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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随着对王宝森等犯罪分子腐败行为的揭露，大家思考的问题很多，层次很深，其中最关心的还是当前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怎么样？
怎么看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有一个根本方法问题。我们不是生活在月球上也不是在真空里，看形势必须和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我们起步的基础、我们在实践中碰到的矛盾联系起来。我们政协探讨这些问题时，一位研究气流运动的自然科学家说，“看形势，就好象看气流运动。从微观看分子运动，感觉秩序非常乱，矛盾多得很。但从宏观看整个气流运动，则是健康有序地向前的。”我听了很受启发。我们看形势也要站得高一点，历史地、宏观地、全面地看。
一、我们是从什么基础上起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国家是什么基础呢？
一是经济濒临崩溃。我们错过了二战后六、七十年代发展经济的机会。解放20多年了，经济仍很落后，相当多的人民群众生活仍很困难。全国有2亿7千万到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相当于一个美国或两个日本。当时的日常生活用品，什么都供不应求，几乎没有一样不是用票证来调节的。人民群众普遍感到吃饭难、住房难、交通难、买东西难，完全是一个经济短缺的国家。
二是全国到处都有冤假错案，人们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打击。10年动乱中受冲击的人约1亿以上，其中包括大批党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人大都是国家、民族的精华。
三是长期闭关锁国使我国在经济上、技术上等许多方面与国际上的差距拉大。我们信息不灵，对世界进程了解很少。
四是当时广大干部群众思想十分混乱。10年动乱颠倒了是非黑白。毛主席逝世后，全国人民面临向何处去的抉择，相当多的人包括领导层和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感到困惑。当时有人主张“两个凡是”；有人主张仍回到文革前的17年；有少数人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有人主张改革，但怎么改革，当时还不清楚。大家急切想找到一条路，即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怎么走出经济濒临崩溃、冤假错案很多、国家封闭、人民思想混乱的困境？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已被很多人认识了，但又不知怎么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怎么纠正？这些，就是我们起步的基础。
而我们的国情又如何呢？我们有占世界22%的人口，却只有占世界7%的可耕地。各种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在世界平均线以下。从国际竞争来讲，我们由于失去了19世纪以来三次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机遇，整体经济实力处于劣势地位。这样一个处境，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都是相当困难的。
二、16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经历了哪些重大考验？
首先，16年来最根本性的变化是，我们抓住了机遇，发展了经济，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实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在国际竞争中站住了脚。这是最根本的形势，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变化。这16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5%，综合国力目前已占世界第7位。我国经济实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钢的年产量达到9千多万吨，已居世界前列；石油年产1亿4千万吨、煤12亿吨；粮食上了三个台阶：从6千亿斤，7千亿斤，再到8千亿、9千亿斤，现在正在迈1万亿斤这个台阶。这都是实力啊。
老百姓的生活也上了一个大台阶。1978年全国个人的存款余额是210亿元，现在是2万多亿元，尽管有通货膨胀，但从210亿元到2万多亿元，这是非常大的变化。日常生活中的变化也有许多是过去想象不到的。过去过年时一家才能买到半斤花生米，可联产承包没多久，市场上就到处都有花生米。现在新鲜活鱼随时可以买到，但当时吃点鱼多难啊！老百姓的年收入也有较大幅度增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全国是从1978年的133.57元提高到1223.55元，增幅为8.16倍；北京是从224.8元提高到2422.11元，增幅为9.8倍。城镇居民的人均年生活费收入，全国是从1978年的316元提高到3179.15元，增幅为9.1倍；北京是从365.4元增加到4731.24元，增幅为11.9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幅也是比较大的。
在这方面，我们都可以想想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我第一次出国去看，是1979年到英国和法国考察化学工业。到了伦敦、巴黎的郊区，见那里的房子很漂亮，以为是资本家的别墅。后来知道这都是工人住的，给我的刺激非常深。1992年，我到珠江三角洲去考察，见到马路边一片片二、三层的楼房，那叫漂亮！一打听，都是当地农民住的。比我当年在伦敦、巴黎郊区看到的房子一点不差。无非是十几年的功夫嘛！说明路线对了，经济就上去了。70年代末在发达国家还很难看到中国产品，去年我到美国考察，看到许多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的东西。这些变化必须对比地看。
国际上对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有目共睹。
联合国有一篇评论说：“中国是继日本、‘四小龙’之后，出现的又一个经济奇迹”。
世界银行一位副行长讲：“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达到9%，出口增加了6倍。在1978年到1987年的10年里，中国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美国花了50年时间，日本花了30年时间。现在中国已有1亿7千万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中国这次实现了真正的大跃进。在人类历史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的群体，是惊人的，也是罕见的。”12亿人口的中国的发展，无疑是世界现代史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
第二个大变化是，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处于低潮的时期，撑住了社会主义大旗，保持了国家、民族的独立，政治上稳定，民族团结和睦。大家翻开报纸看看，世界上哪个地方没有民族之间的交战，世界大战没打，小的战争到处都在打。当然中国也有些民族问题，也有人在挑动。比如达赖还在捣乱，但西藏绝大多数人是反对分裂祖国，拥护民族团结，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在可以说原来社会主义阵营中现状最好的是中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中国的社会主义大旗没有倒，而且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外交都向中国倾斜，这主要是看清了——中国是压不垮的；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能轻视中国。中国这个大市场，他们是不愿丢的。总之，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政策，抓住了机遇，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因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挫折，国际敌对势力联合对我们进行严重封锁的大环境下，打破了孤立和封锁，发展了社会主义的事业，成为第三世界人民向往的地方。这个变化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不能离开这个背景，不能简单与50年代相比。
50年代是国际上社会主义的高潮时期。那时社会主义很令人羡慕，许多国家包括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都争着在国家名字前面加上“社会主义”4个字，现在是怕沾社会主义的边，还不就是因为社会主义贫穷？！我们中国正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中，越来越强大地屹立在世界东方。国家主权——维护了；香港、澳门——毫不含糊按期收回。这是很大的胜利。看我国的形势不能离开世界这个大环境、大背景。
第三个大变化是，在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全国人民经过16年的实践、探索和总结，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及其路线、方针、政策，集中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智慧，符合我们的国情，又站在世界发展的前列，既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精神。衡量我们党成熟不成熟，要看我们对国情和对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认识是更接近实际，还是更脱离实际了？回想1958年时，我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非常幼稚。最典型的是北戴河会议时，脑袋热得都算计了到共产主义一天一个人需要吃多少鸡蛋，吃多少肉，吃多少粮，好象共产主义就要来了。当时把发展生产力看得很简单，做了许多蠢事。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飞跃性的质的变化。小平同志提出的新时期为人民服务的理论认为，为人民服务就要集中精力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16年的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已经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现在已经是“看着航标行船”了。这个大变化，这个大收获，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起作用。我们这么大的民族被正确的理论武装起来，所产生的巨大物质力量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
民主革命时期，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过程中，我们党付出20多年的代价，取得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怎样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即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使人民富裕、生活改善、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好。毛主席是试图解决的，党的“八大”曾经制定了较好的路线。但“波匈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对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发生了错误，于是“阶级斗争为纲”就出来了，“文化大革命”就来了，整个国家遭受了灾难性损失。我们近年来也经历了不少事件，最严重的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1989年春夏之交我们国内的政治风波，这些比当年的“波匈事件”不知要严重多少倍。但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丝毫没有动摇。我们坚决顶住了各方面的冲击，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没有几年的功夫，就把许多西方大国对我国的封锁打破了。这是我们党的战斗力和民族凝聚力的体现，是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作用。
三、正确认识和对待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
同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我们在前进中也遇到很多困难，出现了不少失误，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特别是党内出现了许多消极的东西，甚至不能容忍的腐败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广大党员、群众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心里不踏实的原因。
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经济发展中碰到的问题。比如说通货膨胀加剧、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不好等等，这都是前进中的问题。50年代的物价不变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要搞市场经济，必须用价格来调配资源。问题在于，物价上涨要与老百姓收入增长的比例相协调，国家对物价上涨要有能力进行宏观控制。国有企业的问题也与改革开放初期的问题不同，那时主要是生产能力不足，许多人民需要的产品生产不出来。现在是人民的需求大大增加、大大提高，而我们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适应，一些行业品种质量不过关，产大于销，企业效益不好。我们现在管理企业的机制也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些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强改进企业管理，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逐步解决。应该看到，我们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已经有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搞得很不错，当然，要从整体上解决问题，还需要一个探索、攻关的过程。
另一类问题，就是大家更发愁、更不满意的问题——精神文明建设有所削弱，教育投入不足，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不够好，特别是党内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人民群众对此十分不满。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有长期的社会历史根源，包括“文革”的后遗症；有在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时出现的“一手软、一手硬”的失误；也有与发展相伴随的不可避免的负效应。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党内的腐败现象？我认为，首先要实事求是地承认问题。王宝森一类确实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影响了我们北京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伤害了广大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感情。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分析产生腐败现象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正如小平同志讲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将贯穿改革的全过程，贯穿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全过程。这场斗争的胜负确实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们必须坚决取胜。现在全国人民还是把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振兴、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问题是共产党自己不要把自己打倒。王宝森就是自己把自己打倒了。进城之前，毛主席就让我们看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确实讲得很深刻。这些年市场经济的冲击，比毛主席当年讲的糖衣炮弹厉害多少倍。相反，现在不少干部的抵御能力却比当年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干部弱多了。出现腐败行为并不奇怪，这也是世界性问题。关键要抓，松不得，又急躁不得。应该看到，中央对反腐败非常重视，与民同心。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党的建设做了决定。近期的许多情况更表明，中央抓反腐败斗争的态度是很坚决的，而且在不断取得成果，反腐败斗争在不断深化。王宝森事件被披露和及时处理，恰恰是反腐败斗争深入的结果。出现这些问题，确实令人痛心和气愤，工作中的教训极为深刻。但从长远看，象把贵州第一夫人枪毙，把王宝森这个问题抓出来，中央作出决定，由中纪委对陈希同同志的问题进行审查，这正说明我们党有健全自身肌体的能力。
温故而知新。过去的16年，我们是在经济濒临崩溃、思想混乱的基础上起步，通过艰苦不懈的探索、努力，取得了现在各方面的成就。今后，我们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国际上也有一个较好的环境，那么未来会比过去的16年差吗？我看不会的。只能比过去更好！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关键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现在的困难和消极因素。只要我们在大的问题上不失误，具体问题发现以后及时纠正，我们党、我们国家就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