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改革史”课标内容要求及教学问题处理（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课标论文,高中历史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改革史”的学科教育功能
1.民族精神的培养功能
人类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演进过程，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改革就深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改革与社会相伴而生，改革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改革以其特有的渐变方式改变着社会，虽不像革命那样骤然翻天覆地，却有时比革命还来得有效和持久。改革就是一种政治实践方式的创新，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正是这种创新的结果。
学生选修改革史，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得到历史智慧的启迪，汲取养成健全人格的能量。有位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世间的主要危险来自那些要改变一切或不改变一切的人们。我们的人生，上关天，下关地，中间关空气，特别还关乎人与人的关系，一切都要善待，一切都要正确面对，不能不变，也不能乱变。换句话说，改革需要适切的“度”，需要策略，需要智慧。只有深刻而全面地认识改革，才能从中汲取思想营养和力量。过去，改革只是政治史中占很小比重的一部分内容，那么，现在将其从政治史中剥离出来，成为专门的学问，显然有利于全民族对其重大意义的认识和重视，由此获得全民族改革创新意识的强化。
以我国为例，管仲改革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商鞅变法使秦国“无敌于天下”；秦始皇创建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历史雄辩地证明，社会改革同社会革命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1]（p.135）
从总体上说，改革符合历史进步的趋势，必然产生积极的成果并记入史册。但具体落实到某次改革和具体的改革人物，就有成或败两种可能的结局，而且失败也不是绝无仅有。比如，“永贞革新”昙花一现，“庆历新政”行之不足一年即夭折，“戊戌维新”百日而终……改革失败以后，由于腐朽反动势力的猖狂反扑，社会矛盾往往比改革前更为激化，社会危机往往更加深重。像“永贞革新”，本以反对宦官专权为主要目的，失败后，却是宦官“威权日炽”，连皇帝的生死、废立都玩于他们的股掌之上。“庆历新政”夭折后，“积贫积弱”之国势更是江河日下，且朝野上下“惧谗畏祸，不敢挺然当国家之事”[2]。“戊戌维新”失败后，中国加速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沉沦。
那么，如何保证改革能稳操胜券呢？历史上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概而言之，最高权力、改革内容、政策策略、方法步骤、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及改革家个人素质等诸方面均是影响改革成败的因素。从根本上说，改革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代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反映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利益，得到广泛的拥护和有力的支持；必须把握好时机，特别要讲究改革的策略和步骤。改革史能将这些事实和道理剖析分明，对今天和未来的改革提供历史的启迪和智慧。这说明改革史是现实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有用的学问。
2.人格教育的养成功能
教学中对改革的成败之因的分析往往过于笼统和模式化，实际上改革“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反映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利益”、“把握好时机，特别要讲究改革的策略和步骤”这些改革成功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与改革家的个人因素有关。历史上很多改革的成败与改革家的个性不无关系，这也就能理解有些“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比如戊戌变法。如果将改革的失败仅仅定义为“顽固势力强大”，那就否认了改革的可能性，从而也就否认了改革的价值。教学中如果能对改革家的个性特点与改革的成败作适当分析，对学习者的为人处世更具借鉴意义。
在这方面需要注意挖掘几个问题：第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由它衍生来的思想意识，在改革中起什么作用或影响；第二，在改革中，那些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的时代认识（过去我们比较关注时代使命和个人品格，这是不够的）；第三，要使改革成功需要哪些基本的智慧和策略。人格养成功能就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心理学层面的人格概念多达数十种，如所谓9型人格、24型人格。除了“人格是个体行为的全部品质”这一抽象概念可资参照外，心理学的人格概念大都偏重技术层面，没有上升到形而上学或哲学的高度，无法指导厘清历史教育中的人格的深刻含义。历史教育中的人格概念，应该是哲学的、抽象的，同时又是具体的、显性的，它可以助人理解“人格是个体行为的全部品质”究竟指的“是什么”和“为什么”。关键表现在如何行动、怎样处理“对立统一”的“关系”。如：个体与集体；个体性与社会性；自我与他者；小我与大我；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有缺陷的人格，只顾自己，“关系”意识淡漠，行为偏向于两极当中的某一个极端，严重者，或者失去自己（盲目从众，没自我），或者失去社会（顽固不化，太自我）；而健全人格，则追求两极之间的平衡，兼顾群己、天人等诸种“关系”（行动理性），内外和谐向善（情感健康）。后者是合格公民应具备的素质。值得注意的是，人格是行为倾向，更是行动本身，但它深受认知、态度和信念的影响，所以历史教育于此大有文章可做，是大有可为的。如改革史中的改革人物、意见领袖和反改革人物的行为倾向，及其背后支撑其行动的认知、信念和价值观，就是人格教育很好的载体和媒介，如果选修课在教学中能够充分用好当中所传达的信息，那就有可能把历史教育的两大任务——人格教育和公民教育落到实处。
3.公民教育的涵养功能
改革家的使命都是富国强兵、革新图治，这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改革是利益相关方的互相让步，恰恰需要妥协，成功的改革往往都是一定程度的妥协的产物。比如我国的商鞅变法的“奖励耕战，废除贵族的世袭特权”是一种妥协，梭伦改革中的“解负令”也是贵族对平民的妥协。英国的改革者或者说反抗者，与国王的博弈过程很值得思考。改革者的要求是，国王征税要经过我们同意。国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妥协。国王当然想征税越多越好，可是他让步了，少征一点。改革这一边，也妥协，也让步，在减少征税的情况下，让国王继续统治，这样就一点一点地取得进步，推进创新。当然，资产阶级与国王的妥协可能是因为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那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这种妥协是一种智慧，是长远眼光，同时也是大局意识。在一个没有妥协精神的社会，改革就难以成功。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多是在长期积弊的情况下的不得已而为之，改革者觉得积弊太久，好不容易抓住时机，一定要毕其功于一役，不然就没机会了。而当权者往往是不妥协，连温和的要求也不愿接受。比如，康有为提出的改革，开始他只是提出来对行政机构做一些改革。因为当时建立了总理衙门等新的机构，传统的鸿胪寺等都没有用了。没用的机构还养了大批官员，使得财政很紧张，但统治者还是不妥协。最后必然走到暴力的路上去。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取得成功就是贯穿了妥协精神。用柏杨的话说，换一下衣服嘛，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赵武灵王下个死命令不就成了？他不是这样，而是亲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装的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大臣觉得君主都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整天说服我，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做了这些工作，才把换衣服的事情推展开。换衣服还这么难，可见改革的阻力有多大。成功的改革需要智慧。例如商鞅变法，用一纸命令即可推开，但商鞅没有这么做，而是弄了个“徙木为信”的开锣戏，先让百姓看看政府的信誉再说，这本身不正是改革策略？或许，“迂回”比“硬来”总要好一些。
现代公民素养，关键是养成健全人格，大而言之就是“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相得益彰。人格本来就是“小宇宙”，每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改变自己就是在改变世界。特别是要正确界定和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正如有人警示的那样——问题的根子恰在于：“我们苦苦思索，想要改变地球上的一切，唯独没想过改变我们自己。”[3]历史教育应该有能力揭示这一奥秘。布鲁纳等著名教育家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就是教学生学会与世界和谐相处，在更高层面用中国话说，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作为一个公民，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是一回事，践行责任、完成使命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因此，责任感和妥协精神应该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而改革史内容中渗透着现代公民素养的重要内涵，教学中应该注重挖掘和梳理。
四、“改革史”教学的教育价值追求
1.“改革史”教学要充分展现改革史的学科魅力
众多的改革人物、频繁的改革运动和丰富的改革内涵构成了丰富的改革历史文化资源。历史上的每位改革家和每次改革都有着丰富内涵——改革措施和改革历程，改革效果和成败规律，改革家的思想、品格及际遇等，这些特殊的精神宝藏蕴藏着丰富的教育力量，散发着迷人的教育魅力，理当通过教学实现师生共享。
2.“改革史”教学要充分展示改革家的胆识和智慧
在中华民族历史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改革与变法，改革家作为时代的志士仁人，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针砭时弊，变革社会，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他们之中，有的追求真理，百折不挠；有的壮志未酬，奋斗不息；有的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无不显示了改革家的胆识和智慧。
战国初期魏相李悝的改革失败了，楚国吴起的改革泡汤了，齐、赵、韩、燕的改革也相继搁浅了，都不外乎是因保守贵族的抵触而最终被扼杀和熄灭。那就意味着改革必须打击贵族势力或者争取贵族的支持。商鞅变法采取了削弱贵族利益的做法，使秦国愈渐强大，陆续剿灭六国，这是对六国保守贵族给予的一记最强有力的耳光。梭伦改革也是要求贵族对平民让步，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指出的那样：“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详情我们虽然不大清楚，但是梭伦在他的诗中自夸说，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财产所有权才能做到。”这种站在贵族立场限制贵族利益的做法，不仅要求改革家要有超越狭隘等级界限的意识，还要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
梭伦改革按财产的多少将全体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谁的财产多，谁的等级就高，谁就享有高的政治权利。第一、二等公民可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最高官职，第三等只能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职。这一制度并未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平等，但它意味着身为贵族，如果财产少，也享受不到过去那么多政治权利了，而新兴的工商奴隶主可凭借自己的私有财产，跻身于城邦政权。这就打破了贵族依据世袭特权垄断官职的局面，为非贵族出身的奴隶主开辟了取得政治权利的途径。
“解负令”和财产等级制度虽然没有鲜明的政治改革旗帜，但却起到了政治改革的良好功效，这种不留痕迹、注重实效的改革体现了梭伦高超的政治智慧。
3.“改革史”教学要揭示改革过程的复杂与规律
改革家本人是否有坚定不移的奋斗精神也是改革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如果改革家能从理论上、实践上同守旧势力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并且善于斗争，就能把改革不断推向前进，取得最终的成功。若稍有犹豫和软弱的表现，就势必在反对势力面前败下阵来，改革就绝难成功。比如改革家子产、商鞅、张居正等人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都遇到了激烈的反抗，遭到反对者的攻击、威胁，时刻可能身遭不测，或者明知“身后必不保”，但他们完全置个人得失、生死于不顾，大刀阔斧地力行改革，最终都取得了成功。相反，名相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在政敌不择手段的攻击下，他退让了，辞职出京，致使新政夭折。
所有改革，无一例外都是在新旧势力激烈冲突和斗争的背景下展开的，改革过程中，陈旧观念受到猛烈冲击，旧势力的利益受到影响，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会演变成生死较量，改革者必须以大无畏的勇气战胜困难，才能完成改革。改革也具有多样性，历史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改革，改革者要实现预期目的，只有根据不同的国情和当时的历史实际，实事求是地制定合理的改革方案，采取适宜的方法进行改革。
4.“改革史”教学要昭示改革成败的经验与教训
改革就是革除已经过时的旧制度、旧文化和旧思想，创造富有生机的新制度、新文化和新思想，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然而，所有的改革无不向我们展现了复杂艰辛的过程，在艰难的过程中，要求改革家能“抽丝剥茧地厘清问题所在，看准了问题下手，需要的却是极度、极度的冷静，深刻的思辨能力，长程的眼光，宽大的器识，锲而不舍的精神”（龙应台语）。不仅要认清问题的要害，还要明白改革的起点，有时候关键问题并不一定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中华民族是富于创新精神的民族，是一个不断开拓进取的民族。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当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大基本矛盾不相适应而影响社会发展时，除个别时候采取武器的批判形式，大量的、经常的还是用批判的武器积极调适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调适阻碍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使中华民族在不断调适、不断改革中前进。
社会改革是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只有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配套进行，深层次的改革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否则，最多也只能是进行一些具体经济措施的改革或具体经济管理模式上的改善。历史上凡是成功的改革都是全方位的改革。因为社会问题虽然往往表现在经济方面，但导致问题出现的根源基本上都是政治腐败，不在政治改革上下狠手，经济改革必然难以深入进行。所以，历史上很多改革都是从整治吏治入手的。王安石变法失败即是一个反面的典型例证。
历史上改革的成败，与时机及形势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每个王朝前期进行的社会改革大都能成功，而王朝中后期改革就多半是失败的。这是因为每个新王朝大都建立于一场革命风暴之后，旧秩序、旧体制被彻底打乱了，新秩序、新体制的建立遇到的阻力较小，加之新形成的统治集团队伍维护新政权利益的一致性强，新的国家机器强而有力，因此，往往改革进行得越早，成功率就越高。如秦始皇嬴政、蜀相诸葛亮、唐太宗、宋太祖、清太祖等人在各自王朝前期进行的改革，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而到了王朝中后期，国家机器日益腐朽，此时进行的改革，诸如“永贞革新”、“戊戌变法”等都以失败告终。
若将改革进行到底，必须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历史经验证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培养、选用那些思想敏锐、有胆有识、有开拓创新精神的改革志士，也是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极为重要的一条经验。唐朝自太宗至玄宗，几代皇帝连续改革，造就出大唐盛世。而轰轰烈烈的商鞅变法在力主改革的秦孝公死后，就遭到了惨重的打击，这是因为秦孝公的继承人惠文王是反对改革的，商鞅惨遭杀害，改革也戛然而止。
其实，要想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改革，就必须对改革本身做更细致的了解。比如，欧洲宗教改革这节课，我们一般会把着力点放在改革背景和新教的教义分析上，而在改革的背景上又主要强调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罗马教会的腐败。其实这样分析了之后，并没有很好地说明为什么一定会发生宗教改革而不是别的改革甚至革命。这除了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够充分外，主要是当时的人们对宗教的功能还是非常认可的。在《世界七大宗教》这本书里，对宗教改革的功能有比较精当的概括：阶级压迫功能——精神麻痹的力量；社会劝导功能——道德感化的力量；理解自然功能——解释自然的力量；信仰创造功能——创造美丽的力量。宗教改革其实不是反对宗教，而是宗教的调整、完善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学生不仅可以理解为什么要改革宗教和为什么改革的是宗教，还有助于学生正确看待宗教。
在分析新教教义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一边倒”的，就是主要甚至只分析新教教义的价值，好像因为新教教义有价值，在其光芒的照耀下，罗马天主教就只能束手就擒、呆在角落里发抖了。其实，面对愈演愈烈的宗教改革，天主教会进行了应对性的调整，只是缺少顺应形势发展的改革措施而已。这些调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强化自身的地位，如维护原有教义，宣布新教为“异端”；肯定天主教会的信条和仪式；重申教皇的权威和对《圣经》的解释权；强调教会的作用——普通教徒没有教会不可能得救；加强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加紧打击“异端”等。二是也做出一些修正，如谴责教职人员的劣行；建立了一套教会监察制度；创立耶稣会等。
那么，天主教会的这些做法究竟效果如何呢？由于没有适应时代的措施，不仅没有取得挽救天主教权威的效果，反倒是引起长期的宗教战争。长期的宗教战争当然是破坏性的，但在谴责宗教战争的过程中孕育出了宗教宽容，丰富和发展了欧洲的思想文明。后来的洛克就主张“宗教宽容”，伏尔泰还写过一篇《论宽容》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