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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安迪·葛鲁夫最喜欢的用语是“战略转折点”。近来他把这个词用于报业。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年会上，葛鲁夫指出，互联网正使传统报业面临着八十年代中期英特尔公司曾面临的那种剧变。
葛鲁夫说，印刷媒介的前景是黯淡的。这一行业必须全力重塑自我。“你们要想一想，什么是你们能够做到而网络出版做不到的？”
不过葛鲁夫并未向与会的编辑和出版业人士阐释清楚，新媒体的面貌究竟如何。他的漫无头绪也许是由其阅读习惯决定的。葛鲁夫在会上讲述了自己查阅新闻的大致情形：上班时在网上看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新闻摘要，以及CBS的“巾场观察”，看业界消息则去CNET。下班后他会在家中看两份报纸，即《圣何塞信使报》和《华尔街日报》。
从中你可以发现，葛鲁夫浏览的本质上都是旧媒体，尽管这些媒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披上了新媒体的外衣。显然，葛鲁夫并不知道，有一种崭新的新闻形式正在他所熟悉的IT领域内发展起来。这种形式的首创者不是出自那些报刊、电视媒体云集的著名的大都市，而是出自美国密执安州的一个叫荷兰的小城。
这座小城里有一份名为Slashdot（http：//slashdot.org）的网上技术出版物。它由年轻的Linux软件爱好者罗勃·马尔达创办，原是有关Linux的一个信息仓库，逐渐演变成为网络技术人员的“快乐大本营”，其中集结了大量的技术内容和技术讨论。Slashdot与葛鲁夫所欣赏的新闻媒体截然不同。它把多个信息源以及信息的消费者互相连接起来，完全摒弃了信息中介人，也就是那些专业新闻记者。这家出版物的读者每天向编辑部提供多达四百个超链接、新闻线索、创意和完整的新闻报道，但并不从该出版物领取一分钱。经过仔细筛选，编辑部挑出五到十个可能引起读者最大兴趣的题目，然后加上一段很短的提要，并附带一个指向信息源的链接。如果是原创性的文章，编辑部也会在文章前面加上内容提要，再用一个链接指向单独的网页。这样刊出之后，会有成百上千或长或短的评论、指责、咒骂、更正、插科打诨和旁批蜂拥而至。Slashdot的创办者坚信人们有权利匿名发表他们的看法，因而所有不想在网刊上暴露他们身份的读者都可以使用一个笔名投稿，这个笔名叫做“无名的懦夫”。
专业新闻工作者也许会瞪大了眼睛说：“这些东西都是垃圾。这样做并不是在观察报道网络的混乱，而是在复制混乱。读者是无法处理这些芜杂的信息的，所以公众才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为的是过滤噪音。”
马尔达清楚地知道，完全缺少过滤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一个网站让读者自由发表意见的名声越大，它也越有可能被其高知名度所摧毁。亚马逊网上书店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它允许读者自由上传书评，最后发现书评数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高呈现强烈的反差。在Slashdot网站上，由“无名的懦夫”们所发出的聒噪足以淹没任何理性的声音。马尔达承认，读者人力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脑力的增加。
但是，即使Slashdot处于被垃圾邮件（spam）、火焰战（flame war）和离题万里的奇谈怪论所埋葬的危险之中，那么摆脱困境的办法也不是删除这些东西。Slashdot的读者们极其厌恶由一个舆论中心对多样化的声音加以甄别。假如马尔达以新闻检察官的身份出现，就会毁掉这个由他一手创办的网上社区。作为一个技术天才，马尔达很自然地设想，是否能用某种程序上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开创了一种允许二十五位最受信任的用户对刊发稿加以系统评估的制度。该制度授予那些持续受到好评的用户“主持人”的身份。每过半小时，计算机会检查听有的帖子，并给当时在线的读者打分。在任一时间内，都会有三百到五百名读者积攒到足够的分数，并经随机筛选成为主持人。主持人本身也可以获取一定的分数分配，这使得他们有权力对一定数量的帖子加以评论。他们可以在三天内用完他们的所有得分，过期则作废。
马尔达所有这些想法都是为了创造一个自我运行的系统。在传统的新闻采集过程中，记者和编辑试图摸清外界发生的事实，平衡专家的意见，再用一些简略的引语把事实表述出来。Slashdot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专家的意见占主导地位，引语完整无缺，整个新闻机构以极快的速度和极低的成本保持运行。将来，也许总编码师将成为新媒体的灵魂人物。
中国有没有类似的媒体？有点意思的是一家号称“IT写作社区”的网站http：//donews.com（中文名“斗牛士”）。人们在这个网站上就范围广泛的IT话题发表意见。网站的投稿量很大，如果其人气攀升过猛，必然也会遇到系统如何自我运行的问题。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该网站更像一个论坛而不是新媒体。
这是因为，网络最突出的一个优点是增大链接而不是拷贝。所谓链接就是简单地指出完整的信息在网络上的原始位置。链接可以确保引文的完整性和作者认可的引用方式；如果作者恰好改变了他的想法，你将能够看到引文的最新版本。“斗牛士”网站多有投稿而少有批注，完全忽视了链接。
而在新兴的网络日志运动中，链接是最有力的武器。网络日志（blog或Web log）是一种可以用免费的"Blogger"网络软件创作的在线日记。这种Blogger软件堪称是Napster之后出现的最有趣的互联网应用。说它有趣，首先是因为它使得网页的创建和更新更为容易；更重要的是，它令网上交流以一种最为个人化的形式出现。网络日志的简单定义就是，“一种表达个人思想和网络链接，内容按时间顺序排列，并且不断更新的出版方式”。它是个人生活与网上事件的一种奇妙混合。一段段按时间排列的日志，清晰地勾画出网络知识积累和演进的历程。
热衷于撰写这些日志的人，就是所谓的“博客”（“Blogger”一词的汉译）。大多数博客是十几岁的孩子和大学生。他们利用网络日志，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生活中的种种片断。平心而论，如果花上几天时间去读这些博客日志，你会发现大多数叙述是幼稚和无聊的——它们不过是一些天真的头脑对特定事物的漫无规律的痴恋而已。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要害：博客现象之所以重要和值得我们关注，不是因为某个人的网络日志有多么好，而是因为网络日志彼此链接的方式打破了我们熟知的交流常态。
网络日志从不孤立出现。在浏览日志的时候，你很快会意识别它们构成了网络社区——尤其是那些关系紧密的社区——的基础交流平台。社区内的人利用网络日志分享彼此的生活。网络从一开始就带给人们自由沟通的承诺，但博客们却将此承诺变成了现实。
网络日志自身构成了一个奇特的世界，折射出互联网带来的社会行为基本模式的变迁。创作网络日志现在成为一种急速成长的网络活动。博客的迅速增长凸现了互联网的两个关键事实，而这两个事实也将拥有深远的商业影响。
其一，互联网是一种可塑性很强的媒体，新的应用的出现（尤其是所谓的杀手应用）能够非常快地改变人们使用这种媒体的方式。Napster是一个很好的先例，Blogger也同样如此。必须强调的是，最具革命性的应用常常不是来自商业性组织，而是来自对网络充满热爱的忠诚用户。这些人最感兴趣的是“扮酷”而不是赚钱。无可否认，Napster和Blogger的发明人非常想把他们的发明商业化，但是，新技术应用的真正力量在于，可以让人们免费去做以前他们不得不花钱去做的事情。
其二，互联网更主要地是一个交流平台。大多数人上网为的是聊天、沟通、学习和探索。在互联网极为发达的美国，人们在节假日期间使用网络的模式，便显示了这一特点。据Pew Internet Project的研究，在节假日的网络活动中，53％的互联网用户通过电子邮件互致问候，32％的用户发送电子贺卡，24％的用户搜集假日活动的信息，14％的用户研究假日的宗教传统。只有24％的用户在网上购买礼物。
基于以上两个事实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互联网与传统媒体不同之处在于，它赋予个人前所未有的对媒体施加影响的权力。他们利用这一新媒体做什么，怎么做，和谁一起做，都是可以由他们自行决定的事情。利用Blogger以及其他网络社区建设的应用工具如ICQ，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改造互联网，而弃商业利益于不顾。大多数公司尚未认清这一基本事实，仍然在盲目地追求那些“放牧型”的商业模式。它们相信自己可以随意地把网民赶来赶去，因而也就逃脱不了眼看着一个个模式覆灭的命运。
网络是如此易变，对这种易变性的适应，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年轻的一代正在成长，他们将以一种现在的成年人无法想像的方式来操纵互联网。他们就是博客一代（对此有兴趣的人可以浏览“中国博客”网站，网址是WWW.blogchina.com）。
Slashdot和博客日志都可以归入所谓的“新媒体”。《连线》杂志给“新媒体”下的定义很简单：由所有人对所有人进行的传播（communications for all，by all）。
这样的新媒体正在对传统的印刷和电视媒体构成威胁，并由此威胁着专业新闻工作者的收入和社会影响力。当我们谈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引证传统媒体的上网率，比如说上网报纸又增加了多少家等等。但这样的数据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数据是受众（audience），更准确的说法应为阅听人，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移的程度如何。
在美国，这样的转移十分明显。一九七七年，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国成年人经常阅读报纸；一九九七年，成人报纸阅读率下降到只有50％多一点。一九九三年，60％的美国成年人“定期”观看电视新闻；到一九九八年，这一比例降为38％。与此相对照，一九九五年，只有4％的美国成年人一周上网阅读新闻一次；现在，网络新闻的阅读者达到20％。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史蒂夫·凯斯曾对记者说：“如果你们观察一下美国在线，你们会发现，我们没有记者，我们也没有新闻来源，因此，我们并不是你们的新闻同行。但是，每天从美国在线获得感兴趣新闻的人，比全美国十一家顶尖报纸的读者加起来的总数还多；在黄金时间，我们的读者和CNN或者MTV的观众一样多。”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美国各种媒体（互联网、有线电视、广播及出版物）受众的分化程度也越来越大。
我手头没有中国媒体在这方面的详细数据，但报刊发行量的普遍下降在我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电视仍然是他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但据WWW.consult公司一九九九年五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内地三分之二的网民表示他们减少了看电视的时间。
大众媒体基于两个理由而存在。其一是有大量的读者和观众需要阅读和观看这些媒体；其二是广告商要借助这些媒体发布广告。如果读者和观众从大众媒体不断流失的话，广告商也会弃大众媒体而去。
当然，传统媒体不会很快死亡。迄今也没有一个较新媒体完全取代较老媒体的先例。而且，习惯于阅读印刷媒体的人会指出这些媒体与电子屏幕相比的种种好处，比如报刊读起来更舒服，可以随意折叠、剪贴，便于携带，不怕丢失等等。然而，如果习惯改变了又会怎样呢？今天，人们可以用更多的办法获得前所未有的更多信息，并且年轻的一代完全是在电子屏幕的熏陶之下长大成人的。这些都会影响人们习惯性的信息获取行为。代与代之间对“新闻”和“信息”的理解并不相同。根据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调查，在十八到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当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说他们喜欢“拥有更多的信息源”，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想要“及时了解新闻”。而在超过六十五岁的人当中，只有一半喜欢拥有更多的信息源，大多数人关心的是怎样“跟上新闻”。
很难预期新技术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计算机获取新闻，传统媒体会遭遇极大的挑战；也许用不了很久，人们将通过电子化的个人定制的新闻，读到所谓“我的日报”——那已不是我们称为“报纸”的东西。
传统媒体仍然在增长，例如，有越来越多的杂志问世。但是，杂志的增长主要来源于面向细分化的读者市场的新品种，而不是来源于综合性期刊扩大了的读者群。综合性期刊的发行量一直没有明显的提高，比如《新闻周刊》一九七八年的发行量为三百万份，一九九八年过三百二十万份。《生活》杂志已经宣布停刊，转而致力于网络。
现在。整个新闻行业面临的竞争比其他行业要严峻得多，而且人们对新闻的需求也越来越少了。在一九九四年，有53％的人表示经常关注新闻，而今只有45％的人表示关注新闻行业。但信息过度对多数人不成问题。在最新的调查中，将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喜欢互联网提供信息的方式，只有30％的人觉得信息过度泛滥。
新媒体依照什么逻辑运行？这方面有一个绝好的例子。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一日，全球网民在同一时刻看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调查报告全文。
此事充分展现了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的独有特点：广泛的链接造就了大容量的信息储存；空前快速的信息传播速度令传统媒体望尘莫及；同步通达个球观众；不受有关中间环节的干扰，直接展示信息本身等等。
新媒体当然拥有一些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除了上画提到的几条外，还包括新闻背景的立体化呈现、个性化的服务等，但其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它首次引入了公众的视角。
道格拉斯·拉什科夫在《媒介病毒》一书中曾引述过一段话：“媒介是一种公众所有物……你没有办法参与到媒介中。让媒介从幕后走出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区别公众与受众的不同。受众是被动的；而公众则富于参与性。我们需要一种从公众角度对媒介的定义。”
传统媒介是单向的，由少数权威传达给多数人，即所谓自上而下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权威对大众的传媒）；网络则是双向的，自下而上的。这种“上下颠倒”中埋藏着革命性变化的种子。虽然互联网的内容也出现在闪烁的屏幕上，但它与电视根本不同。它要求你不仅仅是被动观看，还要主动参与。电视是一种“后仰”的媒体，而网络是一种“前倾”的媒体。实际上互联网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改变电视。
如果新闻可以不再由少数人加工后传输给大众，大众传媒的“守门人”角色将毫无意义，法学专家乔纳森·华莱士和马克·曼根在《性，法律和电脑空间》一书中说，假如你有某种思想，无论是好是坏，要想传播给两亿半美国人，你的选择是十分有限的。想让你的思想出现在《纽约时报》、《时代》或是电视台“六十分钟”节目上，你将不得不游说某个人——通常是坐在曼哈顿或洛杉矶办公室里的年长的白人男性——使他相信你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他将从两个方面审查你的思想：第一，看它是否符合他自己的成见；第二，看它有无商业上的吸引力，能否引来受众或赞助者从而为他的公司赚取利润。这个人就是所谓的“守门人”。
而互联网是一个缺乏守门人的论坛。像网络日志显示的那样，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和网络账号都可以成为出版商。在网络上，你可以接触到成千上万的潜在读者而无需花费多大成本；并且，你不需要说服编辑、出版商或制片人，你的思想值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一变化的意义长久而深远。媒介不再是讯息（The medium is no longer the message）。自从马歇尔·麦克卢汉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以来，还没有什么能比这一激动人心的变化引发出公众对媒介更进一步的认识。
在媒介的转变过程中，经济学和社会学会发生交叉。从历史上看，随着复制和传输数据的成本日益降低，信息传送的力量也分配得越来越平均。例如，当手写的经卷被印刷品代替后，教会和其他大人物不再那么至高无上，宗教改革运动因而发生。在互联网出现以前，人们从仅有的几个信息源获取信息，而这些信息源又为少数经理人、总编、主持人、记者和专栏作家所把持。但随着媒体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精英的话语权日益削减。不断细分的受众群体令他们的影响力大为逊色。当互联网成为迄今最大的互动出版工具后，造就名声的权力正从由这些精英所控制的报刊、电视台等大众媒介转移到每个人的手中。
今天，虽然媒介行业的“明星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是，新媒介的逻辑早晚会被加于传统媒介之上。传统的新闻工作者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经济收益和精神收成都将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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