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梁启超的编辑出版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出版论文,思想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01)03-0114-03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家。从早年办《时务报》到晚年主持《庸言》，他主编或参与办的报刊前后有十多种，在国内外新闻出版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除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外，梁启超撰写了编辑出版学论文30余篇，包括：《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敬告我同业诸君》、《国风报叙例》、《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等，形成了其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编辑出版思想。对于梁启超的编辑出版思想，以前曾有学者论及，但多对他编辑出版思想的消极方面强调过多，对他在我国新闻出版史上的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本文试图补充前人所论之不及和不足。
（一）注重选题组稿，体现时代潮流
梁启超批评戊戌变法前报刊登载的文章多为低级趣味，无所取义，内容贫乏，“以故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纤毫之影响”。[1]他主张报刊应多刊载那些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命运、探求救亡图强之道，唤醒民众、教育民众的文章。并具体规范报刊文章的内容是：“广译五洲政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博收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帝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自大矣。”[2]梁启超自认为他创办的《清议报》有四大优点：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1]1902年，梁启超在任《新民丛报》主编时，为报纸开列了25个栏目，即：图画、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史传、地理、教育、宗教、学术、农工商、兵事、财政、法律、国闻短评、名家丛谈、舆论一斑、杂俎、问答、小说、文苑、介绍新著、中国近事、海外汇报、余录。这25项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读者层面包括社会各个阶层，体现了梁启超关于报刊思想内容的总体思路，反映了他对当时客观现实和读者阅读需要的科学估价。《新民丛报》按上述思想内容选材组稿，很受读者欢迎，一时供不应求。在出版《新民丛报》的同时，梁启超又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即《新小说》。他认为旧小说多描写帝王宰相、才子佳人、江湖盗贼、妖巫狐兔，与社会现实关系不大，与时代潮流相违背，因而主张改造旧小说。他在《新小说》第1期上撰文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3](P3)尽管梁启超对小说的作用有所夸大，但这段话反映了他想利用具有新的思想内容的小说改造社会、改造国民的愿望。
总之，梁启超认为报刊文章的内容要反映时代的特点与要求，要为救亡图强，提高民族素质服务。
（二）革新报刊文体，满足读者需要
清代，科举考试是写作八股文，天下读书人竞相练习八股文，遂致思想僵化，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在散文创作上，桐城派古文盛行一时。梁启超攻击八股文不过是“数千年民贼之所以驯伏吾民”的工具；[4](P85)批评桐城派古文“以文而论，因袭矫柔，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5]由于旧文体晦涩难懂，脱离广大群众，所以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就倡导写新诗，作新文，呼吁言文合一。创办《新民丛报》后，梁启超实践了自己文体改革的主张，不仅自己写文章力求通俗易懂，而且要求其他作者也尽量写得平易朴实；对于一些写得艰深难懂的文章，则以自己的要求加以修改。由于通俗易懂，《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曾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人们把梁启超首创的这种报章文体叫做“新民体”。这种新文体尽管还只是一种通俗的文言体，但有许多新的特点：(1)“纵笔所至不检束”，畅所欲言，肆笔自如；(2)“务为平易畅达”，口语化，大众化；(3)用国外传入的新名词，用标点符号；(4)“笔锋常带情感”，富于感染力；(5)在结构修辞上，常用排比、夸张、比喻。
新文体的运用使一般民众也能看懂报刊上的文章，从而拉近了读者与报刊的距离，扩大了读者面，报刊逐渐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新型报章文体的成功，吸引了许多报刊竞相模仿，极大地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直到今天，梁启超那种面向广大读者、服务读者的报刊从业态度，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三）认清报刊职责，明确出版原则
梁启超认为报刊影响巨大，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他说：“报业者，实荟萃全国人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一介绍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君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1]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梁启超把报刊的职责归纳为“去塞求通”四个字。他针对清末中国社会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愚昧无知的状况，指出一个国家的强与弱取决于国情的“通”与“塞”，“通”包括通上下和通中外两个方面：通上下是把政府的政策“喻之民”，把百姓的下情达于上；通中外是为了“知己知彼”，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后来梁启超又进一步把报刊的职责概括为“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两个方面。并就此展开了系统的论述。梁启超之所以会产生上述思想，在于他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出版自由是梁启超新闻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他把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看作民主社会建设的基本要素。他说，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1]
认清报刊的职责以后，就应该确定报刊编辑出版的原则。梁启超曾经提出四条衡量报刊好坏的标准，也就是办好报刊的四条原则：一曰宗旨定而高。宗旨是报刊的灵魂。梁认为“为报馆者，不可不以热情慧眼，注定一最高宗旨而守之”。报刊应当“以国民最多数之益”为宗旨，不应该以“牟利”、“媚权贵”、“悦市人”为宗旨。宗旨要一惯，目标要高远，这样报刊才会有生命力，才能办出特色。二曰思想新而正。梁启超认为报刊贵在“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使取人人所已知者而敷衍之，则与其阅报，何如坐禅？使拾前之所已言者而牙慧之，则与其阅报，何如视戏？故思想不可以不新”。又说：“交换智识，实惟人生第一要件，而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所谓“正”，就是对各种新思想、新知识要有选择地介绍，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是否对国家有利，对读者有益。三曰材料富而当。就是说，为满足社会各阶层读者的不同阅读需要，要选择丰富而恰当的内容登载于报刊上，要使读者“阅一字而得一字之益”。四曰报事确而速。新闻报道准确无误是取信于读者的前提，迅速及时是赢得读者的重要因素。梁启超指出：“报之所以惠人者不一端，而知今为最要。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而更重时事，或访问，或通信，或电报，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不惜焉。”[1]
（四）规范论说记事，提高职业意识
梁启超把论说看作左右舆论的关键，他曾提出论说应遵守“公、要、周、适”四项原则：
“第一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私见，非好为模棱，实鉴乎挟党见以论国事，必将有辟于亲友，辟于所贱恶，非惟自蔽，抑其言亦不足取重于社会也，故勉避之。”
“第二以要为主。凡所讨论，必一国一群之大问题，若辽豕白头之理想，邻猫产子之事实，概不置论，以严别裁。”
“第三以周为主。凡每日所出事实，其关于一国一群之大问题，为国民所当厝其意者，必次论之，或著之论说，或缀以批评，务献刍荛，以助达诚。”
“第四以适为主。虽有高尚之学理，恢奇之言论，苟其不适于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则其言必无力而反以滋病，故同人相勗，必度可行者而言之。”[6](P659～660)
这四条原则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实事求是，有利于国计民生。
关于记事，梁启超提出了“博、速、确、直、达”5条原则。“博”即消息来源渠道要多样；“速”即新闻报道要迅速，要让读者先睹为快；“确”即新闻报道要真实；“直”即忠于实事，无所隐讳；“正”即光明磊落，不揭人阴私，不借端报复。
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梁启超明确表示反对报刊文章的五种弊端：
“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无补时艰，徒伤风化，其弊一也。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甚乃揣摩众情，臆造诡说，海外已成劫烬，纸上犹登捷书，荧惑听闻，贻误大局，其弊二也。臧否人物，论列近事，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扬颂权贵，或曳裾之阶梯，或指斥豪富，作苞苴之左券，行同无赖，义乖祥言，其弊三也。操觚发论，匪有本源，蹈袭陈言，剿撮途说，或乃才尽为忧，敷衍塞责，讨论轶闻，纪述游览，义无足取，言之无文，其弊四也。或有译录稍广，言论足观，
汰秽芜，颇知体要，而借阐宗风，不出郑志，虽有断章取义之益，未免歌诗不类之憾，其弊五也。”[2]
这五种弊端，都违背了报刊论说记事的原则。有上述弊端的文章，误导读者，贻害社会，编辑人员应避免让其见诸报刊，或将其修改后才载之报刊。
梁启超强调报刊从业人员的才气学识和道德风范的培养，认为编辑人员的职业素质决定着报刊的成败，决定着报刊是否受读者欢迎。他尤其强调报刊编辑应该品德高尚，要有奉献精神。他说：“彼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利也，为国民而已。”[4](P241)报刊编辑还要有独立人格，要敢于主持社会正义，敢于与邪恶作斗争。他说：“报馆之天职，在指导社会，矫正社会，而万不容玩弄社会，逢迎社会。”[7]报刊要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促使社会进步，要在社会变革中扮演积极角色，而不是相反。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也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报刊从业人员，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由于时代及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他的出版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我们不能全盘吸收。同时，他的编辑出版思想中，对编辑出版的内在规律涉及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他编辑出版思想的一个缺陷。当然，我们不能过多地苛求他，因为梁启超在近代史上扮演的主要是一个思想启蒙家的角色，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至于对他编辑出版思想的完善与发展，则是我等后辈应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