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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减负”说开去
新千年、新世纪，中国教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登台亮相：教育部“减负”决心之大、力度之强、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短期内取得的成效也是空前的。伴随着“减负”的推进，平素很少有人关注的教育也吸引了整个社会的目光，一时间竟成了“热点、焦点、卖点”。中国教育能够从社会边缘走向“大雅之堂”，本身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昭示着中国未来的希望。但对于“减负”的前景且不可盲目乐观，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减负”的道路仍很漫长，“减负”的口号从50年代一路喊到今天，却一直悬而未决，始终画不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已足见其困难重重。当然这些困难并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心和决心，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却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林老师是成都市某中学的初三英语教师，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今年初中会考时间又提前了一个月，可是英语的新课还没有上完。家长着急，当老师的心里更急。每天忙着备课、上课，早晨6点多起床， 晚上12点多才睡觉。但是没想到，前两周，有三家报社的记者同时找到她采访，原来有些学生告她上课“拖堂”！但更令她想不通的是，从上周开始，每当轮到她上课，讲台上总是放着几个吃剩了的方便面盒。起初，她以为是同学们吃完饭忘了端走，便倒掉了。后来有个学生告诉她，这是几个学生对她的“抗议”。真没有想到她一心为了学生，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报！
像林老师这样的例子可能是个别情况，但也不是绝无仅有。有的老师说，如今的学生是越来越难管了，骄、娇二气甚重，心理素质又差，有时还敢跟老师对着干。特别是“减负”以来，学生们动不动就嚷着“曝光”，有的学校竟出现了“老师怕学生”的怪现象，老师根本不敢放手管理学生。现在学生不好好学的板子都打在了老师身上，难道家庭、社会乃至学生本人就没有责任？
采访中，记者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减负”似乎把老师推向了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有人说，老师之所以积极补课就是为了多拿一点补课费，其实大部分老师补课的津贴远远不如做“家教”的收入；也有人说，老师的水平太低，除了留作业、背课文、默写、考试外没有其他招数；还有不少人把“徐力杀母”等近期发生的几起“小概率”事件也与“减负”紧紧联系起来，似乎学生的“负担”成了一个“大箩筐”，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装，“减负”也真的成了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确，老师作为“补课费”的“获利者”，“补课”、“加负”的“执行者”、“操作者”负有一定的责任，老师的总体素质也有待提高，但能因为这而一股脑地把责任都推给老师吗？学生的负担到底源于何方？
专家认为，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是一项涉及到社会诸多方面的系统问题。既与老师的教学水平有关，也有家长望子成龙的功利心态、应试教育的理念、“重学历轻能力”的社会择业现实的原因，但根本的问题则是教育资源的严重短缺。清华大学教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秦晖说：“所谓作业负担、考试负担只是表象，实际上都是竞争负担。只要竞争压力没有减轻，学生同样会为‘素质’之试疲于奔命。考试的激烈竞争源于教育资源的严重短缺。如果不改变资源短缺的局面而只是取消或弱化考试，就会出现‘非考试竞争’，如走后门弄特权的情况，这对多数学生而言岂不是更残酷了吗？”
教师仅仅是形成学生负担这一链条中的一环。因此，当我们冷静地思考“减负”时，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应该深刻地认识到教育问题并非都是“教育”问题，也并非仅仅由教育部的一个文件、一次会议就能搞惦的，自然也就不应该让老师把所有烦恼都自己扛。学生责怪老师，家长责怪老师，社会责怪老师，似乎老师成了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心理负担过重及经济负担过重的罪魁祸首；似乎“减负”只是老师一个人的事，只能在老师的教学圈圈里打转转，只能从提高老师的素质入手，这只能导致“减负”的表面化、简单化。不大幅增加教育投入，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的短缺问题，即使文件一个又一个，口号一声又一声，“减负”也只能是“涛声依旧”。
“减负”怎么抓？一位在山区工作多年，多次向有关领导反映学生负担过重问题的老师在这次“减负”工作中，竟被人抓住了“增负”的把柄。且看这位老师是如何“增负”的：为了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我非常希望让学生能够利用课外时间读一点自己感兴趣的小文章，为此，我多次和校长商量，终于把课外活动给学生争取过来。我还多次辅导学生写观察日记和小论文。学校没有图书，于是我想起了集市上的旧书摊。我动员学生每人缴1元钱（交了43人），并用这些钱买了43 本旧书和旧杂志，有《少年文艺》、《百科知识》、《十万个为什么》等。同学们对这些书都非常喜欢，就像“饥饿”的人见了面包一样。但上面却有人说我在给学生“增负”，硬要我作检查，搞得我简直莫名其妙。这位老师遇到的情况可能并不鲜见。对于什么是“负担”？应该减什么？不该减什么？怎么减？我们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还有很多工作要作。如今不少记者一提“减负”就跑到学校去称学生的书包，这难道不是“减负”的悲哀吗？
刚从国外归来的南京一中党委书记李容，就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结合他的美国之行，谈了自己的一点感受。在纽约一公立学校访问时，他试着提了一下一个学生的书包，重得差点没拎动，书包里没有一本我们学生常用的辅导材料和练习题集，倒是装了厚厚的几本介绍古罗马文化的书。在旧金山与一所中学校长交流时，他想知道学校规模有多大，于是就打听学校有多少个班级，可校长耸耸肩说不知道，原来美国的中小学没有固定的班级，教学既没有统一的教材，也不硬性规定一个学生必须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向上升。李容深有感触地说，由教育部门统一列出学生必读书目，减轻中小学生书包重量的做法并未抓住“减负”的根本。灵活的教育教学机制的形成，以及注重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实际能力的提高才能使“减负”走出一片新天地。
要“教育家”，也要“教书匠”
山西通宝育杰学校校长詹文龄说：在我的周围有着这样一批被我称作“学者型”的教师，他们具有学者型的思想和品质。不仅有对事业的激情，更有科学、严谨的头脑，能够孜孜以求，对自己永不满足，始终把工作、事业和自己的生命熔为一体。他们近乎狂热地追求完美，为此甚至历九死而不悔。他们是教育事业的灵魂。与此相对照的是“经验型”教师，他们按部就班地做事，依靠习惯和匠艺也能大体上把事情做得不错，但每每经不起更深层次上的检验。因为他们过分相信自己“行之有效”的那些套路，对新思想、新观念和新事物一般取不屑和拒绝的态度。最糟糕的是有些“经验型”教师习惯于把学生当作“加工”的对象，用车床和模具制造出了一批批千篇一律的齿轮和螺丝钉。尤其甚者，是像制作咸菜那样的手工生产方式，他们所依靠的主要手段是搓揉和浸泡：这道题给我做三十遍五十遍，风景描写的手法共有多少种给我背下来，“鸡兔同笼”先数腿还是先数脑袋记住了没有？
为此，詹文龄校长在通宝育杰学校大声疾呼，要教育家，不要教书匠，哪怕是“高级的”教书匠也不要。
詹校长对教育的拳拳之心令人钦佩，但她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已经过去的上一个百年，我们产生了那么多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但像陶行知这样的大教育家却屈指可数。我们知道那么多影星、歌星、球星，我们又记住了几个老师的名字？要教育家，不要教书匠，说着容易，但放眼四顾，何处去觅？1934年，张伯苓在做南开校长时，硬是不肯牺牲学生的宝贵生活以迁就扼杀学生生命力的会考制度，致使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在当年河北省会考中成绩不佳，但他却不以为意。他认为培养人才是学校的根本，必须把提高学生的能力和发展学生的个性放在突出的地位。他一再强调南开是造就“活孩子”的，不是造就“死孩子”的。因此他宁可学生“几乎不及格”，也不愿违背自己的教育理念。像张伯苓先生这样的校长，当今“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减负不减质”是目前学校提出的一句比较时髦的工作口号，“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也喊了一些年头，但如何“不减质”、“如何转变”最终还得落在每一位教师头上。减轻学生负担的关键是提高教师的素质，素质教育的实施也需要提高教师的素质，教育界几乎每一次大的举措都对教师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我们恨不得把每一位教师都变成教育家，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教师队伍总体上是一种什么状况？他们最需要什么？我们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在抱怨“重学历轻能力”的人才观给“减负”带来麻烦的同时，各地教育部门不也正在制定提高各级教师的学历标准吗？我们在当前升学竞争依然激烈的情况下，在提出“减负”之前，为什么不首先采取科学、宽松的升学考试办法，制定出新的教师评价机制，使教师首先解除思想包袱、使教师“有法可依”呢？
近期新闻媒体上不断有老师虐待学生的报道，也不断的有人被清理出教师队伍，大家在拍手称快之余，都在惊讶教师的素质怎么如此之差。中央电视台一位著名主持人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教师的心理素质太差。司北先生在《新世纪与新教育》一文中指出：任何熟知教师境况的人都不会因教师的心理素质问题而感到惊讶，因为制约他们的因素实在太多。他们在被寄予无限希望的同时，承受着来自学生、家长、学校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压力，而付出的劳动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回报。我们凭什么向他们索取更多？我们凭的仅仅是“教师”二字吗？我们让教师去承担所有的理想，而他们又从哪儿去获得实现理想的力量？
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士兵全都成了将军简直是痴人说梦。今天，我们不要把“教育家”的梦想扣在每一位老师头上。我们不仅需要教育家，我们也需要大量的勤勤恳恳的默默无闻的匠心独运的教书匠。
“三高教师”何处寻
文小姐在一家外企工作，是个收入不菲的白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原来是多么的喜欢孩子，喜欢教育。为了早日当一名小学老师，她不顾家长、老师的劝阻，放弃了读重点高中的机会，而上了一家中等师范学校。刚做老师的头几年，虽然收入少了点，很难满足女孩子爱美的天性，但听到孩子们亲热地喊“文老师”的时候，心里总是甜滋滋的。一天放学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她无意间一瞥，竟看到了自己最尊敬的一位老教师在一家旧衣服摊前拥挤的人堆里抓着一大把衣服跟小贩讨价还价，联想到几十年后自己的状况，顿觉心里一阵凄凉。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后，她最终选择了辞职。谈及为什么“背叛”自己当初的选择，文小姐说：“我非常喜欢当老师，但不能过那种清贫的生活，也许将来有了足够的钱，我还会作老师。”
文小姐离开了，或许还有更多的人要离开。据调查，在我国国民经济16个部门中，教师的收入处于倒数几位。而在香港，教师的待遇在各行业中居中、高水平，不但薪金优厚，而且还可享受各种优惠。人们常说，日本教师具有“三高”，即社会地位高，工资待遇高，从而导致师资水平高。为了留住中小学教师队伍中的优秀人才，日本专门制定了《人才确保法》，实行了“教师增薪三年计划”。现在日本中小学教师初任工资超过同龄的一般公务员工资的16%。日本把教师岗位称为“圣职”。教师同议员一样，在社会上享受“先生”的尊称。社会尊师的风尚甚而使未来的教师——师范生也处处受到礼遇，乘公共汽车、地铁有人让座，购物允许优先，因为他们一踏进师范院校的大门，就穿上了专门的教师服。而在我国，由于待遇低，不少教师无心从教，不思进取，整天忙于经商、炒股、跳槽；师范生生源不好，素质不高；学校缺乏必要的教育经费，左右掣肘。
《南方周末》记者余刘文去年回到母校——江西省上富镇联盟完小。校长给他拿出一本1998年学校老师的工资单，上面记载：邹定玉，全年应发2568元，欠发1617元；邹德利，应发2280元，欠发1436元；舒惠平，应发2304元，欠发1451元；徐立英，应发2304元，欠发1549元；卢兰盛，应发2304元，欠发1451元；彭嗣香，应发2208元，欠发1391 元。 另外1999年的全年工资也一分未发。余刘文拿着这份工资单去找镇长，镇长说，应当由村里解决；找村长，村长说，村、组干部也没领一分钱；找书记，书记说，这是遗留问题。站在教室里，六位老师喝了一年西北风，看来还得继续喝下去。
据全国教育工会对若干个县的调查统计， 全国拖欠教师工资达到7个亿。但国家总督学柳斌说，，仅他对两个农业大省的了解，拖欠教师工资额度就分别为3.5亿元和2.7亿元，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县存在不同程度的拖欠。现实中的拖欠显然要比统计的情况严重得多。如果拖欠在过去还可以说是没钱，那么当今天国民生产总值已达8万亿， 国家财政收入已在1.15万亿的情况下，难道还有理由再拖欠下去吗？教师这一称呼是神圣的，但教师首先是一种职业，是一种生活的依靠，每个教师需要以此谋生——谋食、谋穿、谋日子！
有一篇《知识越多越值钱》的文章，对去年底清华、北大等高校教师发放津贴的情况作了介绍：清华大学的老师在领11月份的工资时，发现工资卡里一下子多出了不少钱，从300元到5000元不等。 从当月开始，教职工根据岗位的不同，被分为9级，除原有工资外，可享受9个等级的津贴。这对于年平均工资不足两万元的教师来说，简直是“天翻地覆”。尤其是“九级教师”每月仅增加的收入就高达5000元人民币（寒、暑假不发），几乎是原有工资的两倍以上。据悉，为优先扶持一部分学校创办世界一流高校，教育部及有关部门相继为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高校增加拨款数额。其中清华、北大各获得18亿元，其他高校也有数额不等的拨款。清华此次率先大幅度提高教师待遇拉开了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其他各大学也在紧锣密鼓筹划给教师涨工资的计划。应当说，从“知识越多越无用”到“知识越多越值钱”，我们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我们是否也可以问一句，在知识的传递过程中，前面的几棒是否也一样重要呢？是否也一样值钱呢？
据联合国教科文统计，1991年世界平均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5.1%，其中发达国家为5.3%，发展中国家为4.1%，最不发达国家也达到3.3%左右。而中国一直徘徊在3%以下的水平，进入90年代更出现了下滑趋势，近两年一直在2.5%左右。中国教育投资整体水平偏低， 特别是国家财政性投资严重不足。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1980年到1995年，美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从56%升至81%，英国从19%达到48%，澳大利亚从25%升至72%，日本从31%升至41%，韩国也从15%升至52%，而同期的中国仅从2%缓慢攀至5%。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李瑞环同志35分钟的讲话中，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讲时间、速度、紧迫感，充分表达了一种时不我待、奋起直追的迫切。时间确实紧迫，速度也非常重要，但我们更应当把这份紧迫感用在教育身上。“科教兴国”喊了这么多年，我们在“国兴科教”上到底下了多少功夫？如果说经济需要宏观调控，需要拉动内需，需要新的增长点的话，那么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更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拉动内需更要拉动教育，因为教育是中国的未来，教育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增长点”！“全社会都来关心教育”的内涵是每个人都应当想想能为教育做些什么，通过什么方式参与进来，而不是站在一旁异想天开，袖手旁观，无端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