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变：理想类型的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方式论文,理想论文,类型论文,方法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053(2011)09-1299-05
修回日期：2011-06-21
知识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生产力方面体现为知识的认识维度，由认识模式和认识手段两个要素构成；生产关系体现为大学的组织维度，由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两个要素构成。大学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组织，生产方式也是其演变的核心力量，也是区分各个时代大学的重要标志。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变就体现在认识维度与组织维度之间的互动上，尤其是体现在大学的组织特性对认识维度的影响上①。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经历了从中世纪大学到当代大学出现的种种转变。依据对西方大学发展史以及知识生产方式的理解，本文把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划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②以及对应的类型：传统社会的“书斋型”，现代社会的“实验室型”，以及后现代社会或者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企业型”。当然这种类型的构建是一种“理想类型”，即一种理想化的典型。它是研究者观念上的一种主观建构，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概括。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理想类型”是根据大学知识生产发展中基本的事实关联，构建出的合理的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理想形态，目的在于描述和解释的方便③。而且本文对类型的言说使用了“隐喻”的方法。所谓隐喻就是用于命名不同事物的名称之间的相互借用，是相对明喻的一种比喻。明喻依赖于事实知识，隐喻则利用那些半包含在概念本身之中的联系。实际上很多科学的概念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隐喻式的。“书斋型”、“实验室型”以及“企业型”的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就是对当时大学知识生产样态的一种隐喻，背后也包含一整套需要分析的概念体系。
1 “书斋型”的大学知识生产方式
“书斋型”的知识生产方式产生于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大学尤其是巴黎大学为代表的大学本质上不是一个单纯教学机构，更是一个学术研究组织，突出追求的是学术的自由研究和知识的广泛传播，经院哲学的产生是其确立的标志。
1.1 “书斋型”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认识维度
(1)认识模式
中世纪大学的认识模式主要是哲学思辨，这是对古希腊哲学思维的继承。广义的哲学即用理性的态度反思我们的经验，而狭义的哲学则是指理论的理性[1]。以理论的理性解释世界是古希腊的独特方式，它们的哲学可以称之为科学-哲学。理论的理性在于为世界提供一种本体论思考，是指对万事万物的本原所进行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考及其结果，思考它是什么，它如何产生万物，对事物做“本体”上的思考，其实质就是通过寻求概念的本质来揭示世界的本质。从中我们也可以这种思维所运用的方法，即“思辨”，指不依赖于任何经验只进行纯概念和纯理论的思考，借助演绎逻辑推理。
在中世纪大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以论证信仰为目的的经院哲学。而经院哲学就是在学校里传授的、以神学为基础和归宿的哲学。在中世纪大学，信仰是根本的，理性是为信仰服务的。经院哲学虽然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但它首先是一种神学和哲学，它是用理性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大学里的“唯实论”和“唯名论”之争就是如此。经院哲学非常注重逻辑的训练。为了培养逻辑能力，中世纪大学主要采用的是辩证推理。这种方法不仅是教学方法，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辩证法根据亚里士多德或然知识推理的思想发展连通从思想的质料中分化出来的形式逻辑，最终演化为中世纪的经院辩证法”[2]。辩证法成为中世纪大学唯一的思维与教育方法。中世纪大学的教学分为讲授和辩论，讲授即指阅读指定的教材，由教师诵读教科书原文及其注解，然后就是讨论问题和辩论。辩论是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之上的最主要的经院学训练方式，参加辩论者有很高的知识水准。
(2)认识手段
由于哲学思辨式的认识模式，中世纪大学的认识手段主要就是书籍。教师和学生主要靠图书才能交流思想和传授知识。“教师和学生不仅需要阅读大纲规定的著作，教授的讲课内容同样必须记录下来。学生们自己记笔记，其中有些笔记流传下来。除此之外，教授讲稿要发表，而且还必须尽快问世，以便考试时可以应用。同时还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样本。这项工作的基础是‘卷’”。1264年帕多瓦大学的规章明确载明：“没有样本，就没有大学。”[3]
1.2 “书斋型”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组织维度
(1)组织结构
在组织结构上，中世纪大学有了初步的学科和院系。中世纪大学起初都是单科大学，巴黎大学在成立之初也是以研究神学出名，但在后来的大学中一般都开设文、法、医、神四科，学科开始成为大学智力活动开展的依托。以学科为依托，中世纪大学形成了学院。但是学科没有完全分化，学科结构也是比较单一松散的，仍然是大百科全书式的，因此，学院之间极为松散。其次，在教学与研究组织上，中世纪大学教师和学生组成了较为正式的研讨班。教师和学生进行学术活动主要是靠教学，依靠的组织主要是研究班，围绕一个教师进行研讨和学习。这种研究班发展成为所谓的讲座组织。“讲座组织历史悠久，它一直是欧洲和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大学的传统操作形式，起源于中世纪大学的早期组织，当时教师组织一些助教和一批学生成立了行会或者行会联合会。讲座是一种典型的个人权威的表现，它是个人统治的一种持久根源”[4]。
(2)制度安排
中世纪大学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制度安排，比如学位授予制度，教师资格制度，考试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汇集就是中世纪大学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
中世纪大学是为争取特许状及学术活动自由而组织起来的中世纪学者行会组织。大学在和教权和王权的争斗过程之中获取了相当的特权。大学自治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学术自由。因此，学术自由已经成为激励大学师生进行知识生产的根基，不管是神学还是法学等，师生是把它当成一门学问，是为了追求知识本身，满足的是“纯粹的好奇心”。因为大学的知识活动追求的是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本质上的知识，是以“求真”、“求是”为目的的，任何观点和理论都要经受方法的严峻考验，必须要赋予研究者自由的权利。但在中世纪的语境下，学术自由是与宗教信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追求学问的目的也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信仰的工具。
2 “实验室型”的大学知识生产方式
“实验室型”的知识生产方式是伴随着科学而兴起的。大学一开始对自然科学是拒斥的，直到19世纪初的柏林大学的改革之后，大学才真正接受了自然科学生产方式，并且推动了科学共同体的发展。按照本·戴维的说法，科学体制化的真正完成，首先并主要“发生在1825年到1900年间的德国大学”[5]。1826年，化学家李比希在一所规模较小的省立大学——吉森大学建立的化学实验室，标志着“实验室型”知识生产方式在大学的确立。
2.1 “实验室型”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认识维度
(1)认识模式
自近代以来，实验科学是人的主要认识模式。实验科学的关键特征就是可检验性，即认识不是笼统的、有歧义的普遍性规范，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复接受实验的检验。实证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可检验性。实验科学也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方式，人文社会科学也纷纷采取实验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
实验科学本身并不排斥应用，科学家研究的问题很多都是从实际的问题出发来考虑的。但是大学由于自身的传统，反对从社会功利和应用出发来研究问题，从而形成了具有大学特色的“纯科学模式”。这主要体现在对于认识问题和认识路线的选择上。洪堡就认为，大学的知识生产是为了获得最纯粹和最高形式的知识，即纯学术，而且德国大学是如此“纯粹”，以至于德国医学教授不允许去看病人，工程学之类的技术科目在19世纪末以前不能被列入大学课程，因而只得在专科学校中教授。
由于大学坚持“纯科学模式”，“实验室型”的知识生产方式在基础研究和应用与开发研究之间是一种所谓的“线性路线”。线性路线在本质上坚持了两个基本命题。“命题(1)：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行官；命题(2)：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知识源泉，但应用研究对于基础研究的反向作用却是消极的”[6]。由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开发研究被视为“正统”甚至是“唯一”的知识生产过程，而在教学上，重视的则是对学生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训练。
(2)认识手段
实验方法使得人类认识的空间大大扩展，也增加了对于手段的需要。近代科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使用科学仪器。在17世纪，科学家发明了显微镜、望远镜、温度计等科学仪器。这些仪器可以帮助人们摆脱人类器官的限制观察到以前根本观察不到的新的事实，测量各种现象，也可以在实验室研究特定的自然现象。但是这个时代的科学仪器仍然是较为简易的，在学术共同体内部交流和使用。
2.2 “实验室型”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组织维度
(1)组织结构
“实验室型”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确立导致大学知识生产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安排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大学知识生产的组织结构发生改变，德国大学兴起了两种组织结构，一种是教学-科研实验室；一种是教学-研讨班[7]。这里最重要的当属教学－科研实验室。实验室的组织结构真正体现了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知识生产的“实验性”，以及这种实验研究对科学研究组织方式的内在要求。这种教学实验室不仅进行精密科学的教学和训练，而且是真正进行科学实验研究的基地。实验室成为教授科学家唯一的组织工具。实验室的诞生和建设使得科学研究得到极大的发展，从而也使得大学里的学科开始专门化，形成了基本的学科结构。大学里的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的学科内涵发生了转变，更加专门化和科学化。由此大学的院系组织开始设立。系组织的建立有效地克服了讲座组织的弊端。系组织结构的出现适应了学科不断分化的需要，可以使得高水平的教授分布在不同领域内，同时也可以促使新的分支学科的诞生，教师以及学生之间能够形成更富活力的竞争与合作。另一方面，系的出现以及随后的学院成为协调各个学科发展的机构，大大提高了各个学科组织的生产效率。大学的学科也穿越了各个大学院系的界限，形成了学科与院系的“矩阵结构”。另外，大学也成立了研究生院，实现了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的分化，大大扩展了大学知识生产的力量。
(2)制度安排
伴随着“实验室型”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兴起，大学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基本制度成为激励和规范学者探究知识的基本内容，形成了一套基于“承认”的奖励和规范制度。在学术共同体内，知识生产者总是要尽快地公开知识成果。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对知识发现优先权，得到内部同行的认定和“承认”。
在“实验型知识”生产方式下，大学的知识生产也不再是出于个人的信仰，也是成为国家的事业。这是因为大学的知识生产虽然并不直接面向应用和开发，但是间接会对国家的竞争力产生影响。为了保证大学能够自由探索知识，政府和社会为大学投资，但不干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两者之间相当于达成一种“集体契约”[8]。由此，大学的学术自由也更多地由国家的法律来保障。
3 “企业型”大学知识生产方式
“企业型”的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确立在20世纪中后期，它一方面表明大学知识生产开始面向实际应用，另一方面则表明和产业的相结合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128公路”以及斯坦福大学的“硅谷模式”是它在大学得以确立的标志。
3.1 “企业型”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认识维度
(1)认识模式
实际上，在19世纪德国大学开始改革的时候，德国也开始在企业建立工业实验室。但是工业实验室不同于大学的实验室，他们主要生产技术知识，进行发明创造，开发出新产品、新工艺。技术知识的直接源泉是部分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企业的工业实验室的研发工作是围绕“开发产品”为中心。它们的认识路线是已有技术——应用研究与开发——新的技术，工业实验室只是在和技术开发相关时借用基础研究的成果。因此，如果说，“实验室型”大学知识生产方式是一种线性路线的话，工业实验室就是另一种线性路线，分别代表两种类型：“纯科学型”和“技术型”。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导向的国家，它的MIT和斯坦福大学则把两种路线融合在一起，产生具有大学特色的“企业型”知识生产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应用导向性研究”。“企业型”的大学知识生产是在应用背景中实施的，问题的选择和解决是围绕着特定的应用背景展开，知识生产的目的不仅是要推进知识的进步，更要通过知识生产解决具有经济和社会目标的科学问题。在教学上，大学和产业合作可以增强大学的教学任务并激发新的研究方向，为产业界所需的技能提供先进的技术培训，培养学生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2)认识手段
由于“企业型”知识生产方式在认识过程更加复杂，所要凭借的认识手段更加复杂，需要整合全社会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大科学装置”。在“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对科学仪器和科学基础设施的依赖更成为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几乎每一个实验室和科学知识生产的场所都会大量地使用不同的科学仪器，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会把科学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科学能力的重要方面，大学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许多大型仪器设备都放在大学。
3.2 “企业型”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组织维度
(1)组织结构
由于“企业型”大学知识生产方式是以应用为导向的，所以它主要是以“项目”为核心建立的研究和教学组织。换言之，一个项目决定了需要哪些人员的参与以及分工。由于项目通常都不是一个学科能够解决的，所以项目人员的组成通常都是跨学科的。“越来越多的复杂的问题所涉及的不是单一的学科范畴，往往需要多学科范围内的知识的相互作用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由此，以应用问题为导向，学科界限和学科壁垒不断被消解，不仅出现了多学科合作的研究，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超越传统学科界限的新型知识生产，诸如航空、计算机、半导体和生命科学这样一些特殊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实践领域，产生出一种新类型的研究——特殊领域的通用研究，超出了现有学科的框架”[9]。大学学术组织不仅是学科和事业单位的矩阵，也形成了学科与以项目为基础的团队之间的矩阵，将来自各院系各专业的学者联合起来集中完成某项科研任务。在组织外部，大学也产生了与工业界以及政府组织的合作研究组织，比如国家实验室等等；在教学组织上，教学不仅是在学校的研讨班和实验室，而且扩展到企业，建立教学研究实践基地。
(2)制度安排
大学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出现了新的关系。政府和企业开始强化大学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系统指导大学知识生产的方向和目标。大学与政府、企业之间开始有机的合作，大学参加政府开展的大型研究。大学与企业的关系也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大学更多从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开展知识生产，1980年美国政府制定的《拜杜法案》允许大学和小企业获得自己执行的联邦政府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的所有权，促进企业在大学中建立科学研究中心、技术研究中心，其目的就是推动大学向企业的知识转让，促进大学和企业的合作。政府、大学与企业共同构筑国家创新体系。
由此，激励和规范大学知识生产的制度安排已经发生转变，大学开展知识生产不仅出于自由探索知识的需要，也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大学由此获取更多的研究资源。而既然知识成为一种能够产生利益的商品，那么它是生产者和组织之间不再是“集体契约”而是“个人契约”，受到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谁使用谁将付费。政府和大学的关系甚至从合作关系转变为采购者和被采购者之间的关系，经费被看成是一个合同，受到政府的控制与监察。大学中的某些知识生产开始像企业那样成为组织内部共享的“专有知识”，只有在组织具有足够的竞争优势，公开发表成果不再影响其核心竞争能力，或期望通过在科学知识前沿的贡献提升组织的声望等无形资产时，才会有选择地允许科学家公开发表相关的知识成果[8]。
4 小结
大学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组织，其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变也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依据大学发展的历史，本文构建出三种类型(见图1)。
图1 知识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
大学知识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过程首先可以表明：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形成是认识和组织维度之间的互动的结果。通常从认识模式以及手段的转变，再到大学组织结构以及制度安排的转变，每一次新的认识要素的进入就意味着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历史变化；而反过来，大学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也会影响到认识模式和手段的变化，使之打上大学组织特征的“烙印”。这就是知识生产方式演变的“协同性进化”[8]，而当此发生的时候，就意味着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其次，大学知识生产方式演变的三个阶段与类型之间是一种继承和超越关系。大学知识生产方式演变的阶段之间并不是一种并列、互不相交的关系，而是一种发展、递进、包容的关系。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建立总是基于原有的生产方式之上，前者构成后者的基础。而每一次新的知识生产方式都是对传统的超越，是种层次上的跃升，扩大大学知识生产的空间和能力。而这种复杂的关系也表明，理想类型的方法简化了对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认识，但是在现实当中这些类型根本就无法截然分开。
注释：
①关于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概念以及特征可以详见本人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10期上的文章：《大学知识生产方式：概念与特征》。
②在高等教育界，大学发展通常被认为是经历过两次学术革命：19世纪初的德国大学的改革引发了自中世纪以来的大学第一次学术革命，也就是“研究”进入大学；第二次学术革命是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除了教学和研究外，还把知识生产转变成经济活动，以此作为像研究和教学一样的一项学术功能。但本文认为，这种划分仍然是以大学功能变化为标志的，而并没有把大学一以贯之地看成是一个知识生产组织。实际上，大学一直以来都是围绕知识工作的场所，每一次的知识生产方式的产生以及转变都是一场学术革命，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出，正是这种转变才导致大学功能的转变。
③在描述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上理想类型的方法运用实际上比较普遍。比如普莱斯的“小科学”和“大科学”，齐曼的“学院科学”与“后学院科学”，以及吉布森的“模式一”和“模式二”。还比如李正风则把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发展划分为三种阶段与类型：“哲学思辨型”、“经验试错型”以及“科学实验型”。本文深受上述观点的启发，但这些类型是以知识生产的认识维度为出发点来构建的，未能充分体现出大学组织的特征。
④关于“企业型”大学的比喻，有美国学者亨利·埃兹科维茨在一篇题为《企业性大学和民主协作主义的出现》的文章中提到。他说“知识进步在以前主要是大学关注的对象，知识的资本化是产业界关注的对象”，“但经常得到政府政策鼓励的大学及其组成人员对从知识中收获资金的日益增强的兴趣正在使学术机构在精神实质上更接近公司。公司这种组织对知识的兴趣总是与经济基础应用紧密相连的。”另有美国学者斯劳特和莱斯利把学术活动与市场的结合比喻成“学术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