦理文化的城市孤儿投靠上了城市罪恶之“爹”，以恶抗恶，来攫取在城市的生存空间。 如《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经受了人生三课一样，来到城市的五龙先后遇到了码头帮的阿保、大鸿米店姐妹和吕六爷，从他们那里接受了人生三课的教育。码头帮的阿保给予了五龙在城市的人生第一课——城市是强盗、无赖、流氓者的世界，是一个侮辱和诋毁人生命尊严的世界。米店老板女儿织云给予了五龙人生第二课——性与欲望化的世界。“织云半掩半露的乳房向五龙展现了城市和瓦匠街的淫荡。这是另一种压迫和欺凌。五龙对此耿耿于怀。入夜他在地铺上辗转反侧，情欲象一根绳索勒进他的整个身体，他的脸潮热而痛苦。”④对于五龙这样的城市底层而言，性欲望只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但是他却时时承受着处于来自身边的织云的性暗示和性挑逗。这构成了一种来自身体内部的压迫，进而化为另一种对城市的仇恨。五龙不得不时时掩藏这种欲望和仇恨，“五龙害怕别人从他的目光中察觉出阴谋和妄想，他的心里匿藏着阴暗的火，它在他的眼睛里秘密地燃烧。”⑤吕六爷是这个城市的地头蛇。五龙从织云被抛弃的不幸中，看到了吕六爷的种种权势、狡诈和血腥，完成了人生的第三课。 阿保的精神侮辱和织云的淫荡，使五龙处于精神和生理的双重压迫之中，激发了五龙生命内部的邪恶来对抗和报复城市。“城市侮辱了他，也磨练了他。正是在城市的欺凌和打击下他的生存意志得到强化，而仇恨的烈火也熊熊燃烧起来。他要报复和占有这个城市。”借六爷之手杀死阿保之后，五龙开始与织云通奸，“米的清香和女人下体的腥味，在他的肮脏的手掌上，两种气味得到了奇妙的统一。”⑥在五龙那里，一方面葆有着乡村文化的淳朴与狡黠，另一方面五龙又能从乡村文化的狡黠中打通连接城市邪恶文化的渠道，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游刃有余。五龙借刀杀死阿保、占有米店姐妹、爆炸吕公馆等一系列报复城市的活动，充分显现了五龙身上乡村文化的无赖、狡黠与城市罪恶文化中的仇恨、暴力的奇妙融合。五龙“由都市的‘儿子’变成了都市的‘父亲’。不可一世的都市被他占领了，征服了。”⑦ 在实现复仇、“占领”城市的同时，五龙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城市也以自己的方式对五龙做出了报复：他的一只眼睛被冯老板抓瞎了，盛满生命强力的身体被城市病——梅毒侵蚀腐烂。城市不仅以一种有形的生理病菌残害五龙的身体，而且还以一种无形的精神病菌侵蚀五龙的精神，给予这个曾经淳朴的乡下男人以残暴、淫乱、拜金的霉菌。五龙心甘情愿的打掉自己牙齿换上一副金牙，这不仅是向城市拜金文化举手投降，而且是成为一条没有牙齿的无能之龙的精神隐喻。 “他玩弄了都市，都市也玩弄了他，他占有了都市，都市最终又吞没了他。”⑧五龙以恶抗恶，选择乡村文化伦理中的狡黠、无赖的一面来应对和回答城市的残暴、血腥、淫荡。五龙在看似征服城市胜利的背后，无形之中被城市罪恶母体所吞噬。“在我的身上到处都有他们留下的伤痕，他们就这样把我慢慢地分割肢解了。”⑨ 五龙是不臣服城市的，依然抗争，只不过开启了来自乡村文化伦理的善良、淳朴、宁静的另一支脉——来自大地、故乡以及清香大米的召唤，开始了回归乡村、灵魂安宁的精神之旅。 三、“以善寻善”：高兴与城市的平等对话 正如乡村伦理文化的两面性一样，城市文化同样具有邪恶和文明的两面。但是，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过多的是揭示城市的邪恶与原罪。对于现代中国城市的畸形特征，这种审美呈现自有它的合理性一面。但毫无疑问的是，城市还有理性、平等、自由的现代文明一面。遗憾的是，从《骆驼祥子》、《米》直至新世纪中国文学在对城市审美想象的时候，充斥着大量对城市的罪恶性想象，而缺少真正意义的中国城市文学。正如刘剑锋先生所言，“城市和乡村的描写……但在中国现代作家这里，它们则是两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对立意象，是具备了对立资格的两个文化单位因而具有了两种文化冲突的性质。认同乡村，期望乡村获胜，正是中国现代作家对于这种冲突的总解答，这一选择，使得中国现代作家始终只能徘徊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大门之外，也徘徊在现代的审美世界之外。”⑩这是中国现代作家惊不破的“桃源梦”，对中国作家和文学带来了极大的思想局限。可喜的是，当代作家贾平凹的《高兴》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审美思维模式，创造出了一个自觉认同城市文化的、具有新质的农民形象——刘高兴，展现了乡土中国社会巨变下当代中国农民的心灵嬗变史。 与祥子的固守乡村伦理文化、五龙激活乡村伦理中的狡黠、无赖文化不同，贾平凹塑造的刘高兴形象创造性化用了乡村伦理文化的富有现代活力的部分，寻觅到了一条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相通的精神通道。在城市化浪潮的裹挟下走出乡村的刘高兴，其自觉的城市认同和独立主体意识并不是孕育于西方现代文化，而是萌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活力的精神基因。支撑刘高兴的在城市思想独立、与城市文化对话的精神源来自农村：“农民咋啦？再老的城里人三代五代前还不是农民？！咱清风镇关公庙门上的对联写着：‘尧舜皆可为，人贵自立；将相本无种，我视同仁’。”(11)“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有着人本平等、人贵自立的平等意识和独立精神，刘高兴正是从清风镇庙门对联汲取传统文化富有活力的营养部分，以此来构建一个进城农民的现代主体意识。 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基因中汲取现代意识，恰恰是刘高兴这一农民形象身上所赋有的重要文化内涵。这是新世纪语境下乡土中国文化自我孕育、生长出来的自觉认同城市的现代农民形象，迥异于阿Q、祥子、五龙等以往乡土中国农民形象。刘高兴正是以这种人本平等、人贵自立的乡土文化“善因”，在城市这个异质化、陌生化(在高兴的同伴五富看来城市是令人恐惧的猛兽)的现代空间里，开始了与城市平等对话的新生活方式，寻觅到了城市的现代之美和文明之善。刘高兴不吝惜钱去欣赏芙蓉园，在广场上吹起了《二泉映月》，能注意到烟影是黄的，有着带萧捡垃圾的“雅兴”，会欣赏西安城上空一疙瘩一疙瘩的云，并把它们想象成无数的玫瑰满空开绽。刘高兴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想象力：“环境越逼仄你越要想象，想象就如鸟儿有了翅膀一样能让你飞起来。”(12) 事实上，如何面对城市，是每一个进城农民必须思考乃至于焦虑的问题。在新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下，许多农民依然对城市充满了梦幻般的向往。到了二十一世纪，城市对中国农民而言，依然是一个异质性的、而又充满无比诱惑力的矛盾体。但是，对刘高兴而言，城市更多的是生命新生的蜕化之地。刘高兴遵从城里人的称谓，训导五富到城里了就说城里话。“咱既然来西安了就要认同西安，西安城不像来时想象的那么好，却绝不像是你恨的那么不好，不要怨恨，怨恨有什么用呢，而且你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五富，咱要让西安认同咱……你要欣赏锃光瓦亮的轿车，欣赏他们优雅的握手、点头和微笑，欣赏那些女人的走姿，长长吸一口飘过来的香水味……”(13)城市在刘高兴的眼中显现着文明的镜像：明亮、优雅、美感、时尚。刘高兴骑自行车开始全面认知城市，“我要变成个蛾子先飞起来。”(14) 刘高兴在从“青虫”向“娥子”的文明转变过程中，开始了极为成功的城市化生存。刘高兴临危境而不慌乱，成功规避违法的风险，而且成为更弱势农民的保护者和见义勇为的英雄。即使在与城市富有阶层的代表者韦达交往中，刘高兴不卑不亢，始终抱有平等意识，体现了进城农民刘高兴自我主体精神的成长和对生命尊严的自我珍视。进城后的各种“苦难”不仅没有给他自卑感，反而使他“高兴”、磨练他成长。刘高兴以自己的乡村文化伦理之善来寻觅城市文化之善，发现城市之美，展现了一种积极的、“一定要现代”的、认同现代性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态度。这里面有乌托邦的因素，也隐含着自我的幻觉，但我们从中确切地看到了主人公和城市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寻“善”觅“美”的精神愉悦。 四、“车”、“米”、“肾”、“垃圾”：农民城市梦的物质性隐喻 优秀的小说不仅体现作者深刻的生命体验，传达丰富的思想意蕴，还要有独特的审美意象。《骆驼祥子》、《米》和《高兴》作为优秀小说，都创作了独特的审美意象。这里选取小说中的“车”、“米”、“肾”和“垃圾”意象，来分析其对农民城市梦所呈现的物质性隐喻。 “车”在一般意义上，是城市的便捷交通工具，是车夫们的赖以为生的工具和生活方式。但是在祥子那里，“车”是生命中的“宗教”，是最原始意义的身体自然延伸部分，是与祥子生命合二为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以为祥子提供最可靠生存保障的“土地”。祥子对“车”的依赖，不仅是生计意义的，而且还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内心文化认同的问题，因而，这是一种文化依赖、精神认同。祥子在城市中讨生活，但在内心深层世界还是以一种乡村文化伦理来处理自己与城市的关系，寻求一种农民与土地般的生活方式和自食其力、独善其身的生活理念。 这种对“车”的精神依恋注定了祥子城市梦的悲剧。因为对城市而言，祥子的车子只是千百辆黄包车中的一辆而已，随时可以更换，乃至于被其他更先进的交通工具取代。悲哀的是，《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每一辆“车”，对于祥子而言都是独特的，都是浸透了生命的汗水与血泪，都是不可缺失和替代的。但是，城市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侵吞了样子的“车”，使得祥子从身体、情感到灵魂受到一次甚比一次的创伤，终至走向精神崩溃、自我毁灭的深渊。老舍先生正是抓住了“车”这个祥子的“魂”，而展现了农民在城市的“以善抗恶”的苦难心灵史。 与“车”一样，“米”对于五龙来说，已经从原初的救命之物，渐渐转向了一种对抗城市淫秽与罪恶的“最后之物”，成为涤荡五龙腥秽、寻归生命故乡、寄托五龙灵魂的精神“洁物”。五龙带着唯一的一把生米而来，最后带着两车生米而去。在这来去的中间，却有着撕裂身心的精神痛楚和一段“英雄”般的、征服城市的传奇。“米”对于五龙和城市而言，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正如车子对祥子和城市不一样。“米”仅仅是城市人进行淫荡、杀戮、仇恨的获取力量的新陈代谢物，仅此而已。没有人像五龙那样嗅出米的清香，洁净自己的心灵，追寻一种善良、淳朴的美德。悖论就在这里，在米店这个“米”的汇聚地，五龙这个懂得“米香”、“米德”的进城乡下人，却弃之而不顾，做出了一系列通奸、阴险、毒辣的行为。五龙在报复城市的同时，心中也盛满了城市交给他的邪恶。只有置身米中，五龙的身心才能得到彻底的释放。“倚靠着米就想象倚靠着一只巨形摇篮，他觉得唯有米是世界上最具有催眠作用的东西，它比女人的肉体更加可靠，更加接近真实。”(15)乃至，五龙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怪癖——米仓里睡觉、与女人们交媾都要把米置入异性下身之中。 在五龙看来，自己在城市虽有罪恶行为，但那只是他的假身，他的真身还留在枫杨树故乡呢。何者为真，何者为假？“米”在城市散发的清香，正是五龙在城市里的“假身”回去寻找自己生命“真身”的精神“味迹”。 与祥子、五龙不同，刘高兴是自觉认同城市的。自我认同不是单向建构的，而是在一种反馈式的关系结构中完成。刘高兴的城市认同不仅没有得到高高在上的“城市人”认可，即使身边的“同阶层伙伴”也给予嘲讽、质疑与否定。然而，刘高兴依然对自己的城市认同有着高度自信，就是因为自己与城市有一个重要的实质性关联：自己的肾卖给了城市。“一只肾早已成了城里人身体的一部分，这足以证明我应该是城里人了。”(16) “车”、“米”对于城市人而言，是一种外在性物质，然而“肾”却是城市人生命的重要器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部分。因而，刘高兴认为自己与城市具有一种内在性的生命关联，一种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刘高兴遇到了城里的富商韦达，认为他就是拥有自己另一个肾的人。但后来，刘高兴知道韦达移植的是肝，而不是肾。刘高兴认同城市的惟一实体性关联，却被证明为虚假。刘高兴与城市的内在性关系受到毁灭性打击。“肾”神话的破灭使刘高兴的城市认同出现了一种新的危机。 在现代城市中，空间具有“生产关系”的功能。“既然社会空间也是被使用或消费的产品，它同时就是一种生产方式。”(17)这个现代性的空间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产生一种凌驾于农民之上的“城市意识形态”。进城农民不仅要遭受种种盘剥，而且还要遭受生命尊严的侮辱和精神的伤害，处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刘高兴和五富从事捡“垃圾”的活计，具有强烈的隐喻意味。对于垃圾的性质，小说《高兴》漫不经心借用小孩子的口，说出了“不要动垃圾，垃圾不卫生！”的话语。刘高兴说过自己在城市中的存在：“哦，我们是为破烂而来的，没有破烂就没有我们。”(18)刘高兴就是垃圾伴生物。“垃圾不卫生”，垃圾伴生物的性质自然也是“不卫生”了。“垃圾伴生物”是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国存在的隐喻性描述。 面对城市的盘剥、凌辱，乃至精神伤害，祥子、五龙和刘高兴以“以善抗恶”、“以恶抗恶”和“以善寻善”的方式进行抗争与自我救赎，带来了不同的历史结局：祥子被城市吞噬，五龙虽然占领与征服了城市却也难逃被城市罪恶同质化的同归于尽的悲惨结局，至于刘高兴在经历了一系列生存苦难、情感痛苦和精神打击之后，重新鼓起勇气，对城市的自我认同之心不改，继续钟情于城市，其城市梦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 比较于祥子这样一个父母双亡的、自暴自弃的城市弃儿而言，五龙和刘高兴在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刻都想到了精神的故乡。“我已经认做自己是城里人了，但我的梦里，梦着的我为什么还依然走在清风镇的田埂上？”对于刘高兴而言，那个清风镇故乡只是出现在梦中，只是一个精神的故乡而已；他的“真身”则继续留在城市。尽管有祥子、五龙等人城市生存悲剧性结局的前车之鉴，但刘高兴还是决意探寻一种真正的城市生活，开辟属于自己的城市空间。 祥子、五龙与刘高兴与城市的人生博弈，无论是输赢，是欢乐还是悲哀，是仇恨还是认同，都已经化为一种宝贵生命经验和审美资源，都将在一代代新世纪的中国农民和中国作家那里得到延续。事实上，中国农民的城市寻梦史，不仅仅是异质化的空间变迁问题，也不仅仅是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文明的问题，更深层的是一个乡村文化伦理和城市文化伦理的交往融合问题。进城农民不仅面临着生计问题、欲望问题、身份问题，还有着一个更深层的文化认同、精神归属和存在理念的转化与蜕变问题。毫无疑问，《高兴》中的刘高兴自觉认同城市、从乡村文化伦理寻找与城市文化伦理相通的精神渠道并进行现代性转换，已经昭示着中国农民城市梦的一种新的架构模式和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 ①逄增玉、苏奎：《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②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4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③④⑤⑥苏童：《米》，第3、32、33、77、21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⑦⑧吴义勤：《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第71、7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⑨苏童：《米》，第32、33、77、21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⑩刘剑锋：《惊不破的桃源梦——略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乡对立描写》，《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1)(12)(13)(14)贾平凹：《高兴》，第44、32、121、13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15)苏童：《米》，第78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16)贾平凹：《高兴》，第12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17)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96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18)贾平凹：《高兴》，第15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