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红[1]2004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探索》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日益成为今天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特征和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正在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在进一步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进程中，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力求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从根本上维护中国国家经济安全。 论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与表现 在这一部分，本文对经济全球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对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本质、表现、动因进行了探讨。 第二部分：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 在这一部分，论文通过对经济全球化这一客观趋势自然引出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命题，结合中国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概括出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 第叁部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挑战 在这个部分，论文从国内、国际两个层次对中国金融安全、产业与市场安全、战略资源安全和经济信息安全四个方面，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安全的主要挑战。 第四部分：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对策思考。 在这个部分，针对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挑战，论文从国内与国际两个层次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考。
尤传明[2]2013年在《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经济安全研究》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特别是中国加入wT0以后,中国全方位融入并充分抓住机遇,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经济快速发展与繁荣进步,但盛世之中潜藏着的风险与危机却越来越大。透视国力渐强的今日中国,在繁荣中安全危机浮动,金融、信息、贸易、产业、生态、人才等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将全球化的影响与中国经济安全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索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以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本文共分六章,每章的主要内容分别如下：第一章主要针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安全问题的主要相关概念进行全面、详实的解读与界定,论述了中国经济安全的提出、内涵及外延,以及中国经济安全的存在状态分析,这为本文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安全的理论基础。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西方学者等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揭示了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这为中国经济安全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条件。第叁章主要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安全的特点与影响因素。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安全的特点,通过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因素分析,论述了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东南亚等典型国家与区域的经济安全观,以及各国经济安全观对我国的启示。第四章概括总结了全球化在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机遇与挑战。以全球化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途径为铺垫,从提供发展经济的良好外部环境的可能、利用世界上各种要素资源的机会、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论述了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安全带来的机遇；从风险防范难度加大、国际垄断势力对产业安全构成威胁、经济依附性可能增强的挑战、全球范围资源与市场竞争的挑战等方面分析了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安全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第五章着重分析了中国经济安全体系及其现状。主要从金融、信息、贸易、产业、生态、人才等六个方面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安全体系,并逐一解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在此六方面面临的安全风险及其成因。第六章主要论述维护中国经济安全的有效路径。从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以及树立正确的经济安全理念入手,剖析了国民经济安全意识和正确的经济安全观对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从国内、国际两方面分析了维护中国经济安全的具体措施。总之,立足国内,以发展促经济安全与融入世界,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是中国经济安全的必由之路。
高宏强[3]2017年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观的共生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意识形态是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意识形态一旦被统治阶级和国内民众普遍接受并深切认同,必将在该国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从而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在内容上表现为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一整套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并且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充实和提升,逐步在广大民众中形成最大范围的认同效应,在国家政治安全稳定状态能够得以长效维持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与此同时,国家的安全观念也是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指引,在安全领域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起共同构成了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在共生发展中对于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同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地位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长期斗争中逐渐确立的。新中国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思想政治领域、经济结构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展开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整顿、改造和建设,从而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中国主流意形态的根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和中外经济贸易交流得日益频繁,在国内,社会利益阶层开始分化,国民价值取向也逐渐多元化;而在国外,美苏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得以终结,由此导致国际范围内原先较为激烈的意识形态博弈相对平静下来。在这些国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下,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曾一度存在的紧张局势开始趋向缓和,于是,在国际交流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这无疑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国家不再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相反,对于西方的"和平演变"与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防范和反击不逊于建国初期,不管是执政党的管控方面,还是民众的思想教育方面,抑或是国家的安全机制方面,国家领导人从未放松过。换言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轨迹受到了国内外安全氛围的极大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脉络走向也深受侵染,其所面临的威胁挑战、所存在的各类分歧、所突显的主要问题无不是国家政治安全机制建设应着力解决的要务所在。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军事安全才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因此,世界强国纷纷大力发展军事力量,甚至不惜进行军备竞赛,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样的传统安全理念诱导下爆发并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恐慌和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种相对保守的安全观念依然存在于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和其它大国之间,直至"冷战"终结,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全世界的时代主题之后,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之时,以政治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才逐渐得到众多国家的重视和关注,我国正是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新的安全观。进入21世纪,在互联网的裹协之下,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和较量从经济领域延伸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从而演化出了倍受瞩目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如此一来,主流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观息息相关,互利共生于国家政治安全领域。事实上,国家政治安全才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政治安全的有效维护与安全机制的全面构建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安全和人民安全。如果政治安全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那么,国家安全利益也无从谈起。而政治安全利益的核心在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主流意识形态又与国家的安全观念共生发展,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观念上层建筑的支柱。对于这两类观念形态共生关系的研究,我们查阅了自建国以来的相关重要文献,对这一研究主题进行了较为细致地剖析,既分析它们的发展走向和发展威胁,也总结它们的历史经验和问题表征。此外,对两大观念形态的共生关系进行了国家利益的解析,从而为后续的重点研究铺设学理基础。在此基础上,本项研究着力聚焦主流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观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二者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中的灵魂作用予以充分地挖掘。最后,我们就二者的共生发展关系进行总结和概括,从而,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治理提供启示性的积极建议。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得益于国家综合实力的与日俱增,而综合实力的增强在于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夯实。随着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跌宕起伏,国家"硬实力"得以倍增的同时也同样需要我们的"软实力"能够得到升华,"软实力"的提升则更多的融汇于观念上层建筑领域。在这一领域,又集中体现为两类,一个是国内政治的意识形态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另一个是国际政治的国家安全及其国家安全观。这两类观念形态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相当于一个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具体到国家当中,这一枢纽系统能否正常运行,关键在于执政者是否可以很好地以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观这两大观念形态为理论指引去维护其国家政治安全。
张志[4]2008年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和拓展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阐明了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发生的新变化,指出了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外部决定过程日益凸显,全球化增强了国家利益国际拓展的趋势,推动了国家海外利益的凸显,因而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外交政策。通过梳理中国国家利益认知和维护的发展脉络,分析了中国现阶段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指出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与联系更加紧密和深入,国家利益不断延伸,中国海外利益在此过程中凸显并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为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本文在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主要内容和海外利益面临的安全风险后,指出海外能源资源利益与中国能源安全密切相关,受到中国高度关注,能源安全的核心是石油安全。关于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保护和拓展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文中在结合中国为谋求海外能源资源利益、保障能源安全所开展的能源外交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能源安全主要是能源供应安全的特点,提出主要从油源、油路、油价叁个着眼点保护和拓展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对策建议,并总结出了保护和拓展中国海外利益的一般性原则和对策。
徐稳[5]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研究》文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自从2011年11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以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体目标中上升到国家战略构建的层次。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无论中外,抑或古今,能够成为世界强国的历来都是文化强国,而能够成为文化强国又无不与执政党的文化能力关系密切,历史经验及教训已经证明执政党能否引领先进文化决定一个国家执政党的成败。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评估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现状、探索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增强的路径,意义尤显重大。本论文的目标在于通过探索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内涵构成、形成背景、历史过程、现状审视及战略地位,形成关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能力研究的系统认识,以便为中国国家战略选择和国内政策提供参考。论文内容主要包括六个组成部分：第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内涵及构成；第二,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战略地位；第叁,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提升的机遇与挑战；第四,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存在问题的成因与分析；第五,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历史过程和基本经验；第六,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提升的路径选择。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内涵与构成的探索和研究是围绕着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定义而展开的。试图厘清叁个问题：第一,引领不同于建设。“建设”的含义有叁层：一是建立、设置；二是陈设布置；叁是创建新事业或增加新设施。从文化角度来理解,“建设”是指充实一种新精神。“引领”最基本的含义有两层：一是引导；二是领导。从这些意义上来看,引领的内涵远比建设的内涵丰富。第二,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远比建设先进文化能力结构复杂、内容丰富,中国共产党建设先进文化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结构的一部分。第叁,具体来讲,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主要包括选择能力、创新能力、决策能力、传播能力、安全防御能力及文化领导权建设能力。有关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战略地位的研究是依据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战略、文化软实力战略、文化强国战略叁个层面上站开的。本文认为,第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是其执政能力的“软核”；第二,提升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实战略选择；第叁,增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实现的支点。有关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提升的机遇与挑战研究是围绕全球化背景和社会条件两个层面展开的。本文认为：第一,通过探索全球化趋势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挑战,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及时做出回应和对策选择,从而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第二,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形成的现实条件的分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提升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借鉴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中的经验的必然结果；关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现状评估是依据“五力”而不是“六力”而展开的。原本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能力包括选择能力、创新能力、决策能力、传播能力、安全防御能力及文化领导权建设能力等六个方面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一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并一直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有很强的先进文化选择能力可见一斑,所以本文不打算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选择能力现状做重复的考量,而是从五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现状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需要提升的结论。关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历史过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是围绕着对中国引领先进文化过程的梳理及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引领先进文化的经验教训的分析两个方面展开的。本文认为：第一,通过对中国引领先进文化过程的梳理,更加清晰认识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是在一定的历史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经验的分析、研究和借鉴,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提升的历史依据。关于增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路径选择的研究与关于关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现状评估是对应的,也是围绕着“五力”而展开的。本文认为,根据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现状分析,我们应当从五个方面以打造和提升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第一,围绕着叁个方面解决中国文化原创能力匮乏问题：一是开掘中国文化主体的创造意志和能力,增强中国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自信；二是改革僵化的文化体制和机制,鼓励创造、容纳多元的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叁是净化社会环境,让原创力成为一种公共意识。第二,从叁个方面提升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的决策能力：一是在文化决策过程中要注重文化政策的整体性；二是提高预测能力和前瞻性能力,增强文化政策的及时性；叁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的能力。第叁,从四个方面入手以增强中国共产党文化传播力：一是提升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缩小和西方传媒传播力的差距；二是更新文化传播理念,改革文化传播体制以建立有效、合理的传播机制；叁是研究文化传播规律,创新传播模式、手段和方法；四是研究受众特点,根据受众选择传播内容。第四,从四个方面入手提升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安全防御能力：一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防御能力；二是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安全防御能力；叁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全防御能力；四是增强中国话语权安全防御能力。第五,从四个方面入手提高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能力：一是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二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叁是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四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除了导论外、结语外,有七章构成,其主旨的内在逻辑和框架如下：第一章,分析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内涵及构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章,分析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战略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研究的重要的现实意义；第叁章,探索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形成的机遇与挑战,这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研究的现实维度；第四章,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现状进行评估,以期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能力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第五章,考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形成的历史过程,借鉴中国、苏联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经验教训,可以清晰认识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历史过程和条件；第六章,选择合适的路径以增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这是本文的落脚点。
王柏松[6]2013年在《中国新安全观及其安全战略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威胁国家安全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与此相适应，中国对安全威胁来源、安全内涵、安全主体、安全维护手段、安全理想追求等问题做了新的回答和阐述。以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就是对这些新的安全威胁最新阐释的思想结晶。中国新安全观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意蕴，不仅继承了建国以来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而且也吸收了国际流行的“新安全观”的合理内核，是维护中国自身、地区乃至世界安全的重要安全指导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国新安全观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经济安全合作的成功实践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安全观在中亚和东盟的安全实践充分证实，大小国家间可以在国家间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推动区域合作，以实现共荣共存与共同安全的目标。由此，中国新安全观也极具重要的实践价值。新世纪初，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对中国新安全观的深化和发展，是中国新安全观对实现理想安全追求的最新升华。二者是实现持久和平，促进共同繁荣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中国新安全观是国家安全观的具体原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缺乏可操作性。为弥补其不足，需要在新安全观指导下筹划和制定切实可行的具有一定动态性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根据国内外安全形势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以对国家安全起到更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新安全观指导下，并充分考虑中国特有的历史传统、战略文化及其社会制度等方面基础上，中国选择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发展由此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本文在对国家安全相关理论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两代领导集体的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采取将政治学、军事战略学、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共党史等多学科视域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新安全观的确立、实践、追求及其指导下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对新安全观的发展及其和平发展安全战略的完善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性思考。本文包括引言和六章正文内容。引言是论文的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问题的提出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思路、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等。正文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框架：对安全、国家安全及其安全战略相关概念进行了细致分析，并比较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叁种经典安全范式，为中国新安全观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历程。笔者以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及其主要内容叁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进行了梳理分析。尽管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没有形成系统的国家安全观的专门论述，但是他们关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治思想至今仍有宝贵的理论价值，是中国新安全观的直接理论来源。第叁章是本文的重点。着重分析了中国新安全观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核心内涵、理论意蕴以及理论创新价值。与国际流行的“新安全观”比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安全观是实现国家间“相互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为目标的新时期国际关系安全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当前解决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而形成的有效可行的安全新理论。第四章应用具体案例分析了中国新安全观的实践过程。中国新安全观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经济安全合作的发展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与完善起来的。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地区多边合作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路径和面临的机遇也进行了探讨。第五章着重对中国新安全观关于实现理想安全目标追求进行了中国式的探索。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新安全观的深化与升华，符合人类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需要。笔者主要侧重于对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的关系及其对和谐世界建设面临的挑战探索相关的解决措施进行分析与思考。第六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中国新安全观是具体的原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为了使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应在其指导下制定可行的具有动态性的国家安全战略。笔者沿着这个逻辑思路，对世界强国崛起的启示价值进行深刻总结，从国家安全战略整体构建的视角论述了和平发展作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必然性，并针对中国外部安全面临的挑战实际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和思考。
刘瑞[7]2017年在《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定位与选择》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化时代,海洋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地理空间,滨海国家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中国周边海洋外交是中国崛起进程中海洋与外交合力共振的结晶,也是国际环境与中国国内形势相互作用的产物。大航海之后,民族国家开始“走向海洋”,人海关系逐步加强,海洋问题呈现出“外交化”趋势。全球海洋法律秩序的正负效应为海洋外交的兴起提供了规则基础和催化剂。海洋外交的兴起也是全球化时代外交向多元化、专业化和社会化转型的重要表现。中国周边海洋权力格局的嬗变、利益结构的调整以及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加,为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兴起提供了外在动力。中国海洋思想的历史变迁,由陆向海的战略转型以及周边外交战略的调整是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兴起的内在驱动。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应当以中国的利益诉求、资源基础和宏观战略为参照系,进行科学合理、灵活有限的目标定位。海洋维稳与维权,争取海洋合作与支持,和塑造周边海洋良好秩序是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主要目标。中国周边海洋外交以海洋友好外交、海洋合作外交和海洋预防性外交为主要实践形式,呈现出双边与多边并行、官方与民间并举、诱导与强制兼施的特征。近年来,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取得积极成效。中国海洋权益得到战略性止损,南海问题回归正确轨道,周边海洋合作“双轨”推进。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在权力结构、制度进程以及观念信任叁个维度均面临着现实难题。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权力困境来自于美国炮舰外交的制衡、东亚海权联盟体系的围堵以及西方海洋话语权的打压。海洋外交机制不足、海洋法律制度缺失以及海洋治理机制的“软法性”、复杂性和不可持续性在制度层面制约着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域外海洋大国与周边海洋国家对中国和平诚意的不信任、海军实力的担忧以及海洋外交意图的猜疑极易增加海洋外交互动中的误解与误判,扩大“敌人意象”,掣肘海洋合作进程,长期阻碍中国周边海洋外交。未来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应从能力建设、战略布局以及推进路径叁个层次着重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应注重统筹协调能力、议题设置能力、海洋强制能力以及海洋法律外交能力的建设;中国周边海洋外交需依据不同海域力量对比和分野,做出轻重缓急、优先顺序的科学布局,坚持陆海统筹、海海联动的原则,实施固黄海、和南海、争东海和拓日本海的周边海洋外交战略布局。海洋外交制度建构,中美新型海洋关系建设以及周边海洋共同体的打造应是未来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策略重心。
夏立平[8]2007年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的演变与转型》文中研究指明国际体系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国际体系的演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古代区域性国际体系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从中国西汉时期至清朝后期，东亚的古代区域性国际体系，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相对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由于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以及它政治、经济和悠久灿烂文化的巨大影响，使古代东亚地区这一相对独立的国际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17世纪后半期，欧洲建立了近代国际体系。这包括17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末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1815年至1914年的维也纳体系。由于欧洲列强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全球影响，实际上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欧洲区域性国际体系已发展为世界性国际体系。作者对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有一些显着特点：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以资本主义初期发展为背景的，而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以封建制度为背景的；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均势和大国协调体系，而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非对称的家庭式体系；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以体系内民族国家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以在绝大多数时期主导性国家不主动干涉它国内政为基础的；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以国际法来调整国家之间关系，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以“礼”来约束和调整国家之间关系；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对体系外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国对体系外国家基本采取争取友善或防御政策。人类已经历过的现代世界性国际体系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世界正逐渐进入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全球化趋势发展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促使当前国际体系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当前国际体系转型有一个很长过渡时期，现正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相持阶段。作者在对国际体系的四个主要构成部分，即国际行为体、国际力量结构、国际互动规则和国际机制进行研究基础上，认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具有下述特点：国际行为体多元化；国际力量结构多样化；国际互动模式多种共存；国际机制在各方博弈中变革发展。国际力量结构是国际体系的基础，而国际力量结构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大国战略关系。作者对构成当前国际力量结构和大国战略关系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叁边关系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以及它们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当前大国战略关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大国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既相互协调又相互防范。为了推进建立互信、互利、平等、相互尊重的新型全球安全架构，有必要构建21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当前国际体系向国家之间相互依存为主要特征转型，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期。从长远来说，相互依存状态的国际体系还将再发展到一体化条件下的国际体系，这将为进一步建立和谐世界奠定基础。
刘亚妮[9]2016年在《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疆分裂主义已经产生了一百多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条件、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的变迁,新疆分裂主义历经反弹、蔓延到恶性发展,近年来更是猖獗。自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特别是2013年以来,分裂主义势力内外勾连,频繁制造暴力恐怖活动,具有明显挑衅国家权威的目的,已经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是关乎国家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反分裂斗争的实践亟需反分裂理论的有效指导。因此,进一步加深对新疆分裂主义和反分裂斗争的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打击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必须从其产生的根源入手,总结以往反分裂的经验教训,找准问题,对症下药。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文化认同问题,文化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与分裂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从文化根源上剖析新疆分裂主义发生发展的原因,反思一百多年来反分裂斗争很难有根本性突破的问题之所在,最后提出构建中华文化认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的对策。文化认同是是一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文化认同的支撑,稳固的国家认同是难以建立的。任何存在多元文化的国家都必须建立在特定文化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必将面临分裂。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考察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叁个层面的文化认同相互影响、密切交织,共同影响新疆分裂主义的演变:在宏观层面全球性文化变迁的冲击下,中观层面的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发生变迁和危机,促使微观层面的民族亚文化认同凸显并被利用向民族分裂主义的反文化认同转化,由此催生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和运动。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致使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危机恶化,瓦解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认同关系中,中观层面的国家文化认同的变迁是关键环节。正是历史上中华文化认同的薄弱与不足导致新疆与内地文化长期存在差异而难以整合。新疆分裂主义极力夸大维吾尔等民族亚文化与国家主体文化之间的差异,强化其突厥特征和伊斯兰特征,力图割裂新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进而形成了分裂主义反文化,为“新疆独立”的政治目的提供支持。分裂势力强化分裂文化认同否定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是国家文化认同危机的体现。国家文化认同危机是分裂主义产生的根源性因素。因此,从中观层面构建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抵制宏观层面全球化的冲击,消解分裂主义反文化认同的离心力,成为从源头上遏制民族分裂主义的必然目标。新疆分裂主义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文化疏离策略,否定和排斥中华文化认同,加深了国家文化认同危机。其根本动因是,近代以来新疆地区国家认同的基础性结构支撑不足,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文化整合滞后,国家现代化进程刺激民族亚文化认同趋于强化,民族精英利用本民族文化认同进行社会动员,以及国际因素提供的“精神支持”。中国政府历来坚决反对新疆分裂主义,但是,新疆分裂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始终是社会的毒瘤,目前还在发酵之中。反分裂斗争很难有根本性突破的主要原因在于:一直以来,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文化认同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缺乏文化建设的战略性规划,这就导致国家文化认同基础薄弱,文化整合滞后,因而不能够剜除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文化根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促进新疆文化认同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斗争也积累了诸多经验,然而更是存在不少值得反思的教训。反分裂斗争的实践证明,必须在坚持刚性打击的同时,更要通过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等柔性手段,构建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逐渐瓦解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根基,最终达到根除分裂主义的目的。构建中华文化认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需要各方面相互配合与支持,形成一个全面协调的长效机制。为此,必须以战略性思维统筹安排,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认同的实际,广泛吸取和借鉴世界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认同建构的经验,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针对分裂主义反文化反对国家统一的倾向,“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坚持以维护国家统一、“和而不同”、凝聚共识等理念为价值取向。构建中华文化认同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牢固树立国家公民意识、“去极端化”、民族政策适时调整完善、对民族分裂主义强硬反对等原则,以此保证中华文化健康发展,增强凝聚力,化解离心力。从文化层面遏制新疆分裂主义,应该着重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中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多元文化价值,通过引导各族人民形成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知,大力发展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教育事业,协调发展社会经济,建设“民族互嵌”,加强学术研究等途径培育、保障、促进和维护中华文化认同,对冲和抵制分裂主义反文化认同。
朱楠[10]2011年在《基于转型风险的中国经济安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风险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始终,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是人类抗拒风险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非传统领域的风险逐步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特别是20世纪后期,一些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些转型国家在严格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时代不存在现代经济风险的,然而市场经济却使转型国家暴露在现代经济风险之中。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期间在实行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转型和全球化双重风险,使我国在前30年的转型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国家经济安全隐患,迫使未来的转型面临更加复杂和残酷的转型风险,如不建立相应的国家经济安全机制,转型风险将蚕食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进而使转型结果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转型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一般存在两方面风险,即一般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通常而言,一般性风险影响经济绩效,而系统性风险是由转型经济体制性原因造成,这种风险会导致经济转型失败。对于中国而言,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原因可归纳为市场制度及规则设计缺陷、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和投机性、国际经济危机和通膨通缩的冲击叁个方面。针对转型过程中的系统性风险,通过中国转型经济风险的指标体系的评述和分析,掌握转型风险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为国家整体性经济安全的机制构建提供依据。因此,国家整体性经济安全机制主要涵盖叁个方面,即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规则、建立完善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经济安全防御体系。在转型过程中,我们不应忽视转型风险对个人和家庭产生的巨大威胁。个人经济风险在中国转型30余年中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不仅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不具备承担风险的能力,而且也超出了普通民众及其家庭承担风险的能力。包容民生问题、关注人的发展作为中国经济转型下一个30年的主要发展方向,因此针对个人的年老、疾病、伤残等一般性风险,尤其是人口老龄化风险,通过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新设计,以跨代际社会保障制度对风险进行分散；针对个人财产风险,即职业生涯风险和房屋价值风险,这两种风险对个人和家庭的威胁是沉重的,它直接影响着个人的发展乃至生存。因此,以商业保险的形式构建生计保险和房屋价值保险,使之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有益补充。社会保障制度、商业保险和家庭保障共同构筑了个人经济安全的保障机制,成为国家经济安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转型风险的角度,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和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文章从国家和个人层面构建了国家经济安全机制,并将经济安全机制的实施作为研究的落脚点,遵循预测性、科学性和针对性原则来制定相应的政策选择,进而提出确保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部稳定系统和外部稳定系统作为实施路径,为经济安全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探索[D]. 黄永红. 云南师范大学. 2004
[2]. 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经济安全研究[D]. 尤传明. 武汉大学. 2013
[3]. 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观的共生关系研究[D]. 高宏强. 内蒙古大学. 2017
[4].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和拓展研究[D]. 张志. 暨南大学. 2008
[5]. 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研究[D]. 徐稳. 山东大学. 2012
[6]. 中国新安全观及其安全战略选择研究[D]. 王柏松.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7]. 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定位与选择[D]. 刘瑞. 吉林大学. 2017
[8]. 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的演变与转型[D]. 夏立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9]. 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研究[D]. 刘亚妮. 兰州大学. 2016
[10]. 基于转型风险的中国经济安全机制研究[D]. 朱楠. 西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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