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文史研究中的古音伪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音论文,伪证论文,文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因声求义”是传统文献阐释学的基本方法。一些未曾掌握古音学知识和因声求义方法的学者却误用或滥用所谓“音训”，致使“因声求义”成为一些错误或荒唐结论的伪证。本文针对闻一多《诗经新义》、《天问释天》等文中的考证，针对何光岳《东夷源流史·苦方、苦夷的来源和迁徙》和戴淮清《汉语音转学》中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剖析和批评，以期文史研究界引起重视。
一
声训起源于先秦而盛行于两汉。东汉刘熙《释名》以之推求“得名之由”，开中国语源学研究之先河。宋人王圣美“右文说”、王观国“字母说”注重从声符入手证发语义。元初戴侗已言“因声以求义”。明末黄生《义府》、方以智《通雅》亦多用此法，然昧于古音难成系统。迨有清一代，古音学昌明，戴震力倡“训诂音声相为表里”，遂由汉宋旧学发展为“因声求义说”，其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继以专著。尤以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不拘形体，以声音通训诂”，于古语古义多所阐发，然滥用声音亦始于此。郝懿行昧于古音，所撰《尔雅义疏》一声之转多误。俞樾则泛滥更甚，其后遂有“黄”、“红”同声，“庄周”即“杨朱”之说。
离开确凿的语言文献佐证，仅据声音妄加臆测，势必多生谬误。难怪有人把“同音”、“音近”比做“小学家杀人的刀子”或“犯罪的凶器”。近来语言文字学家已多所谨慎，但有些非小学家者，尤其是一些年轻文史家，却在大胆放手使用。缺乏汉语音韵学和训诂学常识的人反而在一本正经地大谈“清季朴学方法的现代性”与“音训的唯一性”[①]，不由得使人瞠目结舌，颇有“知者不能，能者不知”之叹。
二
近人闻一多三十年代研究《诗经》、《楚辞》等[②]，多倡新说，影响颇大，但其中不无瑕疵。闻氏考《诗经·苤苡》，认为陆机“误解宜子为宜生子。不知苤胚并‘不’之孳乳字，苡胎并‘以’之孳乳字，‘苤苡’之音近‘胚胎’，故古人根据类似律声音类近之魔术观念，以为食苤苡即能受胎而生子。”但未能从语言文字上详加证明，今续为推阐，以究其源。
苤，从艹，不声；胚，从肉，不声。不、丕古同音同源。《说文》解释“不”为“鸟飞上翔不下来也”，是望形猜义。《诗经·常棣》：“常棣之华，鄂不
”。“鄂不”即花蒂。“鄂”本字作“萼”。商周文字中是花蒂的形象，
即胎字初文。两字皆得声于“以”。《说文》释“以”从反已。《说文》释“已”为蛇之象形，亦据形猜义。陆宗达根据“包”字，证“已”之本义。《说文》：包，“妊也，象人怀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胎儿叫已，新生儿叫子，子与已也是一语之孽乳。甲骨文中有
二形，用为十二支，则以子代已。《广雅·释言》：“子、已，似也”，以子、已同音互训。“似”即“嗣”字，《诗经·斯干》：“似续妣祖”。毛传：“似，嗣也。”郑笺：“似读如已午之已。”“已”为未成形胎儿，“以”为“已”之反文，其义相同。由此可知，“苡”、“胎”取象相同，语源相同，而文字谐声又相同。人之怀孕之始（始与胎也同源）叫“胚胎”，多籽草木之花因而也叫“苤苡”，又称车前。《毛传》：“宜怀任焉。”古人以为“其实如李，食子宜子”，倒不是“魔术观念”，而是隐含着古人以车前为女阴象征物，盼望蓄衍多子的生殖崇拜观念。
闻一多《天问释天》中考证“阙利维何，而顾菟在腹”之“顾菟”为“蟾蜍”之异名，取证十一项。现将音证罗列如次：
1.顾（见鱼[*]ka）菟（透鱼[*]tha）与籧（群鱼[*]gǐa）篨（定鱼[*]dǐa）音亦同。
2.顾菟与居（见鱼[*]kǐa）蝫（定鱼[*]dǐa）音亦同。
母，是发音，而不是收音，与“蛤”之音不近。将声母P与收音塞尾相混，属基本常识疏漏。
闻一多所考结论姑且不论，但其“以音证义、因声求义”的过程之中缺失颇多。因此尽管郭沫若吹捧“我敢于相信，他的发现实在是确凿不易的”，但闻一多本人后来却在《天问疏证》中，推翻了这“确凿不易”的结论。他说：“顾疑当读为踞，月中有踞菟，盖犹日中有踆鸟。”踞（见鱼kǐa）与顾（见鱼[*]ka）音同，其区别在介音。以“日中有踆鸟”的神话参对，与“月中有踞菟”相应。因此，破“顾”为“踞”，较为可信。闻一多起初在《释天》中，以语音兜圈子，使月亮中的兔子变成了蟾蜍，最终恍然大悟，不必舍近求远，兔子终究还是兔子。但是，闻一多旧说“顾菟即蟾蜍”，至今还有人盲目加以引用。[③]可见，文化史家不宜轻率立说，以免误说流传；而后人引用前说，更不应为权威所惑，须重新鉴别，力戒一味盲从，以讹传讹。
闻一多在《诗新台鸿字说》中对“鱼纲之设，鸿则离之”的“鸿”加以考证，得出即《广雅》“苦
，蛤蟆也”的结论。他认为鸿之最初语根为工（颜师古注“
，古鸿字”），古当读kung；他利用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推定读音为klung，再由单音变为双音khulung，即苦；并推测其演变过程如下：
kung>hung
klung>khulung>khunglung>鸿（古音）鸿（今音）
lung
闻一多之说若能成立，并不全依据上述音证，而是《易林》曰：“设罟捕鱼，反得居诸。”居诸即籧篨，即蟾蜍。闻一多之考据结论，核于文献，信而有徵。但其词音结构演变过程却有可商之处。上古音中“鸿”是匣东[*]γoη，“苦”是溪鱼[*]kha，“”是来东[*]loη。根据L·沙加尔南岛语与汉语同源说，则原始华夏汉语单词音节结构可能为双音节。汉语语词音节结构是由双音节结构演变为单音节结构，而不是相反。
闻一多精于文学，对古文字用力也颇多，但疏于音韵（这与当时古音研究水平也有一定关系），故所立说，或论证不足，或音证有误。
三
如果说闻一多因声求义中的缺失当属掩瑜之瑕，以声说义尚有节制，那么在当代的一些文史研究考据中则到了白云苍狗、指鹿为马的以声说义的“灾难”地步。
何光岳研究中华民族源流史，著有《东夷源流史》等，[④]或以为“在研究方法上则以历史地理、考古、古文字、古声韵与历史相结合，突破了往昔民族史研究的局限，从而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驳正了旧说和文献记载的一些错误。”然而，据我所看，十分遗憾，由于滥用同音，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导致了许多新的误说。
以下仅就《苦方、苦夷的来源和迁徙》（以下省称为《苦方》）一章加以剖析。
（一）《苦方》的论述企图证明：凡与“苦（古）”音同、音近的词都与苦族人生活习惯有关。
文中认为：苦方，又作古。以瓠瓜为主食。“古”字乃如成熟老足了的瓠瓜。瓠瓜开花（华）多则结实多，故古人出于华。胡人则系以肉和瓠同煮之意，对老人调养身体是有好处的，故古又衍生为胡、胡须。华胡一家源远流长。葫芦肉很苦，衍生为苦。木干槁如葫芦壳叫枯；祈福为祜；训话叫诂；自恃为怙；久病为痁；结绳成网为罟；傍水为沽；有罪受刑为辜。以上各词义，应系苦人的生活习惯和对事物的称呼而产生出来的。古人又作姑，以女旁标志母系社会的遗迹尚存，以后姑演生为姑舅、姑娘、姑奶奶……姑息等等。又古人居住之处则为“固”。晋南古方言叫盐为盐，这大概与苦方人首先在盐池煮盐、晒盐，便以其部落名来命名食盐有关。苦人擅长作蛊，故蛊音为古（疑字可作
。桦、楛同音义，为苦人之神树。至今库页岛上桦树林遍生，桦木、桦皮成为苦夷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事物的命名是个复杂的过程，要证明这些语词之间同源，必须有多方面的证据，首先要有文献书证。由于《苦方》中滥用音同音近，则“苦”、“华”、“胡”同源。从古之字，都成了苦人所创造的语词，以至于使人产生疑问：难道“苦方”只是一个会发“咕咕”的部族，岂不成了“布谷鸟”？很难想象，只会“咕”的语言是种什么语言。
（二）《苦方》的论述企图证明：凡与“苦”相同、相近的音节的地名都是苦族人四处迁徙的住处。
文中认为：晋南有古山、古水，即为苦人之发源地。河南有苦县、固陵，即为苦人东迁的居住地。山东有姑尤，成为苦人一支迁往山东的证据，而后又沿渤海湾北迁，经沽河、塘沽、北古口、古城等到东北，直至库页岛。库页即苦夷，苦人之一族。宿县有古饶集，常熟有古里村，上杭有古田泛，福建有古田县，以之证明苦人一支迁往东南，融入越族。四川古代有果州，建有果国，缅甸有庇古王国，又成了苦人经四川入云南，直至缅甸称王的证据。南迁中路一支由湖北、湖南至两广，再至越南。
如若不信，作者列举了约550个含“古、枯、果、高、怙”的地名，如古王、果利、姑豆、枯坛、高立、怙意等。据此认定凡此都是古人生活过的地区。可谓从“古”地名，一网打进，但殊不知还有“古巴”、“刚果”、“高加索”……。
民族学的研究告诉人们，上古时代长江以南是楚人与越人的居住地域，这一地区的语言的后裔就是现在的壮侗语。徐松石在《古字的研究》中曾指出，含“古”的地名主要集中在两广地区，并以为古字与个字（如个旧）同，或译为果、高、歌、姑、过等汉字音节。据研究，这些地名冠首字也见于秦汉时代的吴越地区，如于越、句容、姑苏、乌程、夫椒、余杭、无锡。这些冠首字在古代也见于吴越国王的名字，如句吴、句践、余善、夫差、无疆等。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
这些并不表实义的发声音节，在《苦方》作者笔下统统成了作者追寻苦人南迁遗迹的证据。并且以为“僮人称我为姑。与古音亦颇相近，如郡匀、新会的古兜山，就是‘我到山’的意思”。作者将“古”释为“我”，“兜”释为“到”，“山”还是“山”，成了一句洋泾浜。其失误所在，就是缺少语言学方面的一般常识。以“古”音无所不通，撇开文献证据，苦人足迹则无所不至。
（三）《苦方》的论述还企图证明：凡与“苦”音同、音近的族名都是苦人的后裔。
文中依据前面地名考，相应的是东北有“窟说部”，窟音与苦音同，即今之库页。窟说乃由山东迁到此地的苦夷之转音。苦夷土语为库野语，库野即苦夷之转音。古人由晋南北迁，经河套直至贝加尔湖，成为丁令族之属。丁今中有乌护，即乌古、乌古斯，急读为古，当为苦人之苗裔。乌护又有乌纥、回纥、回鹘、畏吾尔等名称。回鹘汗国崩溃后，一支南迁至甘州河西成为裕固族；一支迁到西州，后裔成为维吾尔族；一支西迁直至中亚，到里海和伏尔加河下游，为乌古斯族，建立塞尔柱克王朝，成为土库曼族、阿塞拜疆人的主干。根据这些民族都源于“苦人”的判断，作者进一步认为土库曼意即“我为突厥人”，因库与苦音同。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意即“苦人”。有人讲库卡辛方言，即苦人的古老语言。阿塞拜疆的西北部高加索山区，分布着库慕克族，意为“苦家”。南邻的库尔德族，分布于现代伊朗、伊拉克等国相邻之处。又乌古斯族一支由里海经伏尔加河迁到拉脱维亚西部，成为库尔什族，意亦为“苦人”。波罗的海中的果特兰岛，又作古特兰岛，意为“苦人部落之地”。伏尔加河西的库兹涅次克和外高加索的库班河，当与乌古斯人居住有关。又阿富汗的古尔人，也是乌古期人与东波斯人联合的后裔，建立过古尔王国等，并在印度统治四百余年。作者还认为蒙古“库伦”（乌兰巴托）与苦人居住的土城“固”音同。居住于此的乌古斯一支又北迁至西伯利亚勒拿河中游，称为雅库特人，其意为“阿苦部”。
民族迁徙、民族融合，在历史上是正常现象。但是这种流徙混合，必须以文献记载为证据。当然，有些迁徙并不见文献记载，然必须另有确凿证据。然而，作者撇开文献，推翻西洋史学家的一些结论，仅以“苦”音贯通一切，这怎么能称之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呢？
语言中的音节是有限的，像ka这样一个常用音节，出现在不同语言、不同时代的地名、族名中并不奇怪。研究者并不了解“古”、“苦”在上古汉语中分别读[*]ka与[*]kha，与域外族名、地名并不同音。土库曼为Turkmens或Turkomans，库慕克为Kumuks或Kumyks，库尔德为Kurds，库尔什为Kurshis，俄罗斯文献中为Kors与Kars其中ko、ku、ka与[*]Ka并不音同，汉语中的“古”读ku已是中古时音。由于漫无边际的、不加制约的串联与“苦”音同音近的名称，以致出现了一个“东到库页岛，南到越南，西至拉脱维亚，北至勒拿河中游”的苦人“巨族”。我们不了解殷商时晋南苦方有多少人口，但像这样到处迁徙，其繁衍能力有多强？流播到各地，每一处又能留下几人？
四
加拿大籍华人戴淮清著有《汉语音转学》[⑤]一书，以“音转”辨义并考证地名，作者读过章黄音韵学方面的书，但持保留态度。关于黄侃所论“古音通转之理，……以双声叠韵二理可赅括无余也。”作者认为黄侃说大话。后来又认为黄侃说得有理，双声叠韵俱以音声为重，而字之偏旁与建首则看重字形，在音转学上，双声叠韵之科学价值当比偏旁建首为大。又认为自己“发现之音转形态实极复杂，不单限于‘阴阳’对转而已。‘对转’本身亦有许多变化。”作者只知黄侃所言“音理”，不知还有“音证”、“音史”之说，而且对音理也并非明了。古音通转之理，仅为语词音转提供了解释根据。清人多言“一声之转”，但“声”并非等同现代术语“声母”，而是指音节，或音节中的声纽、韵头、韵腹与韵尾。因此，作者所言“彼等（指前人研究——笔者注）所能瞩见者多为声之变化，反而看不见变化多端之韵转”，实属不谙传统音韵学。作者又认为“彼等多未觉察变化最多者为语尾加n或加ng而起变化之字”。所说语尾即韵尾，清儒阴阳对转之论，即指无韵尾之阴声与有韵尾之阳声可以变转，如鱼[*]a〈铎[*]ak〈阳[*]aη。
作者以为“只能用今音（北京音）为主要线索，辅以方言，进而猜测古音。”似乎全然不清楚传统上古音研究与中古音研究，不了解现代音韵学对古音的构拟。以致于还认为“在音转学尚未搞通以前，无法搞通古音问题。余并相信，古音之时地问题当非本世纪所能解决者。请问先秦时代之学者如何读诗书？唐宋之人又如何读诗书？今有少数学者迷信古音问题已大部解决。余则大不以为然。余认为判定古音之最好方法是上溯，以音转线索为引，数百年后或可大致测定某时某地之人如何读诗书。”作者不知音转当以古音分部为基础，反而本末倒置。又不了解据文献语言与现代语言重建的古音，只是一个有用的抽象物，并不是录音或放音。尽管作者对几百年来的古音研究采取不承认主义，但永远也不可能将古音研究变成“大致测定某时某地之人如何读书”的古音还原术。
作者甚至对国际音标也没有搞清，认为：“‘知’字可读如j，亦可读如d，因此，j声可以dj注音。牛津大学字典用dz注j声。此种复符对于音转之研究最为有用，可一目了然j声原由d加z变来，j减去z声则为d，其公式为：j＝dz；j—z＝d……。”j为国语罗马字，在“知”中读[ts]；闽南音存古音有舌头无舌上，因此“知”仍读舌头[t]。在北方话中，舌头音转变为舌上与齿头音的过程是：
作者不明此历史音变，而欲依“知”在今方言中的不同读法合成一音dj（若用国际音标则是[t+ts]），这个音不仅不存在于历史语音中，而且也不是今方言中不同读法的来源。作者还误以为复符（两个符号）即表示两个音素，殊不知作为国际音标的dz是一个塞擦音音素，吴县郊区今音中仍有这个音。至于《牛津》则可能是用两个字母表示一个英语中没有的音素（英语有dз，无dz），并非d+z。有人设想中国古代有复辅音（但这与戴淮清先生所言复符不同），后代变为单辅音，如：
接着来看《其他地名考》中作者对《尚书·尧典》四个词的考证。
1.“讹”亦作“伪”与“
”，即“为”也，均从w声，客话则从v声。越之古音或为Wat，今越南之拼音为Viet Nam，故“南讹”即越南。嘉案：讹与异文，同一个词；从“为”之字古音同“为”；为（匣歌[*]γǐwa）与越（匣月[*]γǐwǎt）古音仅韵尾有别，便可通转，不必假道今音w/v。
2.“东作”之“作”从j音，而日本Japan亦从j音。嘉案：“作”古音（精铎[*]tsǎk）不是j（tc或ts）。Japan为日本国名英译，j音dγ。
3.“西成”乃“西戎”的误写。嘉案：字形相近，可能混淆。
4.“朔易”即是“北狄”，易从i音，加d则为狄。嘉案：狄（定锡[*]dǐěk）与易（余锡[*]hǐěk）古音近同。曾运乾《喻母古读考》中说：“古音易如狄”，并证“喻四归定”说。作者以今音“易”i，加d为“狄”，岂不“歪打正着”？
传统注解中，“东作”为太阳东升，“南讹”为太阳南移，“西成”为太阳西行，“朔易”为太阳北转。据作者今证，似乎“南讹”为“南越”，“朔易”为“北狄”，其音可通，但此处传统注解却不能更改。为什么？训解古籍，基本要求之一是依据上下文。《尧典》此节中已有四方地名“嵎夷”、“南交”“昧谷”与“朔方”。如“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意为：“命令羲叔，居住在南交，此地叫明都，于此观察太阳南移。”岂会在交待地名“南交”（交州地名由此而来）之后，又重复一遍？
该书作者既对音转感兴趣，然又无暇去弄通古音学与现代音韵学的基本常识，并掌握工具书的使用，而作“乘太空船遨游太虚”式的杂记，自我感觉“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是愈走愈远。视野越来越大，所见之音转范围比章太炎先生所知者大得不知凡几，自己亦感惊愕”。作者不知滥用音转之诟病，不知声训乃“小学家犯罪之工具”，辛勤用功竟致于如此，诚为可叹！
运用古音以求古义，也可称之为一场“音韵游戏”。但正如所有的游戏都有相应的规则，“因声求义”的规则不去掌握或不愿遵循，这“游戏”又怎么进行呢？至于在文化研究中如何运用古音以求古义，我在《论文化研究中的音韵导入》[⑥]一文中已经详加推阐。
注释：
①见何新《试论清季朴学方法的现代性》，载《语文导报》1987年11、12期。对于何新所撰《诸神的起源》一书中滥用音训之错误加以批评的文章，分别见于《中国语文》、《古汉语研究》、《汉字文化》等。
②闻一多撰有《诗经新义》（1937年）、《诗经通义》（1935—1937年）、《诗新台鸿字说》（1937年）和《天问释天》（1936年）等。
③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2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④何光岳《东夷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⑤戴淮清《汉语音转学》，1974年新加坡猛虎出版社初版；后改名为《中国语音转化》在台湾出版；又以删节本于1986年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大陆版。
⑥该文刊于《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