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文[1]2017年在《《现代汉语词典》反义同词释义的认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反义同词是指同一个词形下的多义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为相反或相对义位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晋代的郭璞就用词汇学对其进行分析,它被认为是“反训”的基础。反义同词固然是一词多义的一种特殊现象,但却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很多语言中,例如英语中的“marry”既有“嫁”的含义也有“娶”的含义;法语中的“hote”既有“主人”的含义也有“客人”的含义。反义同词现象在现代汉语中也大量存在,如“贷”具有“借入”和“借出”两相反义。前人多是从对立统一的哲学角度、词源反向引申的语言学本体角度、语言的模糊性角度、语境角度、语用变迁及矛盾修辞角度等对反义同词进行研究和探索的,然则语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要想探索反义同词的生成机制还需从它的认知思维规律、心理感知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基于此,本文采取“定性——定量——定性”研究、创建小语料库与计量统计、对比分析、描写及解释分析、文献资料等多种学术研究方法。对反义同词进行定名并对其概念进行定性,明确反义同词的研究范围。穷尽式的搜索《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存在的反义同词现象,得出研究总量,建立小语料库,并对其进行定性研究,以描写解释的方法明确其认知发生机制。分类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释义,探求其释义的科学性及现实意义。探寻反义同词的语言演变及语用影响,并对比分析反义同词在不同版本《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情况,从而明晰《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释义的优劣。最后,总结了从认知角度对《现代汉语词典》中反义同词释义的合理性及科学性,提供相应的建议,并阐明文章的不足之处。本文共分五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为绪论,共分为反义同词的概念界定及语料选定原因、反义同词现象及词典释义研究述评、反义同词现象的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研究方法四方面。本部分主要对反义同词进行了定名,阐明了自己的选题缘由。通过知网、超星、读秀等网络搜集了相关论文,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对反义同词及词典释义的研究现状,了解前人学者的研究动态,寻求可借鉴的学术思想,发现不足之处,为自己论文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部分对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反义同词进行了计量分类,按照义项反义关系的标准将其分为叁类:等级反义关系,互补反义关系和反向反义关系;按照反义项间的认知关系分为10大类,14类小类:施受同词、立弃同词(取舍同词)、借贷同词、买卖同词、迎拒同词、治乱同词、劳慰同词、始末同词、美恶同词(褒贬同词)、多少同词、主动被动同词、反向同词、阻通同词、其他。其中,借贷同词和买卖同词属于施受同词大类,立弃同词、治乱同词和劳慰同词属于因果同词大类。并重点从原型理论、事件域模型及突显理论、转喻及隐喻生成机制等方面探索了反义同词的认知成因。第叁部分本文将试图根据反义同词现象的认知成因从原型理论、隐喻转喻模式、意象图式等角度探索其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释义的语义描述、义项划分、义项排列情况,阐明词典释义所反映的人类认知特点的多维释义结构,以明确词典释义服务于使用者的目的性。并动态分析了准反义同词的价值。第四部分对比分析了第1版到第7版《现代汉语词典》反义同词的释义流变情况,从历史文化语境、认知理论角度对其历时发展情况做了详细探索,并建立了《现代汉语词典》反义同词释义流变的小语料库。第五部分从词汇发展、词典编纂、词典使用者的角度论述了运用认知语言学对词典释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提出相应建议,并阐明了本文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未来的学术展望。总之,本文创新之处是:对反义同词的认知生成机制进行多角度探索分析。并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为语料来源对反义同词进行穷尽性的搜集,建立小语料库,分析了其在1-7版词典中的释义流变情况,明晰从认知角度释义的必要性,以期为词汇系统研究、词典编纂、学习者词典使用等方面提供可借鉴的意义。但是,反义同词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本文在概念界定、认知成因分析及认知理论在词典释义的应用价值等方面还存在研究的不足。
张少英[2]2013年在《同义心理活动动词解析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探讨的是同义心理活动动词的研究、注释和辨析问题。元语言是解释词语意义所用的语言,也是辨析词语意义的工具。本文引入元语言概念,从研究词义辨析工具的角度入手研究同义词；并在以往同义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同义词辨析模式,其中包括：辨析对象的词典释义及辨析考察、替换分析、归纳概括语义特点、释义和词义辨析等五个步骤及分析方法；并按照这个模式对九组同义心理活动动词进行词义研究、注释及辨析,文章因此命名“同义心理活动动词解析模式研究”过往的同义词研究,多从句法角度辨析词义或夹杂句法特点描写词义,就是少数纯词义的研究,也只是从几个观察角度对词义进行描写。影响之下,词义研究不能深入。同义词研究始自20世纪50年代,研究历史虽然很短,但是己经探讨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得到许多重要的认识。整理、分析前人的研究,本文发现在辨析同义词词义之前,需要解决五个关于词义研究的问题,其中包括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语义现象的分类、分析问题、义位的划分问题和同义词相同之处的研究问题等。解决了这些词义研究问题,获得的是同义词的语义特点。获得的同义词的语义特点虽然可以用来注释、辨析同义词,但是,如何运用语义特点辨析词义又是一个问题。因此,同义词辨析语言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六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这六个问题,在吸收前人研究经验,以及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情况下,本文作了两个对本文处理语义现象的分类及分析问题有关键性影响的假设,即：假设一：假设语言的使用一是为反映现实,二是为表达思想感情。因此,同义词中有反映现实的词语,也有表达思想感情的词语。就表达思想感情的词语来说,表达思想(关涉对象是主观存在),以及表达情绪、表达感受时,有关的词语与人的感受有关。而反映现实和表达思想(关涉对象是客观存在)时,有关的词语与事实有关。因此,语言的使用中,有关于事实的词语,也有关于个人感受的词语。表现在词义中,关于事实的词语有关于事实的语义特点,关于感受的词语有关于感受的语义特点。词义则是由关于事实的语义特点或关于感受的语义特点构成,事实和感受是主导词义构成的背后要素,词义的本质跟事实有关还是跟感受有关,有不同的语义现象表现。因此,可以从语义现象是跟事实有关还是跟感受关系的角度来认识语义现象,帮助正确认识词语的意义。假设二：假设认识活动的语义类别应该是环绕认识活动所关涉的内容的。认识活动所关涉的内容可以包括：内容性质、认识的对象、认识方法、认识特点等；而认识活动本身又是一种活动,如果从活动的角度看,认识活动所关涉的内容还可以包括：活动关涉对象、活动方法、活动特点、活动目的、活动结果和活动性质等。在建立起两个假设之后,文章又根据同义词研究实际的需要建立起一套同义词研究、注释和辨析程序。整套研究、注释和辨析程序包括五个主要研究方法及步骤,详见第二章。第叁章是以第二章的研究思路为基础设计的研究方法及步骤完成的同义词分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过往词典释义和词义辨析的主要问题是同义互训、义项数量和内容不清晰,以及语义特点不清晰。新的释义通过同义语义场确定了同义义位在词义系统中的位置,在凸显同义义位相同之处之余,把同义词义位跟其他同义词义位区别开来。又按词义内容的性质划分出义位,根据注释、辨析清楚的需要划分子义位,并按义位性质分类进行释义和词义辨析；此外,还比较了同义词有区别词义作用的语义特点,并从认知角度总结了词义的分工。新的释义和新的词义辨析避免了同义互训、明确了义项数量、内容；而同义词的语义特点的细微差异在义项对比和语义特点对比中也得到反映。本文提出的同义词解析模式是在吸收前人研究经验,以及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套解析模式,除了能运用到本文的九组同义词的研究之外,还能用来研究其他什么词语?第四章通过同义词系联的方法,指出起码有61个在词典中有同义互训关系的词语可以运用这套模式进行词义研究、注释和辨析；并根据研究所得的启发,指出认识语言单位的意义或许可以从其内容是关于事实的还是关于感受的这对关系入手。
李大国[3]2016年在《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文中认为释义是词典编纂和研究的核心,有关词典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释义而展开的。英汉双语学习词典作为词典家族的重要一员,其释义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对薄弱。释义理论繁杂、解释力有限是过去词典释义研究的普遍现象。以认知语言学原型理论视角研究释义的成果不多,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下定义及多义词语义衍生等方面,原型理论与词典释义研究之间契合点不多。缺少以原型理论视角对词典释义进行一以贯之的解释和建构的研究成果。本文即在此方面所作的有益探索和尝试,力图以原型理论对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体系进行重构,并对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作出统一解释,以原型理论贯穿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的始终,从而为最终编纂出适合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汉双语学习词典提供指导。相关概念的界定成为本文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首先,本文在分析、评判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释义的定义。释义不等同于对应词,释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具有多角度、多层面的意义综合体,词典中的所有信息都是释义。笔者还对原型理论框架进行了重新界定,与多数学者对其的狭义理解不同,笔者对其持广义理解。狭义的理解认为,原型理论主要处理一个范畴内的成员关系,而广义的原型理论既涉及到范畴内的成员关系,也涉及到不同范畴所构成的范畴体系内的典型性(基本层级)问题,还涉及到其外部认知框架,因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框架理论。这一理论框架具有从多角度、多层面地分解和表述语义的潜力。系统化的结构模式使释义与原型理论具有了契合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综合实证研究和使用者现状调查的结果建构原型释义模式。首先,在基于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原型释义模式的理论框架。笔者在Rosch、Taylor、Ungere&Schmid所建构的具有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原型理论结构框架外,加入了具有原型效应的事件域框架,使原型理论成为多维、立体的框架结构,笔者称其为广义的原型理论。把广义的原型理论用于词典释义,即形成了原型释义模式的基本框架。原型释义模式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上,原型释义模式有内外之别、纵横之分,语词的释义构成一个多维度、相互联系的原型范畴体系,每一维度上都有原型与非原型的区分。原型释义模式宏观上的构建主要涉及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模块的完整性,这一模式与传统释义研究仅关注横向维度释义特征的倾向明显不同,它开始从纵向语义类聚层面以及语词与其环境相互交流信息的内外层面综合考察语词的意义,体现了原型释义的体系性和动态性特点。微观上,原型理论对每一释义模块进行建构,重视原型特征和非原型特征、原型样例与非原型样例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原型理论不仅能较好地指导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如何下定义、解释多义语词的语义衍生机制,而且对词典其他释义模块具有普遍的建构力和解释力。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原型释义模式的基本框架仅提供了构建的基本原则和应该构建哪些释义模块,仅具有宏观指导意义。对于释义模块(尤其是横向的意义模块)内的具体内容安排还应该参照主流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实践,吸收其经验教训。同时原型释义模式的具体构建还需要可资对比的样本。因而对主流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现状开展实证研究就成为本文的必备内容之一。同时作为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而言,不可能不了解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查阅状况。这些因素都将作为重要的变量参与到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过程中。对主流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现状的调查发现,尽管学习词典近年积极吸收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在语词的释义上有一系列的革新,也不乏一些闪光之处,但是由于缺乏连贯系统理论的指导和支撑,其释义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在释义模块缺失、处理不到位和顾此失彼。而且,以不同的理论支配释义的不同模块,使释义显得支离破碎,难以形成完整连贯的实体,会扰乱学习者对词典释义的完整认知,从而不利于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调查中国英语学习者查阅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实际状况也是原型释义模式的内在要求。原型成员与非原型、原型特征与非原型特征、范畴基本层次等的提出和区分不仅强调词典释义过程中要善于抓重点,讲究有的放矢,而且重视使用者的实际状况,强调语言的习得是从已知走向未知的过程。通过对高阶学习者的问卷调查和回访发现符合原型释义要求的释义方法普遍受到学习者的欢迎。同时还发现,学习者对英汉双解学习词典的严重依赖和使用严重不足的悖论。一方面应该改变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方式、方法,加强其系统性,为学习者提供用户友好的认知语境,在满足其解码要求的同时不断增强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在编码方面的指引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学生开设词典学课程的急迫性。最后,是原型释义模式的具体建构过程。以原型释义模式框架为指导,综合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现状和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查阅状况的实证研究,构建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原型释义模式。构建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上区分出六大释义模块,分别为横向的形态意义模块、概念意义模块、语法意义模块、语用意义模块,纵向的语义场意义模块和外部结构框架事件域意义模块。从微观看,则涵盖各释义模块基于原型释义模式的建构。两者共同烘托,形成连贯、多维的释义体系,原型理论成为贯穿整个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体系的主线。其中概念意义模块处于释义范畴内纵横两个维度的原型成员地位,因此也成为构建的重点。在构建各释义模块的过程中,突出强调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编码功能,如表达时的形式化框架和内容框架的提出。通过本研究发现原型释义模式具有综合性和框架性特点,与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体系具有高度的同构性。由于原型释义模式直接来源于原型理论,因而同时具备解释性和建构性等特点。同时还发现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原型释义模式有利于为学习者建构积极的认知语境,更适合现代英语学习者的要求。本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表现在:建构了系统化的原型理论框架;对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作出一致性解释;批判性地审视了家族相似性原理;以原型释义视角重新审视“属”加“种差”的释义模式;建构了用户友好的认知语境;扩展了释义研究的范围;构建了语义场意义模块和事件域意义模块。在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过程中笔者还提出了多项有创见性的意见和主张,如认为语词“属”的最高层级是其词性标示,语词的定义是“属”与“种差”的配合关系,而不是经典范畴理论的“充分必要条件”;多义词的语义衍生应该从基本层级(或本词层,即把语词看作是一个整体)开始,在“实体”框架中考察其语义变化等。总而言之,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开创了以单一理论解释和建构词典释义体系的新尝试,完全符合认知语言学所提倡的以“统一的认知方式”解释语言各层面语言现象的主张。区别于传统静态、条块分割的词典研究模式,有效弥补了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的诸多不足。本文不仅对原型理论进行了解构、也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整合,因而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同时,本文在认知语言学和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开启了学习词典释义研究的新视角,拓展了词典学的研究视野,对未来的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张绍全[4]2009年在《中国英语专业学生多义词习得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多义词是自然语言的普遍现象,其研究在语言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对外语教师和外语学习者来说,多义词一直是一大难题,原因在于受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多义词义项之间的关系被看成是无理可据的,缺乏系统性。对于多义词的习得,要么要求学习者死记硬背各个义项,要么就是鼓励他们根据语境去推测义项。然而,死记硬背是一个极耗时的方法。此外,一些研究发现,根据语境去推测多义词的义项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有效,更重要的是,它不提高长期记忆。认知语言学对于多义词的研究表明:1)多义词的义项是通过隐喻、转喻、意象图式转换等认知原则相互联系的;2)多义词的义项可以构成典型结构、家族相似性结构或词汇网络;3)无论从语言学概念还是非语言学概念来说,多义词研究与范畴研究有许多共性。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多义词教学。近年来,认知语言学与二语词汇习得的界面研究已成为热点之一。国外一些应用语言学家把认知语言学的多义性理论应用于二语学习者英语多义词习得的实证研究,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尚存在着以下不足:1)局限于语言理解,没有研究学习者对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的了解能否帮助其提高目标词的产出能力;2)受试的样本量较小;3)没有相关实验证据表明该范式对长期记忆是否有好处。国内认知语言学多义性理论与英语多义词习得的界面研究以思辨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偏少。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把认知语言学的多义性理论应用于我国英语学习者的多义词教学实践中,并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以认知语言学多义性理论为基础,以英语专业大学生为受试,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受试根据语境推测多义词义项的情况怎样?推测规则多义词义项与不规则多义词义项的差异如何?2)受试的多义词语义系统习得状况如何?3)他们了解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吗?他们是怎样学习多义词的?4)受试了解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能否使其更容易、更有效地习得多义词?是短时习得还是长时习得?其目标词的产出能力如何?通过测试和教学实验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受试根据语境推测多义词义项的效果总的来说不乐观,但对规则多义词义项的推测比对非规则多义词义项的推测要好;2)受试的多义词语义网络习得状况不佳,但对核心义项的掌握比对边缘义项的掌握要好;3)受试不了解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他们以死记硬背方式习得多义词义项;4)受试了解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能促进其多义词的短时习得和长时习得,并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全文由8章组成:第1章为导论。简要论述多义性概念和多义词的分类研究,对国内外多义词习得研究现状进行述评,并阐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第2章讨论词义演变的方式、动因及认知机制。如果一个词具有多义性,这往往是词义发生演变的结果,历时语义演变的共时反映。词义演变经历“创新→扩散→结果”叁个阶段。词义演变的动因包括主观、客观和语言叁个动因。词义演变是发话人与受话人意义协商的结果,其中发话人是词义演变的核心。隐喻化、转喻化和主观化是发话人语义创新的主要认知机制。第3章评述多义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用学研究和心理语言学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多义性是异常,单义和同形异义是常态,主张把多义词的各个义项视为笼统定义下由语境确定的例示。但问题是一个笼统的定义很难覆盖多义词的全部义项。对许多词项来说,多义性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多义词的语用学研究强调语境对于多义词义项的确定,但其研究主要集中于规则多义词,忽略了对不规则多义词的研究。心理语言学研究了多义词的心理表征和多义词义项的提取,其研究对我们的多义词教学有一定的启示。但存在的问题是:大多数研究忽视了认知语言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通常仅仅研究多义词的两个义项,并错误地把多义等同于岐义;此外,很少关注多义词与思维的关系。第4章探讨多义词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认知语言学把多义词看成一个复杂的范畴,范畴中的多个义项通过隐喻、转喻及意象图式转换等认知原则而相互联系构成辐射网络,其中有中心义项和边缘义项之分。我们对一些具体的多义词的语义系统进行了分析,发现隐喻、转喻和意象图式转换能很好地解释多义词义项之间的理据联系。第5章调查英语专业学生多义词习得的现状。我们以西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二年级105名学生为受试,用英译汉、汉译英和问卷调查叁种测试工具调查他们多义词习得的现状。通过分析数据发现:1)受试根据语境推测多义词义项的效果总的来说不乐观,但对规则多义词义项的推测比对非规则多义词义项的推测要好;2)多义词的语义网络习得状况不佳,但受试对核心义项的掌握比对边缘义项的掌握要好;3)受试不了解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他们大多死记硬背多义词在词典中所列的前面1-3个义项。第6章把认知语言学的多义性理论应用于英语专业学生多义词习得的实证研究。我们以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二年级220名学生为受试,并随机把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给实验组的受试讲授目标词义项之间的隐喻和转喻认知理据,而对于对照组的受试只要求他们死记硬背目标词义项。讲授完后,立即用英译汉、汉译英两种测试工具测试两组受试的短时习得情况。半个月后,在事先不通知两组受试的情况下,用同一套测试题测试受试的长时习得情况。通过分析测试结果的数据发现:1)了解目标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的实验组受试在目标词的短时习得、长时习得和产出能力方面均大大优于对照组受试;2)实验组受试的短时习得和长时习得结果具有显着性差异。第7章对英语专业学生英语通感式多义词的习得进行实证研究。通感是一种特殊的隐喻,以它为认知基础产生了大量的通感式多义词。在本次实验中,受试为同一批学生,实验方法和步骤与第6章中的研究相同。惟一不同的是,本次实验只用了汉译英一种测试工具。通过分析测试结果的数据发现:1)了解通感式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的实验组受试在目标词的短时习得、长时习得和产出能力方面均大大优于对照组受试;2)实验组受试的短时习得和长时习得结果具有显着性差异。第8章为结论与讨论。归纳了论文的主要结论和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指出该研究对于英语词汇教学的启示,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赵允敬[5]2011年在《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的认知语义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运用认知语义理论,从概念域之间的隐喻映射角度,分析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词义,并区分、描写单音节形容词源域义和目标域义之间的映射关系。学界不少有关认知语义的文献,已经探讨了多义词各义项之间的隐喻过程必要性,本文认为,虽然在此之前也已有学者对单音节形容词的认知语义从对度量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面系统地研究整个汉语单音节形容词系统的隐喻趋向的论文。汉语单音节形容词的身份很特殊,在保留古汉语特征的同时,还在现代汉语多音节形容词和多音节名词等中担任词素,其研究价值不但可以促进对汉语形容词的词义研究,而且可以在对外汉语教学和比较语言学中做出贡献。本文的工作是描写单音节形容词的词义之间的隐喻关系,主要对下面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努力克服形容词词义的模糊性和抽象性,进行单音节形容词的源域义确定工作。在本文中,源域义的确定是非常关键的部分,因为源域确定直接影响类型划分、源域目标域界限的确定,还会影响到词义解释。不同的认知理论,不同的研究者,在描写单音节形容词的词义之间的隐喻关系时,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本文的工作,则主要是在传统词汇语义学有关汉语单音节形容词的词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整个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系统进行源域义确定,并力图解释源域与其他隐喻义之间的发展路线。本文在源域义确定上采用的基准,主要是认知语义学所秉持的经验主义哲学观,尤其强调身体感知,即基于生活者的日常经验的“常识”。当然,我们也参考了词典的基本义释义,如《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但是,当这两个标准发生冲突时,在我们的研究中,第一基准先于第二基准。这是因为词典标注的某些基本义,有可能是历时的源头,但对于当代的中国人来说,已经鲜为大众所知,不再具有认知上的显着性,人们已把其他的某个意义当作为本源。而我们的研究注重的是人们的认识,所以特别强调汉语母语使用者的语感。在这两个基准无效时,本文还参考了汉语的文字特征。其次,本文试图确定单音节形容词的源域义所修辞或限定的对象的属性,并列出典型的对象的类型,这也是本文的一大难点。本文运用新起的词汇语义学语义场理论,经过叁步,确定了四种对象,并对四种对象的语义场做了说明。第一步,语言使用者“人”的感知表达对语言的影响很深,本文从“人类生命体的独特属性”,从“物”对象分出“人”对象。值得注意的是“人”对象的属性有两种,一是身体的感知,二是内面(心理)的认知。与之相应,客观世界的具体物质“物”的属性也有两种：包括人类的物质和不能包括人类的物质,其划分的基准在于物质属性是否性涉及到人类。比如,“长度”包括人的长度,但“甜”只涉及到食用物,除了食人种以外,人类日常生活语言中一般不会涉及到人。第二步,对象的属性各自具有具体性和抽象性。“人”的不同属性中有具体性的,也有抽象性的。同样原理,“物”也有抽象的物和具体的物。我们把这些抽象物从“人类”思维认知中拿出来,确定了“概念”对象,它是我们关于人或物的抽象的实体。第叁步,与单音节形容词所搭配的对象不只是“物”或“人”,不只是“实体”,还有“事”,有“关系”。因此,我们还确立了“事件”对象。按照认知语义基本假设——具体到抽象、已知到未知——本文观察了“人”、“物质”、“概念”、“事件”四个语义场之间的隐喻映射关系。借助认知语言学范畴理论,本文把它们划分为两大类：具有具体值的具体域和具有抽象值的抽象域。各语义场在这一划分中的归属关系是：具体域的“物质”语义场具体域的“事件”语义场具体域的“人”语义场抽象域的“人”语义场抽象域的“概念”语义场在这一系统中,“人”语义场一分为二,人的具体属性属于具体域,抽象属性属于抽象域,这是因为“人”是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在他所创造的这个语言世界中,他是最被关注的对象,所以涉人属性最多,需要分别处理。采用上述理论和研究方法,本文描写了162个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的源域义和隐喻义,文中按照专业词典的形式对此加以展示。在词义描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两个不同的现象。第一种现象是,从具体域向抽象域的转化,打破了上述划分的基本界限。单音节形容词在与其对象搭配时,理想的状况应该是,属于甲语义场的形容词只与属于甲语义场的对象搭配,属于乙语义场的形容词只与属于乙语义场的对象搭配,不出现交叉配置的情况。但实际上,在源域义中属于物质语义场的很多单音节形容词(主要是很多表示人类的物质属性的单音节形容词),却在与人类的身体部位对象搭配后,不再指作为具体物质的身体部位,而是指向人类独特的内在心理、心情、性格等抽象域意义。这些类型大量存在,值得独立拿出来讨论。第二种现象是,已经词素化的单音节形容词的词义,也许在当代我们已经很难确定它的源域义了。它们往往蕴含其语言使用民族的文化义,本文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来看,认为要特别重视具有特殊的文化义的单音节形容词的词义,所以,词义描写中列过一些。我们可以猜测现代汉语日常生活中使用大量由单音节形容词组成的用语,他们也许直接与源域义相关,或者已经转喻并指向特别的事物,甚至也许已经失去了隐喻的发展路线。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在上述词义描写的基础上,把现代汉语形容词与相对应的韩语形容词进行了对比,重点在“求异”,从而说明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认知隐喻义的独特性,以深化对韩汉语教学的研究。本文的难点及处理办法：第一,对单音节形容词进行定义具有相当高的难度。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所载的163个单音节形容词中的162个单音节形容词。但是,词典编纂所采用的基准我们难以把握,比如该书所列形容词中有“男”而没有“女”,各种味觉单音节形容词中没有“咸”。因此,本文将单音节形容词规定为它的源域义能单独成词的形容词,而不包括只能担任复合词构词语素的那些,而且只讨论可做谓语的形容词。对单音节形容词的主要句法功能可以有不同理解,可以从定语功能看,也可以从谓语功能看,但一个形容词在定中结构和主谓结构中所搭配的对象可能会有所不同。本文的目的既然是为了解释认知语义,解释基本义到源域义的过程,就必然需要考虑成熟而较为自由的搭配,不能受某些非常特别的搭配的限制。我们发现,单音节形容词谓语句是单音节形容词运用的基本形式,其中的用法都是已经成熟,并且比较普遍的用法,而做定语时会涉及一些特例。故本文主要从谓语位置进行研究,当然定语位置的功能有时也会提到。第二,区分单音节形容词的认知域也有相当高的难度。认知域在基本层次上分为具体域和抽象域两种,下位认知域则在具体和抽象的基础上进行细分,如具体域的下位认知域又分为人类、物质等。形容词本身表示性状,其语义比名词、动词更为抽象义,所以从单音节形容词自身语义来确定认知域,是十分不易而且也很不可靠的,必须依靠与其搭配的对象来确定认知域。在搭配对象方面有叁种棘手情况：一是有的单音节形容词常与动词搭配。一般来说单音节形容词与名词搭配,我们根据名词的属性来区分形容词的认知域及下位认知域,但有的单音节形容词则以与动词搭配作为主要功能。如表味觉的单音节形容词“甜”、表颜色的单音节形容词“红”和表形状的单音节形容词“大”都通过与其搭配的名词来确定其认知域,但“透”、“碎”、“全”、“稳”等等表示状态的单音节形容词,则常与动词搭配,而从这些动词有时很难确定究竟属于哪个认知域。二是有的单音节形容词常与表示自然现象的名词搭配。这些名词的属性要么与动词有密切关系,如“气味(冒出)很冲”,要么名词本身具有抽象属性,比如“风(气势)很猛”,还有气候类的单音节形容词也是如此。叁是有的单音节形容词与时间有关,比如“新”、“旧”、“久”等,指的是时间的属性,但它们却与具体名词搭配,这时是算作具体域还是抽象域颇费思量。另外,应该把“快”、“慢”看成与时间有关的单音节形容词,还是与动词常发生关系的表示状态的单音节形容词呢?这些定位问题是个难题。本文在讨论过程中,力图对这一些处于跨域范畴的单音节形容词进行相对明晰地定位,而一些由于各种原因很难理清的单音节形容词,本文将存疑处理。
葛晶[6]2012年在《整合性描写原则视域下的语言多义性研究》文中认为自然语言具有多义性,这是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语言中存在着各种形式、不同层次的多义现象。语言中的多义现象并非同一个语音形式对应几个不同的意义那样简单,它有着更为复杂的形成机制和运作机理。一种语言的错综与复杂、丰富与精妙往往能在多义现象中得到体现。多义现象是语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又得到了认知语言学的广泛关注。通过研读文献我们发现,俄罗斯语言学界对于多义问题的研究比较充分,主要有词汇语义、句法语义、认知模式、词典编撰、机器翻译等几个不同的角度。这种多角度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与俄罗斯语言学界的研究相比,我国学界对于语言多义问题的研究还尚显不足,这种研究的不足与多义在整个语言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语言表达中的功能是不协调的。因此还需要对语言的多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发掘。本论文以莫斯科语义学派整合性描写原则为方法论,借助其语义研究模式中的相关理论与概念,对语言中的多义问题展开了系统的分析与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语言多义性问题的整合性研究、多义词的语义内容及结构研究、多义词语义转义的机制与机理研究、多义词语义统一体研究以及语言多义性的功能语用学研究。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论及参考文献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对象(语言的多义性)、研究所依据和借鉴的学派理论(莫斯科语义学派)以及论文的定位(研究目的、任务等)进行了简述。第一章全面考察了语言中的多义问题,论述了语言多义与词汇多义的关系,系统分析了国内外多义问题的发展脉络以及研究现状,探讨了当前多义研究中的一些热点焦点及关键问题；第二章详细阐释了多义词的语义内容及其结构,分析了语义信息包含的各种要素,归纳了多义词内部意义相近的类型,并以具体实例解析了多义词词位的划分原则以及排序原则；第叁章论述了词汇单位之间语义关系对语义变化的影响,分析了词义发展的规律以及多义词语义转义形成的机制,重点研究了基于伴随意义而产生的转义,讨论了规律性多义的相关特点；第四章对多义词语义统一体问题进行了阐述,介绍了莫斯科语义学派在多义词语义统一体问题上的研究思想和原则,并通过具体实例的剖析展示了该学派在恢复和构建语义统一体问题上的思路和方法；第五章全面研究了多义在语言使用中的功能与应用,分析了语言中由于多义而造成的歧义现象和双关语问题,关注并考察了语言多义性的民族性问题,归纳了外语学习中由于语言的多义性而造成的外语学习的困难,并根据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相关理论原则结合具体实例的分析提出了解决方法。结论部分对论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阐述,对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论述与总结。
李英兰（LEE, YOUNG, RAN）[7]2017年在《汉韩饮食词汇隐喻对比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以汉韩饮食词汇隐喻对比研究为题,从概念隐喻理论入手对汉韩饮食词汇进行对比分析。我们还运用认知语言学、语义学、语言对比理论的观点对饮食词汇的语义特征进行分析,通过对饮食词汇从感到饿到撑的过程中人类的体验联想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理解。饮食词汇通过本义的形态、性质、功能等的特征来不断派生出新的词义。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的手段,更是一种认知思维的方式。隐喻是人们通过思维联想将不同的事物或概念之间的特征联系起来,从而构建了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的认知机制。饮食词汇隐喻就是将饮食的某一突显的特征映射到人或事物上,本文主要对汉语和韩语两种语言的饮食用具类、食材类、烹饪制作类、饮食动作类和食物的感觉类词汇进行系统性地对比研究,来考察两个语言饮食隐喻的共性和个性。本文首先以汉语用《现代汉语词典》,韩语用《韩国语大词典》选取饮食词汇,其中具有多义引申义的词汇分析统计。然后依据《HSK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大纲》,进一步筛选出更基本的词汇。因为《HSK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大纲》里的词汇搜集到汉语学习者最常用的词汇,分为饮食用具类、食材类、食物烹饪制作类、饮食动作类和食物感觉类等5个方面,之后选取具有叁个以上隐喻义的词汇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并通过联想、相似性、通感和基于意象图式等分析隐喻引申义产生的原因,如各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风俗习惯、历史文化、地理环境、认知模式等。我们考察发现饮食词汇隐喻类型主要有类比型、逻辑型、凸显型和转换型。饮食词汇隐喻认知途径主要是通过这四种方式来构成的。汉语和韩语饮食词汇的映射模式分为:·从饮食域到非饮食域;从非饮食域到饮食域;饮食内部的映射。它们反映了中韩民族对客观世界具有共同的认知途径。汉语和韩语中饮食隐喻映射是双向性进行的,饮食可以作源域,也可以作目标域。从概念隐喻的理论入手,通过考察发现饮食词汇与人的生活密切关系,饮食用具类词汇通过形状、功能、性质、位置上的相似性映射到的其他范畴的目标域与人有关的,人的身材、性格、行为能力和工作等;饮食食材类词汇通过形状、性质、功能上的相似性映射到人的性格、身体、行为、状态和人的生活中的经历、体验等;食物烹饪制作类词汇通过过程上的相似性映射到人的情感、行为、精神、生理、心理等状态和人生活中的体验和经历、天气等;食物动作类词汇通过过程上的相似性映射到人的行为、状态、能力和人生活中的体验和经历等;食物感觉类词汇通过性质、过程相似性和通感隐喻手段映射到人的外貌、状态、感情、情感、语言、性格、心理、生理和人生活中的体验和经历等。饮食词汇的引申义大部分都与人有关。两国民族对同类的饮食词汇具有相同的认知、理解并采用相同的观察视角和经历过程来类推。此外,两国民族生活环境、历史背景、文化心理、民族传统的不同导致对饮食的观察视角和取象视点不同。
吴哲[8]2005年在《现代俄语词汇的多义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对俄语词汇意义及俄国多义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介绍,对俄语词汇多义性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解读,试图客观、深入地剖析这一自然语言最重要的语义特征。文中探索和归纳了词义发展的规律与模式,分析了词的语义结构形成的原因和机制,总结和发掘了影响多义词词义发展变化的语言内外因素,同时结合语言学最新研究成果扩展了多义性的研究领域和空间,在认知语言学框架内重新阐释了俄语词汇的多义性,探讨了词典编纂、外语教学、翻译实践中存在的多义性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全文分五章。第l章中系统总结和介绍了俄国词汇意义研究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学者及其观点,探讨了俄语词汇多义性研究的特点和发展历程;第2章中对多义词的概念及其主要特征进行了剖析,从多义词与单义词、同音词的关系角度阐释了多义词的界定问题,以具体实例解析了多义词的语义结构,详细论述了各类语境对多义词意义发展的制约;第3章从历时角度探讨了影响多义词词义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归纳出了词义演变的途径与类型,阐述了俄汉语多义引申的语际差异与民族个性。第4章在认知语言学框架内重新审视和理解意义及词的多义性,更新并扩充了多义研究的维度,并对俄语多义词具体实例进行了认知分析;第5章中运用相关研究成果阐述了词汇多义性在词典释义、外语教学及翻译等应用领域所起的作用和实践价值。
解中杰[9]2016年在《《现代汉语词典》多义词比喻义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含比喻义的多义词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其进行词汇学描写,然后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些多义词的母义和比喻义进行义类的统计分析,同时概括比喻派生中义类间的映射关系,并据此判断语义距离,最后对母义和比喻义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探析词语母义和比喻义的使用活力。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并对前人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指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研究目的等。第二章主要介绍了《现代汉语词典》含比喻义多义词的基本面貌,通过具体数据的对比,指出双音节和叁音节比喻义多义词比单音节多义词更有数量优势,在词类方面,含比喻义多义词以名词和动词居多,形容词和兼类词等只占极少数。第叁章主要介绍多义词的母义和比喻义的义类分布情况。母义义类各一级类的分布数量依次为:具体物、抽象事物、生物活动、社会活动、运动与变化、生物、性质与状态、辅助词;比喻义各一级类的分布数量依次为:抽象事物、社会活动、生物、生物活动、性质与状态、时空、具体物、辅助词。第四章考查了多义词母义和比喻义的义类映射关系。通过统计,指出义类间的映射关系有单向映射和双向映射两种,具体物类到抽象事物类的单向映射最为明显,社会活动类与生物活动类,抽象事物与生物类,它们之间以双向映射为主。第五章通过“语料库在线”系统检索拼音A-L字母词语的母义和比喻义实际使用情况,得到母义和比喻义的使用次数,并据此将词义中的比喻义义项划分为强式比喻义和弱式比喻义两种,对其进行了分区间考察,针对“语料库在线”系统在语料量上的局限,将语料量较少的义项在CCL中进行复查,发现强式比喻义在CCL和“语料库在线”系统中的使用情况基本一致,而弱式比喻义在不同语料库中的使用次数有一定的差距,表现为有的弱式比喻义使用次数很多,这也反映了部分弱式比喻义之间有发展速度快慢的差距。
胡涛[10]2007年在《汉语多义词及其语义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属于词汇语义学的研究范畴,我们从现代语义学的角度对汉语多义词研究进行新的审视,并且重点是在现代语义学理论下从语义桥的角度对汉语多义词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在本论文中,我们主要采用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一个封闭域内对汉语多义词的语义桥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解读,结合了语言学最新研究成果拓展汉语多义词的研究领域和空间,试图客观、深入地剖析汉语多义词中这一重要的特征。本文共分析总结出汉语语义桥7大类42小类。此项研究对词义演变研究及词典编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系统总结和介绍了语义桥研究的国内外现状,并指出这一研究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以及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在回顾传统训诂学、词汇学、语义学对汉语多义词认识的基础上,从现代语义学的角度对多义词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认识:(1)“量”的认识。(2)结合认知语言学对多义词的认识:一个多义词就是一个小语义场,多义义场是历时演变为共时的语义网络。这个多义结构是以一个核心义位(本义或基本义)为中心的,含有一个或几个共同义素的,带有整体性的语义连续统或聚合体。(3)多义词的结构性:拓扑结构(辐射型结构、连锁型结构和辐射—连锁型结构);值域理论;多义词的六个梯度。第叁章中我们从现代语义学的角度,对汉语多义词的语义桥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首先,我们从“直观性定义、属性定义”两个视角来观察“语义桥”这个概念。语义桥,也叫语素共性点或语义连接点,是指多义词本义与引申义或引申义与再引申义之间隐含的过渡语义,即它们的共性义素,亦即有直接联系的义位之间的语义链条。然后,我们对封闭域内的522个多义词、1290个语义桥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共总结归纳出“上下桥、总分桥、物人桥、物物桥、动动桥、性状桥和转类桥”7大类42小类,并且统计每小类语义桥的百分比例。最后,我们从“叁个世界理论”出发,重点从主体世界来深入分析语义桥产生的理论基础:作为本义与引申义或引申义与再引申义之间在某方面的共同特征或存在某种联系的语义桥是有其现实基础的,是通过隐喻(相似联想)和转喻(相近联想)的认知模式由旧义构建出新义的。通过语义桥使多义词义场内的义位相互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纵横交集、内涵丰富的语义网络系统。第四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和对后续工作的展望以及本文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
参考文献：
[1]. 《现代汉语词典》反义同词释义的认知研究[D]. 李静文. 曲阜师范大学. 2017
[2]. 同义心理活动动词解析模式研究[D]. 张少英. 北京大学. 2013
[3]. 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D]. 李大国. 苏州大学. 2016
[4]. 中国英语专业学生多义词习得的认知语言学研究[D]. 张绍全. 西南大学. 2009
[5]. 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的认知语义研究[D]. 赵允敬. 复旦大学. 2011
[6]. 整合性描写原则视域下的语言多义性研究[D]. 葛晶. 首都师范大学. 2012
[7]. 汉韩饮食词汇隐喻对比研究[D]. 李英兰（LEE, YOUNG, RAN）.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8]. 现代俄语词汇的多义性研究[D]. 吴哲. 黑龙江大学. 2005
[9]. 《现代汉语词典》多义词比喻义研究[D]. 解中杰. 河北大学. 2016
[10]. 汉语多义词及其语义桥研究[D]. 胡涛. 鲁东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