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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演变
长时期以来，世界经济对于很多学者来说一直是从国际贸易、国际收支以及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演变的角度的研究对象。萨缪尔森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一书中主要是试图通过货币将这些领域联结成为“国际体系”。经济学畅销书的作者、经济学家肯普贝尔马康内尔和斯坦利·布鲁则在其《经济学》一书中就谈到了“国际贸易和金融关系的复杂网”的问题。最近三十年来，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始十分重视发展迅速且在国际范围内运作的生产企业了，尤其是以跨国公司形式的生产企业。
但是，这些变化毕竟只是在如下两大领域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一是纯理论的研究单位（研究中心和大学）；二是国际生活的实际参与者（实业界和外交界人士）。在日常生活中，多数人往往在看到热带水果和“殖民地的”商品时，在阅读到有关海外公司的活动和国内 一些异国名称的企业的业务的简介时仍然将世界经济只是与“灵敏的”和完备的机器联系起来。
在主要是以自己的力量（包括集体的力量）为基点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之中，这种“社会性的脱离状态”比其他国家持续的时间要久一些。从对世界经济所作的解释这一角度来看，如下一种政治经济学观点起着主导的作用，即认为世界经济只是两大对立的社会体系，包括两大对抗的经济活动体系的斗争与合作的领域。但是，上面所提到的两个领域（两个社会阶层）在这—方面也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国际经济学家来说，世界经济是“生产活动”的对象，是他们的“教学用试验室”，甚至是在其国家与世界市场，尤其是与现代的国际经济活动形式十分隔绝的条件下的“试验室”。世界经济对于他们来说起着以下两种作用：一是特殊的“试验场”，在此基础上可以研究市场规律的现实表现形式；二是制定旨大保证本国的国际利益的补充方法和手段的基础，特别是在外交和对外政策的方面。至于谈到直接从事外交工作的外交家，尽管他们富有政治热情和由此而产生的主动精神，但在世界经济关系方面他们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只不过是对世界经济中所发生的过程作了积极的反应而已（并且，这一点应当强调指出，外交家在这一方面的职业上的贡献有其现实性，迄今也未失去其重要意义）。
现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情况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原因不仅仅是指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国家中所发生的过程。在世界经济的主要部分，不论是在直接经营活动这一层次上还是在宏观经济这一层次上都发生了变革。针对现阶段和就国际政策的角度来看，可以提出三个根源于世界经济的重大问题：1）承认市场有着普遍文明的意义并且意识到这对于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都具有实际的意义；2）在选择市场经济模式中的片面性方针的危机和由此而产生的后果；3）新一代全球性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不属“资源性”和“因素性”的，而是同可调节的市场机制的实际缺陷有关。由此而产生了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可调节活动的新的参数，因为市场自身无力解决它所引起的那些问题。
以下就这三个问题作一简要的阐述。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必须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研究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第二个问题的前提是必须放弃无选择地迷恋某一种市场发展模式；第三个问题是必须对世界市场基础设施不断发生的演变过程施加影响，其中包括就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通过国际谈判予以解决。不考虑这些问题，就很难谈到有可能切实保证我国在国际关系中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世国大国水平的地位了。
1996年的一般参数
目前，已经不可能指出有哪一个国家会认为不参与世界经济是符合本国利益的了。市场经营方法已成为公认的一般文明的一种财富。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当今的下述三个发展趋势值得十分重视：第一种发展趋势是经济活动的形式显著地增多了，这些形式直接促使外国投资的扩大；第二种发展趋势是国际运营生产部门明显地被推到首要的位置，而这类生产部门又首先与跨国公司联合了起来；第三种发展趋势是在实践中确立了在确定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方法和手段方面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国家模式。
下面就来谈谈第一种发展趋势。与侧重于将对外贸易视之为国际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的这一传统的观点相反，应当承认越来越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这样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具有长期性并标志着深层的相互关系。这是国际资本运动最突出的特点。
在世界实践中有五种经济关系形式。这五种形式具有十分明显的特点，一种形式与另一种形式的不同之处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所有权；二是对制定决策过程的监督；三是对有关参与方承担风险程度的监督；四是对通过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份额的监督。前三个特征无疑是属于资本投放的，而从这一角度来考察第四个特征可能有困难。但很多人都偏重于将这一特征列入投资领域，虽然是为了课税的目的。根据上述这些特征，可以划分出如下五种经济关系形式：
——完全的外资企业，即这一企业完全属于外国企业所有。外国企业提供全部资本和技术，承担所有风险并获得全部收入（缴纳有关税款之后）；
——合资企业，即由外国企业和当地的企业联合开办的具体企业。监督和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的大小、承担的风险和获取的利润的多寡通常都以对企业的投入的比例而定，合资企业可以是公司型的或者合同型的；
——专门的合同协议。产品分配协议和服务合同就属此列。监督、决策制定、风险和利润的分配等等都不以当地的和外国的参与方的投资比例为准。通常，外国企业承担全部或大部分风险。利润的分配通过洽谈确定。监督职能和制定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的划分也是依参与双方的协议而定；
——技术协议、管理协议和营销协议。有关的企业属当地企业所有。当地企业承担全部风险和获得全部收入。外国企业则遵照双方达成的协议获取利润。这一类的投资包括许可证协议、管理协议、营销协议和其他出售长期（经常性）服务的有关协议；
——分包合同、合资生产和专业化协议。外国企业和当地企业在纯合同的基础上建立长期（经常性）的生产或营销关系。在签订这种合同时，不规定所有权、监督职能、风险和利润分配方面的任何义务。
因此，外国的投资既可以建立在有关的外国参与方所获得的当地企业的所有权的基础之上又可以建立在其他的原则的基础之上，但不获取资本中所占份额。主要的是这种关系的长期性和获得收入的固定下来的或实际的权利。这种权利可由相应的协议或市场本身能够担保的东西予以保证。
下面谈谈第二种发展趋势。毫无疑问，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发展最迅速和最有效的一部分。跨国公司在自己的活动中积极地利用上述五种经济活动形式。但这不是“5+1”的模式。这是世界经济更高的一个层次。
表I 各类国家的跨国公司及其国外分公司的分布
国家（地区）
国家（地区）内母公司的数量 国家（地区）内的外国分公司的数量
发达国家3435393311
美国※※※ 2966 16491
德国※※7003 11396
法国※※2216 7097
瑞士+
3000 4000
发展中国家
中国※※379 45000
韩国＃ 1049
3671
新加坡++
—— 10709
巴西※ 797
9698
墨西哥※※ ——
8420
中东欧国家
匈牙利※66
15205
俄罗斯 ——
7793
全世界 38541251450
资料来源：《1995年世界投资报告》。
说明：※——1994年；※※——1993年；※※※——1992年；＃——1991年； ++——1986年；+——1985年。
目前，跨国公司总数估计有4万家，国外分公司总数达25万家（参见表1）。借助于国际投资，国际运营的生产体系形成了并得到了发展，投资的增长速度比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增长速度高出一倍。外国直接投资的年增长额目前超过了2000亿美元（1994年为2260亿美元，1995年估计为2350亿美元）。其中90%是由跨国公司投资的。这些跨国公司有自己特有的活动模式和特有的促动因素。由此我列举两个到1995年截止的全球性指标：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26000亿美元，外国分公司的销售总额已达52000亿美元。直接投资的输出额超过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和世界出口的增长额。如果包括分包合同、许可证出售业务和影响世界生产和销售的其他资金在内的话，那末，从广义理解的国际生产企业早在1992年就已经销售了70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独立的伙伴之间的销售额达30000亿美元）。这种比例关系到目前为止仍然未变。
当然，投资和跨国公司的主要部分都集中在所谓“三报”之中（美国、欧共体和日本），但是，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实行资本输出和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并且，特别突出的是中小型跨国公司现象普遍存在。因此而在经济周转中采用了国际运营公司跨国化指数的计算（外国资产、销售额和就业率所占的份额）。这可以说是对跨国公司问题的整个阐述中的一个新东西。
表2 国际资本运动的主要参与国家和地区
国家(地区) 投资总额（百万美元）
ab
美国610061 504401
英国281170 214231
日本277733 17772（估计数字）
德国205608 132409
法国183406 142089
荷兰146035 89701（估计数字)
加拿大 105606 105606
瑞士95328
38844
意大利 83462
60349（估计数字）
香港60156
19669（估计数字）
瑞典50682
21126
比利时／卢森堡 50330
73983（估计数字）
澳大利亚35925
91082（估计数字）
西班牙 29978
113301（估计数字）
台湾20843
14152（估计数字）
90年代中叶，资本市场上领先国家中的变动和投资的地区分布示于表2和表3之中（按1994年投放和输出的资本总额，以百万美元为计算单位）。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一类主要的投资国家，其余的国家都远远落后。分布在国外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2378.025
表3 年直接投资量的分布 （按年度，十亿美元）
国家（地区） 1983－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每年向国外的输出量
合 计
94 218 243 199 191 222 222
发达国家 88 202 226 188 171 193 189
西 欧
52 124 148 114 111 104 114
欧共体国家
48 115 136 105 104 95 105
其 中：
英 国
19 35
19
16
19 26
25
德 国8 18
29
23
16 17
21
丹 麦0
2122
14
西班牙0
1341
34
意大利3
2876
75
荷 兰5 15
15
14
15 10
11
芬 兰1
33
—
—
24
法 国6 20
35
24
31 21
23
瑞 典3 10
1570
16
其他西欧国家 4
9886
98
挪 威1
1120
12
瑞 士3
8666
87
北 美
19 30
32
39
43 75
50
加拿大4
5564
65
美 国
15 25
27
33
39 69
45
其他发达国家 18 48
51
36
18 14
25
澳大利亚 3
303 —1
0
新西兰0
0210 —0
日 本
14 44
48
31
17 14
18
发展中国家5 16
17
11
19 29
33
非 洲1
1110
11
拉 美0
1522
—
0
亚 洲4 14
118
17 28
30
香 港1
3237 17
21
中 国0
1114
42
韩 国0
0111
12
马来西亚 0
0000
12
台 湾1
7522
22
中东欧国家0
0000
00
每年从国外的输入量
合 计
91 200211 158 170 228225
发达国家 72172 176 115 111 129135
西欧 29 89 111 83 80 76 74
欧共体国家27 84 104 79 78 74 71
比利时/卢森堡 2
7
8
9 11 11 6
英 国9 30 33 16 15 1410
德 国2 11
9
8
5
2 4
丹 麦0
1
1
2
1
2 4
西班牙3
8 14 11
8
7 8
法国 4 10 13 15 22 2117
瑞 典1
2
3
6 —
4 8
西欧其他国家 1
4
6
3
2
2 3
瑞 士1
3
5
3
1
0 2
北 美
39 73 56 25 22 4655
加拿大4
5
8
3
4
5 6
美 国
35 68 48 22 18 4149
其他发达国家 4 10 10
8
9
7 6
澳大利亚 3
8
7
4
5
3 3
新西兰0
1
2
2
1
3 2
日 本0
1
2
1
3
0 1
发展中国家
20 29 35 41 55 7384
非洲 2
5
2
3
3
3 3
拉 美7
7
9 15 18 2020
墨西哥2
3
3
5
5
5 4
亚 洲
10 16 23 22 33 5061
中 国2
3
3
4 11 2834
马来西亚 1
2
2
4
5
5 5
新加坡2
3
6
5
5
7 7
中东欧国家0
0
0
2
4
6 6
万亿美元，从国外输入的投资总额为2319.28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的输出和输入的投资总额实际上是相吻合的。就某些国家而言，这两项指标当然是有差别的。表2中的国家按在国外分布的直接私人投资额排列（这一指标用字母“a”表示）。为了进行比较，也引用了从国外输入的私人直接投资额（这一指标则用字母“b”表示）。所有的指标都来 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
由于计算采取了四舍五入的方法，所以各个栏内的指标总额与合计数可能不相符合。此外，还定期公布了一些数字。这些数字对联合国文件中所引述的总计指标略作了修正。例如，1995年发布了日本进出口银行国际投资与开发研究所的日本专家统计的数字。根据这一统计结果，日本1989年资本的输出额为680亿美元（也就是比表内所列的数字高一半），而1992年的输出额为340亿美元。
国际化问题，也就是大公司实际形成自己内部的市场问题，虽然并不是一个十分新的，但却是个极其重要的分析因素。统计资料表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世界贸易额是属于大公司内部的供货。这一比重在不断增长，这无疑是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大国的实际贸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这个“双座车”之所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放开了外国的直接投资并促进其流入。当然，这是上面所谈到的相互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还不应忘记另外一些因素，其中包括本国政府在本国的生产的发展与完善、在对更新国家的需求体系和对加深相关公司及协作公司的合作中的作用以及对此所应负的责任，也就是对加强国家整个基础设施的责任。如果只就开放投资而论，那末情况是这样的：在1991年和1994年间所实行的国家投资法的373项修正案中有368项修正案是针对实行投资自由化的。这里还应当增补900多项有关保护投资的双边协定。
但是，这一成果在颇大的程度上是与国家激励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即要求实行财政、金融和其他一些措施的激励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密切相关的。已经知道的有大约五十种鼓励外国投资的各种各样措施。并且实行了旨在限制国家间投机的措施。这种投机是采取简单的“诱惑的”办法来吸收外国的金融、管理、营销和其他方面的经验和资金。
外国投资的总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刺激手段在增多，规模在扩大，限制在缩小，特别是对国际生产即跨国公司的业务的限制在缩小。很自然，这种演变决定了竞争的标准。
根据上述的一些数字可以得出如下的总的情况：投资额的四分之三集中在工业发达国家之中，四分之一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之中。新的投资的流入量却有着不同的比例：五分之三比五分之二。美国所占比例最大。在对该国投资时，引进技术、诺浩和营销系统的可能最有吸引力。在欧共体中，输入量1994年为710亿美元，输出量为1060亿美元。日本1994年的输出量为180亿美元（1993年为140亿美元），而输入量则低得多（两年分别为88800万美元和8600万美元）。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日本对与世界市场实行联系的形式的看法有其自己的特点。
其他一些地区的情况是这样的：中国1994年引进的投资为340亿美元。有900多家中国的跨国公司在130个国家中设立了460家分公司，1990—1994年间的年资本输出额为24亿美元（香港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总额估计为590亿美元（年增长额为110亿美元），并且，预计1996年对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的投资将有大幅度的增长。
对越南的投资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印度这个国家在投资者中所享有的信誉明显地增高了。预计对西亚国家的投资也会所有增长。可能埃及将成为药品最大的地区性的生产国家。分析专家预计以色列的资本输入和输出的前景都将看好。
拉美国家的情况多种多样，这与私有化过程的差别有着重要的关系。
非洲（撒哈拉以南）最近两年的外国投资大约每年有30亿美元，这与该地区的较高的利润水平和采取一切可能的国家刺激措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俄罗斯和其他过渡经济国家的地位有如下的特色。1994年，俄罗斯的外国投资总流入量估计为9亿美元。所有中东欧国家最近两年中每年吸收的外国投资约为60亿美元（也就是说，还低于一个新加坡的外资流入量）。到1995年初截止，投资总额为22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阿根廷的水平）。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为69%。俄罗斯是属于“后座的”国家，加上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哈萨克斯坦、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才占这一投资总额的29%。其余的2%就是剩下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了。
谈到俄罗斯，国家1994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40亿美元。要想与世界经济重新一体化，俄罗斯就迫切需要研究如何与外国投资的标准和规定协调一致。
表4 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
国家
1989——1994年1994年（百万美元）
1994年人均（美元）
积累合计(百万美元)
阿塞拜疆 70 50 7
阿尔巴尼亚
13053 16
亚美尼亚 3 3 1
白俄罗斯 85 10 1
保加利亚 20210512
匈牙利
6913 1146111
哈萨克斯坦
803330 19
拉脱维亚 749155 57
立陶宛
173 60 16
波 兰 1523542 14
俄罗斯 18001000 7
斯洛伐克355 88 44
乌兹别克斯坦144 87 4
乌克兰 461 91 2
克罗地亚183
88 20
捷 克 2981 85083
爱沙尼亚471 253158
有关投资资金分配不均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谈论得很多（如没有切实的保障，制度不稳定，着眼于投机资本等等）。也没有适当地采取灵活的市场激励的方法。这种投资往往是以“继承下来的”跨国化为基础的，因为所拥有的其实只是改革前时期的生产联系，并且这一实际潜力也未得到充分利用。
应当指出，俄罗斯关于吸收外国投资的法律已经过时了。目前所实行的有三个投资法的修正草案和补充草案。实行这种法律可能是有益的，如果它不将为采取传统的保护贸易主义措施服务的话。同时应当注意到这类法案经过立法机构的审批过程通常都需要很久的时间。经济活动中非主管机构的多元化以及关于破产法、竞争法和跨国化法的不完备性都是十分明显的。
下面再谈谈第三种发展趋势。上述参与世界经济的一些特点完全不排除从世界市场标准的观点来看这种参与形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这一情况。“东亚模式”就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例证。这一模式吸收了日本发展的经验。大家知道，日本和东亚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经常受到极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批评。
可以列举出几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能说明这些国家采取的世界市场标准的多样性。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是：对世界市场一体化的观点和对国际经济活动标准的承认。普遍认为上述国家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是因为坚决而彻底地贯彻执行了自己的路线、敢于抵制外部强加给本国的经济政策和方法。这种看法是有充分根据的。这些国家不是盲目地和无条件地指靠“开放的市场、国际竞争和世界经济的紧密的一体化的良好作用”，并且也不相信“经济愈具有开放性和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愈紧密，则经济的增长速度愈高”这一观点。上述国家就国际市场方面所实行的路线多半可以称之为“战略性的”一体化，因为这一路线在每一具体的情况下都要与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任务相一致。
由此而产生了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家经济的“开放性”是指什么而言。回答这一问题时常要高度的准确和具体。大家知道，经济有很多计量指标，在贸易方面可能是较开放的，但在其他方面，如金融、投资、技术、文化、教育和人才流动等方面则可能是不够开放的。谁也不能有充分把握地说什么程度的开放性和具体说在哪一点上才算是最佳的。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所有的时间的万灵妙方没有，也不可能有。经验表明，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开放道路，在采取措施的时间或程序上有差错的话，那就可能遭受严重的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将“开放性”的口号与对外经济调节的硬性措施结合起来，不管是商品输入还是资本输入。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资料，日本经济实际上在三十年中一直就是在残酷的进口控制下运行的，实行控制的手段既有官方的又有非官方的。英国和西欧共同市场其他国家中工业成品进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要比日本高出4—5倍。甚至在美国，由于本国的大陆性特点传统上在这一方面一向都较少依赖世界市场，这项指标也比日本高一倍。与世界银行传统的统计数字相反，实行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相结合的方针对日本并未产生消极的影响，而是产生了极其积极的效果，因为这一方针能够控制国际收支，促进了技术变革效益的增长和出口的发展，有助于国内积累。无须过分求助于外国资本，但却千方百计地吸收先进技术。
第三个问题是应当将外国的价格标准在何等程度上移植到国内经济中。日本、韩国、台湾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不过分严格遵循这一要求可以顺利地发展经济。从价格比例的观点来看，不能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然而，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在将自己与认为达到“正确的价格”是一大经济成就的拉美国家相比较时感到自己更为稳定和更具有信心，虽然未在“美元指数”的基础上经过检验。
但是，能否根据这一经验认为偏离世界价格是成功的保证呢？显然不能。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有其自己的原因。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取得稳定的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因为政府能够通过公司间的协作与少数卖主垄断竞争的高效的结合来控制和引导竞争过程。这些国家和地区不背离自己的传统、顶住来自外部的实行自由化的经常性压力，巧妙地利用国内的市场机制，从而使本国的经济得以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已达到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扩大本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参与。
当然，这一经验受到了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不少批评，但有一个结论是不容怀疑的，针对俄罗斯也是如此，即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应当在不损害本国有发展前途的生产企业的条件下进行，但同时一体化虽然应当是分阶段的，但也应当是连续的。这样一体化过程才能真正奏效。这不仅涉及到战略性的方针，而且也涉及到具体的一体化形式和方法。
一般文明范畴的“负担”
从俄罗斯经济加入世界经济的观点来看，上述的一些特点产生了两个问题。本节是对第一个问题加以阐述。下一节所阐述的是第二个问题。
经济的过渡性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学会按照一定的协调一致的原则办事。而这种原则是不断发展的并要求为每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提供按“强者总是有理”的原则“打分数”的权利。有一系列一般性的问题，也有一系列特殊性的问题，并且执行相应的要求必须会有对应的活动、必须考虑双方的利害关系。因此提出如下问题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承认早在十年前就已是部分国家特点的市场原则作为通用的原则的前提是对于承认的国家来说不仅仅是权利，同时也是义务，而且这种承认不能被视之为对这一类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问题上给予某些优先权的理由。承认市场有一般文明价值的性质不仅仅是因而得到了权利，而且产生了义务的负担，即要考虑伙伴国家文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这些伙伴国家就某些指标而言尚未达到市场经济的顶峰。并且，应当考虑到，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社会问题上（如社会保护），有些“不发达的”市场国家，即偏离市场关系发达水平的传统标准的国家，还取得了不少成就。这些国家在接受传统的市场标准时还能够保存住这些成果吗？
在所谓“文明市场标准”方面还必须达到更大程度的一致性和明确性。现将这些标准逐一加以阐述。
第一，就市场和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本身必须有较为明确的定义。这里有两类问题。一类是市场这一概念都包括些什么，是像政治经济学中所阐述的那样，只包括流通领域，即贸易，或者还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呢。另一类问题是什么决定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发展：1）是自由主义和自调节能力；2）是集中管理主义和在维护统一的竞赛规则下发展竞争能力的有明确目的的活动；3）还是根据国家的特点、传统和该国相应采取的侧重点的不同实行一、二两项的动态结合。
第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过程愈来愈使世界经济及其标准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每一个国家除了国内经济之外都有可能在分布于国外的本国生产要素的基础上也拥有国外经济，并且这种联系是双向的。
第三，必须承认结构化过程。世界经济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国家和国家联盟这一层次上，二是在企业和企业的各种联合体的层次上。每一层次相互都是不可分的，应当将其视为统一，并且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各个参与者所占的比重既取决于参与者实际积累的财富，又取决于这些财富和市场机制的利用效益。
第四，世界经济的社会主义化在逐渐增强，世界经济各种层次上对市场经济各种自由主义模式的种种限制不断出现，对某些协商规则的认可在日益扩大，这些规则对世界经济及国家和个别经济主体这些层次上的实际参与者的行为有影响作用。
除了上述这些一般性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是：
第一，在选择保障国家利益的政策措施中的理论观点的区别。随着逐渐成熟和市场理想主义“幼稚病”的克服，对跨国公司的观点上的差别越来越明显了。
第一种观点是进化派即改革派的分析家和实干家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侧重于逐渐积累和发展国家的竞争优势并以此为基础扩大本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盘。第二种观点是国际企业的理论家和实干家的观点，其特点是在世界市场上以“革命的”方法施加压力和实行突进并在这一基础上使自己的伙伴臣服，包括在国内经济中也采取这种方法。第二种观点的持有者坚定地站在本国经济、某些部门和生产企业的基础上。第二种观点的持有者认为自己就是在国际范围内运营的企业舞台上从事活动的，而国际范围内运营的企业首先要形成跨国公司或跨国银行。换句话说，两种观点都承认世界经济这一现实，但对这一现实却是从不同的层次上予以阐述的。
相应地，在运用同一些指标时，观点有着显著的区别，评价也明显不同：一些人认为是主体的东西，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客体；对于一些人是目的的，对于另一些人却是保证其利益的手段；在一些人的看法中是保护国家利益的口号，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横在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必须进行改革的障碍，等等。
这两种观点的分水岭可以根据其他的特征来划分出，但上述的这些仍然是基础。例如，“部门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的对立反映了第一种观点的持有者主张首先保护现有的生产企业，而第二种观点的持有者则主张无条件要求维护一般市场规则，而这些市场规则或者已成为实际规范，或者只是成为经营实践中的现实（即使没有办理相应的国际法律手续）。第一种观点的持有者主张以本国所接受的国际文件来决定自己在世界经济主面的义务和权利，因为这些文件已成为本国国家经济调节的相应的一部分；第二种观点持有者则要求以他们广义解释的国际法为依据，而这种国际法可以根据其在国际和国内业务中的能力来实施。
第二，非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的现实作用。这种做法通过完全否定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不允许对外经济活动依据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方针。正如应当预想到的那样，它使国家利益受损，甚至受害。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化的最坏的形式，是在市场自发力面前完全失去防御能力、争夺市场和重新瓜分市场的最坏的形式，不仅是丝毫不遵守公认的原则，而且甚至不遵守在所有方面得到认可的文明市场交往标准（不仅在企业主与职工间，也就是按传统的说法是劳动和资本间，而且在企业主之间也是如此）。思想、政治战略和社会经济计划的斗争过去、现在并将一直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因素，是具有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特点的那一部分社会生活的一个因素。
第三，必须承认过渡时期经济日益增长的作用，特别是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个特殊的全球性问题。
这一个特殊的问题有两个组成部分：1）世界经济和当今的国际经济关系对这些国家本身的作用；2）过渡经济国家对于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新的容量很大的市场的作用。很自然，这也是指前苏联的这个空间。这里，前国家内部的关系转为国际联系意味着将国民经济综合体的一些部分变成类似于跨国公司。
迫切的问题和新生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
因此，如果说本文一开始就指出要承认市场和市场原则（其中包括在世界经济这一层次上）具有一般文明价值的话，那末，在以下的叙述中就指出了在实践中接受这一观点就要求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市场国家的那些国家也应承认一定的义务。参与世界经济的各方都必须承受为改造所付出的费用负担，这一点由于下述情况而变得更为重要了。当今的市场发展已暴露出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使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世界经济在撒气”。
原因是十分清楚的。世界经济和一些国家中的很多困难和矛盾不能只是归结为周期性的原因或结构的变革。片面的采取货币主义的方法来替代提高国家竞争能力的有明确目的的活动已经失灵了（要求在一般市场方法中承认本国模式的必要性表现得越来越坚定了）。目前，这一点对俄罗斯具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对解决市场问题在观点上的区别已开始具有国际性了。下面所要谈及的一些迫切问题具有全球性意义，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是新生的全球性问题。
大家知道，以前都将经济非军事化以及生态、能源、源料和粮食等等问题作为全球性问题来分析的。所有这些问题的基础就是不加控制地和对当代的尤其是后代的人们不负责任地利用不能更新和不可恢复的资源。这种利用方法威协着人类文明本身的存在，如果不采取必要的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协调一致的措施的话。大家知道，这些问题迄今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全面解决。
因此，当今的全球性问题，并未取代以前的全球性问题，实际上是又增加了问题，从而在国际社会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尚未被普通承认为全球性问题，但却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因为很多纯市场的消极性后果都具有世界性，不管是否承认这是全球性问题。其中一些问题纯粹是由于市场措施的片面性而引起的，相应地，也只能通过国家和国际调节方法的实施上采取更大程度的平衡才能得以解决。其他一些类似的全球性问题可以要求制定新的方法和采取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无论如何有理由证明存在着两个层次的特殊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给政界和外交界提出了新的任务。
这一结论反映了很多专家和组织在依据根本的矛盾来评价已形成的情况时的心情：一方面，管理经济的市场方法己成为公认的全世界的体系，而另一方面，市场本身根本不可能自动解决很多关键性问题。大幅度提高对外经济及与这一发展有关的进出口业务的增长速度不无根据地被认为是促进近期增长的源泉之一，但这也是产生严重的难题的一个原因。
由此而产生了很多评价和建议的相应的倾向。这些评价和建议表明了对纯货币主义方法的失望和认为指靠今后可以着眼于自由主义方法的想法，尤其是在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方面这样做法是不正确的。很多人倾向于主要是在信奉“正统的货币主义模式”中而不是在某些不在行的活动家的政策失误中去寻求产生众多问题和困难的原因。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俄罗斯在经济政策中的侧重点和方法方面的情绪的变化并不是某种特殊的现象。
以基本上是着眼于保证国家竞争能力（也就是经营部门性）的并反映在有关的国际文献中和有权威的专家的著述中（如M·波特的重要著作《国际竞争》）的观点有充分理由被视作为世界市场经验的集中表现和对不出现失误的警告（这里，诸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典、瑞士和韩国等很多国家的经验已经能够作出相应的结论）。
1996年迫切的问题中有两个问题极为突出，并且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与世界市场上经济活动自由化的结果有关。
第一个问题是对作为所有层次上增长发动机的经济活动国际化的传统看法。
认为经济增长与参与国际经济联系之间有着直接的和肯定的积极关系的看法有形式主义的性质。这种看法不能解释很多问题的产生原因。例如，和从前一样，对外贸易周转额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并且在原则上这种迅速发展不应当为一些令人担心的现象的发生提供条件。然而，实践表明没有与此相适应的国家机制能够修正市场潜力发展的方式和防止问题的产生。
显然用不着在国家的界限的“透明度”不够、信息失灵和政治家为争取大选获胜的奇怪想法中去寻求拉美国家增长下降的根源。很多人对当前困难的产生多半倾向于解释为借助于创造肥皂泡效果而对经济过程持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即投资者为了迅速获利而甘冒高风险。外国资本进入拉美国家（与进入亚洲地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内投资活跃，而是作为对拉美国家采取大规模私有化计划的回报并期望在外汇风险甚小的情况下谋取高利。国外的资金用于购买房地产，而不是用于提高生产。保持汇率低于通货膨胀率，结果只是失去了竞争能力和造成了贸易逆差。拉美国家喊得很响亮的改革旨在克服债务危机，所产生的结果却被说成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和极端不可取的”。这些结果是：国内积累减少，出口部门的投资降低，公共经济部门显著缩小而私有经济部门增大（受损的正是私人生产企业，因为对国家基础设施已不再有人投资了）。
有鉴于此，联合国贸发会议专家们所作的如下一个结论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一方面是住房建设发展速度很快，另一方面是对技术装备和基础设施投资很少，这不可能促使生产有竞争能力的商品和服务的国内私人投资成为增长的新的动力。”这是针对拉美国家所作的结论，但这一结论明显地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俄罗斯也包括在其中。
应当承认对“经济政策再思考”的建议也具有普通意义。这里所指的首先是如下四点：
——调整资本流入量，以防止发生投机性的“肥皂泡效果”；
——将利润用于物质生产投资并从金融投机中抽出；
——保证对拥有提高生产率有很高潜力的生产企业实行新增的刺激措施；
——搞活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因此，其他一些问题也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即降低紊乱程度并加强国家保护对外金融薄弱环节的能力，但不损害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收益的合法权利。
专家们极其关注拉美国家形势的发展并非没有根据，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着眼于将来的。考虑到拉美国家市场发展经验对俄罗斯的实际意义，对我们来说，也要以此为戒。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化对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后果的评价必须进行修正，包括对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实施时也应如此。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失业率从1960—1973年的3.2%上升到了1980—1994年的7.3%，并且这一平均失业率带有长期性，甚至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很多人都无法找到工作。如果把潜在失业者也包括在内的话，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统计的结果表明，如1987年，作了这一修正后的失业率美国高于11.5%，日本高于13.3%，英国高于13.2%）。
问题还不仅只在数量方量。令人担心的是国家劳动力的质量在下降，特别是在从发展中国家廉价进口劳动力的影响下。指靠以纯市场的方法，即市场“自救”的方法来改变这一状况是会落空的。
由此而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工作的人数高达340万人的工业发达国家中如此可怕的高失业率不应当与可能提醒有关国家不要作出冲动的和草率的决定这一系列现象联系起来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日益开放的国际贸易关系就可能受到威胁。考虑到对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自我医治”能力的危机感，最好是首先承认要保证经济增长率的2.5%以上（而且必须是投资型的而不是投机型的增长率）作为头等重要的重点。此外，还要承认，达到这一目的恰当的手段是如下一些经济决策：
——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
——征收一次性的财产税，以缩减预算赤字；
—一征收外汇买卖的市场交易税，以稳定市场。
这就是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经营部门主义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有完全不同的一般市场性的观点；
——退休金和失业补助金的平均水平应当不很高；
——应当限制对正在工作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
——为了刺激积极谋求工作，失业补助金的发放时间不应很长；
——应当简化儿童补助金制度，对各类儿童实行统一的补助金标准。第二胎和第三胎婴儿的补助金数额可以低于第一胎婴儿的补助金；
——退休的年龄应当延长；
——疾病的补助金部分应由企业承担，产假的时间应当缩短。
不能不承认，上述这些建议对俄罗斯也具有直接的意义。并且，在俄罗斯，如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一样，在进口的影响下也出现了熟练劳动力从生产企业外流的现象，结果，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产生了恶化的因素。
上述这两个问题完全有理由被列为具有全球性质的问题。这类问题可能还会增多。例如，由于市场机制不平衡和未能采取相当有效的措施来抵制通货膨胀对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影响而产生的通货膨胀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世界经济的经验的启示
研究世界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运行机制和条件，可以得出如下七点结论。这些结论对于俄罗斯经济迈向与世界市场进行正当竞争制度下的市场道路是很重要的。
第一，世界经济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首先是：保证文明的和迅速的市场发展乃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优先重点中的关键，这一问题不会不涉及到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部分。
第二，世界经验有助于我们治愈色盲症。患有这种病症时，整个社会实践都只有两种色彩—一白色和红色。人、阶级、动力、经济和社会进步方法都依照这两种彩色设置屏障。很自然，资本、竞争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也被置于屏障的另一边了，因为对市场只是按意识形态惯用的说法进行判断。
第三，世界经济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国家的特点有什么不同，都不应忽视世界经验，一个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首先取决于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具体的部门有无竞争优势及这些部门的发展能力，取决于对时代的社会方面和技术方面挑战的适当的响应能力。合理利用世界经验不会有损于国家安全的利益。
第四，世界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社会问题和社会保障都不能与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割裂开来进行考察，不要陷人经济决定论和经济虚无主义这两个极端。
第五，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使我们确信，最风行的和公认的理论既不能独立地解释一切，也不能自然而然地使俄罗斯经济摆脱危机。需要有自觉的经济实践和合理的国家调节，其基础应当是无条件承认国家利益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加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包括作为资本的出口国和自己的跨国公司的基地国家）。
第六，世界经济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一个国家社会安定、政治稳定和社会合作的环境中，在实行经过周密权衡的、冷静的、客观的和有充分根据的国内政策的条件下才能获得成功。成功的取得是通过合理的改革，而不是社会大动乱。最后，世界经济的经验还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生产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再分配政治经济学。
第七，世界经济体系中每一个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是对国家经济及其真正有竞争力的部门的经常性的和自始至终的关切。任何郑重的声明和对权威的仰仗都无法为国家人力资源素质的下降、一般的和特殊的生产因素的恶化和国内合理而高效的经济联系的解体进行辩解。同时，世界经验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也不能证明保存旧的生产结构、不实行生产更新和利用社会资源来维持显然没有发展前景的企业是正确的。对于一个没有合理的国家经济构想、倾向于实行自我孤立政策和回避时代结论的国家所产生的问题，世界经济是无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