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构”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中国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0)06-0052-08
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构”的呼声很高，可以说这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又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文学史建构的集中探讨。那么究竟如何来看待这个既是理论性又是实践性的问题呢？这个问题的讨论对我们当下乃至今后的研究和教学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设置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即开始进行的，迄今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路程。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却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即已展开，至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历史地位的思考甚至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学的发生而同步行进的。胡适、鲁迅、郑振铎、周作人等新文学先驱，从五四新文学一开始就注重探讨现代文学的源流等问题，可见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是一体的。这既体现了现代文学自身的时代特点，又显示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作家的高度自觉。历史资料表明，从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到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8)，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1929)，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1932)，以及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李何林的《近20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40)，以及朱自清二、三十年代在大学授课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这些最初的关于新文学历史定位的研究与思考的著述，奠定并形成了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基本框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五、六十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叶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等最早的一批现代文学史专著或教材，确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基础，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唐弢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横跨六、七十年代，集个人与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当时的学术水平，也最大程度地表现了当时的历史局限，是一部具有重要过渡意义的文学史著作，它的现代文学史观承前启后，既是学术著作又被广泛当作教材使用，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上述几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学史的思考和建构，到80年代中期终于被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还有陈思和等人相继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所打破。其实重写文学史的要求并不是钱理群、陈思和等人的个性显现，而是最真实地体现了时代发展对文学史书写的基本要求；90年代以后，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了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多重视角，以及在重写文学史呼声之后一批新的文学史著述，具有代表性的有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8修订本)，朱栋霖、丁帆、朱晓进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1999)，郭志刚、孙中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99修订本)，孔范今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1997)等，至此为止，现代文学建构再次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格局。
新世纪之交，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全球信息化的巨大影响，加速了国内外学者文学史观念的快步更新，加上新史料的不断发掘，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面临着又一次新的冲击和刷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时间上的纵向贯通，这不仅要求现当代文学一体化，也不满足于对晚清和近代文学历史渊源的追溯，甚至把整个中国文学贯穿一体，力图建构整体性的中国文学史观和宏大的文学史构架；二是空间上的横向拓展，极力主张打通新旧文学各自为政的格局，要求把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的创作和研究一并纳入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之中，甚至要求把海外华文文学也纳入到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围之内；三是在深度上，从文学史向学术史的提升，近年来，关于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的成果，包括学术史的梳理，研究史的书写，史料学再次受到空前的重视，以及编撰史和接受史的建立，这些确已表明现代文学史进入学术史研究的阶段已渐成熟。但是，围绕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还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是关系到能否把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引向深入并推进到一个新高度的关键所在，本文即针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关于纵向时间贯穿的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一再拓展和放大，向当代文学和近代文学延伸，向古代文学领域延伸，向整个中国纵向大的文学方面延伸。文学史时间的贯通，看起来是文学史范畴的问题，是文学史所包含的内容的宽窄问题，是文学史发展脉络的问题，但实际上并不简单如此。文学史的起止范围、分期、划段历来涉及到文学史的观念问题，无论文学史视野的拓展还是凝聚，其实质都体现了是在什么样的观念之下来定位一段文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王本朝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反思与重构：学科还是意义？》中就“新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打通古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分析了它们的意图与意义：“它们有着扩大意义空间，确立学科地位，重建学术责任的意图和目标。就意义而言，是为了拓展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扩大新文学史的地理时间；就学科定位而言，主要是为了使中国现代文学拥有更为准确而持久的学术归类，将新文学研究纳入新国学领域；就文学研究价值而言，是希望能与中国当代社会发生更为紧密的精神联系，重建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让一个承担着学术和思想使命的中国现代文学，再次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在当下与历史、学术与思想之间建立真实而内在的联系，使文学研究能够重新履行已经逐渐丧失了的对文学和社会的解释力，在文学的历史事实上和当代价值之间实现新的融合与超越，让文学研究能够成为通向个体生命、民族国家和审美文化的价值认同和自觉实践。”①如果说30年现代文学的历史价值需要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确定的话，那么我认为还远远不仅如此，还应该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我曾经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过一套“走进经典”丛书，起初我从自身专业的习惯出发，排列了一大串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名字：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冰心、萧红、张爱玲、钱钟书、艾青、孙犁等等，但是当我面对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的时候，这个名单就使人相当尴尬和犹豫了，当俄罗斯只选择了托尔斯泰，法国只选择了巴尔扎克，德国只选择了歌德，英国只选择了狄更斯，美国只选择了海明威，日本只选择了川端康成，印度只选择了泰戈尔的时候，面对此种情形，中国现代作家应该列入几位呢？能够列入几位呢？这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只站在自己的学科范围内考虑问题。我坚定地认为，文学史只能越写越薄而不是相反，文学史在时间上的拓展应当是为了更好地凝聚视野而不是无限放大，这是历史的要求，而历史从来都是无情的。
我们再看看有关现代文学史视野扩大、时间打通的具体问题，比如所谓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问题。丁帆在《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一文中就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2009)的研究却面临着价值混乱，许多作家作品、文学刊物、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亟待重新定位定性的重大难题。因此，呼唤‘大文学史’和‘大文学史观’，用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观来进行百年文学史的整合，已经是我们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与任务，要说‘创新’，这才是最大的创新！”②关于现当代文学的打通、现当代文学合二为一，这是在上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呼声前后就已经提出来的问题。这看起来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性问题，但实际上这更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改变的是社会的性质、国家的命运，而很难成为文学的截然分界线。那种在特定时代历史下人为划线的简单做法很容易被超越。这一点在理论上形成共识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实际操作层面，实际情况是，无论在研究还是教学的具体环节中，现在没有人反对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困难的是现当代文学究竟如何打通、如何融合、如何一体化？现在全国绝大多数大学里的文学院或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在组织形式上都是合二为一的，更何况现当代文学本来就同属一个二级学科，但这就解决问题了吗？现当代文学至此真正打通了吗？果真如此，丁帆等学者就不会那样大声疾呼了。实际上，在实际操作层面，现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也还是当代文学，这从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人员分工等实际情况来看，至今都是分的一清二楚的，即使在许多学校，现当代文学是一门课程，也出现了许多现当代文学合在一起的教材，但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还是分开来讲授的。仅仅现当代文学的实际贯通，在实际操作层面都如此困难，更不要说向近代和整个古代文学延伸了。
除了上述实际操作层面的困难以外，也还存在理论上的认识问题。吴福辉在《“主流型”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三》这篇文章当中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当年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时在学术界引发的轰动，还如在目前。当然，因为历史条件的不同，我们这次的变动已经不可能再有那种效应了。两者确有联系，但第一，那次的背景，实际上是为了消解政治文学史和革命文学史。这次则是经过了一段‘现代性’文学史的建构后，逐渐发生了破绽，而才自然萌生建立更上一层楼的文学史叙述的欲望的。第二，那次的消解是一次历史的‘早产儿’，即在改革的动机、欲求长久存在，而改革的具体准备并未完全做好的情境下，提前发生的。有点‘消解了再说’的味道。这就难怪对新概念的解释匆促上阵，而运用新概念、体现新概念的文学史书写却长期阙如。”③应该看到，就现、当代两段文学而言，的确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甚至是本质上的一体化趋向，打通它们，的确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更完整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看待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特性。但这并不是说，现当代文学，这两个不同阶段的不同点就不存在了，事实上，现当代这两段文学，各自的不同点，同样是带有本质意义的。比如五四时期文学的思想启蒙和1949年以后文学的思想教育是完全不同的，还有许多横跨现、当代两个时段的作家，他们的思想和创作，是有着深刻的差异的，无论是那些复杂的现象，还是看似简单的一个人，这都不是用一体化能够简单整合的。只能说，该合就合，该分就分。
近、现代文学的关系也是如此，近些年来，从国内到海外，不少人都强调“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如果说这个提法，主要针对我们以往的文学史书写太不重视晚清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晚清文学无论从思想资源来看还是从诸多的文学尝试来看，都的确是五四新文学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强力契机，我们研究现代文学，不考虑晚清文学的前奏，是不完整的，也是不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现代文学必须过于强调晚清文学的作用，如果过于强调晚清文学的价值，那实际上，也就失去了其自身发展的逻辑意义，如果非要说五四的源是在晚清，那么晚清的源又在哪里呢？这样穷追不舍下去，哪里是源头呢？！这同样是一个理论上容易说清楚而实际操作上难以解决的问题。
至于整个中国文学大文学史观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个方法论的问题，是个宏观的视野问题，是一个理解中国文学整体背景的问题，而在实际操作当中，我们不可能什么问题都从中国文学的“大局”去着眼。即使是中国古代文学内部不也是严格分段地来考察、研究的吗？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这些段落加在一起，叫中国古代文学，但我们不可能一口吃掉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总是要一段一段地去看待和研究，每一段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每一段都有别的阶段无法替代的东西。回到现代文学，它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只有30年的历史，差不多是最短的一瞬，但这一瞬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东西呢？它有没有作为一个独立阶段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呢？如果有，那不就与其它前后的阶段如晚清、如当代区分开来了吗？在当下，“打通”、“贯穿”的呼声甚高的情况下，我更愿意借助“回到”这个词来说一句：回到现代文学。
当下，以现代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史著述达数百种之多，其中，以“打通”为特色的文学史的著述就不下数十种，已达到相当饱和的程度了，现代文学史还要怎样书写呢？现代文学还能怎样建构呢？我以为，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叫做重新建构也可以)，最重要的是在扩大了认知范畴之后，在拓展了文学视野之后，在认清了历史发展的前后逻辑关系之后，应该回过头来，切实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内涵与特点，真正确立现代文学的经典，切实梳理现代文学的风范，真正建构现代文学自己的传统。否则如果一味追求“多元标准”、追求包容一切，就很可能出现温儒敏指出的一个重要现象与问题：“基本的价值标准放弃了，表面上似乎包容一切，结果呢，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连起码的学术对话也难于进行，只好自说自话。过去是一个声音太过单调，全都得按照某种既定的政治标准来研究，学术创造的通道被堵上了；现在则放开了，自由多了，但如果缺少基本的评判标准，‘多元化’也只落下个众声喧哗，表面热闹，却无助于争鸣砥砺，还会淹没那些独特的学术发现。”④
二、关于横向空间拓展的问题
如果说，在上一个问题里凸显的是文学史“重构”在时间上的打通，以期获得一种历史发展的纵深，那么，空间的拓展，则是当下文学史“重构”中具有更多呼声的话题，这突出表现在如何处理新旧文学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越来越多旧体诗词的创作这一现象，以及如何面对和把握海外华文文学创作这一特殊情景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认真的思考并及时加以解决，将直接影响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格局，甚至动摇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
先说第一个点，新旧文学的关系问题。其实，这里的所谓旧文学，并不是上一个问题所说的中国古代文学，而是指与新文学一直同时并存，并驾齐驱的通俗文学。要求把通俗文学纳入新文学的研究、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的呼声近年来一直很强烈。比如，李天福在《通俗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不可偏废的元素》这篇文章中提出：“只有破除传统的‘中心’，消解传统的‘正宗’，以巴赫金式的平等对待‘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美学立场去开展文学史研究，方能呈现文学发展史的全貌——雅文学史和通俗文学史的二元统一。由此，通俗文学便成了科学的文学史研究范式不可或缺的内容。”⑤他从文学通俗化的角度、从文学大众化运动所构成的文学发展的通俗化历史的角度来强调应该将通俗文学和以往所谓五四传统的精英文学并行看待，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元素。陈波在《论通俗文学的合理性》一文当中也指出“当我们追溯到人类文学发展历史中去看待问题的时候，或许能暂时撇开‘五四’时期离我们太近而无法审视的局限。任何文学作品的流传与留传都不是某一时段某一意识形态所能决定的，当我们看到尘封书架上大量的革命文学作品时，我们或许更应该将一部作品的好坏交给历史，交给大众读者去评断。毕竟，无论严肃文学如何鼓吹文学的崇高理念，强调其艺术性，强调它对人性的解剖，对社会人生的洞悉，它始终无法脱离文学作为文学必须的‘意味’。”⑥在强调通俗文学应该进入现代文学史书写的话题之中，苏州大学范伯群先生、汤哲生先生等人的努力是最为执着的，也是最有成效的。当然这里首先要说明一点，就是范伯群、汤哲生等在通俗文学前面都加上了“现代”二字，这表明他们不是把通俗文学简单地看做是旧文学的。我认为这两个字加得好，事实证明，与五四新文学同步以来的通俗文学，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都的确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正如汤哲生所强调的：“通俗文学入史使得我们关注的视角必须发生改变，治史者应该特别关注文学市场的变化。其实现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只是长期以来被文化观念和创作观念遮蔽住了。关注文学市场就要求我们注意到作家的身份的确立和社会生活的关注。”⑦范伯群则更关注现代通俗文学与整个现代文学史整体格局的问题：“首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是否要‘向前位移’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古今演变与文学史重新分期的大问题。现在有几位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研究者提出，通俗文学从古典型转化为现代型的标志是1892年开始连载、1894年正式出版的《海上花列传》，认为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是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⑧此外，还有诸多学者，普遍关注通俗文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问题，其基本的意思在于，缺失了通俗文学的进入和研究，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地位和研究，就存在合不合法、合不合理的问题。当然，不同的看法也不少，其主要意思是强调，五四新文学及其研究格局的确立，就是建立在排斥包括通俗文学在内的所谓旧文学(还有旧体诗词等)的前提基础之上的，如果把通俗文学和所谓旧文学纳入到新文学的范围中来，那么新文学及其研究格局也就解体了。这种看法也就是被指责为固守着“二元对立”的僵死的观点。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争辩，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我总觉得讨论和争辩的双方，似乎都各执一端，缺乏一种彼此之间的呼应和观照，甚至在我看来，问题的双方就没有构成真正的冲突，是各自在各自的轨道上行进着。比如，强调通俗文学及其研究的重要性、合理性、合法性，这本来就是对的呀，这有什么问题吗？在中国新文学也就是所谓现代文学甚至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通俗文学也从未间断过自己的发展。用许多学者列举的确凿的事实来看，在相当的时日里，通俗文学发展得比新文学红火得多，有那么多的人对通俗文学感兴趣，自然，也就有了宽广的研究基础，但问题在于，通俗文学的发展和研究一定要和新文学的发展研究“融为一体”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吗？不和新文学融为一体它自己就不合法、不合理了吗？这至少在事实上是说不通的，你新文学不理我，你新文学反对我、排斥我，我通俗文学不照样发展得很好吗？为什么非要和你新文学融为一体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新文学的建构者和确立者们，他们从新文学的确立和发生开始，就是以反对旧文学、反对文言文为重要目标的，先不要说这个目标对不对，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是不是实现了，从五四以来至今，新文学也就是现代文学的建构者们，事实上是以排斥旧文学也包括通俗文学为自己的建构范畴的，并以此来强调现代文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如果说从刚才列举的反对者的角度来看，新文学的建构者这么多年的反对和排斥并没有能够消除所谓旧文学特别是通俗文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那不就是等于表明所谓的“新”“旧”文学，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各自可以拥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空间吗？我总想，以这样的景观来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格局，不也是可以的吗？难道非要两股道拧到一起不可，非此即彼吗？说实话，我自己不太赞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版)中把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交织在一起的叙述方式，它在现代文学的三个十年之中，每个十年的文学发展基本按照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然后加上通俗文学五路并进的方式来叙述，我认为这种方式并没有真正有效地解决有关新旧文学关系的问题。我觉得比较简单的一种理解，就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广阔时空中，现代文学走现代文学的路，通俗文学走通俗文学的道，这两者有各自的起伏跌宕，不存在彼此之间必然的关联，也不存在二者之间必须的比照分析。两者的研究也可以在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层面展开，没有必然的逻辑要将现代文学和通俗文学放在同一个层面展开。新文学和通俗文学是一个飞机的两翼，是一个车子的两轮，我非常赞同这个看法，只是多说一句，飞机的两翼不能合成一翼，汽车的两轮也不能并成一轮，左翼就是左翼，不能替代右翼，右轮就是右轮，也不能替代左轮，这两者，你是你，我是我，不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可以多元共生，但不必多元共融，你我是不同的。
再说旧体诗词的写作，眼下旧体诗词的写作人丁兴旺、势头很火，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新文学作家在五四以后也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词，为此，有人专门分析了其中原因：“一是古诗词这种文体自身具有生存下来的生命力，这是古诗词能够在现代时期生存下来的前提条件；二是新文学作家自身的原因，这是古诗词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存在的关键；三是新诗本体存在的缺陷和新诗建设过程中经历的多重困惑，这是古诗词存在的外部条件。”⑨其实，无论新文学作家写不写旧体诗词，旧体诗词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自身的发展，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简明，中国几千年古典诗词的深厚根基，登峰造极的辉煌成就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会因为五四以来新诗的出现而中断，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发展态势，它与现代新诗的发展不相矛盾，也不必将现代新诗与旧体诗词非纠缠到一起去研究不可。写旧诗的人可以越来越多，一些写新诗的人也在改写旧体诗，但这并不能说明这就是新诗的萎缩，也不能说明这标志着旧体诗再次替代了新诗的地位，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新诗旧词并存而生的情况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再说，旧体诗词研究也没有一定要把新诗作为参照，而写作历史不足百年的新诗研究为什么一定要把旧体诗词纳入自己的研究框架呢？宽容有两层意思，一是包容，二是容忍，而容忍就是允许他者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允许他者有自己的研究格局。历史是客观的，也是宽容的，而非此即彼的思维往往是人们比较主观的想法。
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问题，其实没有多大的讨论空间，因为问题比较明显。有学者近来连续发表文章，应该说把这一问题讲得比较清楚了：“曾有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主张把世界范围内用华文创作的所有作品都包括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来，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无疑，这不仅事实上做不到，而且包含着我们自己也不曾意识到的，却会被别的国家和民族误解为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念。”⑩“海外华文文学学科要走向成熟，必须更好地解决三个基础性的问题，第一是弄清楚海外华文文学要研究些什么，第二是明确由谁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第三是搞明白为谁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能当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来研究；相反，要关注它的既不同于中国文学而又介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那种身份，以及这种身份所包含的海外华人面临中西文化冲突时如何从自身的生存经验出发融合中西文化矛盾，从而获得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的独特经验。”(11)“他们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不是中国人在中国社会生存面临问题时所产生的感受和思考。他们对中国的怀恋主要是一种文化乡愁，而其追求的方向则是想融入他们现在所移居的国家，建立起与居住地相联系的文化认同。他们内心也有矛盾，但只是在争取建立新的国家认同过程中的矛盾，这与林语堂等上一代中国人移居美国却不加入美国籍，最终还是要回归中国的情况是明显不同的。”(12)我是赞同这一看法的，至于有些学者强调：“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的特殊文化载体的文学，一种新的汉语文学形态。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既不同于中国本土文学，也有别于东西方各个国家的主流文学。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它的世界性和跨文化性，有它自身的活力和张力。”(13)我认为，海外华文文学自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也在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海外华文文学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关系不大，甚至就其本质意义上说，它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没有关系。旧体诗词、通俗文学跟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那是在所谓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的事情，而海外华文文学则应该另当别论了。
三、关于文学史向学术史提升的问题
上述两个方面的现象和问题集中反映了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构”的新态势，究其本质来说体现了两点欲求，一是力图建构一种更为完备、丰富、开阔的文学史叙述，其二是加强学科的建设，拓展学科的容量，扩大学科的视野，增强学科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但在我看来，就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本身的实质意义而言，最重要的应该是凝聚目光，调准现代文学自身的焦距，提升现代文学自身的学术含量，同时如何更加历史地来看待现代文学。
首先，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宏阔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之下，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甚至海外华文文学等等都在这个大的历史时空下、与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相伴而生，而近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也都以各自的框架和格局相继进行着。在这样一种纷繁的情况下，如何更为清晰地厘清现代文学自身的含义，更为准确地定位自身的价值，这是所谓重构现代文学史应该首先重视的问题。只有真正重构现代文学自身的价值意义，才能更好地看到它与通俗文学、旧体诗词乃至海外华文文学之间存在(或不存在的)某种特定关系，才能更好地将现代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当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1917年文学革命正式兴起到1949年这大体30年的文学历程，作为五四新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也就是不同于旧体诗词，不同于通俗文学，更不同于海外华文文学，也不同于近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阶段、基本面貌和基本特质，应该确定下来。现当代文学学科，应该把现代文学这一历史阶段作为一个重要的、相对独立的历史过程来更加充分地认识和研究。而1949年以来的当代文学，也应该逐步形成一个确定的历史内涵，这是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两个支点，是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主干，其它诸如旧体诗词、通俗文学、近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等既可以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参照，更可以单独进行研究，但不一定非和现当代文学融为一体，“重构”不一定要叠加，厘清则是为了更好的“重构”。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它的“重构”更多的考虑应该是自身学术价值的提升，应该用更严格的学术史的眼光来梳理和观照现代文学自身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比如现代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学术背景、思想背景、政治背景乃至社会经济背景是什么？现代文学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哪些真正值得称之为经典的东西，这些经典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处在什么位置，在当下还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和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究竟给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新质？形成了哪些属于自己的所谓新的传统？在这样的基础上，用学术的眼光来判断和梳理现代文学与通俗文学、旧体诗词、近代、古代、当代文学之间究竟有哪些本质联系。所谓从文学史向学术史的提升，就是说学术史研究应该是对文学史研究更具有学术眼光，更具有历史沉淀，也更具有时代穿透力。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关于学科建设的问题。学科建设有各个学科自身不同的特点，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样一个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和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已经相当成熟的学科来说，它更为需要的是提升自身的学术性，用更精准严格的眼光来审视自身的内涵，而不是更多的涵括多项内容和更多的扩大外延。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应该加强研究之研究，不仅要更严密地梳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而且要更严肃的梳理文学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不仅认真总结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经典现象和经典作家作品，而且要认真总结文学史研究进程中的经典成果，清除研究中的泡沫。在此我想谈一谈黄修己先生刚刚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这部著作。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研究的成果，近年来多有出现，但是像黄修己这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如此深入、如此系统、如此集中于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研究的著述还是不多的。黄修己概括了五四以来数代人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其一是创建了现代文学的批评模式；其二是建构了现代文学的历史框架；其三是建立了现代文学自身的新的学科；其四是创立了学术上不断创新的学风。可以说这几点是对现代文学学科从创立到发展主要成就的准确概括，但其中有一点是我想特别强调的，这就是学科建设虽然是几代人的相继追求和共同努力，但其中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有创新发现的往往是某些学者个人坚守着独立思考的学术风范，没有这种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发现，学科建设和发展其实是空的。我曾经听到黄修己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概括他自己和他那代学人的一种研究情态，他用两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孤往”。我认为这是学术研究包括学科建设非常宝贵的一种精神品格，而这一点对学科建设来说尤其重要，没有一个个学者坚守独立思考的“孤往”精神，很难想象众人峰起、一拥而上的学科建设能产生多大的学术价值。
再次，越来越历史地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化，是一个不可以逆转的必然趋势，对此，既没有值得担心的地方，也没有可惜的地方。有些人觉得现代文学历史短似乎是一个不足，尤其是相比较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如果我们的学科建设和文学史研究看重谁的历史长谁的历史短，谁的内容多谁的内容少，那就比较简单了。然而，一段历史的根本价值不是由时间的长短来决定的，也不是由内容的多少来判断的，而是由它在历史上的特殊位置和它的特殊贡献所确定的。现代文学短短30年的历史，却处在中国文学历史发展长河中古今中外纵横交错的一个关键点上，有着其他文学历史阶段所无法替代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这一点无需赘述。现代文学的历史化并不令人担忧，相反，是它更加成熟的表现。因为，历史化使我们能够更准确、更客观地看待现代文学的复杂过程和重要现象，尽管在这方面还有许多所谓的禁区，包括一些作家的日记、档案还未正式公开发表和出版，但毕竟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历史化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具有真正学术意义的筛子，使其具备了越写越薄的可能性。因为历史化，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待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原因，看到它对当代文学的实际影响，甚至可以看到它在将来文学发展中的命运。因此，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文学历史化的过程，不仅仅是抱着“历史的同情心”，更要抱着一种历史的进取心，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来看待现代文学的历史化现象。
正因为现代文学离我们越来越远，这使得从动态的文学史向静态的学术史的提升具备了条件和可能。我们有条件更加冷静客观地看待已经逐渐固化的现代文学，在这种审视中应始终持有一种大胆淘汰的精神。现代文学作家有许多已至百年诞辰，各种纪念活动层出不穷，如此大量的作家作品究竟有多少可以经受时间历史的检验？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下俄罗斯文坛出现了一种重新定位托尔斯泰的风潮。一些研究者对托尔斯泰颇有微词，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具有文学史研究的价值。这种大胆存疑和淘汰的态度同样适合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当我们具备真正的世界眼光时就知道自己的文学还有多少东西。现代文学30年作家作品究竟沉淀下来哪些学术传统，最重要的文学品格体现在什么方面，真正的生长点是什么，这些都值得我们冷静地思考和看待。我们既要看到其对前人的继承，也更要注意其对我们、对未来有哪些影响，但是也非全面历史化、固态化。应注意提升的分寸和适度，避免将一些不够学术史分量的东西提升上来。
与现代文学越来越历史化相适应，我们在研究中也应该越来越增强历史化的意识，越来越保持理性和清醒的姿态，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比如我们对鲁迅的研究依然存在许多难以摆脱情感层面的东西，如何真正看待鲁迅的历史价值，如何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看待鲁迅的现实意义，我相信，只要我们对包括鲁迅在内的现代作家和现代文学的研究，是客观的、准确的、符合历史状况的，那么鲁迅和现代文学的价值也就真正确立起来，并且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注释：
①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反思与重构：学科还是意义？》，《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②丁帆：《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③吴福辉：《“主流型”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三》，《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④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⑤李天福：《通俗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不可偏废的元素》，《求索》，2007年第1期。
⑥陈波：《论通俗文学的合理性》，《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⑦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和入史问题》，《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⑧范伯群：《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将改变文学史的整体格局》，《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⑨谭旭东、卢力刚：《“五四”后新文学作家古诗词创作探因》，《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⑩陈国恩：《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三个基本问题》，《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11)陈国恩：《3W：华文文学的学科基础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2)陈国恩：《海外华文文学不能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
(13)饶芃子：《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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