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苏联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批判和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党执政论文,经验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是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苏共的执政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给我们党以很大的影响。邓小平关于党建工作的思想，一方面积极吸收了苏联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并与中国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实践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坚决抵制了苏联共产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邓小平认为“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
一、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把建设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放在党建理论与实践的首位。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际，列宁想得最多，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如何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性质。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保护我们党的巩固性，坚定性和纯洁性，我们应该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在建设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为坚持党的先进性，列宁同俄国的经济主义和孟什维克的组织涣散、把党同工会混同起来、降低党的先进性等错误的建党主张进行了坚决斗争。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不提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是用“劳动者的党”、“捍卫工人利益的党”、“为全民服务的党”、“独立的民族的党”等含混不清的提法取而代之，幻想通过这个办法来扩大选民范围，致使苏联共产党的建设目标出现逆转。“全民党”的出现完全抹煞了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从而导致苏联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出现大乱。
邓小平纵观苏联共产党的兴衰历程，突出强调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邓小平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1980年2月，邓小平提出应该解决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基本原理和党面临的实际，在1983年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他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既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又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从而达到了坚持党的先进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握执政党工作任务的时代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苏俄时期，苏维埃政权面临国内外敌人联合围攻的严峻形势。列宁把主要精力放在巩固政权上面，使之免于巴黎公社式的悲剧结局。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俄共（布）获得了喘息的机会，随着局势的暂时好转，列宁提出了党的工作中心应当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必须把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组织生产，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为此，他语重心长地对干部说：“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学习要从头学起，包括吸收欧美科学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包括虚心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尖锐地批评了党内有些鄙薄业务，蔑视专家，貌似激进实则不学无术，善于玩弄行政命令手段的不良倾向。
邓小平继承了列宁这一思想，认为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不是空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先锋队性质应该有具体的要求和内涵。1978年，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邓小平认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经济建设。邓小平说：“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邓小平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正确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指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主义赖以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相当落后。邓小平指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在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经济建设思想时并不是全盘照抄。1957年4月，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合实际的。”因此，我们不仅“要继续学习苏联，还要会学。”
意识到苏联模式僵化之后，邓小平力主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说道：“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他还强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
俄共（布）夺取政权以后，由一个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作为胜利者，在胜利面前，俄共（布）“也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即变得骄傲自大起来”。在几十年的执政过程中，苏联共产党的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代表他们掌权的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加深了他们对苏共的失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败关系到党是否会变质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改革也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因此，邓小平特别叮嘱要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建设，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他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一件急事，同时又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来认识。他强调搞好党风建设，必须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群众常常从党风观察我们党，“我们一些同志滥用了人民对党的信任，滥用了党的威信”，“我们犯这样的错误的时候，群众还是这样想：共产党不见了。当我们改正错误的时候，人民群众就说：共产党回来了”。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他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对腐败现象决不能手软，要加大力度，动真的、来实的，敢于碰硬，解决党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从领导机关抓，要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抓起。他主张通过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性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后，主张以“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全面改造苏联社会，以消除所谓“斯大林后遗症”为名，把民主作为党的基本活动原则，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口号下把民主绝对化，导致了无政府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的日益泛滥。这就使党放弃了集中统一的体制，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再加上错误使用“全部权利归苏维埃”的口号，最终导致苏共领导权的丧失。
邓小平强烈意识到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自己组织上的统一必须遵循的根本组织原则。1980年8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深刻指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党可以变质，国家可以变质，社会主义可以变质，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他认为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个好制度，是最根本的，最便利的，最有效的制度，他要求制度建设要从整体配合，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
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邓小平指出要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的渠道，进一步活跃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建设，提出“党管干部”的原则。与此同时，也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他健全了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五、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与坚持党政分开——加强党执政方式上的艺术性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阶级斗争极其尖锐，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俄共（布）对政府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又出现了党的领导人过多集中了日常行政权力的体制。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放弃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从改革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弊端入手，逐步走向过激和偏颇，由改革走向改向。从1989年起，苏联急转弯去搞西方资本主义的那种所谓平等竞争的多党制，甚至取消了共产党在《宪法》中所规定的执政地位，使社会各种思潮和政治力量泛滥成灾，甚至为各种主张资本主义，恢复君主制，实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大开绿灯，加剧了政局的动荡，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邓小平始终不渝地认为无论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里，邓小平明确指出了坚持党的领导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所处的地位。邓小平总结说：“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
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邓小平得出结论，“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所以，一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另一方面还要坚持党政分开，改善党的执政方法，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邓小平认为：过去因为党的领导制度不健全，不完善，长期缺乏严格的从上到下的明确规定，致使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包办一切，干预一切的工作方式。
邓小平明确提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如果事无巨细都由党委包下来，是无法建立起党的正常的领导工作秩序的，更无法实施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这些问题的解决除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现行领导体制外，还要通过健全党的领导制度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改善党的领导工作方式方法，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