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忠实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忠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回顾陈忠实在写作《白鹿原》以前的作品，对理解《白鹿原》是有帮助的。因为陈忠实的创作有它一贯的特点。他在表现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村生活的作品里，也和《白鹿原》一样着重注目于现实生活复杂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既有是全国解放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也有是历史上继承下来，表现为一种新旧交错的形态的；当陈忠实在经历过时间不短的创作生活，有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再回过头去对旧中国进行考察，他对旧中国的复杂矛盾，就会有更深的理解。
《白鹿原》以前的众多的中篇和短篇，除了少数篇章是为《白鹿原》作准备的片断以外，处理的都是解放后主要是50年代末以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题材。这时中国人民一方面渴望摆脱历史遗留下来的落后贫困，渴望尽快把中国建成一个繁荣富足的社会，但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经验，党的领导离开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政治上一再出现失误，社会动荡不安。“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大跃进”，“四清”乃至“文革”，都很大程度是脱离中国实际，夸大阶级斗争，伤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人为地造成干部和干部之间、群众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在生产资料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上面。陈忠实的中、短篇小说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复杂矛盾是没有回避的。我们已经看到，陈忠实的《白鹿原》的突出的特点就是作者直面生活的矛盾冲突。《白鹿原》是表现旧中国的社会生活的，它和作者以前的中篇和短篇，有不同的历史内容；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二者思想和艺术追求的共同点。
在《白鹿原》以前，陈忠实已经注意到，即使在全国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社会生活还有它的复杂性。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新人不断出现；但另一方面，旧的封建思想并未自动消亡，当我们许多人只注意到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危害性的时候，陈忠实却没有忘记封建传统思想仍然是我们前进的一种很大的阻力。而且，在50年代末以后，再加上由于政治上的失误所造成的为过去所没有的新的矛盾冲突，情况就更为复杂，冲突就更为尖锐了。作为一个忠实于现实生活的作家，一个知道应该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表现生活的作家，陈忠实无法回避迎面而来的现实的矛盾冲突，无法回避50年代末以后那些政治失误，在农村中，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干部和群众带来的损害。
在短篇《反省篇》里，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沉痛地反省了自己执行“左”的方针、政策的严重后果：
“二十多年来，我给农民办过不少好事，也办过不少瞎事；在好多时间里，我们是在整农民，而且一步紧过一步……
“从五九年下半年到六二年冬天，我的那个公社饿死过人，当时谁也不承认是饿死的，说是病。
“六五年夏天，我从渭北派到家里来搞四清。我所在的那个公社二十九个大队，运动后保存下来一个支部书记，是为了体现政策的啊！其他干部、队长、会计，都一杆子打光了……
“四清刚毕，文化革命紧接上开战，刚上来的那一批干部又一齐倒台……我也靠边站了。
“七○年，我被宣布‘解放’，调来河西学大寨，大批促大干，想大的干大的，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自发倾向……”
接着，这位叫作梁志华的公社书记用更加沉重的心情作了这样一个总结：“我们把农民身上的肉也割掉了，岂止‘尾巴’！”“我干这些蠢事的时候，并不以为蠢啊！我是拼着命，没黑没夜地干，只怕落在别人后头，对不起党呢！”
“我砸了农民的锅，急急忙忙把他们赶进食堂；食堂大锅里吃光了，又把他们赶散伙。自己的动机和效果刚相反，然而毫不脸红！我们把农民干部培养起来，干了十几年工作，再把‘漏划地主分子’的帽子给他们扣到头上，实行专政；农民多养了一支鸡，一窝蜂，也是阶级斗争。……”
“我们的农民太好了！尽管经过三番五次的折腾，我干了那么多瞎活，他们骂我，可我修的那个‘丰收渠’，他们却不忘好处还说我也吃了不少苦，只是惋惜我后来发昏发疯……”
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待问题的态度。作为一个作家，敢于正视现实的矛盾冲突，“如实描写，并不讳饰”。在精神上，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陈忠实和梁志华是一致的。
50年代末以后，中国几个重大的政治运动所出现的失常状态，在他的中篇和短篇里都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得到反映。这些作品，艺术上完成的程度并不一样，但整个说来都是经过自己独立的观察、体验，有真情实感，有许多篇章是有深度有独创性的。
这些作品，以其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使读者感到，彷佛置身在作者所表现的环境里，和作者一起体验当时纷纭复杂的生活和斗争，也带有作者进行创作时思想情绪的起伏变化。几十年来，包括打倒四人帮以来的新的历史时期，陈忠实《白鹿原》以前的作品，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变动，社会变动，和人的精神变动的一面镜子。
现实主义在叙事文学中历来是占优势的，而现实主义的真实在美学上的认识价值又总是突出的。陈忠实从他70年代发表小说开始，便一直是一个接续过去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他还很少受到其他艺术方法的影响。人们在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他所表现的历史时期，主要是中国农村的各种变动，各种人，各种矛盾冲突。可以并不夸张地认为，它教给我们的，正是只有现实主义文学才能提供的。这就证明，即使仅仅从认识生活这个意义来说，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作用也是不可代替的。
二
在中篇《梆子老太》里，我们看到一幕解放后中国一个农村妇女的悲剧。这个悲剧是在中国特殊的条件下产生的。一方面，中国推翻了旧的政权，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但人们传统的观念并没有，也不可能和旧世界一起被埋葬。封建的伦理道德、男尊女卑一类的思想，仍像梦魇一样的压着人们的头脑；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还远没有完善，领导上的主观主义也容易给人造成甚至是严重的创伤。一个被称为“梆子老太”的妇女的悲剧，便是在这种带着历史印记的矛盾冲突中产生的。
梆子老太从小父亲便死去，家里没有男劳力，当时还是个孩子的她便代替父亲参加田间劳动，这使她练得一身耕作的本领，男的能干她都能干，在乡下的女子是少有的。她长得难看，脸相像个长长的梆子，结婚后她没有生育，这就为自己的丈夫和家里公婆所歧视。这样的一个妇女，在中国传统观念很重的农村是很不幸的，她寂寞，痛苦，没有人同情和理解，这使她产生一种心理，希望村里能发现另外也是不能生育的妇女，这样，自己就免于孤立。这事后来发生一些误会，也引起了一些笑话，梆子老太便被人骂作“盼人穷”。她其实是一个并无恶意，而且对人还很善良很热心的人，由于心胸狭隘，也喜欢多嘴多舌，她便越孤立、苦闷，越来越更不幸。而使她完全陷于悲剧的命运，以至孤寂地死去的是，蔓延到农村的“左”的政治运动。梆子老太被工作组捕风捉影地认定是村里“睁著一只眼睡”，觉悟高，警惕性也高的人，她成了村里的“积极分子”；这样做就把这个本来并没受过什么政治教育的人，最后弄到几乎一无是处，人人生厌……。
妇女，在封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是特别不幸的，即使在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环境下，特别在农村，也还出现梆子老太这样的悲剧。以后我们看到以旧中国守旧的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白鹿原》，全部最悲惨的命运大多数都集中在妇女身上。应该说，这一点在《梆子老太》中是已见端倪的。
中篇《蓝袍先生》描写一个解放前坐馆教书的青年，解放后被分配到新开办的教师训练班学习。这个青年刚刚脱下自己一身象征腐朽的封建束缚的“蓝袍”，开始意识到人应该有民主自由。但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仅仅对过去的一个同学，现在处于另外一个学校的领导岗位的党员提出“好大喜功”的批评，便被定为右派，便承受了以前不可想像的可悲的遭遇。这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也还要走相当长的曲折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能正确的运用，其后果会极端严重。脱下蓝袍子以前的这个青年，确是受着封建思想的精神束缚，但现在，因为一句话便推到敌人的位置上，成为专政的对象，那就连人身的自由也被剥夺，所受的凌辱更是过去所受的一般封建的束缚不能相比的。这部作品告诉我们，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会使那些真诚正直的敢于说话的人遭殃，而那些善于看风使舵心术不正的人则得以飞扬拔扈，为所欲为。事实使人看到，脱离实际和脱离人民的决策和做法，和过去专制主义的封建时代的传统，不是没有联系的。
《蓝袍先生》也写到的一个贫苦农民，他的思想完全被封建阶级的信义观念所腐蚀。解放前，他因为贫穷，为自己的女儿订下了婚约，实际上是出卖了自己的女儿。解放了，他仍然坚决要履行婚约，原因是他有一个信念，这就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甚至他女儿的许多同学，捐款帮他还债，他仍然为了“守信”开始时不愿接受。这个贫苦的老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毫不反悔地忠实于封建阶级的传统道德，忠实于封建阶级的以普遍性的形式向人民进行欺骗的道德信条，死心蹋地成为这些杀人不见血的精神屠刀下似乎虽死无悔的奴隶。
陈忠实的作品有助于我们重温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上一经创立，便有它相对的独立性，对于那些“高悬空际”的意识形态就更是这样。意识形态的变化并不一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立刻变化。人们思想的变化通常是落后于他的地位的变化的。
中国的封建传统思想是十分强固的，在推翻了旧的政治上层建筑，改造了旧的经济基础以后，还会继续存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继续成为人们的历史负担，它甚至还会渗入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机体。有些革命了几十年，亲手推翻了旧制度的人，还会有旧思想在他身上作怪。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事实，那么，对于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来说，对于有过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思想，直到全国解放以前，还是一种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思想，便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摧残，不只是肉体上的，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心灵上的。这个谈不到任何理性的运动，使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才能，人的美好的理想都被践踏，被侮蔑，被摧毁，使人的本质异化。陈忠实在《珍珠》这个短篇里，以一个人的似乎平淡无奇的际遇，使人看到另一种人生的悲剧，看到一个有美好的理想的青年，在文化大革命的恶劣的环境下美好的内心世界的沉没。这个叫珍珠的女学生，出生在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庭，唯独她有一种吸引人的歌唱的天赋。在“文化大革命”中，她不愿意诬陷自己老师，同时，拒绝和一个公社书记的二流子儿子结婚，为了生活，便成了一个吹鼓手。这是一种谁也看不起专为丧事服务的行业，过去一个女的参加这类行业更是少见。但这时候的珍珠却坦然，说起来理直气壮：“我才不管丢人不丢人，反正是凭出力唱戏挣钱”，“我不偷不逮，不贪污不受贿，我比那些人光荣！”这时候，她已经从一个天真的年轻的女学生，变成一个有两个孩子的三十多岁的母亲了，她说，“现在不比念书那阵儿了，要养娃娃，要过日子，要挣钱！”
悲剧就在于，这个本来有才能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她的人生的理想和幻想，她的才能的真正意义在她心里已经消失，连她对自己的过去也不能理解，而且遗忘了。她似乎并不为此感到苦痛，占据着她的心的只是对人世的不平和对腐败现象的愤激。她已经变得很实际、平庸了。
作者在小说的结尾用小说中人物的口气说：
“我不想评论吹鼓手比贪污受贿到底光荣多少，却是深深感到，坐在我面前的珍珠，已经不是在我当班主任时候的那个珍珠了。”
这个短篇，不只用悲愤的心情控告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也提出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问题，而在《初夏》这个中篇，这个问题得到很好的很充分有力的展开。
三
《初夏》是一部优秀的中篇。表现的只是一个生产队，但从中可以比较完整地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面貌。这里有多种倾向和性格的人物，作品生动，真实，而且包含着一个至今还继续保持着它的重要意义的严肃的问题，这就是怎么看待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也就是人生观的问题。矛盾冲突便是环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人生观的问题，并不是新时期独有的问题。但是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和发展，由于市场经济交换关系的特点，由于改革开放西方思想观念的引进，不可免地在人们的头脑得到反映，也不可免地出现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也使得人生观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都复杂了。在改革开放之初，陈忠实便敏锐地抓住这个新时期社会生活中更突出更有普遍性的问题。
《初夏》这部中篇，使我们看到，在80年代，党在农村中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时，便已经出现人生观问题的分歧。承包责任制使多数农民和干部受到鼓舞，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感到在党的新的农业政策的指导下，今后在农村会大有作为；但也有一些人思想未能跟上。其中包括一些“老土改”，他们是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是党解放后最早在农村中培养起来的党员干部，景藩老汉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他那个地区建立起第一个农业社的带头人。过去历尽艰辛，使农民把牲畜、土地集中起来进行集体生产，现在又承包到各家，在他看来，这是回到过去的单干。他感到他这个老支书以后无所作为了，产生明显的失落感，而且他看到和他一样的“老土改”，尽管能力、作风、为人都不如他，现在却进城去当了一个公司的经理，境况和继续留在村里的他大不相同。这使他不平，也使他产生自卑感，于是为自己的儿子进城工作“吃商品粮”而操心，和当了队长决心留在农村干一番事业的儿子也发生了矛盾，对原来村里的事开始冷淡，不闻不问了。
显然，这个“老土改”本质上是忠实于党的，但知识水平不高，思想也有局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遇到新问题，思想开始倾斜了。
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个民办女教师薛淑贤和一个参军的青年订婚了，这个叫马驹的青年不是在部队被提干，而是复员回乡，她便要解除婚约。
在同一个村里，还有一对青年，女的叫彩彩，是一个赤脚医生，她的父亲原来是一个大队长，在四清时被戴上“漏网地主分子”的帽子因而自杀，母亲改嫁，剩下她和奶奶两个人，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境遇会怎样悲惨是可想而知的。但正好同样一个男青年叫冯文生，父亲被县地段医院开除，原因是当过国民党的军医，属于“国民党残渣余孽”，他本人也学了点医。一面是“地主分子”的女儿，一面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儿子，正是“门当户对”，他们也就有了婚约。
但后来，父亲平反了，冯文生也想法进城当了医生；“地主分子”也平了反，但女儿彩彩仍然留在村里。这样，这个远走高飞，在城里吃“商品粮”的冯文生也提出和彩彩解除婚约。
城乡有巨大的差别是事实，到城里去落户，吃“商品粮”，成了农村许多青年追求的目标，也曾有过一些作品，把这种现象笼统地加以肯定，认为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把这些青年称作是“开拓型的青年。”
但和这些“开拓型的青年”相反，彩彩是一个真正有理想有志气有道德的好青年，这些恰巧是在她不幸的境遇中培养起来的。她的不幸没有把她压倒，而是使她冷静，使她理智，使她深沉，她所能够接触到的中国和外国的文学作品，也加深了她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她决心留在农村，继续做自己的医务工作，这并不是出于无奈，而是被她的人生忧患所熔铸成的对人生的意义、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理解，也就是对人生观的理解所决定的。
当马驹看到她为自己的父亲的问题受尽种种痛苦，现在又被一个吃到“商品粮”的未婚夫所冷淡，便同情她，也为她难过，但她说：
“我不苦。我爸爸得到平反，我也跟任何青年一样平等了，这就够了。我说过，我给乡亲们看病打针，不是个无用的人，这也就满足了。我能看出来，你是同情我，过去遭遇不好，又丢了文生这样的婚姻。你错了。我不想让别人总是用同情的眼光盯我，用同情的眼光和我说话。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很自由，也很畅快。”
这里并没有不着边际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做作的激情，但正是这个经验过人生忧患的少女，比她周围许多人都更理解什么是真正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她认定自己“不是无用的人”，“在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还蕴含着一种令人对她更加敬重的谦抑。”
在爱情的问题上，彩彩也带有一种高尚的诗意的性质。她本来和马驹就是相爱的。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父亲成了“四不清”的“地主分子”以后，为马驹着想，她有意在他参军以后和自己并没有什么感情的冯文生订婚，马驹以为她真爱冯文生，所以原谅她，在她面前总是说冯文生好。当冯文生明确表示要和她解除婚约时，他还想去劝说冯文生。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被作者描写得真挚，细腻，动人。不同心理的两个人都体验着一种真正的爱情，一种能够作出自我牺牲的爱情，一种纯洁的爱情。作者这样描述彩彩对马驹的爱：“她喜欢他，无论他是军人，无论他是农民，她都喜欢，她喜欢他这个人，而不是像那个势利眼的民办教员，只喜欢他的军官头衔。”这种爱情和她对人生观的理解，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理解是联系在一起的。
《初夏》也写到一个叫来娃的矮子，“他矮小得简直像个怪物，他过去只干一样活儿——在村边田地里吆赶啄食庄稼的猪羊和鸡鸭”，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混工分的废物。但他的劳动能力虽然受到身体的限制，其实是很有自尊和自信，很愿意做好适合自己的工作的。马驹当了队长以后，他提出到饲养场喂牛，其时队里正好从远地买回了一些作种牛用的良种的“秦川牛”；副队长牛娃不放心，反对，竟说出这样伤人的话：“我敢说——一头种牛，比他来娃值钱。”
这话被来娃听到了，他怒气冲冲地说：
“牛娃队长，你说话那么欺人！我是冯家滩三队队员，你值多少钱，我也值多少钱！”
“‘好马驹兄弟！’来娃带着深重的感情说，‘我种地有困难，俺老婆说叫他娘家人来帮收帮种，我心里难受，不想拖累亲戚。咋哩？咱是冯家滩三队社员呀！眼下虽说地分了，牛分了，各家自奔前程哩！可我想，共产党在冯家滩的支部没有撤消嘛！难道就闭眼不听咱这号困难户了吗？你说让队里给我帮工，还说对我家按‘五保户’照顾，我给俺哑巴老婆说，看看，党对咱有安排哩！可我又想，我也是个人，为啥要旁人照顾呢？我不要别人可怜我，我能干喂牛这活儿嘛！只要集体给我安一个我能干的活儿，我凭自己的劳动过日月，谁也不用斜眼瞅我！……”
这个外形丑陋的矮人，有着怎样比金子还宝贵的心啊！“我也是个人！”“我不要别人可怜我！”这和彩彩说的“我不是无用的人”，“我讨厌同情！”是多么接近，多么神似啊！他们都热望用自己诚实的劳动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做出自己的贡献；那怕只是微末的贡献；但他们是真正懂得什么才是真正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人。那些只知道“吃商品粮香”的薛淑贤们，冯文生们，简直渺小到等于无物！
四
彩彩是一个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的新人，从这样的人身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人民，我们民族的希望，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可靠的力量和光明的未来。即使像来娃这样其貌不扬的残疾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能激发出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引发他参与共同的人民事业的光和热。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从《白鹿原》以前陈忠实的大量作品里，看到一个个我们很难忘怀的共产党员形象，但他们不是那种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们大都是在过去“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下，在极困难极严酷的考验中显示出自己高尚纯正的思想品格的。
恐怕在生活中，很少有比田老七的事迹更令人难以想像也更令人激动的了。他早就是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也是从农村土改到合作化最早的带头人中的一个，仅仅因为国民党时代逃壮丁，家里没劳力农忙时雇过短工，到“四清”便被定为“富农分子”，从此一个人在队里做着最脏的挑稀粪的活。到了“路线思想教育宣传队”进村时，队里的干部又被整得七零八落，死去活来，被宣传队专门指定的生产队长在宣传队走后也撂挑，不愿再干，副队长自知能力薄弱，眼看生产会受严重影响，真是一筹莫展。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分子”田老七，每次向副队长兼治保委员交所谓“思想汇报材料”的时候，总是另外夹了一张字条，内容是对农村生产当务之急的建议，“思想汇报材料”是过去那位宣传队长规定要按时写的，田老七不忍眼看队里的生产垮掉，才利用交汇报的机会偷偷提出自己的建议，副队长正是在这样连续不断的建议帮助下，使队里生产上了轨道，而且成了受表扬的榜样。但队里的生产暗地受到“富农”的指导，当然是不能让人知道的，这事甚至连年轻副队长自己也感到迷惑：“他忍受政治上的压力和人格上的屈辱，心里怎样想啊？每月逢十，给我带来思想汇报材料的时候，里面肯定夹着一绺或长或短的纸儿，心里想的又是什么呢？”
这个副队长和“富农分子”之间的秘密终于被原来那个“路线教育宣传队”发现了，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篇作品情节奇特，却突出地表现这样的一个共产党员，他不以在革命队伍里个人的遭遇来决定自己对革命的态度，有什么比这种真正献身的精神更能说明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品质的呢？而且也只有真正理解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事业的作家，才有可能用沾满感情的笔来描画这些人的形象的。
从他的创作成果可以看到，陈忠实在写作《白鹿原》以前，就是一个社会主义作家，他那时候已经具备一个社会主义作家的鲜明的思想立场，他已经遵循艺术必须真实的规律进行创作。他的艺术实践证实他并不缺少直面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的勇气，那怕这些矛盾冲突是十分尖锐的，不是每一个作家都敢于接近的。这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应有的勇气。
陈忠实《白鹿原》以前的作品，使人们清楚地看到，50年代末以后，党在政治上的失误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但陈忠实不但没有因为党曾经有过那怕是十分严重的政治失误而怀疑和否定党本身，而且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他以批评党的政治失误同样真诚的态度赞美真正的共产党人，歌颂在党的思想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们即使在极复杂极令人困惑的现实面前都没有迷失方向。在他的作品里，你不会遇到任何悲观失望的情绪，也发现不了什么幻灭感和失落感，而这类情绪和情感，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严重挫折以后，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作家中，并不是罕见的。
一方面是直面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为了艺术真实，那怕这种矛盾冲突带着浓重的苦味，也决不回避，决不让步；另一方面，又保持自己清醒的分析头脑，看取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陈忠实在《白鹿原》以前已经明白并露出来的特点，在《白鹿原》里得到了继续发展。
五
但并不是一切好的作品都一目了然，人们都很容易达到一致的理解。事实是有许多时候一部好的作品，因为表现现实的复杂的矛盾，如果再加上作者本身也存在着矛盾，而且这种主观观念上的矛盾在他的作品里也得到反映，问题就会变得更复杂。《唐·吉诃德》、《哈姆雷特》、《静静的顿河》，对它们的理解便一直存在着分歧。不久前，中国说是要上演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舞剧或歌剧，报刊上的介绍，还把唐·吉诃德这个人物认定只是一个可笑的人物。但80年代访问过西班牙的丁宁，在马德里的一个广场上看到耸立起唐·吉诃德的铜像，丁宁告诉我们：“唐·吉诃德不是正史名人，但是，西班牙人民却以最大的骄傲，把他视为历史的不朽形象，竖立在首都的广场上”，而且她还说“瞻仰这位悲壮的英雄，丝毫不为他的形象和行为感到可笑，我只觉得他非常壮美。”（《唐·吉诃德的故乡》）
这是一个时间较近的例子。由此也可以断定，唐·吉诃德是一个复杂的存在着矛盾的形象。如果这个人物仅仅是一个可笑的形象，他有可能几百年来，一直不断地激动千千万万人的心吗？在他的故乡能够专门为一个可笑的人物竖一个铜像吗？
社会历史生活本来就是复杂的矛盾的，在新旧斗争特别激烈的时期，在社会历史的过渡时期、转折时期就更是这样。一个忠实于生活的作家，一个要求真实地反映生活、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生活的作家，他就不会是回避，而是直面生活的复杂的矛盾。这是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走的道路。这是一条会遇到种种抵抗，种种阻力的艰难的道路。走这条道路的作家，也难免会有失误，会有颠踬，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通向生活真理通向艺术真实的道路向来不会像北京东西长安街那样笔直平坦的。我们也应该这样来观察《白鹿原》和它的作者陈忠实。
陈忠实的《白鹿原》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呢？它是否真实，是否具有典型的特点呢？
我们从这部作品集中表现的一个小小的白鹿村也可以看到，反动的国家政权，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作基础的族权，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封建的纲常名教相结合，成为压迫人民的强大的工具，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辛亥革命只听到一点风声，自然谈不上解决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给这里的穷苦人民带来新的希望的大革命也惨重地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也不会熄灭，只是还没有成为燎原大火。反动的黑暗势力是强大的，而穷苦人民的力量还小，他们还不觉悟。因此斗争是艰难复杂的。这就是作者给我们描绘出来的白鹿村的图景最简单的概括。人们可以说，这也是整个白鹿原的。除了当时已经被人民掌握了政权的少数红色地区，白鹿原可说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一个艺术上真实的典型的表现。
在白鹿村以至整个白鹿原，反动的国家政权，为了进行反革命战争，越来越苛酷的征粮、征税、征丁，直接威胁人民的生存，使他们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这是每一个人都容易感觉得到的。但是几千年继承下来的封建思想，主要是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人民进行精神统治的严重后果，却不是很多人都看到，都能认识清楚的。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紧紧地钳制着人民的头脑，从孩子一生下来吸吮母亲的奶汁同时，人们便开始接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它麻痹、败坏被压迫阶级的阶级意识，使他们麻木、驯顺，安于自己被压迫的地位；而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又用一种含情脉脉的面纱掩盖着现实的阶级关系。所有这些，组成一种强大的压迫人民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手段。这就是解放前的旧中国长久存在的现实。白鹿原可说是具体而微的旧中国这种现实的缩影。尽管这个白鹿原地区被认为，是比较先进的地区，是一个共产党的老窝，全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就出在原上，全县头一个共产党的支部就出在原上；尽管从第一次大革命开始，这里便有过群众的革命发动，但群众基础还是薄弱的，而且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这里也和全国一样，革命走向低潮。虽然党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扑灭的力量，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大多数人民相信传统观念超过了相信共产党。尽管鹿兆鹏这个共产党人，无论在政治上、在道义上，在个人的人格力量上，都不是朱先生这种儒者可比的，但人们还是相信朱先生超过相信鹿兆鹏。不论这个事实多么残酷，给我们带来多么痛苦的感情，我们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在中国过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是典型的事实。
正是这个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不只是白鹿原白鹿村，而且整个中国过去都曾经有过一个极端痛苦的黑暗时期，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路正长，夜也正长”的时期。主要着眼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社会复杂的矛盾冲突，而且很能够做到“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文学作品，《白鹿原》即使不是第一部，也是其中突出的一部。陈忠实以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真实地突出地表现了白鹿原这个地区现实关系和革命斗争的复杂性。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驳：不是说哪里有压迫，哪里便有反抗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是爱好自由的、不甘受压迫，反抗压迫的，这有过去许多次规模巨大的农民反抗斗争作证，现在怎么又把人民描写成这样落后，这样不觉悟呢？是的，你所提出的本来是毛泽东也说过的原理，有它根本的正确性；但社会生活总是充满矛盾的。压迫阶级对人民的压迫，也使人愚昧、驯服。特别是在专制主义强大的中国，还有两千多年延续下来的为封建阶级服务的儒家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它成了对人民进行精神奴役的强固的枷锁。因此，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康庄大道，它总是曲折的。如果我们只是直线性地理解前面所说的根本正确的原理，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会是轻而易举，中国革命的进程，便只见一路鲜花，革命人民只要高歌猛进就是了。事实上，中国革命正如毛泽东的论断，是长期的复杂的残酷的。历史的辨证法给我们昭示的恰好是充满痛苦充满矛盾冲突的事实。如果说，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些革命作家也常常免不了只知道图解一些最根本的观念而忘记了现实，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陈忠实是更忠实于生活，更符合一个作家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生活这个文学创作的根本要求的。
六
“吃人的礼教！”五四时期这个有如晴天霹雳的对中国封建思想的指控，又重现于以旧中国的社会生活为题材的《白鹿原》，而且问题被表现得更具体、更透彻、更怵目惊心了。
只要看田小娥这个最平常的妇女一生的经历，便可以知道封建礼教对中国人民压迫深重的程度，而中国的妇女，又总是这种压迫最可悲的牺牲品。
田小娥出生在一个读书人的家庭，样子长得不错，大约也可说是小家碧玉，但作了年纪已过了70的郭举人的小妾。在大妇的严厉的监管下，过着毫无欢乐的卑微委屈的日子。她后来和鹿三的儿子，在郭举人家当雇工的黑娃有了爱情关系。这种关系，当然为封建礼教所不容。
尽管小娥开始在黑娃身上仅仅是追求性爱，但在她当时的环境下，这本身也包含着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反拨，和“存天理，去人欲”的封建义理是背道而驰的。以后小娥和黑娃的关系便逐渐增加了精神的因素，成为一种真正互相依恋的爱情，一种真正人的需要，以至只要能够摆脱被奴役，被贱视的婢妾的地位，她甘愿和黑娃一起过贫苦的自由的生活，但这种微末的愿望也不能实现。
因为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到来时，在小村子里，黑娃当过农协主席，小娥当过妇女主任，革命失败后黑娃逃亡在外，留在村里的小娥成了一个完全孤苦无告，生活无着的人，她所受到的迫害，所遭遇的凌辱，不是生活在中国的黑暗、腐败、守旧的封建宗法统治的农村，不是亲历其境的人，是很难想像的。田小娥遭受完一个女人在旧中国所能遭受的一切痛苦，一切凌辱和损害以后，是被她心爱的黑娃的父亲亲手杀死的。
小娥事先是没有料到自己会突然被刺杀的，更不会想到刺杀她的竟是自己的心爱的黑娃的父亲。正是他在她背后刺杀她那一刹那，她“猛然回过头来，双手撑住炕边，惊异而又凄婉地叫了一声‘阿……大呀……’”，这是小娥在人世间最后的呼喊，是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的绝叫。它使人颤慄，它震憾每一个有道德感的读者的心灵，也使鹿三原来封建的道德意识开始破裂，使他以后走向精神崩溃。
小娥这个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在封建伦理道德的神圣的名义下被凌辱与被损害者，她的死，归因于她被认为异端的微末的爱情。鹿三本来应该说是她的阿公，在中国人的习惯是和自己的父亲一样的，小娥没有忘记这点。但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权力把他看成自己的亲人，而且，她恰好死于这个她本来希望能够认作自己亲人的这个人的手下。这是怎样的伦理道德呢？这种吃人的伦理道德怎么会两千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呢？
小蛾在既惊异、惊恐，又绝望、凄婉的“阿……大呀……”的绝叫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这个绝望蕴藏着的悲剧，不只是她小娥一个人的。
田小娥是又一个祥林嫂。她们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不同，但她们悲惨的命运，实质上是相同的。在解放前的中国，和她们有着同样命运的妇女，何止千万。事过境迁，现在已颇有些人对“吃人的礼教”的控诉表示异议了。但是，一个还有正常的道德感的人，我想，面对田小娥的悲惨的命运，不但不感到灵魂受伤，甚至无动于衷，是很困难的。
正是这个“阿……大呀……”的绝叫，惊醒了鹿三内心深处潜在的人性意识，这种人性意识，过去为纲常名教所闭锁，所淹没，但并未泯灭，现在被小娥的绝叫惊醒了，于是出现了鹿三的封建伦理道德和良心，和自发的人性人道意识的激烈的冲突，使他开始精神失常，发生小娥常常出现在他面前的幻觉，以至后来“鬼魂附身”——阴间的小娥借阳间的鹿三出现，诉说自己的冤屈。这就使这个牺牲在封建礼教屠刀下的中国妇女的悲剧有了更加峻烈的性质。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田小娥虽然直接死于鹿三的梭镖的利刃之下，但是自从她和黑娃结合以后，为白鹿村众人所不齿，所孤立，这也已经预示了这个女人以后悲惨的遭遇。
封建的伦理思想和宗法的关系紧密结合，两千多年来，成了统治中国农村，箝制着人民的命运的强固的手段。可悲的是，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已经渗透进人民的机体，使他们承受了封建阶级的阶级偏见。小娥这个孤苦无告，从未挣到过一个人的价值的女人，得不到同情，得不到理解，在这个白鹿村里，没有她的地位，没有她的被承认的生存的权利。传统的封建观念是这样强大，这样可怕。保守势力支配了大多数。她在多数人心中成了“淫乱者”，成了“烂女人”、“婊子”。农民的不觉悟实际上也就成了封建主义有力的支柱。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的论断，在东方，在中国得到更加有力的证实。
七
鹿三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说明持续两千多年封建传统思想对人民的精神统治的深度。值得深思的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卑劣的奴才，不是一个完全失去独立人格会说话的工具，这是一个有自尊自信的正直诚实的劳动者，他忠实于自己的主子，相信现存的主仆关系的合理性，但这是他的一种观念，一种认识，他并没有对主子淫媚、没有奴颜媚骨的表现。但在我们看来，问题的严重性正在这里。
奴才毕竟只是奴才，奴才毕竟只是少数，现在的事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渗透到普遍劳动人民身上，成为他们自己的思想。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真实的阶级关系往往为含情脉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所掩盖。鹿三的主子白嘉轩也并不把鹿三看作只是一个奴才或者奴仆，而是看作一个同宗，看作是自己家里的一个“非正式的，但是不可或缺的”成员。白嘉轩总是叫鹿三作“三哥”，叮嘱自己的儿子叫他“三叔”，当鹿三发觉白嘉轩的大儿子白孝文和小娥有了败坏族规门风的关系时，鹿三忍不住煽了白孝文两巴掌。在这时候，鹿三只想到自己是长辈，而不是被雇的长工。鹿三平常并不过问白嘉轩的家事，但遇到全家商议问题的时候，白嘉轩总要请鹿三参加，而且请他坐一个尊贵的座位。信奉“耕读传家”的白嘉轩一家几个男子都是和鹿三一起劳动的。陈忠实一再描写白嘉轩和鹿三一起劳动，着意表现他们那种互相协调、关注的简直像田园诗一样的关系。我们看看白嘉轩在一次被土匪打断了腰，伤治好养好以后，重新和鹿三一起耕地的情景：
“当鹿三再犁过一遭在地头回犁勒调犍牛的时候，白嘉轩扔了拐杖，一把抓住犁把儿一手夺过鞭子，说：‘三哥，你抽烟去！’鹿三嘴里大声憨气地嘀嗒着。‘天短球得转不了几个来回就黑咧！’最后还是无奈放下了鞭子和犁杖，很不情愿地蹲下来摸烟包。他照着白嘉轩把犁尖插进垄沟的一声吆喝，连忙奔上前抓住犁杖：‘嘉轩，你不敢犁地，你的腰……’白嘉轩拨开他的手，又一声吆喝：‘得儿起！’犍牛拖着犁铧朝前走了。白嘉轩转过脸对鹿三大声说：‘我想试一下！’鹿三手里攥着尚未装进烟末的烟袋跟着嘉轩并排儿走着，担心万一有个闪失。白嘉轩很不喜悦地说‘你跟在我旁边我不舒服。你走开你去抽你的烟！’鹿三无奈停住脚步，眼睛紧紧瞅着渐渐融进霞光里的白嘉轩，还攥着空烟袋记不起来装烟。”
一个雇工，对自己受伤初愈的主子的关怀简直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专注到手里拿着烟袋忘记了装烟，这真是传神之笔。但由此也可以看到，这是一种不寻常的主仆关系。
我们当代文学还很少有过鹿三这种典型人物，很少有过这种田园诗式的主仆关系的描写。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对劳动人民的歪曲，但如果我们也考虑到封建伦理政治在中国人民中的支配并不是没有成效的，并不是可以视而不见的，那么，鹿三的精神状态，白嘉轩和他这种含情脉脉的主仆关系，正是东方特有的一种“儒效”。不是现在东方的许多国家也在谈论“儒家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么？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遇困境的时候，这种“东方的精神文明”正受到关注受到赞叹么？调和阶级矛盾的“仁政”、“德治”，与此有关的传统的儒家伦理政治哲学，一直是治人者的一种理想。
深受封建伦理道德这种“东方精神文明”熏陶的鹿三，也是因为坚决维护这种“东方精神文明”才亲手杀害小娥的。这事情说明封建礼教，封建伦理道德的残忍，说明它的反人性、反人道主义的性质。
鹿三杀死了小娥以后出现了精神失常以至后来陷于精神崩溃，这个情节在作品里表现得令人震惊，也是令人感到凄怆的。鹿三的变化对完成这个人物的性格，对表达作家对儒家封建道德的态度，都是十分重要的。
八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基本的伦理政治哲学，也是它政治上的基本路线。不论是儒家或新儒家，老新儒家或现代新儒家，他们都是忌讳阶级斗争，不赞成用革命方法解决中国问题的。有的甚至认为中国人太穷，连阶级也不存在，梁漱溟便有这种看法。
1938年，梁漱溟去过一次延安，他自说目的是为了看看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共产党是否“真心放弃阶级斗争”。其实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曾表示过“放弃阶级斗争”，当然不会有真假的问题，梁氏这样说，不过是他的愿望的反映罢了。对现代新儒家如何评价，也还是一个问题，但直到后来，还有几个新儒家，共同发表过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的宣言，把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看作是中国的灾难，这清楚不过地说明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态度。
《白鹿原》有两个重要人物都是坚持儒家思想，对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身体力行的人物，除了白嘉轩，还有一个叫朱先生。朱先生把白鹿原比作一个烤锅盔的鏊子，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争夺这个鏊子，总而言之，都是把老百姓放在鏊子上烤，后来又出现了土匪，在他看来，更成了三种人争夺鏊子，而遭殃的却是老百姓。
我们看：
“‘噢！这下是三家子争着一个鏊子啦！’朱先生超然地说，‘原先两家子争一个鏊子，已经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儿；而今再添一家子来煎，这鏊子成了抢手货忙不过来了’”。
在朱先生看来，国共两党，国民党主张“天下为公”，共产党主张“天下为共”，这就像一个在卖荞面，一个卖饸饹一样，不过是“大同小异”，为什么不合起来呢？他们的斗争，不过是“争占集市”。朱先生说这些话，正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的时候。这也就是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不过是争权夺利的斗争，并无是非之分，并不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因此被他称作“窝里咬”。
比较起来，朱先生的同情实际是在共产党方面，这不是因为他同情共产党的信仰，而是国民党实在太黑暗腐败。这个懂得历史的儒者后来也看出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会取得胜利，他不得不被迫承认事实。
如果说，朱先生是白鹿原代表儒家思想的精神领袖，那么，白嘉轩主要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者，也可说是白鹿原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个多少理想化了活的样板。他是白鹿村的族长，是一个小地主。他留恋据说过去封建时代老百姓只纳“皇粮”的“仁政”，为了抗拒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官僚的苛税，他愤然串联附近一些村子的农民向县政府“交农”，——也就是一齐上交农具，实行罢耕。这是一次群众性的示威。为这事，他和村学老师徐先生的对话是很有意思的，白嘉轩说：“你是知书识礼的读书人，你说，这样算不算犯上作乱？算不算不忠不孝？”徐先生回答：“不算！对明君要尊，对昏君要反，尊明君是忠，反昏君是大忠！”白嘉轩又说：“徐先生，这事由我担承，任死任活不连累你。”徐先生说：“什么话！君子取义必舍生。既敢为之亦敢当之。”
看来他们都遵奉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他们两人都带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凛然的正气倡导这次和穷苦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正义行动。这表明早期儒家思想珍贵的民主性的一面，也为白鹿原的儒者所承传了。
这次行动，白嘉轩因为受到反动势力的阻碍未能亲自参加，但本来性格平和的鹿三也受到群情的感染、激发，毅然站出来。这次示威是以县长被迫妥协，老百姓胜利结束的。事后，白嘉轩称赞鹿三说：“你是人！”
这使人看到白嘉轩也有过人文精神的闪光，这正是这个人物的思想的最高点，自此以后，这个最高点他便再也没有达到过了。
白嘉轩也和朱先生一样认为张扬儒道是“治国之根本”，当白鹿村以至整个白鹿原都刮起“风搅雪”的革命风浪的时候，他不闻不问，有意躲在家里守着轧花机拼命劳动。大革命失败后，田福贤这个极端反动的总乡约（联保主任之类）对参加过革命行动的人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他只想到带领别人修补被黑娃他们砸碎的“乡约”的石刻和“仁义白鹿村”这块被他看作无上光荣的碑石，这块碑石是过去一个县太爷为了对白鹿村的“民风淳厚”表示嘉奖而赠送的。他对革命和反革命两方面都表示冷漠、无视，他和朱先生都坚持儒家封建伦理道德，而且又都确实能够身体力行。可以说，他们都奉行“内圣外王”这种儒家理想，这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和赞誉，而忽略了他们思想的阶级本质。
九
我们当然应该这样说，如果把白嘉轩和鹿子霖相比，那么就个人品质来说，“学为好人”的白嘉轩和阴险毒辣、好色之徒的鹿子霖是不同的。但在阶级社会里，总是要从阶级关系、从每个人在阶级斗争中所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来观察问题的。这样，白嘉轩和鹿子霖这两个地主分子就很难说谁比谁更好。甚至我们更应该说，身为族长，盘据在白鹿村，有至高无上权力，又是封建主义思想、封建主义秩序的坚决卫士的白嘉轩有更坏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鹿子霖代替不了的。
阶级斗争是按照自己本来的规律进行的，不是个人的意志、愿望可以左右的。即使是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就个人的品质来说，也是各种各样的，不能简单地认为置身于反动营垒的人，或者他的言行实际上起了反动的作用的人，都一定是品质恶劣的人。如果陈忠实把他笔下站在革命对立面，或者成为革命阻力的人物，都一律写成简单的丑角，那他就不是一个立足在生活基础上，忠实于生活的作家了。当然，说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不意味着可以用这个唯物主义原理替历史上的罪人，历史上人民的敌人辩护，为他们推卸个人的责任。
不论白嘉轩平常对人多么仁慈、宽厚，但他是决不容许人触犯封建传统的，对违反白鹿村乡约、族规的人一律坚决处以残酷的肉刑，连同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没有例外。是的，白嘉轩没有为自己残害过什么人，他也憎恶小娥，但小娥是鹿三杀死的，鹿三是她的亲人，她的公公。但坚决维护封建阶级纲常名教长期对鹿三实施言传身教的白嘉轩难道就能不负什么责任？虽说白嘉轩也表示过不赞成鹿三亲自杀死小娥，但没有白嘉轩连同他父亲两代人对鹿三的思想影响，也不会有小娥最后一幕悲剧。鹿三本人何尝不也是一个受害者？我们责备他愚忠，却更憎恨使他成为它的牺牲者的封建的纲常名教。
小娥整个短促的一生，都是不幸的。她的悲剧是封建阶级的纲常名教造成的。而小娥不过是两千多年来无以计数的封建社会牺牲品中的一个。看到这种血迹斑斑的事实，读者怎么能不引起愤激的感情？对于贯彻儒家封建伦理道德，可以说不遗余力的白嘉轩这类人，又怎么能为他的“学为好人”，所迷惑，对他表示宽容？这就正如列宁所说的：
“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好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列宁这个思想，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客观的必然规律和人的意志、动机、愿望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一个和现实生活有深刻联系的作家，是可能通过自己的实践达到这种认识的，但掌握列宁这个问题的思想，大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的活动规律，认识人和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丰富性，而避免走向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片面性。
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陈忠实在白嘉轩这个人物身上留下太多的温情，太多的温厚，甚至令人感到，他对这个人物有一种禁不住的向往和赞赏。他令人感到他赞赏这个人物和鹿三的田园诗一样的关系，他对他这个雇工简直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对其他穷人异常大方的周济，甚至黑娃打断了他的腰骨，鹿子霖使计坑害了他的儿子白孝文，他也并不深究，不但不报复，而且对鹿子霖后来的落难，还立刻想法营救，这真是犯而不校，不念旧恶，不为已甚，以德报怨……等等中国传统道德都相当完备了。
但这些“美德”，除了不致根本损害自己阶级利益的部分，封建阶级对被压迫人民，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在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封建阶级内部至少也很难完全办到。被压迫人民对压迫犯而不校，不念旧恶，不为已甚，以德报怨，不是美德，而且恰好相反，是违背他们应有的道德标准的。
毫无疑问，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也有合理的成分，例如关于修身——人的自我修养的问题，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普遍适用的合理要求；在社会共同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方面，也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合理的一般的共同的准则，这都是应该加以鉴别，筛选，改造，吸收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不能离开过去的历史遗产，也包括儒家这方面的遗产。
但不应忘记，儒家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封建阶级服务的，伦理道德思想也并没有例外。
《白鹿原》的现实主义力量之强大，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在于他对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纲常名教的揭露比许多别的作家都更深刻，对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纲常名教给人民造成的苦痛，对它麻痹、腐蚀、瓦解人民的革命意识，以致成了人民觉醒的严重阻力等等，他在这些方面比许多别的作家表现出更强烈更激动人心的义愤和憎恨，他的批判的声音比许多别的作家，更深沉，更激烈。
但同时在对待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作者态度模胡、软弱的一面。
在白鹿原上，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主要就存在着以鹿兆鹏为代表的革命思想，和朱先生、白嘉轩为代表的“学为好人”的儒家思想的斗争。这两种思想，本质上是对立的，不能调和的。
十
儒家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本质，它对人的毒害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从黑娃“学为好人”的变化来看，也是大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黑娃在县的保卫团当了营长，和一个也懂点文墨的秀才女儿结婚，过着富裕的心满意足的生活，于是也想到读书，决心拜朱先生为师，这是他和朱先生相见时的对话：
“鹿兆谦求见先生。”
“你是何人？求我有啥事体？”
“鄙人鹿兆谦，先前为匪，现在是保安团炮营营长。想拜先生为师念书。”
“我都不念书了，你还想念书？”
“兆谦闯荡半生，混帐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
这里我们惊异地看到黑娃的激变，看到他把过去自己的所作所为都一笔勾销，决定重新“做个好人”。这正是儒者朱先生所要求的，以后黑娃每天早起诵读《论语》。“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镂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土匪坯子”。
和黑娃同时的朱先生的弟子中还有鹿兆鹏、鹿兆海等等，他们都各走各的道路，没有真正成为朱先生的忠实好弟子，特别是成为共产党人的鹿兆鹏，从儒者朱先生的观点看，简直成了叛逆。只有黑娃和他们不同。连朱先生也承认：“想不到我的弟子中真求学问的竟是个土匪坯子。”
黑娃后来自己要求回乡祭祖，见到白嘉轩时第一句话便说：“黑娃知罪了。”黑娃祭祖时激动得哭喊，声泪俱下：“不孝男兆谦（黑娃的官名）跪拜祖宗膝下，洗心革面学为好人，乞祖宗宽容。”这场祭祖的活剧演出过后，黑娃后来看到过去曾被自己砸碎现在重新嵌镶的“乡约”，顿然想起作为农协总部的这个祠堂里所发生过的一切，愧疚得难以抬头。“那断裂拼凑的碑文铸就了他的羞耻。”
以后我们还看到他和他的新夫人一起在白鹿村跪拜诸多长辈。
这次祭祖之行，和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对照对照，简直判若两人，这都是接受了“中国古代先圣先贤”教育的结果，也就是“儒效。”他已经成为儒术的俘虏，这个曾经对旧世界反叛的贫苦农民，现在激起强烈的忏侮意识，果然从桀骜不驯变为温良驯顺。作者在这里是用同情和赞赏的态度来表现黑娃这种变化的；我们的作家显然把事情理想化了，不论从正面和反面来看，都把儒家提倡的“修身”的效力太夸大了。黑娃的变化太急促了，令人完全看不到变化的合理的过程。我们的作家本来是遵循现实主义的要求，忠实于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表现生活的，但在这里我们却看到黑娃成了作者的观念的化身，成了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化。在这里，作者主观观念的缺失损害了他的现实主义，削弱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说服力。
十一
还有一个问题，也容易受到读者和评论界非议，这就是作者写到革命失败后，变节投降的人不少。看来，作者写到这些变节投降的现象，也是服从他的要表现革命斗争的复杂性的需要的。既然作者在表现斗争的复杂性时，并没有忘记社会历史的总趋势，这些变节投降现象的出现，也不过是革命前进激流前面的一些沙石，改变不了革命激流的走向。陈忠实的作品，尽管写了不少现实生活的消极面，却没有给人什么阴暗的感觉。原因在于他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也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观察这些消极现象的。
在革命前进过程中，革命队伍总是多数人在前进，但也有人落伍，有人动摇，有人变节投降。但整个队伍还是不断壮大，纯洁，这是不难理解的革命运动的规律。在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挫折，革命进入低潮，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未能很快改变，中国自大革命失败后，便进入一个茫茫的长夜，极端黑暗痛苦的时期。在白鹿原我们也看到，这个时期反动势力疯狂地反攻倒算，有人壮烈牺牲，也有人在反动势力的逼迫下悔过认罪，这类事实是不必讳言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正是在这极险恶的时候，党的活动并未泯灭，并未停息，不但以鹿兆鹏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并未离开白鹿原，而且黑娃他们还曾经潜入黑云压顶的白鹿村，为牺牲的贺老大的坟莹挂起引魂幡，真可谓胆大包天，足见革命的地火还在燃烧，还在运行，革命的希望不会熄灭，革命的人民是不死的。
在别的作者处理同类的题材，是很少有过对革命低潮到来以后，原来革命地区的动态，像陈忠实那样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但又没有给人阴暗的感觉的。
我们有些作者，往往宁走抵抗较小的道路，宁可避免表现这类容易引起疑惑的现象。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为了生活和艺术的真实，是应该有勇气面对现实生活中那怕是令人感到痛苦的复杂现象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复杂，这对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和提高认识生活的能力，是有好处的。
《白鹿原》正面人物不太多，反面的人物或者和革命疏远、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对峙中保持中间状态的人物占了优势，这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有联系。一部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现实，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精神，关键不在这里。那种认为无产阶级作品必须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其他人物都只能是铺垫的论调，大概陈忠实没有领教过，但并不因此他就不是社会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就不是社会主义作品。
如果要说《白鹿原》的主要英雄人物，那么鹿兆鹏就是主要英雄人物。但这个人物，在作品里也不是主要人物，比起白嘉轩、鹿子霖来，对他着墨不算太多，却是有声有色的。他组织烧粮仓，和黑娃几次谈话，做黑娃工作，为了他的弟弟和白灵思想的分歧做工作，他和国民党内右派分子进行针锋相对但又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都生动地显示出这个人干练，坚持革命的原则立场，而又平易、灵活。虽然他还年青，但已经使人看到，他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共产党人。他的出现，他的行动，他都使人深信无论在政治上，在道义上，在个人的人格力量上，都高出于其他人物之上，这是前面也提到过的。
这部作品，尽管反动势力，群众的落后的观念和习惯占优势，革命力量暂时还没有成为一种决定因素，但作者许多地方用虚中见实的方法，使人觉得革命的声威无处不在。
作品提到这样一件事，是在解放前夕，一个“老诚诚的庄稼汉”去买药，那是袭击联保所时受了伤的游击队员所需要的，这使白嘉轩大为吃惊：“像这个亲戚一样的庄稼汉，直戳戳走到联保所，谁也认不出他是共产党！据此你就根本摸不清，这原上究竟有多少共产党……”
就这样，充分地理解现实斗争的复杂性，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这个特点，但又同样清楚地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尽管陈忠实在自己探索中国社会关系和社会斗争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自己主观认识上的一些问题，但他整体思想倾向的正确是应该肯定的，他的这部作品，深刻地反映解放前中国的现实的真实，是主要的。
（附注：本文引用的作品，《白鹿原》1993年6月第1版（同年10月第6次印刷）。人民文学出版社。《陈忠实自选集》中篇小说卷、 短篇小说卷。199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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