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成长战略的政府导向抑或市场导向：珠三角173个样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样本论文,导向论文,战略论文,市场导向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至今没有塑造出一大批具有强大核心竞争力的、有国际影响的“世界级”企业(杨其静，2011)。虽然越来越多的我国企业进入全球500强榜单，且整体排名呈逐年上升趋势，但这些企业只是具备了世界级的规模，并不具备世界级的国际竞争力(叶健、陆文军，2012)。
为什么伴随着规模的增加，我国企业的能力却没有获得同步的发展呢？是否在我国独特的情境下，能力提升对于企业来说相对不是那么重要？或者说，有能力之外的更能促进企业成长和绩效提高的其他关键因素存在？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指向了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独特情境：经济转型期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稀缺的公共资源及其处置权，但社会缺乏对政府有效监督的机制(杨其静，2011；冯兴元，2012；王丹莉，2012；杨春学，2012)。在此情况下，我国企业就有强烈的动机选择并实施“以政府为导向”的“红”的战略，试图通过构建政治关联来赢得政府的“援助之手”，例如某种非正式的产权保护，被管制市场或者行业的进入权，税收优惠和廉价资源，等等(Fisman，2001；Khwaja，2005；Faccio，2006；余明桂、潘红波，2008；罗党论、刘晓龙，2009；Bunkanwanicha，2009)。然而，企业如果完全以“政府为导向”并实施“红”的战略可能会忽略来自市场的各种机会和威胁，或者虽然察觉到了来自市场的各种机会和威胁但缺乏足够的能力来利用机会和规避威胁，结果导致失败，这种情况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事实上，相关研究也表明，政治关联所带来的并非总是好的绩效，也会干扰和削弱企业在核心能力建设方面的努力，导致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绩效更差(Boubakri，2008；Claessens，2008；邓建平、曾勇，2009；李维安、邱艾超，2010)，而选择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专”的战略的企业此时可能有更好的绩效表现。因此，经济转型期的我国企业往往处在一种“两难处境”中，究竟是选择“以政府为导向”还是选择“以市场为导向”都面临着“难以取舍”的局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经济转型的深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作用大小存在一定的差异并表现出持续的变化，但是两种经济体制的并存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转型期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靳涛等，2011)。在无法准确判断究竟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情况下，企业如果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可能会忽视来自于政府的各种机会和威胁，而完全“以政府为导向”则可能会忽视来自市场的各种机会和威胁。面对这种“两难处境”，一部分企业试图采用“又红又专”的战略去应对。但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从长期来看上述两种管理导向很难兼容，因为支撑两种管理导向所需要的资源、能力，尤其是价值观不同。
鉴于此，这里主要关注如下问题：在我国经济转型期独特的制度情境的作用下，企业选择构建政治关联的“红”的战略对于绩效的影响如何，其能带来绩效改善吗？企业选择培育创新能力的“专”的战略对于绩效的影响又是如何，能促进绩效提升吗？进一步，企业选择同时实施构建政治关联与培育创新能力的“又红又专”的战略对于企业绩效的交互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这里对“专”的战略与“红”的战略对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设。
(一)“专”的战略对于绩效的影响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市场正在更快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市场之中，“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巨头纷纷抢滩我国市场，凭借自身所有权优势与中国区位优势的结合，迅速地弥补了成本劣势并加快了对我国市场的占有，从而对我国企业构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1]事实上，相关研究结果充分表明：我国加入WTO后，国外跨国公司，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开始实施新的对华投资战略：一是通过增加资本扩大对在华企业的控制；二是通过横向挤压或并购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占有；三是通过纵向并购扩大对产业链的控制。[2]
为突破跨国公司的巨大威胁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我国企业迫切需要实施“专”的战略，通过在国家优势基础上发展企业特定优势，实现成本和创新两个方面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否则就有可能陷入困境。然而在企业管理实践中，我国很多企业并没有坚定地实施“专”的战略，以致产生诸多不利结果：原来专门从事内销的企业在产品上正在逐步丧失原来比较明显的成本优势，在竞争互动上也缺乏制衡能力，生存前景令人担忧；原来专门从事出口加工的企业其成本优势也在下降，创新能力无法提升，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我国出口加工企业所面临的订单下降和大面积倒闭就是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3]
另一方面，为在越来越激烈的动态竞争中建立并保持竞争优势，我国企业也需要实施“专”的战略，培育和发展创新能力。具体来说，随着“专”的战略的实施与创新能力的提升，企业不仅能够更为及时地感知到市场与顾客需求的变化，从而精确地把握到新的市场机会和规避市场风险，而且能够针对新出现的顾客需求或顾客需求的变化，迅速地开发出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填补新的市场或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企业不仅可能有效实现理念认知创新、组织惯例创新和业务系统创新，而且可能成功地改变整个价值创造逻辑进而实现商业模式创新。
基于以上分析认为，经济转型条件下，我国企业“专”的战略的实施能够促进企业绩效改善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实施“专”的战略可以提高绩效水平；
H1a：企业实施“专”的战略可以提高财务绩效水平；
H1b：企业实施“专”的战略可以提高创新绩效水平。
(二)“红”的战略对于绩效的影响
经济转型期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稀缺公共资源，其往往采取非市场的方式来配置这些资源，以实现对地方经济的控制和主导。地方官员的绩效评价机制与任命制对于地方各级政府加快发展本地经济形成巨大的激励；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行业受政府管制而被认为是非竞争性行业或低度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的比重偏高而效率偏低，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或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仍然需要普遍性而非个别典型式的进一步提升；市场经济机制有效运行所需的政治体制和法制环境仍然存在缺失和不健全。整体来说，经济转型时期区域竞争和地方保护所导致的市场分割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性的突出表现。[4]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企业选择“红”的战略，采用各种方式努力建立并保持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的绩效与长期发展应当是极为有利的。这是因为，第一，良好政治关联的建立，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信息优势。经济转型时期，政府政策往往缺乏连续性，政策的变化不仅速度快，而且幅度大。为了发展经济，政府可能会突然出台一些新的重大倾向性政策，也可能对以往的重大倾向性政策进行大幅迅速的调整。这些重大的倾向性政策包括产业规划与产业政策、科技与创新政策、产业转型升级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策，等等。政府政策构成企业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能否准确地预测并把握到政府政策导向的变化对于企业来说可能是生死攸关的。在这种情况下，良好的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及时甚至预先获知政府政策导向的重大变化，提前做好资源与能力的各项准备，从而达到充分利用政策机会与有效规避政策风险的良好效果。第二，良好的政治关联，能为企业有效获取政府所拥有或控制的稀缺资源提供强力的支持。第三，良好的政治关联，可以为企业充分利用政策空间提供便利。经济转型时期，制度与政策都具有模糊性的特征，这就使得具体执行者在制度与政策实施中拥有较大的主观裁量权与解释空间。如果企业具有良好的政治关联，就可以获得政策执行者的帮助，在规则许可范围内达到政策执行的企业利益最大化。
总而言之，经济转型条件下，企业“红”的战略的实施能够改善绩效并为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持。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实施“红”的战略可以提高绩效水平；
H2a：企业实施“红”的战略可以提高财务绩效水平；
H2b：企业实施“红”的战略可以提高创新绩效水平。
(三)“红”与“专”战略对于企业绩效的交互效应
经济转型时期，我国企业选择和实施“专”的战略对于绩效固然会有积极的影响，但这种积极影响的程度还依赖于企业实施“红”的战略的情况。相对于主要选择了“专”的战略的企业而言，政府愿意给“又红又专”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实质性支持——因为这类企业不仅有足够的意愿，而且也有足够能力来实现政府的战略意图。企业通过“红”的战略的实施，建立与政府的良好的政治关联，能够为“专”的战略的实施创造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良好政治关联的企业实施“专”的战略能够获得更好的绩效结果。
第一，良好的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实施“专”的战略所开发的创新产品和服务进入政府与公共产品采购市场，从而增加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规模，降低单位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成本。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与公共产品采购市场是一个规模巨大而且竞争性不足的市场，具有良好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有可能将其创新产品和服务打入这个市场而扩大销售规模。并且，进入政府和公共产品采购市场的“高品质”标签效应，还可以扩大企业创新产品和服务在其他竞争性市场的份额。
第二，良好的政治关联也有助于企业实施“专”的战略获得政府直接或间接的研发与创新资金以及其他配套政策的支持，从而降低研发成本和研发风险，相应提高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研发效率。不仅如此，良好的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促进企业实施“专”的战略所获得的创新成果的商业化与市场化过程。
第三，良好的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为广阔的实施“专”的战略的空间。例如，良好的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进入政府管制行业并在该行业实施“专”的战略；良好的政治关联有助于较好地把握政府意图，从而使得企业实施“专”的战略符合政策导向，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良好的政治关联，还有助于企业“专”的战略的实施获得重要的合法性，如获得政府授权制订行业或产品标准，从而能够主动积极地应对多重制度压力，甚至操纵制度环境。
以上分析表明，“红”的战略的实施与政治关联的建立，正向调节了“专”的战略对于绩效的积极影响，于是相应提出如下假设：
H3：企业“红”的战略的实施强化了“专”的战略对于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
H3a：企业“红”的战略的实施强化了“专”的战略对于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
H3b：企业“红”的战略的实施强化了“专”的战略对于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四)研究的理论模型
在上述分析与提出假设的基础上，对多个典型的案例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和访谈，其结果为这些假设的成立提供了初步的支持，于是相应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
二、研究设计
这里对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变量测量和样本的信度与效度进行分析。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采集数据，调查对象主要为珠三角地区的企业。之所以选择珠三角地区企业作为调研对象，主要是因为珠三角地区是我国最早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地区，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最为前沿的地区。相对其他区域而言，珠三角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企业实施“红”的战略建立政治关联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区域作用相对较小(Adhikari，2006)。采用处于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珠三角地区企业作为调研对象，不仅能够更有效地检验研究假设，而且可望提出更具指导性的对策建议。
图1 理论模型
问卷调查的具体方式为：在广州三所重要高校(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暨南大学)在读或已经毕业的EMBA与MBA学员中选择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进行调研。选择条件为：被调查学员必须是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所在企业的注册地在珠三角地区；企业成立时间在1年以上；员工人数不少于20人。调查开始时间为2012年5月，结束时间为2012年12月。共发放调查问卷318份，经过两轮催收，最终收回201份，其中有效问卷173份，有效回收率为54.4%。样本企业的成立时间、员工人数、销售收入等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二)变量的测量
研究选择调整李克特7点量表来测量“红”的战略、“专”的战略以及企业绩效等研究变量。之所以对传统的李克特7点量表进行调整，是因为在以往的问卷调查之中，发现很多的被调查对象习惯于选择态度中性的选项，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研究对于传统的李克特7点量表进行了修改，取消了态度中性的选项4。这样，对于调查问卷中的每一个问题，就只有6项选择了。其中，1代表完全不同意，2代表基本不同意，3代表有点不同意，5代表有点同意，6代表基本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通过调整的李克特7点量表，强制让被调查者必须作出倾向性的选择，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出样本企业的真实情况。
转型经济时期，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努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企业寻求政治正确的战略行为。因此，以企业政治关联构建来表示企业选择和实施“红”的战略(RedS)。目前，学者们主要从企业高管(包括控股股东与董事会成员)现在或曾经的政治关系网络或政治身份的角度来刻画企业政治关联，具体方式则包括企业高管(包括控股股东与董事会成员)现在或曾经是否具备政治身份(贾明、张喆，2010)、政治身份的级别(Siegel，2007)、拥有政治身份的成员比例(Agrawal，2001；王永进、盛丹，2012)三种。此外，学者们还从企业所有权性质(Bushman，2004)、社会资本(Xin，K.R.，1996)等角度对政治关联进行了测量。事实上，企业政治关联的衡量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其不仅涉及政治背景，还涉及文化背景、经济制度、企业治理制度等内容[5]；企业不仅具有显性的政治关联，还具有隐性的政治关联；不仅需要考虑政治关联的存在，还需要考虑政治关联的级别和强度。综合以上考虑，这里认为从社会资本视角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地衡量企业政治关联，在借鉴Xin & Pearce(1996)、张建君和张志学(2005)、张祥建和郭岚(2010)、张兆国等(2011)、封思贤等(2012)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量表来测量企业政治关联，修订后共7个题项，具体包括：“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与地方政府的正式联系更多”；“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与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联系更多(如公司领导与地方政府官员有良好的私交，公司经常可以邀请到政府重要领导参加公司周年庆典或其他重大活动等”)；“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能够更为快速与准确地获知地方政府重大的政策以及战略举措信息”；“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接待政府官员视察与调研的机会更多”；“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会更为主动和积极地响应并参与政府号召的各种活动(如本地公益活动、向灾区捐赠等)”；“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能更好地领会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意图”。
企业“专”的战略表现为重视市场规律，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也更为关注技术理性。事实上，在快速变化和激烈竞争的经营环境中，创新和速度是决定企业能否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企业选择和实施“专”的战略就需要在充分利用现有能力的同时进行新能力的探索，培育和发展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力。在通过探索式创新获取新知识、发展新产品和开辟新的细分市场的同时，通过利用式创新整合现有知识、扩展现有产品的种类和功能，为现有细分市场中的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李忆等，2008)。因此，研究以创新能力培育来表示企业选择和实施“专”的战略(ProS)，其测量主要参考了李忆和司有和(2008)、王凤彬和陈建勋(2011)、Jansen等(2006)、He & Wong(2004)等的研究，量表修订后共7个题项，包括：“本公司经常尝试运用尚不成熟、有一定风险的新技术/技能”；“本公司经常尝试开拓全新的、尚无相关营销经验的细分市场”；“本公司经常尝试同行业其他公司没有采用过的经营战略/战术”；“本公司经常对已有的技术/技能进行改良，以适应当前需要”；“本公司努力提高已有的技术/技能在多个相关业务领域的适用性”；“本公司经常利用已有的技术/技能增加产品/服务的功能和种类”；“本公司经常对公司积累的业务经验进行提炼，并应用于当前业务中”。其中，探索式创新(EporI)3个题项，利用式创新(EpoiI)4个题项。
企业绩效有多种不同的定义和测量方式，研究所考察的企业绩效由财务绩效(FP)和创新绩效(IP)两个部分组成，并通过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所感知的企业与同行企业相比较的相对绩效来表示。其中，财务绩效的测量主要借鉴了蔡莉和尹苗苗(2009)、鞠芳辉等(2008)、蒋春燕和赵曙明(2006)的研究，修订后的量表共6个题项，具体为：“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销售增长率更高”；“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市场份额增长率更高”；“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销售利润率更高”；“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资产报酬率更高”；“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经营过程中的现金流量更充裕”。创新绩效的测量则主要参考了Bell(2005)、Ritter & Gemünden(2004)、钱锡红等(2010)、张婧和段艳玲(2010)的研究，修订后的量表包括5个题项，具体为：“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公众与社会形象更佳”；“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开发新产品的数量更多”；“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申请的专利数更多”；“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新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更高”；“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开发新产品的速度更快”；“与同行企业相比，本公司创新产品的成功率更高”。
考虑到企业的成立时间越长与规模越大，其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就会越多，绩效可能更好。因此，研究采用销售收入分级排序的方式控制了企业规模(Sale)。公司年销售或营业额100万元以下为“1”，100万～499万元为“2”，500万～999万元为“3”，1000万～1999万元为“4”，2000万～4999万元为“5”,5000万元以上为“6”。同时，采用类似的方法控制了企业年龄(Age)，企业年龄在1年以上3年以下为“1”，3～5年为“2”，6～10年为“3”，11～25年为“4”，25年以上为“5”。另外，基于多数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效率方面的显著差异，研究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控制了企业性质(SOE)，即“1”为国有企业，“0”为非国有企业。
(三)样本的信度与效度
以Cronbach's α系数来检验各个变量的信度，检验结果见表2。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7以上，绝大部分甚至超过了0.8，表明问卷量表信度非常好。
研究的效度主要从内容效度与结构效度两个方面来加以保证。在内容效度方面，研究所使用量表的主要题项均来自于其他学者在权威期刊所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并在正式问卷确定之前通过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与企业高层管理者对其进行了修订，从而保证了效度符合要求。
在结构效度方面，则采用了PFA分析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KMO值均在0.8以上，所有题项的因子负荷都超过了0.6，提取因子累计变异量接近甚至超过70%。整体而言，各项检验指标均达到了良好水平，说明各个变量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三、分析结果
(一)相关性分析
各个变量均值、标准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发现，企业“专”的战略(包括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红”的战略与财务绩效、创新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由此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符合要求，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回归分析和假设检验。
(二)假设检验
研究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20.0并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概念模型与相关假设进行检验。
1.“专”的战略影响企业绩效的回归检验
研究假设“专”的战略(包括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对于企业绩效(包括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表4对于这部分假设进行了逐步的检验。其中，模型1检验了控制变量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发现公司规模对于财务绩效有正面影响，而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的财务绩效显著为低。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专”的战略(包括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作为解释变量，然后考察它们对于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公司年龄、公司规模与企业性质以后，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对于财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78与0.247，假设H1a获得支持。
模型3检验了控制变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企业年龄与公司规模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显著更低。模型4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专”的战略(包括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作为解释变量，然后考察它们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公司年龄、公司规模与企业性质之后，“专”的战略(包括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对于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达到了0.428与0.339，假设H1b获得支持。基于假设H1a和H1b均获得支持，因此假设H1整体也获得支持。
2.“红”的战略影响企业绩效的回归检验
研究假设“红”的战略对于企业绩效(包括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表5对于这部分假设进行了逐步的检验。其中，模型1检验了控制变量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发现公司规模(营业收入)对于财务绩效有正面影响，而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显著更低。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红”的战略作为解释变量，然后考察它们对于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公司年龄、公司规模与企业性质(是否国有企业)以后，“红”的战略对于财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达到0.270，假设H2a获得支持。
模型3检验了控制变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企业年龄与公司规模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显著更低。模型4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红”的战略作为解释变量，然后考察它们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公司年龄、公司规模与企业性质之后，“红”的战略对于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14，假设H2b获得支持。基于假设H1a和H1b均获得支持，因此假设H2整体也获得支持。
3.“红”的战略对于“专”的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研究按照温忠麟等(2005)的方法来检验调节效应的存在。一是将解释变量“专”的战略(包括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和调节变量“红”的战略作中心化转换。二是逐步将控制变量、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投入到企业绩效的多元回归模型中。三是作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交叉项的偏回归系数检验，如果显著，则表明调节效应显著。按照上述方法和步骤，研究检验了“红”的战略对于“专”的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模型1是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财务绩效的回归模型；模型2是控制变量、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财务绩效的主效应模型；模型3是加入交互效应后的财务绩效的全效应模型。如模型3所示，“红”的战略对探索式创新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β=0.171)，但对利用式创新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没有起到调节作用，假设H3a获得部分支持。模型4是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创新绩效的回归模型；模型5是控制变量、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创新绩效的主效应模型；模型6是加入交互效应后的创新绩效的全效应模型。如模型6所示，“红”的战略对利用式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β=0.165)，但对探索式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没有起到调节作用，假设H3b获得部分支持。综合假设H3a与H3b的检验结果可知，假设H3获得部分支持。
为了更直观地揭示“红”的战略对“专”的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这里画出了相关的调节效应图，以呈现“红”的战略与“专”的战略之间交互作用的斜率。
如图2a所示，“红”的战略对“专”的战略探索式创新与财务绩效之间的正向影响起到了强化作用。具体而言，对于在“红”的战略方面承诺更多的企业，“专”的战略与财务绩效之间的正向作用较强；而对于在“红”的战略方面承诺较少的企业，“专”的战略与财务绩效之间的正向作用较微弱。
图2b是“红”的战略与“专”的战略利用式创新之间交互项的斜率图，其表明“红”的战略强化了“专”的战略利用式创新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该结果表明，对于在“红”的战略方面承诺更多的企业，“专”的战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作用较强；而对于在“红”的战略方面承诺较少的企业，“专”的战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作用较弱。简而言之，企业实施“红”的战略，强化了“专”的战略对于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
图2 “红”的战略交互项的斜率
四、结论与启示
以珠三角地区173家企业为样本，研究企业“红”的战略、“专”的战略以及“又红又专”战略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获得了如下结论：第一，企业“专”的战略，无论是探索式创新还是利用式创新，对于企业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均具有积极的影响。第二，企业“红”的战略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改善。第三，企业“红”的战略，强化了“专”的战略对于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具体来说，企业“红”的战略既加强了探索式创新对于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强化了利用式创新对于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
这里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第一，研究表明，经济转型期，以市场为导向、强调能力建设的“专”的战略并非企业最优的成长战略选择，企业在选择“专”的战略的同时更要关注“红”的战略。经济转型时期，政府拥有与控制大量稀缺的公共资源，这为我国企业选择“以政府为导向”构建政治关联的“红”的战略来获取这些资源提供了强大的激励。而企业以往“红”的战略的成功，基于路径依赖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了企业未来“红”的战略选择。在制度环境没有改变的条件下，企业难以积极主动地选择“以市场为导向”、强调创新能力建设的“专”的战略。第二，研究发现，经济转型期，即使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珠三角地区，“又红又专”的战略尽管难以平衡但依然是企业成长的最优战略选择。企业实施“红”的战略不仅可以直接提升企业绩效，而且可以强化“专”的战略对于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与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入，市场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但是政府机制依然在很多关键领域发挥重要甚至主导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一方面需要实施“红”的战略来获取制度合法性与政府控制的关键资源，另一方面则需要实施“专”的战略来培育和发展国际竞争力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也就是说，企业需要选择“又红又专”的战略来同时满足制度基础观合法性机制与资源基础观效率机制的要求。相应地，“又红又专”的战略就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期企业成长最优的战略选择。当然，基于我国不同区域制度环境的差异与市场分割的广泛存在，不同区域的企业的“又红又专”最优战略选择中“红”与“专”的程度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市场化程度相对更高的区域，“专”的程度需要更高一些；而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域，“红”的程度则需要更高一些。
这里的研究结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启示。“红”的战略对于企业作用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指引，企业实施“红”的战略的收益越高，表明政府就越需要深化改革。因此，对于我国各级政府来说，一是要继续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逐步减少“有形之手”发挥作用的领域和范围。二是要加强顶层设计，调整以GDP为主导的政绩考核体系，以打破市场分割和建立统一市场。三是要强化社会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机制，促进政府拥有与控制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综合作用，逐步减少企业实施“红”的战略的收益空间，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向“专”的战略转变、向培育和提升国际竞争力转变。就企业管理实践而言，企业战略管理者在进行战略决策时既需要立足于现在也需要面向未来。企业应当坚持“又红又专”的成长战略，这样才能在获得制度合法性的同时培育和发展国际竞争力。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市场分割的存在和区域制度环境之间的差异，不同区域以及不同行业的制度环境对于企业“红”与“专”程度的要求是不相同的，这就要求企业具有良好的整合协调“红”与“专”战略的能力。企业整合协调“红”与“专”战略的能力越强，企业越有可能突破区域与行业的制度障碍，实现跨区域与跨行业的成长，并通过整合国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企业需要面向未来更加关注“专”的战略与重视能力建设。随着制度环境的变迁，企业需要动态地适时调整“又红又专”战略中“红”与“专”的比重，由构建政治关联与创新能力建设并重，逐步过渡到以创新能力建设为主，即由“又红又专”的战略逐步调整到“以专为主”的战略。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变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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