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历程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2)12-0049-06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人类社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研究发展问题为己任的发展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将如何变化与发展呢？我们可以从对发展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反思中得到答案。
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40年代诞生以来，其发展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注：关于发展经济学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谭崇台在其主编的《发展经济学》(1989)一书中，将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60年代中期以后为第二阶段。详见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随后，谭崇台又在其主编的《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1999)一书中，将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以结构主义为基本思路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阶段是70年代新古典主义的复兴；第三阶段是80、90年代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线的经济发展理论。详见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谭崇台所写的序言。）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主流思想是强调经济结构分析的结构主义思路：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主流思想是强调市场效率的新古典主义思想；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兴起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强调非经济因素的内生分析，大大丰富了发展理论；90年代中期以来为第四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理论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新的发展理念的诞生，学术界开始着手构建一个社会、经济与生态综合发展理论研究的框架。贯串整个演变过程的主线即是：人们对“发展”这一概念的理解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全面、深化。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因此出现了四次重大的变化：一是从早期强调政府干预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到强调自由市场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变化；二是从注重生产性要素的研究到注重非生产性要素研究的转变，从关注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再到关注社会、经济和生态的综合发展；三是从单一的经济学分析转变为综合运用多学科的分析方法；四是发展经济学研究思路从关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转变为关注发展方式的研究。
本文从对两个问题的重新思考入手，对发展经济学整个发展历程进行反思。
一 对两个传统问题的再思考
（一）对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陷入危机问题的再思考
新古典主义对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陷入危机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直接控制”思想基础有根本性的缺陷，是导致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所谓“直接控制”是指以政府直接管制取代市场机制，政府制定政策时只注重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忽视资源配置效率，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支付实行政府限制，通过价格管制、商品的结构管制等广泛而持续的政府干预来减轻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拉尔认为这一思想的根本性缺陷在于：(1)与正统经济学相背离，更接近激进主义。因为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只有在合理地偏离了自由贸易的正统框架以后，才能实现相互有益，而这种偏离又必须由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行动强制实施。（注：拉尔认为，在渴望粉碎整个建立在“不平等交换”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体系方面，发展经济学没有激进主义走得那么远。引自〔英〕迪帕克·拉尔著，葛卫明等译：《发展经济学的贫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2)这一思想承袭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这主要表现为发展经济学更关注经济活动水平的决定因素和不断增长的物质资源及确保其得到最充分利用，要愿意使用国民收入支出分析方法，忽略了短期内既定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3)过于强调政府对经济的计划与指导作用，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比较缺乏这样的能力，政府行为常常导致无效率，使国民经济无法自动进入最优状态。第二种观点认为，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的一些假定前提和结论没有真实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经济状况，从而导致了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丧失了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功用，从而陷入危机。第三种观点认为，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脱离了以自由主义经济为基本原则的新古典经济学轨道而最终陷入危机。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对第一阶段发展理论陷入危机的解释并不令人信服。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已证明了光是尊崇自由放任的新古典主义思路也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所有的问题。而且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那些理论模式还是比较接近发展中国家当时的经济现实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危机呢？我的解释是：
1.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西方学者只能从外部来观察和研究发展中国家，往往造成了认识上的偏差。这种看法虽不无道理，但也不应一概而论。其实，许多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本身就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或有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或长期专注于某些国家的研究，他们对不发达国家的现实和历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模式都是有一定的经验事实作为支撑的。因此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是由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模式往往只是从相对狭窄的区域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而他们却试图将这样的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运用，甚至将这些理论模式作为能解决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一般理论。
2.由于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力图创建一门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学科，因而把握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共同点是建立这门学科的首要前提。二元结构、无限剩余劳动供给、外汇瓶颈、贸易条件恶化论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模式的提出，都表明了结构主义学派充分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共同特征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差异。然而，与此同时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却忽视了一点，即发展中国家之间实际上也存在异质性（各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宗教文化、制度结构都不尽相同），如果不克服这个异质性，就不可能建立一个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理论模式。
3.结构主义学派受凯恩斯宏观经济思想的影响，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过高估计政府计划管理、调控经济的能力，尤其对于那些缺乏经济管理经验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这种能力就更弱。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学派没有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
4.结构主义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建议虽然在短期内对建立初步的国民经济体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长期里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将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过于强调计划化而忽视了对市场的培育，抑制了国民经济继续发展的活力。
5.由于当时还没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先例，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在理论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利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范式来思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二）对发展经济学为何处于研究低潮问题的探究
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仍处于灰暗的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如下：
1.新古典主义思路未能使发展经济学再具生机
新古典主义思路代替结构主义思路，成为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影响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改弦更张，纠正了重工轻农、重视物质资本积累轻视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特别是在经济体制上做了重大的改革，由计划管理下封闭式的进口替代转向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出口导向，使国民经济焕发活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新古典学派所倡导的自由放任、自由贸易，并不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特别是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的农业大国来说更不适用。由于新古典学派根本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异质性，对经济的分析是超越时空的纯经济分析，不考虑历史、社会、政治、制度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用静态方法分析短期问题，而发展却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多元的、系统性的问题，因此新古典学派不仅没有能够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也不可能使发展经济学摆脱理论困境。
2.第三阶段以来的发展理论研究也未能使发展经济学重焕生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经济学步入第三阶段，研究主题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继新古典学派之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成为主导。他们认为，新古典学派的方法可以解释经济绩效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变化，但无法解释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因为动态的经济发展是以制度变迁为契机的。在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不像新古典主义者那样只着重于效用、效率、均衡、成本－收益等范畴，新政治经济学派强调政治、法律、组织、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等非经济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到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的传统。与此同时，新古典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融合，形成了新增长理论。它强调经济增长不是由于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作用的结果，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结果。新增长理论重视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发展研究、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垄断化和知识经济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发展提供了诠释。这个阶段的发展经济学还出现了研究理念的新变化——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不只是考虑短期的资源最佳配置，而更关注长期的资源最佳配置。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对非经济因素，如人口、自然资源、环境、制度以及社会观念的研究。简而言之，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发生了以下的变化：第一，注重对长期的、动态的经济发展的研究；第二，注重研究影响发展的各种因素，尤其是非经济因素的内生分析；第三，研究方法从单纯的经济分析扩展到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人口学和环境生态学的分析方法。
尽管第三阶段以来的研究更加深入、全面，大大丰富了发展理论，但发展经济学仍然有待完善。
1.目前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单个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作用的研究，我将之称为“要素的单一研究”，如：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侧重于制度这一因素的研究，讨论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新增长理论侧重于技术、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因素的研究，将这些因素作为内生变量来探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诚然，对单个要素如何影响发展过程的研究是必要的，但实际上在发展过程中，每个要素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而在目前的发展理论研究中却忽视了对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使得各理论之间缺乏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是指像微观经济学那样，由一个分析起点（效用、偏好）引出具有严密的逻辑一致性的一系列理论（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需求理论、供给理论、市场均衡），因而，发展经济学总给人以庞杂或理论大拼盘之感，这是学科建设之大忌。看来，发展经济学必须在研究方法上要有所突破，应以“要素的系统研究”为主要方法，注重对要素间相互作用的机理研究。可喜的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为开端的第四阶段发展经济学已经出现了“要素的系统研究”的端倪。可持续发展理论开始关注人口、自然资源、环境、技术进步和制度等因素在长期的资源最优配置中的相互协调、综合发展问题。但是，对这种“要素的系统研究”方法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尚不深入。
2.正是由于要素研究之间缺乏逻辑上的联系，以至于目前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研究主要停留在制度层面上，没能做进一步的逻辑推理。而事实上，一种制度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文化，文化对经济发展起着间接的决定作用。缺少对文化这一因素的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一大空白。
3.我们通常所说的发展经济学是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它从创立至今，一直是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旨，这个研究对象的定位是由当时的客观环境和人们对经济过程有限的认识能力共同决定的，显然，这个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已经不符合当今社会现实的需要了。这是因为：首先，发达国家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和发展中国家相类似的经济、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和不公平等，由于产生的原因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尽相同，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有不同的理论指导。解决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应是发展经济学责无旁贷的责任，而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则忽略了这些问题。其次，发达国家原先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的资源掠夺式的发展方式，在如今这个愈来愈文明化的国际社会中不可能再被容忍，在对资源残酷争夺的反思后，人们越来越关注整个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再次，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也逐渐深刻，越来越关注非经济因素在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文化、制度、政策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式将发生重大的变革，即由资源式发展转变为非资源式发展。然而，发展过程的本质是什么？文化、制度、政策三者如何决定经济发展？人类社会如何协调发展？如何实施非资源式的发展？狭义发展经济学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这表明人类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要求发展经济学扩展其研究范围。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应该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还应涵盖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本质性的问题。
4.一个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功用性，而自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后的发展理论缺乏对应用的研究，很少能提供实用、有效的政策建议。这说明，发展理论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
简言之，发展经济学在目前仍处于研究低潮的根本原因就是，发展经济学原有的理论体系已经不能够解释和解决当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众多问题，而符合客观现实要求的、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还未形成。
二 发展经济学研究存在的缺陷
发展理论的研究究竟存在着哪些缺陷而导致发展经济学未能成为一门显学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发展经济学尚未涉及对人类社会一般发展问题的研究
所谓人类社会一般发展问题，是指对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一般意义的、经济发展过程的机理研究。其实，发展经济学在其建立之初（即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就是旨在研究一般发展问题，但是它只局限于对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发展问题的探讨。
1.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没有将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纳入其研究范围。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发展的认识还很片面，将增长与发展等同起来。二战的结束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兴起使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彻底摆脱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阴霾，重新步入了经济迅猛增长的轨道。由于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增长等同于发展，因此，发达国家运行良好的经济现实使得经济学家将注意力自然转移到尚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上，而将他们认为已经获得成功“发展”（实际上只是成功的经济增长）的发达国家排除在其研究之外。
2.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能力涉及对人类社会一般发展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客观限制，当时的经济学家还不可能对发展过程有全面、充分的认识，缺乏对增长之外的发展问题的关注，就更谈不上对发展机制问题的研究。二是由于受到当时的经济理论发展程度本身的限制，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尚不成熟。因此，在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不可能涉及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三是要在理论上克服各个国家所存在的异质性，从事一般性的发展理论研究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而言是极其困难的。事实上，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一般性的发展问题时就根本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异质性问题，使得这些理论无法概括和指导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无法克服各国间客观存在的异质性，第二阶段乃至第三阶段的发展经济学都未能在研究中克服它。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尚不具备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学从第二阶段开始便从一般理论研究转向“类型学”研究，即放弃对普遍规律的探讨，转向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做分组或国别研究。尽管如此，也不必担心国别研究会使发展经济学归于比较经济学而失去了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理由。因为分类或国别研究也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必要的方法，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从中提炼出发展规律，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
另外，自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起，由于受到新古典主义复兴的影响，发展经济学开始出现注重对经济发展中的微观经济问题研究的趋势，有关宏观问题的研究成果极少。总之，到目前为止，发展经济学尚未涉及对人类社会一般性的发展问题的探讨。
（二）发展理论研究中缺乏对系统研究法的应用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大多运用要素研究法，缺乏对系统研究法的应用。这从根本上导致了发展经济学尚未形成一个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理论体系。在以增长为研究主题的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的资本要素和结构要素是其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的要素研究扩展到了人力资本要素和体制要素；到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有了更广泛的扩展，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以制度要素、知识要素为核心。总的来说，发展经济学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围绕着不同的研究重点建立了各个学派自己的理论模式，不断扩展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然而，这些有关发展的理论模式都自成体系，由于它们分析的逻辑起点各不相同，因此相互间自然不具有逻辑联系。这必然导致了发展经济学只是有关发展的理论大综合，而不是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理论体系。（注：以微观经济学为例来说明“严密逻辑性”的意思：微观经济学以三个假设（即经济人、偏好稳定和市场均衡）推论出三个理论（即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这三个理论之间又是用市场机制联系起来的。这种严密逻辑性正是发展经济学所缺乏的，而它又是建构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必要前提。）
发展经济学要形成像微观经济学那样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理论体系，必须在其研究中注重应用系统研究法。提倡系统研究法并不否认要素研究法，应该说这两种研究方法都是发展经济学重要的研究方法，因为发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影响发展的因素繁多，使用要素研究法是必要的，但是通过要素研究所建立的各个理论还不足以解释整个发展过程，因为在发展过程中，各个影响发展的要素彼此间也是有密切联系的，这就意味着必须运用系统研究法来分析影响发展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共同作用于发展过程的机制。这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应用系统研究法的重要性。
（三）发展经济学还缺乏对文化要素的研究
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影响发展的要素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对文化要素的研究，这不得不说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一大空白。就目前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现状而言，在其要素研究中，最成熟的、研究成果最丰富的莫过于制度要素研究，而对于决定制度生成的文化要素并没有做充分的分析。虽然结构经济学家刘易斯早在1955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就提出了文化与企业家精神有关、与影响经济增长的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有关，尤其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影响着人们的储蓄习惯、对待风险的态度、诚实度和理性，从而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观点。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被承袭下来，新古典主义的复兴中断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古典传统”（即注重文化、政治等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而后，新制度学派（如诺斯）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古典主义思路，在探讨制度本身的问题时也论及了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但总的来说，发展理论中关于文化的研究还不成气候，没有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也甚少。而实际上，文化不仅通过影响制度的生成而间接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文化甚至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因而，在发展经济学的要素研究中必然要包括对文化要素的研究。关于文化与发展的关系，早在上世纪初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中就有了精辟的论述，发展经济学应该对这一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借鉴和吸收。
注重对文化要素的研究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趋势，如它不仅是社会学的重要议题，在国际政治学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重视，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为什么文化研究成为了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呢？原因主要有四个：第一，就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而言，文化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会科学是以研究人类社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现象为己任的，而其中文化是决定某一社会（或族群）特性的最深层的因素，因此研究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类现象都必然会涉及文化这一因素。第二，就理论研究本身的进展而言，随着人类对自身及其生存环境认识的不断深化，理论研究也自然逐渐深入，要素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展，其扩展的基本规律是：先研究较为表象的、人们最熟悉的因素，随着这一基础研究的深入，处于中间层的一些因素被挖掘出来，最后才是对最深层次的因素的认识和研究。以发展经济学的要素研究为例，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主要是以影响经济增长最表象的因素——资本和结构因素为主，随着研究的深入，人力资本、制度、知识等属于中间层次的因素逐渐被挖掘出来，随着研究继续深入，处于最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将是发展经济学中要素研究的热点，这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第三，全球化趋势使文化这一因素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凸现出来，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文化整合（即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现象成为文化研究新的动力，这是文化研究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热点的现实原因。第四，就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文化研究而言，最大的困难是这一因素难以被定量分析。但随着制度研究的不断成熟，经济模型得以宽化，这使得文化要素被纳入经济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成为可能。
新制度主义只专注于正视的、成文的制度研究，而忽视那些不成文的、非正规的却经历了历史沉淀的制度。这种非正规的制度被普特那姆(R.Putnam)称为“社会资本”，他指出，在那些成功的经济发展中，社会资本通过改进政府绩效、降低交易成本、增进信任感、便利契约谈判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经济绩效；而在那些不成功的经济发展中，社会资本不足正是它们失败的原因。（注：R.Putnam,"Comment",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The World Bank,Washington,DC.,1994.）显然，这里的社会资本就是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各国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正规制度上，更体现在这种非正规的制度上，若不把握这种差异，目前制度分析就很难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四）发展经济学缺乏对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
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找出贫困落后的原因、探索促进增长和发展的方式、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可见，政策制定过程应该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从20世纪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经济发展经验中可以得知，政策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发展经济学长期以来比较注重对前两个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制度（制度变迁）与政策制定的研究处于空白状态。
发展经济学中的制度研究，主要是用制度和制度变迁来解释经济长期发展的原因，忽视了对制度、制度变迁与政策三者关系的考察。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流行的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如科斯·德姆赛茨和波斯纳的私有产权观，宾斯旺格、速水和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诺斯的制度变迁模型）都侧重于效率考虑，即制度变迁是一种经济结果。然而，实际上制度变迁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国家对个人的强制，或者是那些能使国家为其所用的人或集团对他人的强制，这也就是说，对制度安排是有偏好的，正如经济人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做出的选择有偏好一样。对制度安排进行选择的经济行为即指公共经济政策的决定，一般有四种：一是提高经济的生产率的制度安排的选择；二是有目的地改变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的选择；三是重新配置经济机会的制度安排的选择；四是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制度安排的选择。（注：对前两种制度安排的选择，即生产效率和收入公平分配已经在福利经济学中有了详尽的讨论，而对后两种的研究很少。）公共经济政策及其决定也是制度变迁的一种变量，公共政策本质上就是关于规定个体和集体选择集的制度安排的结构。如果将制度研究与公共政策问题联系起来，既是对制度研究的深化，也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补充。
（五）对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研究尚不深入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人类发展理念的飞跃和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但它仅提出了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还需要深入研究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怎样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尤其是根据这样的运行机制，发展中国家如何调整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布局和企业发展方向；世界各国如何处理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实行合作以及如何减缓技术差距下的全球不平衡发展。第四阶段发展经济学缺乏对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操作模式的研究。
总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经济社会的新发展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诸如全球竞争政策、宏观经济失衡条件下的外部冲击、技术差异下的全球分化、全球治理及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等新的全球性问题。这就要求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要跟上甚至要超前于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要在其研究范围和方法上必须超越旧有的模式，进行变革与创新，否则发展经济学就无力解决现在已经出现的全球性发展问题。新的经济时代呼唤一个以全球或人类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协调世界经济发展为核心内容、以多学科研究方法为特征的广义发展经济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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