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利论文,中国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关于人口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于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认识以人口增长“危害论”为主，尤其强调“人口爆炸”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果。英国的马尔萨斯在其经济学名著《人口原理》 （第一版）中就提出： “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最后的结论是，“较强的人口增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实际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1971年，美国科学院（NAS）发表了题为《人口快速的增长：后果和政策含义》的研究报告，文中列出了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从更小的人口规模中获益的17条原因。从国内来看，比较有影响的当数马寅初先生在1957年发表的《新人口论》，该文通过对人口与资金积累、工业原料供给、粮食生产以及促进科学研究等多方面进行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了“非控制不可”的结论。
然而，这些关于人口增长消极的认识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各国后来经济发展的状况，由此，学者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开始了转变。在《人口原理》后面的版本中，马尔萨斯修正了以前的观点，承认人口增长并不必然通过罪恶与贫困的阻止因素才能减缓，人们能够自愿地限制家庭规模。美国科学院1986年发表了题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政策问题》的研究报告，文中指出，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以前认为由人口所引发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应该归因于其他因素，人口因素的作用在于有时会使一些基本问题恶化，使其症状更早、更明显地得到暴露。新经济增长理论指出，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机制在于人力资本积累，Barro等人（Barro et al.,1995）通过经验分析，明确了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并探讨了生育率水平和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由此，人们已经用更深入地分析人口数量和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间的相互作用代替了简单利用人口数量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的是，较高的人力资本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如果较高的出生率稀释了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投资，就将阻碍经济增长。
近年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很多国家总体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通过社会生产和消费，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经济学家将这种影响称为“人口红利”。
二、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
“人口红利”是由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Bloom et al.,1998; Mason,2001; Bloom et al.,2002）。人口转变的过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第一阶段），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模式（第二阶段）的过渡，最终发展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先出现人口年轻化趋势，少年儿童快速增长，而老年人口增长缓慢，这就使得总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快速上升，并形成所谓的“人口负债”。而在第三阶段，少年儿童数量在继续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数量则快速增加，此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大大高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总抚养比上升较快，易出现老年人口过多的人口老龄化倾向，也会形成“人口负债”。这样，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的第二阶段，就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增长等，从而引起的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
最近，“人口红利”的概念又进一步得到扩展，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Mason et al.,2004）。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由人口转变所导致的生产性年龄段的人口份额的增加，而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即使假定劳动力生产率保持不变，劳动供给数量相对较高也意味着总产出同比例上升，同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是该人口红利期的效应短暂，持续时间为50年或稍长些（Mason，2001）。
第二人口红利则源于理性主体为了应对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变化，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既包含了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应了代际更替关系。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理论，消费者各阶段的消费水平取决于他一生的总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人们会选择一个接近其预期一生的平均收入水平的消费水平，且其长期储蓄水平将与生命周期紧密相关，因此，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和人口结构变动密切相关。在生产效率较高的壮年阶段，其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将明显高于其他阶段（比如养老金积累）。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由此反映出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因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带来的国民储蓄率升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
三、“人口红利”与我国的经济增长
（一）第一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总的来看，就第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都集中于劳动投入增加的作用上。国内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现象进行了研究，虽然他们的研究中没有明确区分第一人口红利与第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也有明显差异，但都说明了人口转变带来的新增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蔡昉、王德文，1999；蔡昉，2004；都阳，2004；汪小勤等，2007）。由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投入增加所带来的这部分贡献就是现在提到的“第一人口红利”。
王丰等人（Wang Feng,Andrew Mason,2004）曾经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第一人口红利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指出，第一人口红利解释了中国1982～2000年间经济增长的15％。据他们预测，2000～2013年劳动人口比例虽然继续提高，但步伐会放慢很多，整个阶段第一人口红利在人均产出上的贡献比例是4％。2014～2050年，由于第一人口红利下降，人均产出增长率将以每年0.45％的比率降低。该贡献估算比蔡昉、王德文所得出的24％要小很多，其原因可能是估算年份与方法的不同（蔡昉、王德文，1999；王德文、蔡昉，2006）。不过，他们同时指出，两个人口红利将相继发生，第一人口红利期率先开始直至消失，第二人口红利期出现稍晚，但却是无定期的连续。因此，两个人口红利期必定有重合（王丰、梅森，2006）。
由于第一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导致生产性年龄段的人口份额增加所带来的，它除了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这个渠道，应该还有一些别的渠道影响着经济增长。有理由认为生产性年龄阶段的人口份额增加，能提高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技术创新能力将得到提高，人口资源优势也能带来较大的市场规模等，这将加强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对长期增长的贡献作用（候亚非、王金营，2001；李通屏，2002）。
在研究方法上，国际上通常以实际抚养比（有效生产人口与有效消费人口之比）的值域变动来表述第一人口红利（Mason et al.,2004）。其中，有效生产人口是以历年分年龄劳动生产率加权计算而得，有效消费人口是以历年分年龄消费水平加权计算而得（Culter et al.,1990）。在分年龄劳动生产率与分年龄消费水平一定的条件下，有效劳动人口的人均产出不变，基于这一假定，实际抚养比变动就完全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第一人口红利则可以被认为是，以实际抚养比来表征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产生盈余影响作用的指标。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人口指标大部分选用的是人口负担系数。人口负担系数也称抚养比，包括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少儿抚养比（14岁及以下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和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之和）。然后用这些指标和一些经济指标作计量分析，得出相应结论。国内的统计资料中已经包含这个项目的数据，因此数据搜集较为方便。
（二）第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与第一人口红利相比，认识第二人口红利的关键则是正确认识生命周期财富概念及其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传统上，人口因素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是用标准的新古典模型来衡量，并假定储蓄率为常数（Solow，1956）。在索洛模型中，资本、劳动、技术进步被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属于资本存量增长对短期内经济的影响。在一个简单经济中，我们可以把产出看成只用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投资就等于储蓄，当储蓄率偏高时，人均资本存量和投资水平都很高，在这个层面上，索洛模型解释了，短期内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助于投资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
近20年来，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呈高速增长之势。除却收入增长这一因素，在一个人口大国，探究影响高储蓄率的原因不可忽略人口因素。人口老龄化有可能加速资本积累，从而加剧经济的资本密集度，进而提高劳动者人均产出，即带来我们所说的“第二人口红利”。第二人口红利的概念拓展了新古典模型，将储蓄和财富都视为内生变量（Tobin,1967; Mason,1987; Lee,1994）。
目前关于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与储蓄率的大部分研究表明，中国的高储蓄率很可能就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袁志刚，2000；李杨，2006）。蔡昉（2004）援引国际经验，论证了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另外，贺菊煌（2006）采用一个含中青年人对幼年人抚养和对老年人赡养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人口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快速的生育率下降对储蓄率没有大的正影响，幼年一中青年人口比率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力比老年一中青年人口比率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力小得多。
在国外也有类似的研究，Ross Guest和Lan McDonald（2001）等人用一个小国开放经济条件下表现国民储蓄水平的模型，研究比较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50年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国民储蓄水平。研究者发现，澳大利亚的国民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1年都在上涨；而日本的国民储蓄率在2020年以前都呈下降，在2020～2050年，它同样是受老年人口消费需求的敏感影响，呈下降趋势。比较二者的储蓄水平与年龄结构图，澳大利亚的图形有一个驼峰，而日本则没有。这反映了日本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更早也更快，而澳大利亚有一段相对充裕的人口就业率较高的时期，能为支持将来的消费增加社会财富。图形显示，日本则缺失了这样一个时期。敏感性分析显示，图形的形状与由年龄引起的消费需求和劳动生产力的变动以及人口增长的变动相关联。这两个国家之间所作的比较阐明了人口老龄化和最优储蓄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当且仅当在预期人口老龄化之前有一段无老龄化结构人口的时期时，会经历一个储蓄率上涨的过程，例如澳大利亚。
另外，人口年龄结构是否会对金融市场上资产的价格产生影响，也可以看作是对“第二人口红利”的一个扩展。已有较多文献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婴儿潮带来了美国资产价格的上升，但当这些人进入退休年龄后，将减少资产持有以满足老年消费，因此资产价格将出现下跌。并且，由于资产流动的全球化，资产将从老龄化国家流向还未进入老龄化的国家（Dirk Krueger et al.,2006; Olivia S.Mitchell et al.,2006）。James Poterba（2004）探索了人口结构变化对资产收益、资产价格以及家庭收支平衡表组成的重要性。他的模型显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引起金融资产的均衡收益的变化。他分析了美国当前的资产持有人的年龄结构，发现人在30～40多岁时，会大幅增加资产持有，除了养老金，其他金融资产将在退休年龄逐渐减少。当65岁以上老年人资产持有增加时，资产价格将下降。由此，我们还可以考虑劳动性人口增加是否会引起金融资产价格变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在人口年龄结构与资产价格关系上，已经有一些较好的模型，如Poterba（2001），Abel（2001），Brooks（2002）等人的研究成果，这些模型能为第二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提供帮助。
四、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期”的界定
近期，较多的学者研究指出，中国的人口转变使中国提前进入人口红利阶段，但是它来得早去得也快，严格的人口控制使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人口红利也会因此而加速消失。不过，对于人口红利期的界定却有几种不同的观点。陈友华（2005）研究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大约一直要持续到21世纪30年代初，前后历时40多年，2010年前后人口红利最为丰厚，并指出中国的情况与日本较为相近，而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不同。这与于学军（2003）的研究结果非常相近，而与王德文等人（王德文等，2004；王丰等，2006）对中国人口红利出现与消失时间的判断相距较远。王德文等人（王德文、蔡昉、张学辉，2004）认为，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
与上述结论大相径庭的是马瀛通（2007）的研究结果。他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据他推算，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为8.77亿，2008年末将增至9.47亿，2009年起才开始步入增速急剧衰减阶段，直至约2026年才在规模达10.3亿时停止增长。此前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急剧放缓，但这决不意味着此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的减少。在这种条件下，高出生年代尚存下来的老年人口在相比之下才呈现的增长，从而使总抚养比上升。当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并转为负增长时，在劳动力仍将是供远大于求的前提下，劳动年龄人口的缩减能极大减轻就业压力，有利于提高人均劳动生产效率，是巨大的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人口红利产生及其效益渐趋显著，且愈来愈大的反映，即使未来人口转变为相对静止型，也不能否定人口红利带来的持续性效应。这种观点应该是目前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最为乐观的观点。
此外，王丰等人（王丰、梅森，2006）也指出，中国经济转变过程中得以受益的人口红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生育率的下降，而不是“一孩政策”。这和国内有些学者的观点，即认为目前的人口红利来自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一定的差距。
五、对我国“人口红利”的利用
对于我国“人口红利”的利用，很多学者都提出了意见或政策建议。王德文等人（王德文等，2004；蔡昉，2004）指出，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应通过扩大就业，最大化开发尚存的人口红利，并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力度。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性质、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并且，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冲击，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这三条途径来充分挖掘未来潜在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整的经济体系中，可以采取资本积累、转移和借贷三种方式将资源从“年龄盈余阶段”向“年龄赤字阶段”转移。中国在改革以前，市场几乎没有起资源再分配作用，主要依靠国家发挥这一作用；改革以后，市场经济的出现以及对私有财产的认可，扩展了资源再分配的方式。然而，由此引出的问题是（王丰等，2006），改革前生命周期财富是以财富转移而非资本的形式形成的，是以对养老金的承诺，或以国有组织，如国营企业来为未来人口负债的形式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改革破坏了这种原有的生命周期财富的存在形式，那么通过什么机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受到影响的生命周期财富进行补充？同时，如何将经济改革中的过渡期问题与人口老龄化所引发的问题区分开来？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是家庭抚养小孩，而政府支撑老人，从相应税收到建立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总产出最重要的影响方式（Weil，2006），如果人口老龄化并没有加速资本积累，而是引起的财富转移，比如退休人员依靠税收和国家政策来满足消费需求，那么这种做法能有效地在各年龄段人群间进行资源再分配，却不能产生更多资本（Lee，1994）。因此，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多少将依赖于资源再分配的机制。建立大规模的现收现付养老金体制最容易实现赡养当前退休人员的短期目标，但这种策略会使中国错过取得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机会。
六、简评
本文对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及研究成果作了梳理，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并不成熟，还有一些地方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例如：第一，第一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导致生产性年龄段的人口份额增加所带来的，它除了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这个渠道影响着经济增长，是否也有由年轻人带来的技术进步等其他渠道，甚至是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而推动经济增长等？
第二，人口老龄化有可能加速资本积累，从而提高劳动者人均产出，即带来我们所说的“第二人口红利”，它是否也能通过影响金融市场上资产的价格，从而带来经济的增长？
第三，对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做怎样的界定才是最科学的？研究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我国目前享受的人口红利究竟来自哪里，是计划生育前的人口出生率降低还是计划生育的“一孩政策”？这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它将直接影响到相应政策的制定。
第四，如何利用短暂的人口红利，如何再将它的效应进行延伸而又能兼顾未来养老保障的合理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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