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本真精神的继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本真论文,传统文化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0）02－0040－04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真精神，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积极、进步，且具有普遍的、永久价值的精神。在历史上，这些精神曾长期起作用并且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们涵义丰富，但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和特点又有所不同。根据这种理解，文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真精神至少应该包括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尊道贵德，厚德载物的精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阴阳互补，辩证思维的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简单相加，而是对这些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进行改造，赋予它们能够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新含义，从而真正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
一、继承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及富有与这种独立性与自主性相联系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精神支柱之一。在西周之前，神学世界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占统治地位的，但西周后期，人的地位上升，神的地位下降。“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在孔子那里，虽然没有彻底否定天命的存在，但更重视人为，提倡自主、自信、自强，主张为人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易经·乾卦》认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终日自强不息，时刻保持警惕，即使有危险，也是可以避免的。《象传》明确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孟子那里，更是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使命，他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荀子讲：“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舜。”（《荀子·修身》）“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朱熹认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他又指出：“闻道有蚤（早）莫（暮），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
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还表现为在面对困难时，中华民族能够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在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战胜困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因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司马迁在总结历史时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署，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张岱年认为：“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刚健’、‘自强’的思想在两千多年的长时期中激励着正直的人士奋发向上，努力前进，不屈服于恶的势力，坚持与外来的压迫斗争。历史上，坚持反对不法权贵的忠直之士，尽力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孜孜不倦探索真理的思想家、科学家，致力于移风易俗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1]
中国共产党更是不怕艰难困苦，甚至流血牺牲，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毛泽东自豪地说：“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带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3]1982年9月1目，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4]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5]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会上指出：30年来，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我们的远大目标相比，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改革发展任重道远。全党同志一定要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更加同心同德地奋斗，永远保持和发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二、继承尊道贵德、厚德载物的精神
中国古代先哲重视对世界本原和规律的把握与人的道德修养，同时又把二者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人生在世既要“尊道”，又要“贵德”，“道”无处不在，自然也在人之“德”中，也可以说，“德”是“道”在人生、社会上的一种具体表现，故可以通过“贵德”来实现对“道”的把握，这也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认识论与本体论、伦理学密不可分的特征。高清海指出：“道，是中国文化之根，它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有的思维模式、伦理观念、审美意识和价值理想。”[6]这种尊道贵德的精神反映到对待异己事物上，就体现为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易传》对“坤卦”的解释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指君子应该效仿大地，增强道德修养，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季羡林指出：“中国人向来强调‘有容乃大’，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只要对我们有利，我们就吸收。海纳百川，所以成就了中国文化之大。”[7]这也是在当代中国，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实现结合的一个重要原因。
尊道贵德是道家的核心思想，《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第五十一章）《老子》一书内容十分丰富，但却是“言有宗”（《老子》第七十章），这就是“尊道贵德”，我们也可以从《老子》又名《道德经》中得到佐证。《老子》把“重积德”作为人与“道”合一的根本途径：“治人事天，莫若啬［节制］。夫唯啬，是以早服［及早服归于道］。是以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竹简乙》）《老子》还把修身、修家、修乡、修邦、修天下联结与融合起来：“修之身，其德乃真［纯真］。修之家，其德有余［充裕］。修之乡，其德乃长［扩展］。修之邦，其德乃丰［丰厚］。修治天下，其德乃博［广博］。”（《竹简乙》）道教认为道和德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道德一体而具二义，一而不二，二而不一。”（《道教义枢·道德义》）人要得道成仙。必须积善成德。“为道者当先立功德”，“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抱朴子·对俗》）与此同时，它还把“施恩不求报”，用“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道德经》）作为伦理价值的标尺，表现了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中国道教接纳民间淳朴的道德规范于自身，讲究尊己利人，积功累德，劝人行善，提倡慈心于物，忠孝友悌，矜孤恤寡，怜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正己化人，等等（《太上感应篇》），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一定的意义上担负起了道德教化的作用，成为一种“德教”，即道德宗教。
儒家更是“尊道贵德”的，历代儒家无不追求有道的“大同社会”就是一个证明。在孔子的思想中，道也具有最高的地位，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矣”。（《论语·里仁》）只是由于社会风气衰败，孔子认为已经不能继续直接用“道”来要求大多数人，而只能讲“仁”方可挽救，所以，《礼记·礼运》中说：“大道既隐，礼义以为纪。”为寻找补救之法，孔子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复礼”来挽回风气，其目的是要通过克己复礼来回归于“道”，故孔子最推崇周礼，更加注重“德”，并且也是想通过“德”来把握“道”。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即以完善自我德性为主要取向，而德性的完善总是展现于自我对于“道”即道德境界和理想社会的毕生追求中。孔子在《大学》中郑重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同时，为了实现对“道”的复归，儒家也“重积德”，孔子讲“据于德”（《论语·述而》）和“修齐治平”（《大学》）。孟子认为道德的价值贵于生命的价值，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非常明确地指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告子》）荀子说：“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宋明理学更是重视道德伦理的探讨，甚至把“道”、“德”、“理”等伦理概念提高到本体的高度进行研究。
佛家、特别是禅宗也是讲究“尊道贵德”的。佛教认为大千世界的本原为菩提、佛性。菩提为梵语，在汉语中则往往被译为“道”，这反映了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所受到的道家的影响。《楞严经》中讲七常住果：一菩提，二涅槃（灭度），三真如，四佛性，五庵摩罗识，六空如来藏，七大圆镜智；七常住果实为一个，为证明法身之果德，从不同角度来解说的。而且，在佛教看来，善能生慧，要重视善行、善念，“见一善念，智慧即生。”（《坛经》）为了得道成佛，“修福德”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佛教徒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作为自己学佛修佛的准则，时刻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尊道贵德、厚德载物”的精神在我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许多农民起义的领袖们都懂得祭起“尊道贵德”的大旗，用“替天行道”、“以有道伐无道”等口号收揽人心。当然，这一精神也有其局限性，要在当代发挥它的积极意义，一方面要剥除“尊道”思想的神秘性，把对道的尊崇和把握转化为对真理（特别是共产主义真理）的不懈追求。近代以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进行了不懈斗争，从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无一不体现了受到这一精神的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对“有道”社会的不懈追求，也是当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另一方面要剔除“贵德”思想的阶级性，加强思想品德教育是正确的，不过我们所需要的“德”是“共产主义道德”，不是“三从四德”等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提倡的道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终实现“有道”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要加强对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教育。为此，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共产党员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号召共产党员要学习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愚公移山》一文中号召共产党员要学习愚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在新时期，邓小平还把思想道德教育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联系起来，他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8]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对共产主义真理的追求（“道”）与进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德”）结合起来，认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是全面的，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先后不失时机地在全党全民范围内深入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尊道贵德”精神的创造性弘扬。
三、继承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也有空谈心性，追求出世的思想，但从总体来说，具有经世致用的学术品格和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勤劳善良的中华民族虽然也研究天道、人道、万事万物的本原等问题，但是研究天道、人道最终目标却是为了现实的人世，是为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所用的。中华民族信奉道高明而不离乎日用，强调理论与现实生活实践的结合，在耕稼工商、政事日用以及平常生活中追求人生理想，实现自身价值。中国先哲认为“华而不实，耻也”，（《国语·晋语》）“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潜夫论·叙录》）道家思想虽然强调“无为”，但是“无为”是为了“无不为”，事实上，道家并不是认为人应该无所作为，而是告诫人们不要“妄为”，要顺应自然，这样才能有所作为。所以，从根本上说，道家学说也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大学问。中国化的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国佛教认为“出世须入世”，“出世不离入世”，《坛经》曰：“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尤以其主流——儒家学说为甚。孔子曾告诫其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据《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反对谈鬼，更不追求来世，主张所有学说都应该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后代儒家把这种现实世界的目标概括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清之际的知识分子更注重学以致用，王充重实事、疾虚妄；陈亮、叶适倡导“义利双行”；黄宗羲认为：“经术所以致用，方不为迂儒之学”（《鲍琦亭文集》卷11）王夫之强调研究学问的目的是为了“述往以为来者师”，以实现“经世之大略”。（《读通鉴论》卷6）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品格，反映在治学上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孔子提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班固在《汉书》中记载汉景帝之子刘德，喜好学问，收集典籍，可与朝廷媲美，故称他：“休学好古，实事求是”。后来实事求是就流传下来，并被后代所提倡。当代学者李泽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种“实用理性”，这才使它能够在吸收外来学说时（包括马克思主义），不受盲目信仰束缚，积极追求改善自己（“自强”“日新”）。“不管传统的、外来的，都要由人们的理智来裁定、判决、选择、实用，这种实用理性正是中国人数千年来适应环境而生存发展的基本精神。”[9]
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维系中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由于它主要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也有忽视物质生产实践、偏重经验和容易流于功利之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这一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结合起来，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0]这样就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并把它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不仅重新确立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把实践观点同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强调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检验一切工作的成败得失；注重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地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明确地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目标；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等。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1]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要和实际情况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12]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后称南方谈话），针对当时“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的现象，他着重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的。”[13]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理论创新，江泽民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四、继承阴阳互补、辩证思维的精神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14]这一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从“天下一气”这一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力求用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来说明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上。原始的阴阳学说认为，在天地之间有“阴”、“阳”二气，它们的流转决定了气候的转移以及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史前时代伏羲画八卦的传说中，就用阴爻（——）和阳爻（—）来表示宇宙间事物普遍具有的相反的两个方面。在西周时期，阴阳学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伯阳甫曾用它来解释地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不仅发现矛盾的两个方面（即“阴”和“阳”）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不能截然分开，而且指出，正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即“阴”和“阳”）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变化。在《易传》中就有“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思想，把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总根源和根本规律。宋明时期，理学更加强调阴阳互补，化生万物的作用，周敦颐认为：“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通书·理性命》）张载认为：“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从叁也。”（《正蒙·参两》）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指出：“阴阳相错而生变化”；“阴阳合德，化生万物者也。”（《梦溪笔谈》卷五）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指出：“万殊之生，因乎二气；二气之合，行乎万殊。”（《张之正蒙注·太和篇》）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由于内部蕴藏着阴阳二气而存在和发展，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贯穿于万事万物之中。
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师，他的辩证法思想既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又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继承和发扬。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直接引用了《孙子兵法》上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唐朝人魏徵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论述来说明如何克服认识的片面性。他说：“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15]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运用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对列宁提出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核心”这一著名论断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和发挥。邓小平虽然很少专门论述辩证法思想，但是他在观察、处理问题时，无处不体现他对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和精妙使用，在南方谈话中，他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只要我们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6]党的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也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断代的说法是没有一点根据的，事实上，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传统文化本真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收稿日期］2009－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