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货币思想探析
杨明礼 1杨 苹 2
(1.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650000)(2.安徽省望江县沈冲中心学校，安徽 望江246200)
摘 要：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生存危机，王茂荫总结历史以来货币发行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限制纸币发行量、银钞中半、名实相符等货币理论，其思想的先进性是值得赞许的。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角度来讲，王茂荫的货币思想局限性在于他没有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得出市场货币的需要量以及单纯认为金属货币是保证纸币流通的唯一方法。纸币能否流通，关键在于依靠政府的强大信用，只要政府遵循市场货币流通规律，纸币是完全可以脱离金属货币而独立存在的。
关键词： 王茂荫；马克思；金属货币；纸币；银钞中半
关于王茂荫货币思想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叶世昌先生的《王茂荫货币理论在中国货币理论史上的地位——答王毅同志》，他认为王茂荫货币思想较之前代的创新点在于鲜明指出铸大钱必然失败和以实运虚的纸币理论。陈平民先生的《王茂荫及其货币理论》提出他是一个特殊的货币金属论者。楼一飞的《王茂荫纸币思想新论》里运用熊彼得的货币理论，指出他是名目主义和实用金属论主义者以及他的纸币规则是建立在百姓和政府高度互信的基础上的。在近期召开的“纪念王茂荫诞生220周年暨首届歙县茂荫论坛”里，多位学者对其货币思想进行探讨，以企能够对现代的社会经济和廉政建设提供借鉴。现以王茂荫的金属货币思想和纸币思想为切割点，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对其进行剖析。
一、金属货币思想
王茂荫在向咸丰帝上奏的《论行大钱折》《再论加铸大钱折》里充分反映了他反对折当过重(即名实悬殊)和面额互补的金属货币思想。
1.反对折当过重
健康SPF级SD大鼠，1只，雄性，体质量273 g，由自己医院饲养的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动物许可证号为内蒙古大学，编号scxk[蒙]2016-0001，饲养于动物实验研究中心屏障系统内（普通环境+lvc），温湿度恒定，昼夜光线恒定、节律12/12，自由饮食、进水。
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外国主义的入侵和清政府的压榨下，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清政府财政已经相形见绌，咸丰二年(1852年)，四川学政何绍基上奏建议铸造当百、当五百以及当千的大钱，企图挽救财政危机，但并未得到同意。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蔡绍洛针对财政困难奏请：“兼用钱则银有所余，铸大钱则钱有所余，然后参用钞法以便于轻赍二行远，”[1]317建议清政府行用大钱和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已经被财政危机弄的身心疲惫的咸丰帝立即命王茂荫、花沙纳等协同议事，并于同年二月商定出《试行官票章程》诸条，“先于京师行用，俟流通渐广，再行颁发各省一律遵办。”[1]200三月，太平军攻克南京，至此江南大片富庶之地落入起义军之手，再加上滇铜北运受阻，这就使得本来已经财政困难的清政府雪上加霜，财政危机进一步加深。当月，清廷诏令铸当十、当五十两种大钱，遂于十一月又铸造当百、当五百和当千三种大钱。清政府的此项措施当即遭到了时任户部右侍郎兼钱法堂事务的王茂荫强烈反对，他向清廷上奏《论行大钱折》，反对铸造不足值的大钱。他在奏折开篇引用了我国古代铸造大钱的失败经验教训，来作为自己的论点依据。王茂荫指出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明代，凡是因财政困难等原因铸造大钱的朝代，这种大钱在市场上使用不过数十年，就会因各种原因退出市场流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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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一枚制钱、当十大钱的重量分别是一钱二分、六分。通过计算可以得知，它们的名义价值比为10∶1，而实际价值比为5∶1，因此，当十大钱是一种减重了50%的货币。实质上，也可以认为它是旧制钱的进一步符号化。当五十大钱一枚的重量是一两八钱，它比旧制钱的名义价值要高出50倍，而它的实际价值才是旧制钱的18倍。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他们都会热衷于销熔制钱，铸造不足值的大钱，以图获取更高的铸币税。此时不仅铸币者会大量的铸造货币，而且在市场上还会出现众多的私铸行为。
1851年9月，王茂荫为了解决清政府国库匮乏的局面，无奈之下向咸丰帝上奏了《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纸币，诚如他本人在《论行大钱折》里所说，“现行大钱、钞票，皆属权宜之计。”[3]93为了防止纸币贬值，出现物价涌贵的情况，他提议要严格限制纸币的发行量，“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3]3具体的发行方案是仿造清初纸币的运行过程，“每岁先造钞十万两……试行一二年，计可流通，则每岁倍之；又得流通，则岁又倍之。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3]3他认为国家每年的收入与支出，不过几千万两，用几千万两白银品搭一千万两纸币，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局面，“以数实辅一虚……庶无壅滞之弊。”[3]3如何能够保证纸币在市场上流通无阻呢？第一，他建议户部将纸币发给实力比较雄厚的银号，银号于次月将银两交给户部，并给银号微利，“每库平五十两者，止令缴市平五十两；库平十两者，止令缴市平十两。”[3]4当时每库平、市平一两分别是37.24、35.77厘米，这样银号大概每两能获取4%的利润。银号获取纸币后，再将纸币发行给商民使用，这样就能够扩大纸币的流通面了。他利用银号作为国家和民间的枢纽，是历代以来纸币发行、流通制度的一个重大创新。第二，在全国各地设立兑换的银号，使得纸币可以随时随地的兑换、交纳赋税，“则凡天下州县，必令于城内立一收钞银号，无论本地异乡民人，有持钞至者，或作交钱粮，或兑换银钱，均即如数兑交。”[3]3这就扩大了纸币的法偿能力，使纸币的信用得到了保证。他还指出，朝廷要严令禁止在兑换过程中，官府刁难商民，收取兑换费用，“如或故意勒揹，不肯兑换，扣减不肯如数，许民人指控，治之以罪。”[3]5否则就不能够使纸币行用无阻，“然官吏果欲牟利，从而需索、扣减，亦复何难？商民兑换，一有扣减即不敢用，将使虚名徒悬，而利不通于上下。论者因以为钞不可行。”[3]6第三，发行的纸币要与流通的白银相匹配，“用钞以辅银，而非舍银而从钞，”[3]3这样才能保证纸币不被抛弃不用。第四，为了保证纸币的信用，使其进一步在市场上流通，国家作为纸币发行的主体，在发放大额款项的时候，也应当品搭纸币使用，“库上每月应发款项，除零星散数不可给钞外，如数十百两以上者，库部均可酌量以钞搭放。”[3]4
诚然，他深刻认识到铸造大钱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因为它无法增加实体的经济量，这时的货币被蒙上了“面纱”，正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所说：“如果新铸的先令缩小到它现在重量的四分之三，我们所拥有的货币是否因此会比现在多出三分之一，从而我们的财富也增加三分之一呢？你确实会比现在多得三分之一的新命名的先令，但不会多得一盎司白银，也不会多得货币。尽管同先前相比，你拥有更多的新币，你也买不到比先前更多的外国货，甚至也买不到更多的本国货。”[2]随后他又说“现行大钱，颇见便利，盖人情喜新，历代初行，亦皆如此，非今法独然，”[3]91王茂荫认为历代以来铸造的大钱之所以起初能在市场上流通，是因为人性是喜新厌旧，这种想法无独有偶，南宋时期的永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叶适也是这样认为，“而又新钱特大，形迹旧钱，常人之情，喜新厌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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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王茂荫强烈反对铸造“折当太重，分量过于悬殊”[3]92的大钱，他把这种大钱定义为“虚钱”，“大钱以虚做实，似实而虚。”[3]92他认为政府铸造“虚钱”会产生两种消极的影响：第一，官铸大钱和民间私铸大钱充斥市场，导致了货币的流通量超过了市场的需要量，从而发生通货膨胀，“自来大钱之废，多由私铸繁兴，物价涌贵，斗米有至七千时，此又其明征也。”[3]92第二，民间销融制钱铸造大钱，必然会使制钱最终退出市场流通领域，“设奸人日销以铸大钱，则民间将无制钱可用。”[3]99实质上，此时民间不仅无制钱可用，而且，市场上的商品计价尺度也均有大钱来计。因为，由于私铸者的技艺不精湛和谋利最大化心理，铸造出来的一般皆是劣质货币，这种劣质货币在流通过程中不断的排斥良币，最终劣币会充斥着市场，良币会退出市场流通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些国家里，两种金属都是法定的价值尺度，因而两者在支付中都必须接受，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用银或金来支付，在这里价值增大的金属实际上有贴水，它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用估价过高的金属来计量自己的价格，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值尺度的作用。”[6]47马克思在这里用的是金、银两种货币，实际上这段论述同样也适合上述讨论的制钱和大钱。
尽管他强烈反对清政府铸造大钱，但是在国库相形见绌的情况下，咸丰帝仍然命令铸造不足值的大钱。无奈之下，他做出妥协，只能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对所铸大钱提出改良方案。他的改良方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针对政府铸造的当十、当五十大钱。他强调，历代的大钱之所以废罢，就是因为货币本身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相差过于悬殊，因此他建议只铸造当十和当五十两种大钱，并且要求在以后的大钱铸造过程中，禁止减料，“故止铸当十、当五十两种，而犹声明以后照式，一律不准稍有偷减。”[3]92第二个阶段是针对政府铸造当百、当五百、当千三种大钱。他建议在当百以上的大钱上稍加银点，尽量不使名实相差太大，“若必(逼)不得已，则唯一法，请于当百以上者，加嵌银点，以示贵重。当千者十点，当五百者五点，当一百者一点，没点嵌银不过一二分，而可使辩者较易，造伪较难。”[3]99这种镶嵌银点办法可谓是入木三分，因为它使得大钱的实际价值得到了提高，这样民间私铸大钱的成本就会提高，获得的利润就会减少，甚至还会使那些技艺不精湛的铸币者得不偿失。市场上货币量的相对减少，就不会使得通货膨胀过于猛烈，从而维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2.面额互补
1.纸币发行量及可兑换性
因此，王茂荫于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向咸丰帝上奏《再议钞法折》，以企图挽救纸币危机。他在奏折中提出四条建议：第一，他认为纸币不仅要具备法偿地位，还要能够随时随地兑换制钱，才能维持纸币的信用，“若于准交官项之外，又准取钱，自必更见宝贵。”[3]102他还建议户部要储存三十万制钱，用于百姓兑换。假如三十万制钱用完了该如何办？他说会出现两种情况，“臣谓此有二道：一则有钱可取，人即不争取……一则有钱许取，人亦安心候取。倘钱将尽而钞纷来，竟不能给，不妨示期停止，令半年后再取，人亦乐从。”[3]102因此，完全可以避免挤兑现象。他用三十万制钱作为宝钞的准备金，来维持宝钞的信用，无疑是正确的，这是他钞币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第二，建议官票能够随时随地对换白银。他认为商人进京时所带的是货物，离京时所带的是白银，白银相对于银票质量比较重，因此从长途贸易上来看，银票是便于携带的。他说，假如银票能够兑换白银，那么银票的信用就得到了维护，商人便会乐意使用银票，而不使用白银。但是如何兑换呢？王茂荫建议在各州县设立银号，用于兑换银票，严令禁止银号对商人勒索。王茂荫认为通过这个办法就能够避免京城里的白银外流，从而稳定银价，“京城之中，凡商人之来者皆货物，而往者皆银。使银票得随处兑银，则京城之银可以少出，而各路之银亦可得来。”[3]103第三，各个商店可以用所得到的宝钞到钱店兑换白银。他说商店为什么敢用市票，而不敢用宝钞，就是因为市票能够兑换到白银，而宝钞不能，“各店铺日卖货物，惯用市票，何独惮于用钞？以市票能易银置货，宝钞不能易银，即不能置货。”[3]104因此他建议，不仅商人可以持宝钞兑换白银，而且钱店在进行收纳、兑换时，要用市票品搭宝钞来使用，这样宝钞和市票的地位就等同了，宝钞也会畅行无阻。第四，全国各个典铺在收纳和支出时必须搭配宝钞使用。
王茂荫正是因为从本质上看到了货币“面额互补”带来的影响，才强烈反对铸造大额的货币，遗憾的是咸丰帝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二、纸币思想
他在咸丰元年(1851年)和咸丰四年(1854年)分别上奏了《条议钞法折》《再议钞法折》，集中体现其限制纸币发行量、银钞中半、票面结构等纸币思想。
干法电选是利用粉煤灰在高压电场作用下，因灰与炭导电性能不同而进行的分离。粉煤灰是非导体物料，炭粒是良好的导体物料，在圆形电晕电场中，当粉煤灰获得电荷后，炭粒因导电性能良好，很快地将所获电荷通过圆筒带走，在重力惯性离心力作用下，脱离圆筒表面，被抛入导体产品槽；而非导体的粉煤灰所获电荷在表面释放速度较慢，故在电场力作用下，吸收在圆筒表面上，被旋转圆筒带到后部，由卸料毛刷排入非导体产品槽中，从而达到灰炭分离的效果。
排除标准：①缺失疗效和毒副作用研究数据；②基于重复患者样本的研究；③个案研究、综述、摘要及会议报告；④非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王茂荫在反对清政府铸造当百、当五百、当三千三种大钱的论述中，充分反映他的金属货币“面额互补”思想。他指出：“钱本以便零用，今一钱而当五百、当千，窃恐以易市物，难以分析。”[3]98宋代的杨万里也做过相似的陈述，他在向朝廷上奏《乞罢江南州军铁钱会子奏议》的时候讲道：“一钱两钱之物，十钱五钱之器，交易何自而行，商旅何自而通乎。”[7]他的“面额互补”思想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深刻认识到货币本身的大、小两种面额在市场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大面额的货币承担着大宗贸易，小面额货币充当着零星交易，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货币结构。若政府只铸造大面额的货币，那么货币的持有者去购买盐、酒等日用商品的时候，这次交易无论如何是完成不了，例如市场上一件商品计价是76文，卖方拿着当百的大钱去购买，他肯定还想买方支付给他34文的差价，可是此时市场上并无小面额货币用来承担支付功能，因此，这个交易便终止了。交易的终止，使得商人并没有完成惊险的跳跃，即商品W没有完成向货币G的转变，同样商人就无法有货币G去购买商品W(W—G—W发生了断裂)。所以从长远来看，货币结构的不合理，最终会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
王茂荫说：“然闻当五十之钱，市人已多私议，奸人已多私铸，”[3]91指出市场上流通着诸多私铸的当五十大钱。民间私铸大钱的原因，他在《再论加铸大钱折》中做了简明的论述：“旧行制钱，每千重百二十两，熔之可得六十两，以铸当千，可抵三十千之用。”[3]99其对私铸大钱的原因认识是深刻的，因为金属货币具有两种价值属性，即金属价值和名义价值。金属价值是指单位金属量价值在市场上的价格。名义价值是指钱币上的面额与其本身的金属价值不相符，钱币趋向符号化，它强调货币的流通功能。仅针对铸币的主体来讲，当名义价值大于金属价值的时候，铸币者是有利可图，他们更喜欢在金属价值和名义价值的差额中获得利润，经济学中称之为“铸币税”，又称“铸币收益”。“铸币收益”原指在金属货币制度下封建统治者从铸造金属货币中所获得的收益，由于这是通过封建领主的统治特权所获得的，因而称为“税”。再后来，封建统治者常用减少铸币重量、降低铸币的贵金属含量和成色等手段获取额外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铸币税的含义变为贵金属铸币的面值与其贵金属材料的市场价格之差。”[5]
他以户部侍郎兼任钱法堂事务的身份，提出的“钞币改良”方案，并未被咸丰帝重视。清廷为了挽救财政危机，饮鸩止渴，大量发行纸币，以至于币值贬值，流通受阻，“至腊月行钱钞，至今已发百数十万。于是兵丁之零钞者，难于易钱市物；商贾之用钞者，难于易银置货。”[3]101
根据效度检验,各项目的相应潜变量的因子荷载值介于0.723～0.957之间(表3),说明问卷的构想效度良好;测试题项与整体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0.3 (表3),说明,观测变量可信,量表内容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例如：在我担任少数民族地区老师的第二年，我就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个女生，她性格十分的内向，并且非常的体弱多病，又受到传统的思想影响，认为学好专业技能才是第一位的，毕业后靠着学习的技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改变命运。因此她时常不去上体育课，将体育课的时间都用来从事专业的学习。有一次，她累倒了，我去看望她，和她讲了一些体育锻炼的好处，告诉这名女生没有好的体魄，就更加无法有强大的精神去实现梦想的道理，打开了这位少数民族女生的心扉。后来，这名女生每节课都来上体育课，并且主动的参与体育活动，课后积极的锻炼身体，生病的次数越来越少，令我十分的欣慰。
通过对比《条议钞法折》和《再议钞法折》，我们可以看出，前者的着重点在于控制纸币的发行量和法偿地位，后者则是更加注重纸币的可兑换性。诚然，王茂荫对纸币的认识是深刻的，可惜的是清廷不但没有接纳他的建议，还将他斥责一番，“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虑而附于条规内，何漠不关心国事，至如此乎。”[3]393随后，王茂荫被调到兵部，任兵部侍郎，至此他失去了对国家货币财政政策的发言权。
由表2可知，2004—2016年陕西体育与旅游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由差状态逐渐转为良好状态。“十五”期间，陕西旅游产业规模较小，产业意识较弱，一些地方领导对旅游产业经济地位认识粗浅，谈不上将旅游业作为产业来发展，更不用说与包括体育在内的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因此，两大产业融合度还不高。“十一五”时期，陕西坚持大旅游、大发展思路，加强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融合发展，在省级重点建设和区域性旅游项目都着力突出了越野运动、草原竞技、水上健身、户外历险与攀岩、温泉健身与康体、滑雪(草)、赛(跑)马和狩猎等体育旅游项目，加强了体育与旅游的关联性，旅游与体育的融合度才有所改善。
2.银钞中半
王茂荫为了保证纸币的信用，使纸币能够在市场上正常的流通，他不仅建议地方政府在发放款项的时候应该使银和钞品搭使用，“该省每年应拨放款项，该藩司酌量以银与钞各半发，”[3]5还提出民间在向政府交纳钱粮时，可以银钞各半，“领钞之银号，亦准加字号图记于钞之背面，听各处行用，并许为办解钱粮，与银各半解司，”[3]4“银号领钞后，许加字号图记、花字于钞之背面，听各处行用，并准兑与捐生做捐项，与银各半上兑。”[3]4这三则史料集中反映其“银钞中半”的纸币思想。我们之所以把银钞中半归入其纸币思想，是有原因的，笔者认为，王茂荫提出白银和钞币各占一半，品搭使用，看起来似乎是不偏不倚、十分公正，实则是，他的侧重点是在钞币一边，他使政府在钞币的支出过程中所占比例不能过大，在收入的过程中纸钞币又不至于所占比例过小。当然，假如政府在收纳赋税时，白银的上交量大于钞币，在进行各项开支时钞币的支出量大于白银，那是政府再高兴不过的了，因为白银作为一种贵金属货币，它本身具有较高的实际价值，它的贮藏价值要远远高于易损坏的钞币。而钞币作为纸币的一种，他的内在价值十分低廉，相对于白银来说，它能使政府获取更高的铸币税。
他提出的银钞中半不仅保证了钞币在市场上的正常流通，而且还从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或减弱银荒的发生。钞币是银铸币的进一步符号化，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它之所以能在市场上流通，是因为它背后所蕴含的金属量。假如不使用银钞品搭行用，那么就会出现钞币的持有者去官府或市场兑换白银，进而使得白银退出市场流通领域，被藏于家室之中。这是因为白银的贮藏价值要高于钞币。白银一旦被贮藏起来，那么就会出现市场上流通白银的数量相对减少，从而引起一定程度上的银荒。
王茂荫设想通过行政手段来干预银钞两种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通，从而避免因为纸币本身的缺陷所带来的弊端。可以肯定的是他这种银钞中半的纸币思想是具有远见性和正确性的。
纵观我国各个朝代都很少用一种货币作为自己法定货币，基本都是至少两种货币并存，一种贵金属货币或纸币用于大宗买卖的交易，另一种贱金属货币用于日常生活品的小额交易，由此构成一个和谐的票面结构和劵别结构，票面结构主要是指纸币的面额。劵别结构是指同一种纸币不同面额之间的关系以及纸币和它辅币之间的关系。
3.票面结构和劵别结构
王茂荫为了保证纸币票面结构和劵别结构的内在协调性，他在向咸丰帝所上的《条议钞法折》中建议只印发十两、五十两这两种纸币，并辅以金属货币用于流通，他说：“请定为两种：以十两者为一种，五十两者为一种。十两以下，则可以钱便之者也；十两以上至数十两，则皆可以十两便之；百两以上至数千两，则皆可以五十两便之。”[3]2他这种对纸币票面的制定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在市场的交易过程中，会出现大宗商品和零星商品的交易，所以在交易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大面额的纸币用于支付大型交易，还需要小面额的纸币甚至钱文来完成零星交易。遂后他又设想了每一种纸币所发行的数量，“每岁先造钞十万两，计十两者五千张，五十两者一千张。”[3]3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为何不是印发十两的张数少于印发五十两的张数呢？以往研究王茂荫货币思想的学者并未对这一点给予高度的关注，实质上，王茂荫的这个设想，充分反映了其劵别结构的纸币思想。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下他是如何来规定十两和五十两这两种纸币的料例，他说：“以方尺五者为库平足色银纹银五十两，尺二者为库平足色纹银十两。”[3]3单纯从这两种面额纸币的尺寸上来看，面额为五十两的纸币要比面额为十两的纸币实际价值要大，再加上面额为五十两的纸币一般用于大宗商品的交易，因此他的流通速度就相对较慢、需要数量就相对较少。而面额为十两的纸币一般用于相对较小的商品交易，因此它的流通速度相对较快，所需数量相对较多。下面我们列出这两种纸币之间的功能匹配，以便能更好理解为何小额纸币的数量高于大额纸币的数量：
表 1大额宝钞和小额宝钞功能匹配表
王茂荫的票面结构和劵别结构纸币思想不仅在当时是具有远见的，而且对现代我国的纸币政策也具有借鉴意义，可惜的是咸丰帝并未完全接纳他的建议。
三、货币思想局限性
王茂荫的货币思想尽管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货币具有较深刻的认识，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限制，他对诸如货币的发行量、货币的信用没有形成一个本质的认识。
一方面，王茂荫为了避免纸币贬值，他在《条议钞法折》里一再强调，要控制纸币的发行额，可是如何控制纸币的发行量呢？他说：“每岁先造钞十万两，计十两者五千张，五十两者一千张。试行一二年，计可流通，则每岁倍之；又得流通，则岁又倍之。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3]3据他所说是“仿国初之法。”[3]3从这里可以看出，王茂荫发行纸币的方法是渐近性的、试探性的。他以发行纸币一千万为最高额，可是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要以一千万为额，又说明了他对市场货币需要量的认识是不足的，因为，政府应该投入多少货币进入市场，才能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的运转，是需要科学的计算。假如货币投入量超过了市场需要量，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而货币的投入量小于市场的需要量，就会产生通货紧缩，因此货币投入量的多少，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关于市场应投入多少货币量，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做了精辟的总结:
充作流通[6]65
Q是代表待流通的商品数量，P是指商品的价格水平，V是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M是市场货币需要量。
（3）立法不光是法律界的事，要重视人工智能产业从业者、相关专家的意见。在立法工作组的组织下，多召集科技、法学和社会学专家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新问题、新挑战进行充分研究论证。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促进行业发展，同时尽量避免严重社会伦理冲突。
另一方面，他为了保证纸币的信用，促使商民乐意接纳纸币，他多次强调以实运虚的方法，即保证纸币的可兑换性。他认为纸币之所以流通，是因为它背后所蕴含的那个金属量。笔者认为纸币是能够脱离金属货币而独立存在的，因为纸币作为一种信用货币，要维持它的信用额，不外乎两种方法，第一，纸币随时随地可以兑换金属货币。第二，依靠国家强大的信用作为支撑。很明显，后者是优于前者的，因为此时的纸币不仅不受金属货币的限制，而且连准备金也不需要了，纸币已经完全脱离金属货币而独立存在，“纸造的象征，是由强制通用力，取得这种妥当性的……它也就在这个领域以内，能使纸币形式，取得纯粹的机能的存在，并完全和它的金属实体分开。”[6]72
结 语
作为清代著名的货币理论代表人物，王茂荫是货币金属论和名目论的集大成者，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货币理论家，他对货币的本质和流通规律的认识是较为深刻的。他的官钞货币思想以及反铸大钱论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即使在今天对我国发行纸币也具有借鉴意义。无怪乎他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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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Wang Maoyin ’s Monetary Thought
YANG Mingli1 YANG Ping2
(1.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00,Yunnan,China)(2.Shenchong Central School,Wangjiang246200,Anhui,China)
Abstract ：Wang Maoyin is a famous monetary theorist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only Chinese mentioned by Marx in Capital.In order to save the Qing Government’s survival crisis,he summed up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currency issuance since the history,and proposed monetary theory that restricts the issuance of banknotes,half of silver and banknotes for exchange ,and the name accords with the reality.The advanced nature of his ideas is commendab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monetary theory,the limitation of Wang Maoyin's monetary theory is that he did not use scientific methods to derive the market currency demand and simply believed that metal money is the only way to ensure the circulation of paper money.The key to the circulation of banknotes lies in relying on the strong credit of the government.As long as the government follows the law of market currency circulation,banknotes can exist independently from the metal currency.
Key words :Wang Maoyin,Marx,metallic money,paper money,half of silver and banknotes for exchange
中图分类号： K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9507( 2019) 04- 099- 06
收稿日期： 2019-06-25
作者简介： 1.杨明礼(1993～ )，男，河南新乡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经济史。
2.杨苹(1993～ )，女，安徽望江人，安徽省望江县沈冲中心校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责任编辑：郑朝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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