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与问卷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问卷调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卷调查是一个访问员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是实现互动的工具和媒介，因此，语言直接关系到问卷调查的质量问题。问卷调查中的语言可以分为文本语言和口头语言，文本语言是以问卷中的“字”显现出来的，文本语言遵循的是语言学规则。而口头语言是以“话”显现出来的，口头语言遵循的是语用学规则。对于问卷调查中的文本语言问题，在有关方法的教科书中往往会有“问题的语言及提问方式”这样的专门章节来讲解。[1]对文本语言的关注是必要的，但仅有对文本语言的关注是不够的。
以上是问卷调查过程的一个图示，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研究者与访问员之间的互动，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使访问员熟悉“文本语言”的问卷并理解它。从操作层面上讲，文本语言的精确实际上只对访问员有意义。第二阶段才是访问员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在这个互动过程中，问卷是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目的是使受访者能“听”明白并根据理解回答问题。但切不可把这个互动理解为两个人之间简单的“一问一答”的事情，它一定是发生在一个“场域”中的过程，空间、时间、互动双方的特征，语言的表达特点等等都会影响到问卷调查，这些因素构成特定的语言环境，即“语境”。如果说文本语言的语言学规则要求的是语词定义的精确、语法的正确、语句表达的简练、语句间的逻辑联系，那么口头语言的语用学规则要求的是“话”必须与“语境”相适应，因为“就使用者而言，语言系统只存在于具体话语的语境中”[2]，离开了“语境”，词和句的意义是很难被正确理解的。
本文尝试通过引进“语境”的话题来展开对问卷调查方法的讨论，文中所指的“问卷调查”仅限于实地问卷调查，通过受访者自填或电话问卷调查不在此分析内。文中引证的案例来自于大学生，他们都有参加实地问卷调查的经验。虽然案例的来源有一定的局限，但对问题的研究仍然有启发价值。
一、预设的非充分满足性
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句子与句子的使用是不一样的，句子没有真假，只有句子做出的陈述才有真假[3](P157)。比如说，“请你把门关上”这句话从语言的语法、句法来看没有任何问题，也无所谓真假。只有把它放在一定的语境中，这句话的陈述是真还是假才会显现出来。如果这句话是真，必须存在两个前提条件，即：门是开着的；听话人能理解和完成这一任务[3](P140)。这就涉及到预设问题。预设从广义上讲是“指人们完成言语行为所必须满足的条件”[3](P140)，从狭义上讲，是指“用以表示说话者和他的听话者所共有的对句子的知识”[3](P141)。
在问卷调查中，预设是大量存在的。例如：
“你如何评价现在的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以以下几个预设为前提的：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正在进行；受访者清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内容和效果；受访者有能力评价养老保障制度。问卷调查能否达到研究者预期的效果与预设的满足程度相关。
一般来讲，一个有经验的问卷设计者会站在受访者的角度，用尽可能大众化的方式设计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设计，访问员与受访者之间、受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知识不对称性是必然的，所以用一种文本格式去表达问题很难适合认知能力有别的各种受访者，预设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难以在所有受访者那得到满足，因此，预设的非充分满足性在问卷调查中普遍存在。预设的非充分满足性导致以下情况经常在问卷调查中出现：一是问题所涉及的事实不存在或者受访者不知道问题所涉及的事实，比如受访者所在的地方没有开展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二是受访者对问题的理解与研究设计者不一致，比如受访者理解的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与研究者理解的不一致；三是受访者之间对问题的理解不一致，比如受访者对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理解不一致。显然，第一个方面是事实判断问题，这是可以通过问卷的文本语言设计控制的。但第二、第三个方面是认知问题，是无法在问卷的文本语言中发现或解决的，只有在实地调查中通过与受访者的互动才可能识别，也就是说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观察到。
ZBY：“就我自己做调查的话，如果看到受访者不同的背景可能用词就会不一样，有些是用比较正式的语言，他们能够明白，有些甚至就是一些术语。但有些是那些很白的话，就是用我自己经过整理的话，那些很浅显的话去告诉他们。（问：那你如何去区分他们？）首先是靠第一感觉，是一个多方面的感觉，感觉文化素质。”有时候是多选的问题，你没有告诉他选择，他提到了一点，你提一下“是这样的吗？”确定一下，或者说提一些相关的问题问是不是这样，会即使发挥的。……一般你能从他的语气，上下文中摸得到他的答案，然后你去反问一下他。
CY：学术调查有时候设计一些不是太好问的东西，要解释，基本上是及时发挥。
LJ：有时候对方不懂你的问题，你进了户后了解了对方的情况，你会以对方的方式去问。对于素质高的人我可以直接问下去，但对那些素质低的人，我就不断地把那些话做来做去让他明白，到最后好象把答案都透漏出来的感觉，就好象是顺着他，我去说这些话。
从访问员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调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问一答，完全按照问卷的文本格式进行的过程，访问员会从受访者的神情、态度、话语，即语境去推测受访者是否满足预设的条件，是否在说真话。一旦访问员确认对方没有能力理解问题或者误解问题的意义，访问员就会转换一种用语提问，直至确认对方理解了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回答。可见，访问员在调查中处在一个编码（将文本语言的问题信息通过口头语言传递给受访者）和译码（对受访者的回答做出理解）的过程中。如果访问员对预设无知，就缺乏译码的能力，容易将不真实的回答无条件的接受下来；如果访问员对预设无知，也会缺乏根据译码重新编码的能力，无法根据情景去弥补预设的非充分满足，也没有能力去找出更符合预设的提问方式。
但预设的存在使得编码、译码过程会渗入访问员的联想和推理，当访问员为了让受访者明白而尽量根据自己的“推测”寻找对方熟悉的、不同的话语进行提问，语义的偏差就有可能产生。这并不是说使用口头语言必然会产生与文本语言的偏差，而是说在编码和译码的过程中有可能产生“偏差”甚至“诱导”。
二、语境的压迫性
语境的压迫性是指语境对言语者产生的压力从而导致的紧张，这种紧张会使言语者做出与无压迫语境下不同的行为。
问卷调查是一个访问员与受访者之间的交流过程，交流双方的态度、表情、语气都会形成一个带有情绪性的语言环境，从而使各方做出积极或消极的反映。一般来讲，访问员为了获得调查信息都会以积极的态度创造出一个具有积极情绪的语境去争取调查成功，但受访者的情况则不同，他们有可能做出积极的情绪反映，乐意接受访问，也有可能作出消极的情绪反映，调查中缺乏配合甚至中途拒绝调查。事实上，问卷调查对于受访者来讲原本就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行为，加上问卷中常常会涉及一些受访者不愿让外人知道的内容，或者受访者对问卷内容的“无知”而引起的窘境，受访者消极情绪反映在问卷调查中是或多或少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消极的情绪反映对于访问员来讲是一种语境压迫，从而有可能对其实施调查行为产生影响。
CY：我会不断的去关注对方的反映来调整自己。有些问题是需要追问的，但对方反应大时就不追问。会根据对方的反映来决定是不是继续问或换一个方法来问。如果进了门，但对方不是很愿意时会尽量压缩。访问时看到对方很不耐烦，也会把下面的情况大范围的压缩。（问：这时会加快说话的速度吗？）一般不会把问题的速度念的很快，因为呛快了反而效果不好，他听不明你还要再念一遍。一般来说是把问题说得简单些，一个是把很长的话简单点说，另一个是可能把一部分答案暗示给他。比如提出一个问题后，我会问他，你是不是认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不是直接告诉他，比如把多选中比较有倾向性的回答提示给他。缩短语句肯定会带来影响，甚至有些问题就会跳问。刚开始调查还可以，越往后越困难，主要是时间问题，调查时间最好20分钟，极限是半个小时。真正把你赶走的很少，但配合就会有困难。对方不耐烦时多数会顺着你的意思回答。相对来说教育程度高的容易接受访问，入门的时候好入一些。还要看他的时间，如果他有时间还是愿意接受。高收入的家庭只要让你进去多数还是会与你配合，比较客气。哪怕时间长点有点不耐烦还是会与你配合作完。低收入的就不一样，跟他们做调查解释的时间要长，同样一份问卷花的时间要长。让你进去不说明与你配合，稍微时间长一点就会不耐烦，有时候跟你乱答，一听就知道胡说八道。
ZBY：现在做调查的越来越多，市民越来越反感，有时要靠骗进门去。也会想点办法融洽一下气氛，女孩嘴甜一点称赞他房子装修得好什么的，让他心情好点，伸手不打笑脸人。在小区里做调查很多还是要用白话，哪怕是蹩脚的广东话也比普通话要好，不过现在普通话越来越可以。关键看对象，广东人香港人就用白话。说白话容易沟通，心理接受力大。就好像平时说话聊天，一听到是老乡就亲切很多。会尽量争取让对方理解问题，好不容易敲开了门一般会尽量去完成，用各种办法去完成。有些人一开始配合，但有人在场，你一句我一句搞的很烦，就会不想做下去。他会说快点快点，你害怕被赶出来，就会不大注意质量。访问是不会完全按照问卷的格式去问，有时候会把很多问题用自己的方式简短的去问，因为我们知道时间要控制得很好，长了人家也不耐烦，自己也不愿意，20分钟左右。问卷特别长的时候就会把那些不重要的问题跳掉。尤其那些态度量表很多很多，整页纸，中间就有可能跳掉一些觉得不重要的。有些主观题很难问到。一份问卷往往有些题目是重复的，相近的，就会把他跳掉。中等收入的人比较容易接受，偏低和偏高的都不容易。如果你有礼物的话，低收入的可能会冲着礼物去接受调查。低收入的人容易暴躁，时间稍微一长他就会说我还要做这个做哪个，因为你访问一般是选择吃饭、看电视的时间。被访者会顺着你的意思答。
ZYB：我不会说白话（广州话）也可以做，当然会讲白话要好一些。
LJ：语言主要在亲切，偏差不大，用普通话难以沟通。找到与受访者的共同点会容易开展调查。有时他会问你是什么人，愿与你聊一下。有时要看被访者是怎么样，有时候他们乐意你去与他沟通，每个问题都有很长很长的回答，反到是你自己要去简单一下，有时候缩短语句会带来更好的信息，更准确。我觉得被访者他自己没有耐心的时候就会取一种中庸，一般选中间的回答，不会走极端。对一些素质较低的人，你问了那么一长串他根本不知你所言。有时候你在前面引领了一个句子，下面都是一个套路，类似的句子你就直接问“这个呢？这个呢？”很快就回答。
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语境的压迫性会导致访问员的行为偏差甚至“舞弊”行为出现。这表现在：
1.缩短问题。尽管不能说缩短提问对所有问题都会产生意义上的偏差，但随意的缩短是会大大增加偏差的可能性。
2.减少给受访者的选项，比如原本可能要向受访者提示的4个选项只提示其中部分。
3.有意减少问题。
4.给受访者暗示。
访问员对语境压迫性的感受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入户的困难程度。入户越难压迫感越强。
2.语言。使用本土语言容易产生亲近感，缩短受访者与访问员的距离，反之容易造成亲切感不足的压迫感。
3.问卷长度。问卷越长，对受访者不配合的恐惧越大。
4.访谈环境。访问时他人在场并“插言”的现象会干扰受访者的配合。
5.受访者的职业或文化素质。收入和文化素质较低的人在调查配合上的难度较大。这一点在另一位访问员的谈话中可以更明显的感到。
ZYB：访问对象不同，态度不一样。我有一次在暨南大学一个老师家做调查，他们非常热情，招呼你坐下喝水，说“你们做学生的出来调查也不容易”，搞的我都不好意思。我想可能他们是当老师的，能理解我们学生。也可能他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但有一次去一个人家调查，50来岁，好像只有初中文化，态度很坏，好不容易进去（因为居委会带的），老催你快问，一问完就赶你走，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文化还是有差别的。
同样，在这种语境中的受访者，回答问题的信度也会产生偏差。正如上面提到的，不认真考虑而一律取“中间值”回答；随便乱答；“揣测”访问员的心理和行为增加。
三、语境的熟悉性
语境的熟悉性是指访问员对某一项调查的问卷内容、访问程序、受访者反映、访问过程中互动特征的熟悉程度。一般来讲，访问员对语境越熟悉，越有利于应付调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越能够提高访谈的效率，促进问卷调查的顺利进行。但这种熟悉对调查也潜藏着负面的影响。
ZBY：一般对问卷熟练以后就会自己组织问，提问的方式和问题的顺序，这样会快很多，最后自己会总结出那种方式问问题最快。
LJ：调查作到后面熟练的时候会口语化，书面语言看的时候规范，但听的时候就不一样。刚开始做，问卷质量是最高的，因为一切都是按规定慢慢地做，我们本身对问卷也不是很熟悉。到后来越来越熟悉，对被访者也越来越了解的时候，就自己变换着来问，质量就存在一定的问题。有时候访问了很多，一看就会估计到对方的回答，就会出现跳问。
CY：作多了就知道那些问题重要，那些问题不重要。因为以前做的有一个多数人的倾向在这里，所以我知道多数人会选那几个答案。有时候就会只选可能被选中的问题问或者答案让受访者选择。有一次做某某地区的一个调查，舞弊现象较严重，很多问卷的内容是在宿舍里面填出来的。后来对方来复查，他们挑出一些有问题的问卷，问为什么这些问卷中有些问题的回答有逻辑上的矛盾。其实他们认为有问题的问卷都是在现场实际调查回来的，他们认为没有问题的问卷（指没有逻辑矛盾）反而没有问题。因为作弊的人已经熟悉了问卷的内容和逻辑设计。
不难看到，熟悉会使访问员变得过于自信，忽视文本设计，有可能完全用自己的方式去开展调查，比如自己的顺序、自己的问法、自己的句子。虽然不能说这必然会造成问卷信度的下降，但风险加大了。熟悉会使访问员了解受访者在许多问题上回答的集中趋势，这容易使访问员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先入之见的影响，对受访者的回答做主观判断，或者在开展后面的调查时减少在该问题上应该作出“确认”的努力。熟悉甚至会增加调查舞弊的可能性，因为熟悉有可能让访问员学会逃避研究者进行问卷复查的手段。
四、语境与问卷设计和调查培训
语言是静态的，言语是动态[4]，是随语境而变化的。正是因为这种特点造成了问题的两重性，并由此引起如下对调查设计思考。
预设的非充分满足性要求访问员对语境的熟悉和处理语境问题的灵活性，苛求访问员死守标准化的文本语言进行访问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更不要说调查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访问员工具性动机的影响。即使真的每个调查员都能不折不扣地按照文本语言去调查，调查也有可能是在预设的非充分满足情况下完成的，其结果的客观性同样会受到质疑。对于这一点，朱新秤先生从交流准则的角度做出了相同的分析。[5]但正如以上分析的，一旦访问员自主依据语境决定提问的方式和言语选择时，偏差就有可能“无意识”地产生。而在存在语境压迫的地方，偏差更可能“有意识”地产生。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禁止调查员随意地按自己的理解去弥补预设的非充分满足性，又要充实调查员关于问卷中存在的预设性知识。与其不可避免的让访问员自己随意的处理预设的非充分满足性问题，不如将其纳入访问员培训。也就是说，访问员培训不仅是要让访问员理解问卷中的每一个概念和句子，还要让访问员明白每个问题背后的预设是什么，了解这些预设在不同背景受访者那儿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只有这样，访问员才能在调查过程中正确地理解语境和提出问题。
语境是开展问卷调查的真实情景，是由访问员和受访者的特征、问卷内容、受访时间、受访空间、第三者是否在场等多种因素互动形成的，对预设的了解只是正确认识语境的一个方面，仅有它还是不够的，对语境的理解是由6种知识组成的。[6]
1.每个参与者必须知道自己在整个语言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
2.必须知道语言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3.必须能够辨别语言活动情景的正式程度。
4.必须知道对于这一情景来讲，什么是合适的交际媒介。
5.必须知道如何使自己的语言和语言活动的主题相适应，以及主题对选择方言和语言（在多语言社会）的重要性。
6.必须知道如何使自己的话语与语言活动的情景所属的领域和范围相适应。
语境的构成和知识特征对访问员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这些知识要求只有通过科学的访问员培训才能够获得，但这6个方面的知识在目前许多访问员培训中还是“盲点”。
要保证问卷调查的质量，调查设计者还必须处理好问卷设计中效果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效果原则和效率原则都是语用学的基本原则。
“语言无非是用一定的方式和手段来把一定的内容传递给一定的对象”，“使用语言的成功与否不是单一的简洁，还有力求取得具体语境中最好的说话效果”，效果原则就是指“说话必须适应具体的语境才能的带最好的效果”[7](P124～129)，效率原则是指“说话所追求的不是表达周密，而是力求简洁……在保证连贯性前提下力求简洁的语言使用法，我们称之为效率原则”。[7](P109～115)合理的问卷设计必须考虑语用学所遵循的效果原则和效率原则的统一。从以上个案的访谈中可以看到，要作到二者的统一，以下几点是需要考虑的。
1.每一个研究者都希望在一次调查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但问卷太长必定会引起受访者的消极情绪反映，从而对访问员造成语境的压迫感，降低问卷调查的效果（除非向受访者提供较高的报酬），对这一点一定要重视。一些研究者认为问卷的长短对效果问题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访问员的道德或对访问的复查质量。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无法保证访问员是道德人，而且访问员的许多偏差行为是难以通过复查发现的。当然，多长算是一份合适的问卷很难一概而论。因为语境与多种因素相联系，调查对象不同，调查地区不同，调查问题不同，受访者可以接受的问卷长短可能会不一样。从广州的情况来看，半个小时可能是一个平均值。当然，从研究的需要和调查成本的角度来看，调查所得到的信息也不能太少。但我以为首先是效果，只有在保证效果的前提下提高效率。而要提高效率就必须让访问员对问卷中隐含的预设和语境有充分的理解。总之要兼顾问卷的长短与问卷的访问效果。
2.无论从提高访问效率还是从优化访问结果而言，访问员对问卷和调查语境的熟悉都是十分必要的，所以熟练的访问员是每个研究者都珍视的。但熟悉本身对调查效果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忽视。正如前面分析的，熟悉有可能使访问员变得过于自信，忽视文本设计，有可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开展调查，甚至舞弊。所以我以为在一项问卷调查中，每一个访问员完成的问卷不宜过多。因为访问员初期对问卷的不熟悉虽然会产生效率问题，但他们可能会更认真，可能不太“敢”也不太“会”产生偏差行为。但一旦熟悉，访问员的行为就可能发生变化，出现效果问题的可能增加了。
3.在一个存在较大方言差异的国家，是用统一的语言做调查还是用方言作调查是一个让研究者常常感到困扰的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口头语言是用统一的语言（如普通话）还是用方言；二是文本语言要不要用方言表达。对于第一个方面，从个案的经验来看，用方言做调查一致被认为效果更好，主要是他能增加与受访者的亲近感，降低访问员的语境压力。对于第二个方面，我以为关键在于存不存在文字差异和学校教育的差别。如果没有，文字是单一的，学校的母语教育语言是一致的，比如普通话，那么问卷就没有必要把方言文本化。因为文字和母语教育的一致性使访问员和受访者都具有共同的理解能力，而从一致的文本语言转变为有差异的方言是不太可能带来多大差异的。但在有多种文字存在，而且学校的母语教育不一致的地方，文本语言应采用更接近方言的文字。如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学校教育中也存在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无论这种少数民族语言是第一语言还是第二语言，用少数民族文字形成问卷文本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