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当代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所面临的三大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所面临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特色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学是一门缘起于西方的古老学科，其科学化亦是从西方发端。回顾19世纪中期以 来的政治学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沿着两条路径开始由思辨哲学变成实证的科学：一条 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通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政治现象进 行社会经济的考察和社会阶级的分析；另一条是由约翰·穆勒和托克维尔开创的通过运 用比较的方法对政治假设进行验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要是沿着第二条路径推 进，前苏联和中国则是第一条研究路径的典型代表。我国1980年所恢复建设的政治学， 主流是按照第一种方式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来铺陈建构的。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的今天，学术界立足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 ，不可避免地会要面临历史遗留的和新出现的诸多方面的问题。厘清障碍，明确认识， 形成理性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指导原则，是建设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的基础。通过分析 ，笔者认为，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面临如下三个主要任务，即明确政治学理 论体系所承载任务的多层次性、提升核心理论架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科学化水 平、加强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一、明确现代政治学理论承载学术任务的多层次性
欲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首先要明确这门基础科学所应该承载的学术任务 。赵宝煦先生指出：“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研究，要想得到社会认同，就必须能回答当前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当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他明 确指出“要熟悉中国国情，再研究问题，才能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注：迈克尔·罗 斯金、罗伯特·科德等著：《政治科学·序言》，林震、王锋等译：《政治科学》，华 夏出版社，2001年。)。虽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处于西方知识谱系之外，赵先生的观点 与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所主张的超越行为主义的论点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即政治学研究 在进行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之外，必须要关注政治现实问题的解决。政治学界作为一个 学术群体，必须对现阶段政治现实有深入调查研究和分析把握，在此基础上达成基本共 识，惟其如此，才能够明确政治学理论建设所处的现实背景，才能够切实把握政治学理 论体系所应承载的学术责任。
每个知识领域的发展都有自身的源流脉络。政治学发展一般来说可分为五个阶段。(注 ：对于政治学发展历史的阶段划分，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可分为传统政治学、行为主义与 后行为主义三个阶段，这与胡佛之划分在实质上并无太大出入。胡佛先生的划分更为详 尽具体。参见唐光华著《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鲁恂·序言》，(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1982年。)第一阶段是古典时期(?—1850)。在这期间政治学与政治哲 学混合在一起并夹杂着诸多伦理学的命题，政治学家兼具哲学家身份，规范研究
(normative)成为主题。只重视应然而忽略实然问题使这一时期的政治学很难与道德哲 学区分开来。第二阶段是制度研究时期(1850—1900)。这一时期道德哲学与政治学逐渐 分离，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始进入政治学领域，关注重点在法律和制度层面。此 时政治学主要是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以法律文件与宪法规约为资料基础。各国 的政治制度及过程成为主要研究对象，方法论上以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为主。第 三阶段是过渡阶段(1900—1923)。在此阶段政治学家开始正视观察、调查和测量方法并 应用于研究政治现象，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也为政治 学家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可借用的资源。在这一阶段政治学家们指责制度研究，认为制 度研究不能提供人们了解政治现实的真相，而实用主义和符号互动论也对政治学家们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让他们反省政治学的发展状况。在此阶段，学界还对国家主权理论为 中心的政治学进行了批判，一些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应该是多元化的，他们认为，主权是 一个缺乏经验意涵的概念，必须要修正主权一元思考，代之以政治权力多元化的观念。 这一阶段是一个形塑和整合的阶段，为政治学研究迈进行为主义阶段奠定了基础。第四 个阶段是行为时期(1923—1969)。其特征是政治研究愈来愈倚重于人类行为的变量，强 调个人行为是政治研究的分析单位。在方法论上主要采用经验的研究方法。第五个阶段 是后行为时期(1970—)。这一时期是对行为主义的政治研究之缺陷进行弥补与完善的阶 段，研究主题也是个人行为及团体行为，但后行为主义者主张事实与价值的不可分割， 在方法论上并无太大差异。
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十分明确。从古典阶段到现代正盛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研 究，政治学的科学性逐渐增加并阶段性地向前推进，均是以本阶段研究模式以及研究方 法高度成熟为基础，以本阶段研究理论范式充分发挥其作用为条件。当一种理论的解说 能力下降，或者出现了难以解释的政治问题或者政治现象，就要求有新的理论和研究方 法来承担起这种责任。新阶段的研究范式并不是完全取代了前一阶段，而是代替了前一 阶段的主流范式。举例来说，当行为主义取代制度研究成为主流范式之后，制度研究包 括以前的政治哲学研究仍然保留着自己的领域。所以，西方知识谱系下的政治学发展历 程的划分，每一阶段相对于前一阶段来说，其范式是或多或少的(more or less)，而不 是非此即彼的。在后行为主义政治学阶段，主流范式是后行为主义的，但包括着前四个 阶段的研究途径与范式，互相依托。
中国政治学恢复之时正是西方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方兴未艾之际，理论上是按照马 克思主义的方法来重新建构的。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中国政治学理论却处处受中华民族 自身的文化所规定和制约，这种制约反映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效用的缺乏之上 ，也反映在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解释、认识和预测能力的弱化之上。建构现代政治学理论 ，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核心架构下，吸收、借鉴和利用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模 式和研究范式，虽然中西政治学建构的模式和指导原则不同，知识谱系也不同，但由于 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的共性，在政治发展中会面临许多共同或者相似的问题， 政治学理论在整体上必然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学术任务。
中国政治学虽然在时间上处于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阶段，但其所面临的学术任务， 所欲解决的主要政治问题与这种阶段性并不相符合。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政治制度与 政治过程研究还显薄弱，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仍多属于规范研究的范畴，对于国家政 权的研究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描述与论证。同时，西方所盛行的把个人和团 体行为作为研究政治的基本变量，提倡价值和事实统一协调的后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在我 国才刚起步。所以说，要在新世纪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必须明确我国政治学现 阶段所应该承载的学术任务之多层次性与复杂性。
我们可以直接移植西方最新的后现代的理论范式，比如公共政策研究、公共行政研究 等等，但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学术基础的薄弱，使这些最新的理论范式难以真正发挥其理 论效用。所以，必须明确诸种研究范式之间的逻辑关系。只有厘清每一种研究范式所承 担的学术责任和应该发挥的理论功效，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来确立哪一种范式应该 为现阶段的主流范式，并对之投入更大力量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才能够使中国政治学 理论建设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在建构现代主流范式的基础上，还必须对主流范式所必 要之理论基础尽快提供学术研究的支持。立足于确立的主流范式，还必须具有前瞻性的 战略眼光，学习了解西方最新最流行的政治学研究范式，以作时机成熟时可用的理论储 备。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处于不断的整合之中，这种学术任务的多层次性，要求政治 学界全体同仁分工合作，依据自身学术实力及专长，承担各自的学术责任，这样才能够 真正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构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
二、提升核心政治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科学化水平
1980年，我国政治学科重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 为核心的政治学体系初具雏形。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来观察、分析和解释社会政治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一种政治学理 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基础与核心，马克思主义 国家政权理论对于政治和国家等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科学理解，是区别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说同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学说的根本标志。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 法论指导下，强化国家政权理论的研究，以国家政权为研究的核心变量，对于我国的政 权现状、政权基础、政权之合法性、政权之变化规律及其与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等问 题的研究，应该是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和重点。
当前，政治学领域内的主流理论范式并不明显，在学术界形成了几大有代表性的学术 脉系，诸如政治过程研究、政治制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国家政权与阶级阶 层研究、公共政策研究与公共行政研究、政治文化研究等。(注：关于政治学学术团队 形成情况分析可参见朱光磊：《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两大尴尬与两大转变》，载《中华 读书报》2004年8月14日。)但是哪一种理论为真正的核心理论架构并不清楚，也即是说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地位在现实的研究中被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 核心地位弱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教条地、形而上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乃 至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完全意识形态化是造成其核心地位弱化、科学化水平下降的 最主要原因。
政治学作为一门最具现实意义的科学，必须立足于现实的政治问题，提供解决问题方 法，预测政治发展走向。遗憾的是，教条地、形而上学地或意识形态化地对待马克思主 义政治学理论，使我们无法对之抱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无法对其理论本身进行分析检讨 ，无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进行创新和发展。其结果是抑制了其科学化水平，窒息 了这种理论的学术生命，使之无法承载起应有的学术责任。因此，我们必须科学地、辩 证地、历史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要立足中国实际，结合丰富实践，不断发展 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为政治学界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提供了动力和契机 ，也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能够充分发挥其核心作用。以国家政权为核心和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对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为提高 人民对政权的合法性认同程度提供可行性的理论指导与策略建议。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 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一个分析解构的样本，对这一理论体系之 缺陷和优势进行分析，并作适当的修正，提升其科学化水平，使之更适用于现阶段对中 国政治发展的分析与研究，这是中国政治学界的当务之急。
三、加强政治学理论范式的本土化研究
建设中国特色政治学所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现在中国政治学界对政治学理论的“本 土化”研究薄弱。社会科学“本土化”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摆脱历史目的论的普世主 义，要正视本土社会的概念，掌握本土的行为，分析本土的行为规范是通过何种途径展 开，从而变成是合理正当的行为。(注：石之瑜：《社会科学本土研究的知识论札记》 ，参见：http:www.ccms.ntu.edu.tw/～ndintu/p6～216.html，2004年2月4日。)社会 科学研究“本土化”本不是一个新话题，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被引介入中国之后，是“ 本土化”还是“西方化”就曾经引发过学术界很多知识分子的关注。把西方新理论新名 词拿来套用于中国的政治问题，往往不能切中所研究问题的症结所在。台湾学术界曾经 出版过一本研究“本土化”问题的论文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在其序言 中，杨国枢和文崇一两位教授对台湾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分析具有启发意义：
多年来，(台湾)社会与行为科学界，一直在忙于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模仿西方的研 究方式，似乎已经忘记将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反应在研究活动之中。在缺乏自我肯定和 自我信心的情况下，长期过分模仿西方研究活动的结果，使社会及行为科学缺乏个性与 特征，终于沦为西方社会和行为科学的附庸。(注：杨国枢、文崇一：《社会及行为科 学研究中国化·序言》，(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1982年。)
诚然，“本土化”问题在不同领域与不同学科之间仍有争议，其内涵与话语选择也因 学科领域不同而有差异。但是，毫无疑问，“本土化”应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 设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的必要途径之一。王邦佐教授在2001年撰文指出，“许多人强调 ‘本土化’研究，强调以中国的本土特色来应用和修正西方的理论体系，这是必要的” ，他接着强调，“中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应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 体系”(注：王邦佐：《政治学的繁荣发展需要理论创新》，《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 期。)。由此可见，对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吸收并使之“本土化”，这已经是大部分政 治学界同仁的共识。
当前，对于如何“本土化”、“本土化”应该遵循何种原则、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政 治学理论与西方政治学理论二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并未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 有一些热衷于西方最新政治学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学者，在借用西方理论之后根本不做“ 本土化”的研究与检讨，形成的大量研究成果难以和中国的政治问题紧密结合。举例来 说，西方政府再造过程中提出了诸多诸如学习型、法治型以及管理型、规制型、弹性化 政府等不同层面的政府模式。国内学术界也纷纷推出了相应的研究著作和文章。笔者认 为，这些研究缺乏将这种理论模式的“本土化”。
王惠岩先生在《政治学十五规划》中论述“九五”规划期间中国政治学研究存在的问 题时，明确指出：“忽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熟的大背景，将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 和理论观点移植到中国来，必然会缺乏科学性和导致指导思想上的偏向。这在政治学恢 复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但经过20年的发展还存在这种状况就应该说是缺陷了。”(注： 王惠岩：《政治学学科十五规划及课题指南草案》，参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网站：
http://www.sinoss.net/commfiles/subject/810.htm，2004年9月20日。)这明确指出 了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问题研究的薄弱。“本土化”研究薄弱是建设中国特色 政治学理论的瓶颈之一，必须对之有充分的认识。立足于中国政治的现实，为中国政治 现实中最迫切的问题提供实用性、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及应对策略，这当是政治学者 应肩负的学术责任。政治学的研究力量本就不够强大，把有限的研究资源应用到最需要 的地方，也是政治学研究者的一种学术自觉。
那么，政治学理论如何“本土化”?笔者认为，为了达到本土化的目的，必须及时进行 自我检讨，对当前政治学学术谱系中所采用的语言、概念要进行反省。我们一定要追问 ，这些概念是否误导了我们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这些语言和概念已经成为了我们的 观念，却又游离于社会文化传统之外?我们要检讨自己所用的政治理论、概念与研究范 式能否顺利与我们现实社会沟通，同时，对其是否具有社会科学领域以外的沟通能力要 有清醒的认识。政治学的“本土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我们必须踏踏实实，时刻反省，一点一滴地来推进政治学的“本土化”进程。
本文所论的三大任务，并不全面，但只有解决好这三大任务，方能够建设科学合理、 既聚焦现实又具前瞻性的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最后还想附带说明一点，政治学相对于 其他学科，其科研经费投入明显不足。经费的缺乏以及人员配备的不足已经影响到政治 学经验性、实证性研究的深入推进，许多学者只好坐在书斋中，远离田野，凭借文献资 料演绎政治学的相关议题。看来，建设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也需要加大经费上的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