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如何努力将自己重塑为工人
——20世纪80年代韩国“工人—知识分子联盟”的历史记录*
李岚熙
内容提要 ｜ 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劳工运动是当代史上最成功的劳工运动之一。知识分子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他们努力将自己重塑为工人，成为20世纪80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中最具特色、也是最具争议的特征。然而，关于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少数叙述，并没有独立分析学生—知识分子联盟问题，即便是关于韩国劳工运动的最佳研究，也只是在劳工运动的大背景下提及这一联盟，将其作为社会历史条件的明确体现和产物。本文首先简要讨论了20世纪70年代学生—知识分子联盟形成的历史背景，介绍“光州事件”之后的社会政治条件和运动参与者的内部动力机制；然后检视了联盟中运动参与者的主要话语实践（“道德特权话语”）；最后借助各种故事、证词和文本，考察了运动参与者在联盟中如何代表工人的问题，同时分析了关于“表述政治”的各种争论。
关 键 词 ｜韩国 劳工运动 知识分子 工人—知识分子联盟
1986 年7 月6 日，《韩国日报》在其社会新闻的底页刊登了一条简短的报道：首尔国立大学的23 岁女生权仁淑（Kwon Insook）起诉一名富川警署的警察在刑拘期间对其实施了性刑求。这则简短新闻，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震撼了整个韩国社会。尤其令人震惊的是，韩国年轻女性直接向公众提出这样的控诉：最终受到伤害的更可能是这位学生的名声而不是被告。结果，权仁淑自愿从就读的一所著名大学退学，进入了工厂工作。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韩国，她只是隐身工厂的约3000 名积极参与运动人士中的一员。1 进入工厂的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的确切人数很难确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多数人为了进入工厂工作而伪造了自己的身份。政府和劳工活动家都声称，进入工厂的实际学生人数，高于各政府机构所报告的数字。这里的估计数3000，来自与韩国劳工运动相关的各种文献。 与大多数其他积极分子一样，她伪造了自己的身份证进厂工作，成为法律所不许可的“学生—工人”2 在20 世纪80 年代，许多大学生和毕业生成为劳工活动家，社会运动圈和大众传媒开始流传暗示这些人的大学生背景的各类术语，譬如“学生/工人活动家”或“知识分子/工人活动家”。这里笔者狭隘地使用“知识分子”一词来指称任何具有大学教育背景的运动参与者，无论他（她）是否获得了大学文凭。 或所谓的“假工人”。1 韩国法律最初并没有禁止大学毕业生在工厂里工作，但从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开始，这些人被视作劳资纠纷的潜在煽动者，往往在求职申请过程中就被淘汰。因此，他们采取伪造身份证件等方法，这在韩国是违法行为。不过，并非每个在工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劳工活动家。1985 年以后，大学毕业生越来越难以获得白领工作岗位，因此许多人开始在工厂寻找工作。由于生产线的工种存在就业年龄上的限制，这些毕业生通常使用其他年轻人的名字并伪造身份证。 作为20 世纪80 年代韩国的象征性人物，权仁淑身上展现了那个年代民主化运动激情、理想和冲突交织的特点。当时，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纷纷涌入工厂，进入工人的世界。他们放弃大学文凭、就业前景和中产阶级生活，希望实现“革命”。与权仁淑一样，这些人有时不得不忍受严峻的考验和恶毒的指责。2 在报道中，政府当局指责运动参与者甚至利用性来为自己的革命事业张目。一项报道甚至认为：权仁淑对警察性暴力的指控其实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促进民众的良心发现，“削弱政府公共权威”。
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渴望与工人建立联结的愿望，当然并非韩国所独有。知识分子努力将自己重塑为工人，成为20 世纪80 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中最具特色、也是最具争议的特征。然而，关于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少数叙述，并没有独立分析“工人—知识分子联盟”问题，即便是关于韩国劳工运动的最佳研究，也只是在劳工运动的大背景下提及这一联盟，并将其作为社会历史条件的明确体现和产物。本文试图将“工人—知识分子联盟”表述为某种复杂话语实践网络的产物，该网络的出现不仅与20 世纪80 年代韩国的特定社会历史结构相关，同时与“光州事件”之后运动参与者的特定“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知识分子将自己塑造为工人的各种努力，值得在与“表述政治”相关的各种问题下加以认真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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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背景
（一）20 世纪70 年代的“学生—知识分子联盟”
韩国被日本殖民后，其工人阶级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建设、敌视共产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相对抗。面对恶劣的工作条件、残酷压制劳工的体制、历史上针对劳工运动的镇压措施，以及工人极度缺乏组织资源的现实，韩国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20 世纪70 年代至80 年代初，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基督教劳工组织，坚持通过声明、宣言、绝食罢工、祈祷服务和街头示威等形式，不断向当局提出劳动者所面临的低工资、工作条件恶劣以及企业违反基本劳动法等问题。学生、知识分子、报纸、期刊和流行杂志对“劳工”和“工人阶级”问题的关注，使得关于劳工的话语变得合法化并为大众所知晓。大学生们形象地将20 世纪70 年代他们与劳工之间的联盟，描述为学生对劳工的一种“横向支持”。只要需要，学生和知识分子们都会发动相应的示威游行和绝食抗议活动。他们建立夜校来启蒙工人，激发其行动的良知。他们成立了都市产业宣教会、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基督教学院和各种劳工研究中心。他们被视为共产主义者，并与工人一起遭到监禁的处罚。但是，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自己的活动就是劳工运动的一部分，也不认为劳工问题需要他们从根本上重新反思自己的生活。当需要返校或回到正常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会高兴地回归学校和公司，就像全国民主青年和学生联合会的许多成员所做的那样。然而，到了20 世纪80 年代，社会政治因素以及运动参与者自身的内部动力机制，将劳工推向了社会运动的中心。在民主化运动中，劳工的参与成为最受重视的实践形态。3 在社会运动中，“现场”指人们追求内心民主化运动目标的某个工作场所，该词在韩语中意味着从事与“理论”相对立的“实践活动”。政府和媒体创造了令人讨厌的术语“假工人”一词，来描述学生伪造身份进入工厂工作的“犯罪行为”。有鉴于此，运动参与者们倾向于使用“去现场”（hyonjang）或“进厂工作”等术语。 不仅工人被称为真正的革命主体，“劳动现场”一词还闪耀着这样的晕轮：革命必将到来。将劳工纳入民主化运动中心位置的最关键事件，是1980年的“光州事件”。
（二）“光州事件”
“光州事件”成为韩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分水岭。对于此后的社会运动而言，该事件成为具有强大力量的一种英雄叙事，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才是事件中真正的英雄？谁真正为民主而战斗？“光州事件”表明，长期被认为是傲慢自负、具有小资产阶级格调和“空想理论家”色彩的知识分子是脆弱和怯懦的；相比之下，工人在事件中证明了自己作为“战士”的主体地位。光州市民被认为是“民众”（minjung）运动的历史主体的真实个案，但最后作出牺牲最多的，是工人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这种牺牲数量上的比例失衡，使关于得民众的话语，变得更具争议。1 最常被引用的统计数据表明：工人、农民和“流氓无产阶级”（该术语在引用来源中指失业者和偶尔从事体力劳动的散工）三者之和占“光州事件 ”期间受伤人数的59.9%、死者的59.2%、被捕者的58%，以及移动打击特遣部队的80%。随着当局派出部队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行为的继续，在常规军于5 月26 日占领该光州的前一天，光州市民开始武装起来并组织了一支巡逻部队——移动打击特遣部队。 人们甚至开始调侃那些“参与光州事件的人”，这让学生和知识分子感到极度羞耻。事件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和那些自诩知识渊博的人，都被看成是怯懦分子和动机不纯分子。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经常使用这些自我贬抑的术语，比如“怯懦的知识分子”、“注水的墨汁”等来形容自己声名狼藉的劣根性，事件的幸存者背负着自己为何没有牺牲的内疚感。事件发生一年之后，来自光州市的一名大学生因为痛苦于无力阻止大屠杀的发生而自杀。正是这种逃离光州的耻辱感，使得当时全南大学学生会前主席在狱中长期绝食后，最终自杀身亡。这位领导了1985 年著名的大宇汽车公司罢工的学生会前主席承认：他和学生们之所以献身劳工运动，是希望克服“没有参与‘光州事件’而只考虑自己的生活”的内疚感。
（三）在义务和特权之间
诱伏，是依据敌情和地理特征，预先将兵力埋伏在敌人能进入便于我捕歼的地域，再以各种不同的作战方法，诱使敌人进入我伏击地域，再将其捕获。
（四）劳工运动的重大挫折
“光州事件”之后工人运动遭遇到的重大挫折，加剧了运动参与者心中原本就很沉重的内疚感和绝望感。1980年8月全斗焕担任总统之后，继续实行严厉打击劳工的政策，是“韩国历史上限制和压迫劳工最严重的劳工政策”。工会领导人不仅被强行带离办公室，以各种借口送进监狱，他们还被送往军方管理的臭名昭著的“净化营”，从事艰苦的劳动，受到身体上的虐待。这种普遍的挫败感引发了人们对劳工运动和整个社会运动的激烈争论，其实早在事件之前很长时期就存在着继续进行“政治斗争”是否有价值的争论，即是否有必要动员公众参到以政治为重心的改革中去？有人认为，民主化运动未能成功反对日韩之间于1965 年达成的“正常化条约”，也没有成功阻止朴正熙的“维新体制”，这表明了政治斗争的局限性。同样，在事件之前，另一个社会团体开始宣称社会变革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劳工运动。该组织成员的结论是：必须避免与现有政权进行直接的政治对抗，要为参与劳工运动作好准备。该组织主张和支持“实地工作”的行动思路，倡导学生以工人身份进入工厂；不过，这种倡导面临着同样的批评，被认为是没有创建任何劳工组织，更不用说促成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原因在于，这种行动策略虽然是在为劳工运动作长期准备，但由于行动者担心自己被暴露，所以很难创建劳工组织或者促成社会变革。即使他们像工人一样生活，坚信工人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者，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劳工运动的理念仍然处于抽象和乌托邦状态。他们在工厂的存在仅仅增加了不断膨胀的工人数量，却很少改变劳工的思想、愿景或福利。
支持进行实地工作的活动家，主要是基于其自身在20 世纪70 年代学生运动的经验。众所周知的劳工活动家金孟舒（Kim Mun-su）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1970 年，作为首尔国立大学的一名新生，和当时那些坚持认为劳工运动相对社会运动而言具有优先地位的学生领袖一样，金并没有关于工厂生活的任何经验，他这样反思道：“我们有太多的理论，却没有一点点的实践经验。”他认为，政治问题是一种奢侈品，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大学生或富人才会关心这些问题。另一位著名的劳工组织者尹泰博（Yi T'ae-bok），有着同样的学生运动经历，他得出的结论是：学生运动的参与者缺乏严明的纪律和坚定的决心，因而无法真正推动社会的变革。他发誓要切断与学生运动的所有联系，并将自己改造成为一名工人。1 一位前学生劳工活动家在其自传体小说中，描绘了上文所述的倾向达到荒唐的地步：学生劳工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正在发动一场一个人的社会运动，以抗议对其不公正的解雇并要求恢复工作岗位。在工厂大门前进行了几个月的抗议活动后，这位学生劳工活动家小心翼翼地接触了两名女工同事，原来她们竟然也是来自其他大学的学生劳工活动家。他还了解到，去这家工厂打工的还有两名学生出身的劳工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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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韩国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将自身改造为工人并介入劳工议题，是各种社会历史力量，包括运动参与者自身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譬如，“光州事件”之后民众运动的革命者受到义务与特权之间内在张力的推动；关于优先进入工厂工作还是优先关注政治问题的理论争议；迫使知识分子不得不进入工厂打工，从而介入劳资纠纷的劳动法相关规定；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偏爱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知识分子普遍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工人是改造不公正、不平等社会的最革命的力量。
二、“伪装就业”的社会学
1984 年，韩国学生基督教联合会（KSCF）1 尽管名称是“韩国学生基督教联合会”，但实际上是一个由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组成的组织，其领导者的年龄通常在20 多岁或30 多岁。 发行了一本名为《大学生进厂活动指南》手册，希望为那些想要成为工人的大学生提供指导。手册撰写的目的，是为了客观贴近民众的现实，“克服将民众客观化为一种抽象形式的普遍倾向”。这本出版物内容全面而细致，列入目录的有希望成为工人的学生/劳动活动家应该具有的“正确态度”；在进厂工作之前应该阅读的书目清单；如何和工人交谈；进厂的技能与技巧（包括如何对个人简历进行包装以便通过审核）；如何计算工资以及辞职等。虽然该手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知识分子希望获得有关工人的更多知识，但也暴露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表述政治的潜在逻辑”：工人似乎变得无所不知，工人可以被归为某种社会范畴，大多数工人的情况一目了然。更确切地说，这种将工人客体化的叙事，赋予知识分子代表工人的权力，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为工人代言，就像19 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关于学生在工厂工作经历的论文集经常出现诸如“粗糙的手是美丽的”之类的标题。问题在于，知识分子自身的社会类别转变为工人的努力，只有在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分歧（无论是理念上的还是实践上）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和验证时，才是有意义和有效的。无论如何，知识分子的道德话语有意无意地建立在这种分歧持续存在的基础之上。运动参与者面临的真正困境在于，如果没有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二元对立，那么他们的这种道德特权话语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和政治功效。活动参与者承认，将“工人”客体化和“他者化”会带来很多问题。
20 世纪70 年代的社会运动（包括大学的学生运动）对政治进步的推动作用，令人感到失望，这种挫败感促使很多人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在“光州事件”之后，需要认识到“准备工作”的重要性。考虑到当局的严厉镇压，实地工作的倡导者认为，以工厂为基础将一小群工人组织起来是最合适的策略。当时韩国严苛的劳动法，也在无意中促成实地工作支持者的崛起。1980年的劳动法中包含了一项臭名昭著的条款——禁止“第三方干预”任何劳资纠纷事件。根据这一规定，地方工会在劳资谈判时接受所属产业工会或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的援助，将是非法的行为。尽管地方工会仍然隶属于产业工会或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它们又都是独立的组织，但只有工厂管理方和工厂的工会之间才能够进行劳资谈判。这项措施使得集体谈判变得“比朴正熙时代还要糟糕”，因为这让厂方和警察彻底控制了工会。正因为如此，对于任何希望参加劳资谈判的人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成为该厂的工人。
在“光州事件”之后，追随大多数信念坚定的积极分子进入工厂活动，成为这些学生可以选择的唯一合理道路。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政府的自由化政策以及与之伴随的民众运动的高涨，进入工厂的学生活动家越来越多，开辟了除工厂之外的更多运动空间，大学生进入工厂工作已经变得程式化，甚至成为运动参与者的一种特权。尽管如此，融入工厂的实际过程绝不是仅仅靠历史责任感和个人决心就能够完成的。为了打击这些“假工人”，1984 年韩国劳工部出台了一项管理措施，要求审查从业者的教育、社会和家庭背景，以及进入职场的就业者的雇佣历史。这项措施迫使大学毕业生或在校生，使用假身份并通过伪造官方文件、编造个人经历等手段，来应对这些管理措施。一些参与运动的学生在进入工厂之前，就遭到怀疑并被挡在门外。一旦被捕的话，他们就会像权仁淑那样面临犯罪的指控。一位男生因父母反对他在工厂工作而感到痛苦，父亲曾威胁说，如果他敢继续待在工厂就打断他的腿，母亲虽然没有干预，但总是警惕和担心自己儿子的行为。“我母亲担心我是否安全，是否受伤，是否正常吃饭，或者我是否健康。我的内心感觉很沉重。我必须克服这种孤独，克服这张亲情的大网。”
那段时期，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分层变得更加不稳定，而不像后期那样明确。韩国的快速工业化以及与之伴随的大规模城市移民，导致大量来自社会经济弱势家庭的学生涌入大学。教育成为大多数韩国人向上流动的唯一渠道，一个人能够读大学，背后往往是家庭成员作出的巨大牺牲。许多大学生的父母和年幼的兄弟姐妹（大多数是女性）在工厂工作，赚钱供他们读书。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韩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来自韩国殖民后的第一批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童年时代物质生活相对丰裕，过得比较舒适。1987 届大学生权仁淑来自殷实的中产阶级，父亲是政府官员，她的目标是去法国攻读博士。20 世纪70 年代的金孟舒和80 年代早期的朴彤（Pak Tong），都不会有出国留学的梦想，因为当时只有真正特权知识分子才能享有这些机会。在70 年代，“伪装就业”需要坚定的决心、意志和足够的智慧。上文提到的劳工活动家尹泰博最初是在首尔龙山做一名日工，其后的几年里，他亲自体验了韩国各地工业园区的种种恶劣劳动条件，试图“渗透”进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希望从内部改革它，但这一计划因有人认出他曾积极从事学生运动而遭遇失败。
知识分子进入工厂的基础，是因为他们对民众运动愿景和目标的理解有了根本性转变；他们进入工厂的故事，同时伴随着其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理解的根本性转变。鉴于当时韩国的总体国家政策和实践，实际上含蓄地认为民主、公平、正义等还是一种奢侈品。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知识分子关于社会叙事的转变，必然涉及到对国家目标和理想的否定。资本主义发展创造的巨大财富和与之相伴的大规模贫困问题，被视为导致非人化、个体化、社会分化与异化的源头，这种倒置的经济思想被带到民主化运动的整体愿景中去了。知识分子还颠覆了此前韩国社会关于工人叙事的表述，以前被社会蔑视的“打工妹”和“打工仔”没有自己的阶级意识或主体性，现在则被认为具有阶级意识和主观能动性，能够通过自己的抗争来抵制工作场所和整个社会的剥削和压迫。
三、关于道德特权的话语
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工厂工作不再是个人的决定和行为，越来越多的学生集体进厂，而且这一过程变得更具仪式化和程式化色彩，使得进厂并不意味着人生的改变。大多数“假工人”集中在首尔附近的特定区域，那里的小型工厂与工人的集聚度最高，韩国的制造业工人大约一半居住在这个地区，该地区也因工人流动率高而闻名。这里靠近首尔，工厂对就业者的技能要求不高，对申请人的安全审查也不如大工厂区域那么严格，因而成为民主化运动的中心。那些想成为工人的大学生，能够很容易地融入工厂并找到志同道合的参与运动的同事。例如，一名女大学生在一家拥有140名员工的小型电子工厂工作时，发现该厂至少有10 名伪装就业的学生—工人活动家。
然而，热情的知识分子在关于劳工的新叙事中，包含了一种笔者称之为“道德特权话语”的成分，这种特权建立在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传统角色之上，似乎他们应当承担某种道义和社会的责任。这些知识分子试图从现有的认识论和社会政治秩序层面谋求根本性转变，宣称自己是人民及其声音的真正代表。关于知识分子道德特权的话语，并非韩国社会运动所特有；现代韩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决定了这种道德话语的介入具有特殊的紧迫性和力量感。这种具有深刻历史根源的话语，在国家镇压和强调民族主义的背景下，为民众提供了一种类似“公共文本”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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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 世纪80 年代，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法庭证词、上诉声明以及书信，都证明了这种道德特权是普遍存在的。例如，罗素蓉(No Sukyong）这名在工厂非法工作并且“拥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女学生，其法庭证词这样宣称：“没有人可以逃避对我们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责任。特别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和具有社会良知的人，更要自觉去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伦理与道德秩序。出于这个简单的原因，我去了一家工厂工作。我没有自负或傲慢，唯一的愿望就是想为我曾经受益过的社会作出贡献，遵从自己良心和理性的召唤，过上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生活。”到了80 年代中期，这种关于道德特权的叙述变得更加普遍，当时整个民主化运动正在制定一条“科学”的道路，以实现其“革命”的目标，社会主义思想也开始主导这一运动。即使那些参与首尔地区劳工运动联盟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受马列主义思想和原则的激发，其言论的修辞结构也遵循了道德话语的逻辑。在法庭审讯期间，大多数联盟成员表明自己参与劳工运动是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他们愿意与工人同甘共苦、共同生活，并认为这种生活要比自己作为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更为真实。
“光州事件”之后，知识分子和学生感受了一种沉痛的内疚感和绝望感，这种情绪与1980年后的社会政治发展趋势汇合，形成了一种关于革命的叙事。换言之，事件之后的社会运动必须彻底和不可逆转地从20 世纪70 年代的主题中转变过来——它必须是“革命的”社会运动。“光州事件”之后的革命热情，产生了自身的文化和内部动力机制，同时创造和维系了革命的理想和情感。在构建20 世纪80 年代的不同文化身份和文化时，有两种思想揭示了运动参与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面临的持续困境与张力：其一，真正忠诚于运动的参与者，不得不放弃自身教育背景和社会背景带来的特权和权利；其二，一种显而易见的义务感，让他们放弃这种特权和权利。对于许多参与运动的大学生而言，放弃特权最终意味着放弃大学文凭、出国留学、攻读研究生、成为一名医生律师或艺术家的机会，甚至个人的婚姻。然而，义务的力量并非仅仅指向那些运动的参与者们。1986 年，也就是权仁淑伪造身份证进入一家工厂工作的那一年，首尔国立大学的一名学生因为无法解决游离的自我与参与社会运动“无比清晰的”历史责任之间的矛盾，跳进汉江自杀。
知识分子对政治斗争的强调，往往导致工人采取更激进的抗议形式，无论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那些与知识分子/劳工活动家联系的工人，甚至在还没有从事任何活动之前就被解雇。由于黑名单的盛行，这些工人无法找到其他工作，在活动被管理方知晓以及国家监控的形势下，他们无法继续从事运动；同时，这些工人发现，当初在知识分子的灌输和激发下，他们获得了无产阶级意识和革命愿景，结果却导致他们走向失业的流氓无产阶级的道路。这种趋势在1986 年的“加薪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增加工资的谈判每年5 月进行，直到1985 年集体谈判和签署合同等活动都是在工会和管理层之间敷衍地进行。1986 年初，劳工运动圈中达成了一项共识，即每年的劳资谈判将以统一的方式进行，并且工人的要求不仅限于经济层面，还会涉及政治改革的层面。然而，试图组织区域范围的委员会来领导和指导统一的区域活动，从而获得跨企业的工资增长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于是，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劳工组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种关于道德特权的话语，也为工人的低工资和恶劣工作条件提供了雄辩的见证。譬如，权仁淑对自己作为工厂工人短暂经历的生动描述，成为其中的典型：“每天的工资是2900 韩元。……如果没有加班费，那么每个月的工资大约是6 万～7 万韩元，这点钱很快就得用于支付弟弟的学费、父亲的药费……这迫使工人工作到晚上10 点。流水线上的传送带转个不停，一个工人站起来伸个腰，就会有产品堆积如山，组长就会不断辱骂工人……在这里，工人之间没有真正的交流。当时，有位19 岁的同事对我说了句话——大姐，这份工作太辛苦了。不是吗？听到后我感动地哭了。”
四、知识分子代表工人的潜在逻辑
（一）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分歧
知识分子希望与工人融合的愿望是真诚和真实的，甚至带有某种英雄主义的色彩，投身工人生活似乎也成为一种灵丹妙药，解决了运动参与者面临的张力和问题，然而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关系依然脆弱并存在各种问题。换言之，学生和知识分子不自觉地将自己客体化，并在某些情况下神化工人，将工人的个人身份认同看作是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将工人归并为一个类别的倾向，从而消除了工人的能动性，让他们成为知识分子论战和动员的对象。
20 世纪70 年代至80 年代初期，运动的参与者是自己决定单独去工厂打工的，并没有哪个组织给予支持或任何实际的指导。工厂中的运动参与者数量很少，总共可能不到100 人，并且分散在全国各地。虽然名牌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在工厂里可能有一些个人网络关系，因为某些学长和同学或许已经在工厂里从事活动了。那些来自知名度较低或没有积极分子背景的学生，则只能凭借自己的一份历史责任感从事劳工运动。1 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之前，学生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影响，主要通过秘密的地下活动圈交流而产生，与其他大学相比，精英大学和学生运动传统深厚的大学更加明显。一位前学生活动家认为，劳工运动中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可以追溯到大学的各种地下活动圈。 直到1984 年左右，那些想要进厂成为工人的学生，才有了关于入厂从事劳工运动的书面指导手册。
事实上，运动的积极分子所提出的问题，要比上述关于如何与工人建立朋友关系的指导来得更为直截了当。例如，在相同群体编写的另一本进厂指南手册中，编者警告那些希望成为工人的大学生，要警惕与工友相处产生的各种问题。譬如，大学生倾向于提出更多的理论问题而不是实践问题；将工人视为被怜悯的对象；将是否采取激进行动看成是一个人忠于劳工运动的唯一晴雨表；如果不能在劳工运动中生存下来，那么，他（她）就缺乏作为积极分子的基本资格；还有所谓的“虔信派”，向其他积极分子展示自己如何适应工人苦行僧般的生活。那些想成为工人的大学生也被告知：“你们当中有许多人认为工人是单纯、崇高的个体，没有贪婪和自我个人主义，但现实并非如此：工人是现实的，屈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则。”事实上，运动积极分子在工厂车间遇到的工人，绝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执行阶级任务的工人阶级。
表述和代表工人的潜在逻辑，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将工人“客体化”的叙事中；从日常实践来看，工人在知识分子那里成为一种相互冲突愿景的客体：一种愿景是葛兰西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希望与工人实现有机融合；另一种愿景是列宁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成为先锋队领导工人。
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企业总数达到8700家，产品21153个，达到历史新高。2014年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绿色食品大米、水果和茶叶产量已分别占全国大米、水果和茶叶总产量的10.8%、6.8%和3.7%。全国共创建了635个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基地种植面积1.6亿亩。
（二）分歧、“政治斗争”和首尔地区劳工运动联盟
威特金不信任既有的规范，有意识地对其提出质疑。他甚至用自身的艺术形式来与其对抗：对威特金来说，认知与理解并不会从对现实的简单复制中诞生，只能从对世界的人工创造中获得。在他的这个世界的中心，两性人、侏儒、残疾人、连体双胞胎与截肢者成为拓展其心灵视野的催化剂。对威特金的摄影作品最普遍的抗议，大概正是认为他滥用这些有缺陷者，创造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
由于工人政治意识的增强，两个劳工组织都认为，即将进行的谈判为劳工运动提供了更高水平的斗争平台，认为工资增长运动应该像1985年的库若工业园区的团结罢工。库若罢工成为团结罢工的典范，它不仅跨越了个别工厂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工人联合的障碍，也实现了持不同政见者和学生团体之间的团结。这场罢工也是一场卓越的“政治斗争”，引发罢工的原因正是当局对民主工会运动的政治镇压而不是劳工对经济的不满，然而1986 年的这场运动最后还是遗憾地失败了，取得的成绩甚至低于1985 年谈判获得的成果。国家和管理层的压制，只是导致劳工运动惨淡收场的原因之一，更多的责任可以归咎于首尔地区劳工运动联盟等推动“政治斗争”的组织。
首尔地区劳工运动联盟于1985 年8 月组建，代表了韩国的一种新的劳工活动类型。当时很多劳工活动家们认为，工人应当逐渐获得政治意识，但首尔地区劳工运动联盟不主张这一观点，而是将20 世纪70 年代劳工运动的失败，归咎于受“工联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列宁主义组织，首尔地区劳工运动联盟通过《劳工运动联盟报》及组织地下小团体等方式，指导并支持了工人的各种“政治斗争”并培养出了革命的意识。所谓“政治斗争”，是指将斗争的重心转移到直接或间接影响劳工生活的所有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集中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问题。在韩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政治斗争意味着几乎涉及社会的所有问题：从进口自由化到国家统一问题，以及核扩散问题等。联盟是第一个在1985 年总统直选辩论中宣布其正式立场的劳工组织，它发起了废除国家安全法的运动，这些问题在传统劳工运动中很少触及。当时，联盟在民主化运动中的地位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该组织在运动参与者以及整个社会中赢得了极大的敬意，因为其成员具有列宁式政党严明的纪律、奉献精神以及革命的生活方式。
总而言之，劳工运动圈认为，1986 年增加工资谈判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首先，谈判的领导者大多是知识分子的工人活动家，这些人“沉迷”于自己的领导角色，往往在没有分析工人的需求或状况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其次，他们更关心立竿见影的结果，而不是通过工人赋权以及渐进和自我驱动的参与来实现运动的目标；最后，一些工人最初在工资增长的斗争中非常活跃，而他们的领导却要将增加工资的谈判变成一场政治斗争，因而这种激进的政治要求遭到了拒绝，行动的措施没有得到普通工人的支持。尽管进行了多次的罢工和静坐，但1986 年的多起劳资谈判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导致许多工人被解雇和监禁。所有这些都表明，活动家们缺乏耐心细致的工作，他们的兴趣是追求组织工作的直接成效，却以牺牲工人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也忽视了工人面临的各种日常问题。这里的主要根源，还在于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将工人视为鼓动和动员对象的普遍倾向，而不是将工人视为劳工运动的主体。1 沈元金（Seung-kyung Kim）曾指出：学生活动家们还认为，工人们接受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小幅改善，其实是一种“虚假意识”。“学生活动家的目标是引导工人从更高层面理解自身的社会处境，有时候这些学生会认为，工人生活的改善，反而阻碍了他们在阶级意识上的进步。”
（三）“意识形态斗争”
“政治斗争”作为1986 年工资增长运动的中心问题，同时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之成为20 世纪80 年代运动的标志。受列宁模式的影响，《怎么办？——当前运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等文章，提出了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集中在政治理论、组织理论、民主化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等广泛议题上。上述两大群体实际上主要围绕究竟在何种程度上遵循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而展开争论。这些争论大多带有宗派性质、分裂倾向和破坏团结的作用。无论这种长期和无休止的争辩对工人运动带来何种好处，都会被参与者极端的书生意气和敌意所抵消。许多群体和地下运动圈都因为意识形态的分裂而形成不同的派别，从而使工人们夹在彼此争论的团体之间左右为难。联盟关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区分，展现了知识分子向工人谆谆教诲的“正确”愿景，这可能促使知识分子更容易认同工人的角色。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回避了他们与工人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首先使自己成为一名工人，随之为工人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和幸福感，付出的代价则是不断审视和反思知识分子自己的动机和立场。此外，联盟的政治功效，取决于知识分子能否保持其权威地位和知识力量，其中不可否认的是，联盟的存在建立在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分歧之上，同时也通过某种方式使这种分歧变得更为具体。
五、表述政治与历史责任
虽然本文对联盟中知识分子的描述可能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轻视或贬低他们在劳工运动和整个社会运动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事实上，对1987 年工人运动的简短讨论，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中，运动参与者们扮演着多种角色。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1987年韩国“劳工大攻势”的发生，只有联系20 世纪80 年代劳工话语得到持续发声的背景，才能够得到较好的解释，而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知识分子参与运动，有助于将劳工问题带进公共领域，特别是在民主化运动优先考虑政治改革而非劳工问题的时候，可以将“社会资源”和民众的关注焦点转移到劳工问题上来。许多在大攻势期间以及其后成为领导者的工人，通过地下学习小组或1987 年大规模动员之前的个人网络，与运动参与者建立了联系。此外，1987 年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和工人活动家，作为劳工组织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返回了劳工组织（如韩国民主劳总），成为劳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1 我并不是庆祝这种现象的出现，事实上许多严重问题的产生，与此前知识分子和工人活动家在劳工运动中占据着领导地位有关，问题之一是他们将现有的宗派倾向带到了当下。
无论如何，20 世纪90 年代韩国社会运动场景的变化，都让我们不急于仓促庆祝知识分子在80 年代劳工运动中所起的历史作用。自90年代初以来，劳工总体上不再像80 年代那样在社会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外，社会运动中的主体和范式，正在从“民众”向“市民”转变，关于解放的叙事也从“道德和伦理”转移到很大程度上以利益为基础的针对各种问题的发声，运动的参与者是宣称具有权利的各类市民。由于1990 年开始的社会政治变革以及1997 年的金融危机，劳工已经很难维持自己来之不易的权利，包括已经取得的资方让步的成果，90 年代已经很难找到像权仁淑这样伪造身份进厂打工、引导工人进行革命的案例。联盟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再保留工人的身份，而是恢复了从前的工作状态，很少有人选择继续进厂当工人。
CTFA将水解大麻籽蛋白作为化妆品原料，中国香化协会2010年版的《国际化妆品原料标准中文名称目录》中列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2014年发布的《关于已使用化妆品原料名称目录的公告》尚未列入，未见它外用不安全的报道。
与1968 年以后西方知识分子一蹶不振的处境相比，韩国参与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试图转变他们的社会认同并将工人塑造成革命者，这与质疑进步、人类解放和阶级斗争，以及颂扬不确定性的后现代思潮相背离。特别是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论述中，任何自治主体理想中的进步政治潜力都受到了质疑，“意识、自我反思和自由”之间的联系消失了。此外，知识分子的努力也遭到了挑战，被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建构”，产生的是“特定历史形式的权力、自我认同、排斥和服从”。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殖民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建设中的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被怀疑在各种活动中采取了不太有助于解放的方式。就韩国的民主化运动来说，尽管运动参与者的牺牲和献身精神推动了80 年代后期的民主改革，但他们此前在该运动中的行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不民主的、等级制的和充满性别歧视的。
(2)2000年运营指南内容体系分别对计算机的软件和硬件学习进行了表述，而2005年改革后的运营指南将两者统一归纳为“信息设备的理解”领域。这是为了减少将作为教学工具的计算机本身当作教学内容，也是为了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趋势。2015年则用“资料和信息”表述，要求学生学习资料类型及数字化表达、资料收集和信息的结构化处理等。新型词汇的浓缩体现了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进程，折射出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联系更加密切，也符合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重视学生社会性能的发展趋势[4]。
有一种隐晦的观点认为，任何形式的表述政治都难以避免权力的深刻影响。面对这种观点，底层学派（Subaltern Studies School）的研究者给予的回应是：发出的声音仍然是第一世界中特权者的声音，即便是所有的特权地位受到反殖民运动扩散的挑战，西方工业社会仍然享有某种“认知特权”。按照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观点，第一世界知识分子对被压迫者政治问题的关注，会掩盖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斯皮瓦克批评了福柯和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为他人发声时所采取的“自我贬低的知识分子”姿态，理由是被压迫者可以完全代表他们自己的真正利益。然而，福柯和德勒兹的立场仅仅是隐瞒了撤退的知识分子的实际权威力量，他们在自己的每一步退却中，都在帮助巩固一种特定的经验概念。琳达·阿尔科夫（Linda Alcoff）在斯皮瓦克提出的“如何为底层说话”的建议中，找到了一个可行的选择，这样一来，知识分子既没有放弃自己的话语角色，也没有假定被压迫者的声音才是最真实的，依然允许被压迫者的反向申诉（counter sentence），从而产生某种新的历史叙事。阿尔科夫的观点乃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为他者说话”（speaking for the other）和“说与他者相关的话”（speaking about the other）之间的差异并非泾渭分明。阿尔科夫进一步指出，尽管存在着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为他者说话”在某些情形下仍然是有效的：从“言说”（speaking）的绝对退却，会削弱政治的有效性；这种退却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觉之上，往往只会模糊知识分子的权力。在指出“言说”必要性的同时，她还提出了“责任”的重要问题，“言说”应始终承担一种责任，言说者要对其所说的负责。
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盟构成了不断演进的政治争论的一部分，争论的问题涉及到关于未来社会的各种愿景，以及合适的历史行动者实现这些愿景的发声原则和身份认同。从这一话语过程来看，以前被贬低、被认为缺乏阶级意识和主体性的工人，被赋予了新的集体社会身份和主体性，具有实现革命愿景和行动的潜力。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联盟的实践，受到了知识分子与工人有机融合的愿望和领导工人的实际要求之间持续紧张关系的困扰。正是这些相互冲突的愿望和要求，将劳工运动推到了韩国20世纪80 年代民主化运动的中心位置。与此同时，对于运动的参与者而言，他们更多是将从事劳工运动，看成是自己忠诚和奉献的一种象征，而不是一种革命的现实规划。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表述与工人相关的问题，虽然源自一系列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政治安排，以及运动参与者的内部动力机制，但同时也反映了表述政治的普遍困境。只要社会没有真正的转型，任何试图解决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分裂问题的理论尝试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正如阿尔科夫提醒我们的那样，退出参与社会行动的决定并非放弃特权，而是对这种特权的“扩展或运用”。虽然还有少部分知识分子仍称自己为运动的参与者，今天的社会运动仍然面对他们留下的物质和话语遗产的影响，但随着社会政治结构和知识范式的转变，他们的言论将被重新解释，从而继续保持其历史意义和现实相关性。运动参与者可能已经退却，但他们言论所留下的原则和影响力却依然存在。
作者简介 ｜ 李岚熙（Namhee Lee），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
助理教授
译者简介 ｜ 刘建洲（1975— ），上海行政学院教授（上海 200233）
* 原 文 来 自Namhee Lee，Representing the Worker: The Worker-Intellectual Alliance of the 1980s in South Kore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64, 2005, pp. 911-937。本译文系译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工人群体的阶层认同研究”（17BSH075）的阶段性成果，标题和内容有部分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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