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文献在我国的整理、翻译和出版——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在我国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六十周年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对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
1.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关于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
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是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并不排除有一部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潮），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甚至还不知道列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欢呼和向往十月革命的同时，很快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五四运动，加速了列宁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在1918和1919两年，我国刊物开始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和列宁的生平事略，北京的《晨报》副刊就曾在1919年刊载了列宁的传记。1919年12月15日在北京出版的《新中国》杂志上，刊载了郑振铎先生所译的一篇列宁著作的节译，题目是《俄罗斯之政党》（见该杂志第一卷第八期第89-97页）。这是我国最早发表的列宁著作[1]。
1920年5月，北京、武汉、长沙、济南、杭州各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就更广泛、更深入了。在1921年7月以前发表的列宁著作有：《民族自决》（载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月刊八卷三号），《俄罗斯的新问题》（载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一号），《旧制更新》（载1920年《曙光》杂志第一卷六号），《列宁对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载1920年《少年世界》一卷七期），《过渡时代的经济》（载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八卷四号和1920年《曙光》杂志二卷一号），《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之演说》（载1920年《曙光》杂志二卷一号），《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的一部分（载1921年5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四号）等。此外，《共产党》月刊第三号发表了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原题为《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第一号还登载了《列宁的历史》、“列宁的著作一览表”等材料。共产国际和其他各国共产党成立的有关文章，在这个刊物占了很大篇幅，其中有很多地方引述了列宁的话。这一时期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列宁著作及有关列宁生平事业的材料，对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很大的作用。
2.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关于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央领导机关加强了列宁著作的编译和出版工作。1921年9月党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由当时担任党的宣传主任的李达亲自主持，并兼任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该社成立以后就确定出版《列宁全书》，包括《帝国主义论》、《“左派”幼稚病》、《论策略书》等十四种列宁著作。由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统治者的摧残，这些计划没有全部实现，而人民出版社后来于1922年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
1923年11月，党又在上海成立了传播马列著作和革命书报的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由毛泽民负责。该书店很快就在国内外建成了庞大的发行网，其分社有长沙文化书社、湘潭书店、南昌明星书店、广州国光书店、潮洲韩江书店、太原明星书店、安庆新皖书店、青岛书店、重庆新署书店、宁波书店、海参崴五一书店、巴黎书报社、香港代销处。随后还创办了自己的印刷所——国民印刷所。1926年上海书店被军阀孙传芳封闭后，被迫转到武汉，在那里办成长江书店。随着北伐军占领杭州等地，长江书店又转到上海，改名上海长江书店，仍由毛泽民领导，1927年4月11日正式公开营业。但紧接着，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上海长江书店也被查封。
列宁1924年1月21日逝世的消息传入中国后，全国许多城市举行了追悼纪念活动，编印纪念特刊，印发列宁的照片和传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发表了《悼列宁》的专门纪念文章。北京“国民追悼列宁大会”发行的《列宁纪念册》中，全文刊载了列宁《论粮食税》的译文。此后，广州出版的《新青年》季刊还集中发表了列宁五篇有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文章。上海的《东方杂志》、《民国日报》等也发表了《论合作制》、《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等译文。中国人民悼念列宁的活动，形成了对列宁主义的广泛宣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列宁的著作更是被大量地翻译过来。从1924到1927年这四年之内，列宁著作译成中文发表的已达23种。其中有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的名作，如《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更新的中国》、《亚洲的觉悟》、《中国的战争》，以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国家与革命》等书的部分内容。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翻译和出版的列宁专著或文集达38种。其中重要的有《论游击战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农民与革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三个国际》、《卡尔·马克思》、《重新审查工人党的土地纲领》（一部分）、《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与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列宁〈论托尔斯泰〉》和《列宁家书集》等。这些著作有的是在江西中央苏区出版的，有的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
抗日战争期间，党中央十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在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纪念日这天，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马列学院及其附属机构马列著作编译部，该编译部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机构。不久，党中央又在延安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统一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开始用“解放社”的名义出版马列著作。除出版列宁的专著和文选以外，“解放社”还出版了《列宁选集》二十卷。这是我国首次用文集形式出版列宁的著作。
抗日战争期间，党还出版了列宁有关战争问题的一些著作，如列宁《论游击战争》、《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论战争》和《列宁〈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笔记》等。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沦陷区，地下党领导的一些进步翻译家和出版工作者，不顾敌人的查禁和迫害，坚持用各种形式传播和出版马列著作。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以及其他一些进步出版单位和报刊，先后出版和发表过将近50种列宁著作。
据不完全的材料，从1937年7月到1945年7月，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列宁著作共达57种[2]。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列宁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更加卓有成效。在广大的解放区，列宁经典著作译本出版比较多。值得一提的是，党中央为了提高党的政治理论水平、迎接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曾经规定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十种，作为“干部必读”，其中列宁的著作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书。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也大量秘密刊印传播列宁的著作。此外，当时莫斯科的外国工人出版社和后来的外国文书籍出版社，曾经翻译出版过大量的列宁著作中译本，对列宁著作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时期出版的列宁著作共达66种。列宁的主要著作在全国解放以前都有了中译本。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十月革命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对列宁著作文献的翻译和出版从未间断过，但是，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我国对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还显得比较零星和分散。
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
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有计划大规模地整理、翻译和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家出版机关——人民出版社成为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中心。特别设立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是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列宁的著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得到大量地翻译、出版。
1.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我国关于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的出版部门就以《解放社》的名义重印了一批列宁著作，其中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等。这些译本大多是在解放前翻译出版过的，这次重印前都经过原译者重新校订。同时又发行了一批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的列宁著作中文本，其中有《列宁文选》两卷集、《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文集，以及《论粮食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十多种单行本。与此同时，三联书店以及上海、北京、东北一些书店和出版单位还陆续出版了十多种列宁著作的单行本。
1950年12月，作为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社成立，列宁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开始有了集中统一的规划。在人民出版社成立的最初2年多时间里，主要工作就是校订旧译、重印和组织翻译新的马列著作译本。人民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重印过解放社出版的“干部必读”12种书，其中包括《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亲自编辑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干部必读”十二种成为建国初期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籍。
从1949年10月到1953年止，我国共出版列宁著作中译本43种，印行了370多万册。其中《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左派幼稚病》、《青年团的任务》等，每种行销都在20万册以上。为了满足国内广大读者的需要，国际书店在同一时期中，还从苏联国际图书公司进口了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的列宁著作中译本27种，发行了330多万册[3]。至于列宁著作的印数，数量也颇为可观，“从1949年到1957年年底，列宁著作仅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580多万册。列宁著作并已被翻译为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字。”[4]
1953年年初，党中央特别设立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其中《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就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依照前苏联编辑的《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1～39卷译出的，除最后一卷是1963年出版外，其余各卷是在1955～1959年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共1500多万字，曾印行过247万册[5]。
1958年我国编译出版的列宁的著作有9种，共发行72万册，在编译出版的规模和速度上都超过了往年。编译出版的《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一书选辑了列宁批判修正主义的著名论文共43篇。如《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裂》、《〈马克思主义和取消派〉一书结束语》和《〈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滑稽解释和论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一文摘录》等，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被译成中文出版的。此外，还出版了另一本列宁论文选辑《列宁论反对教条主义和书呆子气》。
据新华社1958年4月21日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58年，我国共用中文编译出版了83种列宁的著作（不包括重版书），其中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就有5812000多册，列宁的著作除被译成汉文出版外，还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发行。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一些专业性的出版社还出版了好几种列宁的专题论集，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国民教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工会》、《列宁论劳动》，法律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国家和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青年》等等。
1960年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中央编译局编辑了四卷本的《列宁选集》，作为广大干部学习列宁著作的入门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版本存在一些不足：译文有些地方不够准确；附录的资料不够丰富、准确等等。
1963年5月，中央宣传部选定供干部阅读的马列著作30本，由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其中列宁著作有11本，印了大字本等多种版本。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彪等人极力鼓吹“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同时否定马列著作的学习和出版工作。根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物目录记载，“文革”的第二年，即1967年2月出版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4月出版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但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就再也没有出版马列著作，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一度被迫停止了。直到1970年12月，毛泽东作出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和“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的指示，并提出学习马列的六本书以后，中断了四年的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才开始恢复。这六本书中就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当时大量印行。
1971年4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特别指出要重视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并在会议文件上两次纠正了这几年来一直沿用的“毛主席著作、马恩列斯著作”这种提法，改为“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这次会议产生的文件——《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又经毛主席圈阅同意后作为中央(1971)43号文件于1971年8月13日下发到各地执行。文件中明确提到“要把出版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周恩来在这次会上还提出要立即重编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和《列宁选集》四卷本。
从1972年开始，我国重编出版了译文经过重新校订的四卷本《列宁选集》（即第二版），这版经过重新调整篇目、增补和修订注释后于1972年10月出版。和第一版一样，第二版译文也有些地方不够准确，选材也明显带有时代烙印等。与此同时还组织重印了39卷《列宁全集》，并且大量印行了一批列宁重要著作的单行本。
1974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称“33条”），该书选录马恩言论25条，列宁言论8条。
1975年，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又共同规划、组织了一部大型的中文版列宁著作汇编——《列宁文稿》的翻译出版工作。《列宁文稿》是一项巨大的补遗工作，是对《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的“补缺”，即把当时发现的列宁的全部著作文献，凡是39卷中文版《列宁全集》中没有收入的，全部补齐。《列宁文稿》共出版了17卷，约930万字。通过《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再加上17卷本的《列宁文稿》，我国读者基本上就能看出列宁著作的全貌了。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列宁著作的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向全党干部提出“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号召。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党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需要，在中宣部组织下，由北京地区近百位理论工作者编选的《马列著作选读》，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编选方法是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四个部分分成四册出版。
在此期间，我国还翻译和出版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和《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是根据1982年5月中央书记处第178次会议的决定，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者在掌握俄文版全集各版（第1-5版）和《列宁文集》第1-40卷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收入新版全集的近万篇著作的准确性和写作日期逐一进行了核实，按照较科学合理的历史分期编定各卷的篇目，并且按文献的性质把文集分为三大部分，即著作卷（第1-43卷）、书信卷（第44-53卷）和笔记卷（第54-60卷）。1990年底《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全部出齐。《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是由我国自行编辑的第一部列宁著作全集本，收载列宁文献9289件，加上各种参考资料，总字数达2998万字，比39卷本的第一版全集多收列宁文献5009件，总字数增加1倍以上。在目前世界上用各种文字出版的列宁著作全集中，中文第二版是收载列宁文献最丰富的版本。《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在新文献的增收、编辑体例的改进、译文质量的提高、参考资料的丰富等方面，都是中文第一版不能相提并论的。此外，从印刷装帧的外观质量来说，《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也比第一版全集有明显的提高。《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出版为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理论研究、理论宣传、理论教学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党中央对《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胜利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译出版，“是我国政治生活和党的建设中的大事”。
1995年6月，在《列宁选集》中文第二版的基础上，我国重新编辑出版了《列宁选集》第3版，总计约320万字。这一版在选材上作了适当的调整，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列宁思想的精华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理论贡献，同时又尽可能照顾社会各界广大读者的需要。为帮助读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提高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该版选集酌量增收了列宁有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著述，从探索和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出发，还较多地增收了反映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献。收入该版选集的列宁著作全部采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新译文。所有文章都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
从1995年起，我国开始着手编辑《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有计划地编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若干重要著作，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出版。凡可以成书者，则一文一书独立出版，有些重要文章或书信则按专题编辑出版。采用新版全集、选集的译本。每本书的正文之后，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等，有的还有“附录”，编入作者本人的有关论著和与本书直接有关的材料。文库本已经出版的列宁著作有四本，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3版，《国家与革命》第3版，《列宁论新经济政策》第3版，《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第1版，均于200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进入21世纪，我国对列宁文献和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当首推《列宁全集补遗》第一卷的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编印后，又陆续发现了一批未发表过的列宁文献，为了便于读者学习和研究，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补遗》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该书的材料来源有两个。第一个来源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的俄文版《列宁文集》，这是主要来源。《列宁文集》是为编印《列宁全集》储备文献用的，它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陆续出版，苏联先后编印的5个俄文版《列宁全集》都从中取材。我国编译《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在取材时也利用了它的第1-39卷。1985年，苏联又出版了《列宁文集》第40卷，其中的大部分文献，《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未来得及选用。这次出版的《列宁全集补遗》第一卷就收录了这部分文献。此后，苏联又编辑了《列宁文集》第41卷，但由于1991年苏联解体，该卷未能出版，《列宁全集补遗》第一卷收入了没有刊印的该卷稿本中的全部文献（个别已收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除外）。该书文献的另一个来源是截至1994年苏联及俄罗斯报刊上新发表的列宁文献，这一部分为数不多。
作为“补遗”，《列宁全集补遗》第一卷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各卷的编辑处理方法有所不同，所汇编的文献包括列宁一生的各个时期，涉及列宁革命活动和理论活动的许多方面，含各类不同著作，如文章、政论、演讲、发言、信函、电报、党务和政务文牍以及笔记、批注等，共计289件（组）。这些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过去未能公开发表。应该说，这卷“补遗”体现了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布列宁文献的成果。它收载的列宁新文献，为我国读者研究列宁的活动和思想提供了许多新内容。
另外，据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检索统计，自2001年到2004年，国内出版和翻译的有关列宁的著作有69部[6]。
2004年4月，党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此为契机，我国计划编辑五卷本的《列宁专题文集》。《列宁专题文集》的特点是，紧紧围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采用全新的编辑思路，确定了《论马克思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和《论无产阶级政党》5个专题，从60卷《列宁全集》中精选115篇代表作，并汇编了一系列重要言论，使整部文集既包含列宁毕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贡献，又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同以前出版的列宁著作相比，《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译工作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色、更显著的实践品格、更突出的创新意识。目前，《列宁专题文集》已经完成篇目遴选、文献编辑、译文修订和资料编撰工作，于2009年国庆60周年前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我们所处时代，整理、翻译和出版列宁文献的要求和意愿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不仅在于过去对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还存在不少亟待改进的问题，不仅在于尚有大量封存的列宁文献正在不断公布之中，更在于列宁文献的伟大主题在我们所处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我们所处时代遭遇的新的坎坷，意味着世界人民必将再一次把求教的目光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话，世界人民的苦难和奋争，世界人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渴求，不会让列宁的文献沉没。因此，展望21世纪，我国对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仍然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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