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崛起的国际安全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崛起论文,环境论文,世纪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即：1990年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2000年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第三步是到下个世纪中叶使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目前，我国前两个战略目标已提前完成，第三个战略步骤业已开始起步。这是事关中国崛起的关键性步骤。那么，21世纪的上半期，中国到底能否具有如此长的国际和平环境来确保我们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圆满实现呢？这是跨世纪的人们不能不认真思考和对待的严肃课题。本文谈谈个人在这一方面的看法。
一、2000年前后世界和平的稳定性及其推想
争取人类永久和平是人们长期以来的愿望，然而在人类已有的历史中，战争与和平总是交替出现，迄今还无人敢断言这种循环何时能够终止。自1500年以来百分之六十的时间里是大国之间的战争，所以有人说战争是和平的间歇，和平是战争的间歇。
近代国际关系史中的大规模国际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四个基本经验。一是没有哪一个霸主国家可以维持其世界中心地位超过100年的。二是为了压制新崛起国家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占有霸主地位的国家总是以武力来保护其霸主地位。三是大规模国际战争的间隔时间最长可达52年。四是核武器的出现使避免世界大战成为可能，但大规模的地区性国际战争仍是不可避免的。冷战后的两个半大规模地区战争，即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由于这场战争不是在两个主要军事大国或大国集团之间发生的，是一场强打弱的军事表演而且时间很短，所以只能算得上是半个大规模地区战争。）都是在核武器已经运用于战争之后爆发的。根据以上历史经验，我认为，随着人类文明和军事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冷战后防止全球性的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进一步增长，但大规模区域性国际战争仍有可能爆发，而且发生的周期难以超过52年。如果以海湾战争为冷战结束的起点，那么冷战后的和平时期就难以逾越2043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和平的稳定性总体上呈现为上升趋势。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1年冷战结束，在46年里人类避免了世界大战的发生，而且是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冷战。冷战的经验提高了大国避免世界战争的意识，冷战的结束改变了意识形态对抗为主要矛盾的国际政治斗争，特别是冷战的和平结束方式，使得人们对避免世界战争的希望大增，即使是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也没有改变世界和平上升的趋势。
海湾战争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放弃了对伊拉克的军事支持，这样北约成员国才有可能集体亲自上阵打一场众强国对一小国的地区战争，否则北约国家不可能冒与苏军发生正面冲突的危险进行这场战争。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是不战而败。通过这场战争美国向全世界证明它已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新的国际格局将依据这场战争后各国力量对比重新安排。
海湾战争之后，世界五个主要大国，美国、俄国、中国、日本、德国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军事对抗，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95年。1995年中美因美国违反三个联合公报，允许李登辉访美而关系恶化，中国召回了驻美大使。同年俄国因北约准备东扩决定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拉开距离。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说：“俄罗斯十分担心北约东扩……如果发生这种事，俄罗斯当然就要立即修改自己的军事方针，采取对应措施……如果北约无视俄罗斯的声明，加快东扩进程，俄罗斯将被迫在东南亚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寻找伙伴。”大国安全关系的变化在1996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96年3月当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时，美国向该地区先后派了两个航空母舰编队，与中国进行对峙。1996年美国和日本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一宣言扩大了日美军事同盟的合作内容和合作范围，并将中国视为地区“不稳定和捉摸不定的因素”。1997年北约不顾俄国的反对，正式进行东扩。所有这些都表明，冷战后大国不进行军事对抗的局势正向潜在军事对抗的危险方向发展。
依据1945-1955年世界和平稳定性的上升，以及冷战后大规模地区性国际战争发生周期难以超过2043年的推测，我们可以就冷战后的世界和平稳定性作一个假设的相似对称曲线。曲线显示1996-2000年世界将是继续保持高度和平稳定的5年，大规模国家战争和地区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都极小，但世界和平的稳定性将明显不如1991-1995年的情况。2000年后的26年间世界和平的稳定性不断下降，出现潜在的军事对抗局面。这期间发生大规模国际性战争的可能性虽不大，但大规模地区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则较大。到2026年前后世界和平已经缺少了必要的稳定性，大规模地区军事冲突发生的危险进一步上升；再经过12年的军事摩擦和地区军事冲突，到2038年前后世界和平的稳定性将降到最低点，大规模国际战争和地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增，这种局势可能持续到2043年。需要再次说明，这只是根据二战后世界和平稳定性上升趋势我个人作出的冷战后世界和平稳定性下降趋势的推想，而绝不是对大规模国际战争爆发日期的预测。
从目前的和平状态到下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的发展趋势可以有三种可能。一是世界和平的稳定性继续增长的情况下，爆发大规模地区战争。二是世界和平的稳定性维持在目前的水平上，发生大规模地区战争；三是世界和平的稳定性不断下降，最终发生地区战争。根据对世界战争历史的了解以及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用排除法对三种可能性作出判断。第一和第二种情况如果发生，都意味着导致大规模国际战争的矛盾在很短时期内就能激化，不需要较长时间的矛盾积累和激化过程，这显然与历史经验差距较大。一般来讲，在大规模国际战争之前，会有一个较长时期的矛盾积累过程，没有这样一个军事对抗时期，突然由高度和平状态滑向战争状态的可能性较小。排除了前两种的可能性后，第三种情况便成了唯一选择。虽然这并不能断定历史必然如此，但其可能性将明显大于其他两种，而且第三种可能性相对而言也比较符合冷战后的历史现实。
二、二战后中国卷入地区冲突的频率及其推测
自1949年以来，中国曾数次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经历的规模最大的战争。这场战争中国伤亡的军事人员达36万人，消耗的物资有560多万吨，开支战费62亿元人民币（如果按1996年价格计算，估计不下1200亿元）。中国曾先后抽调过27个野战军轮流到朝鲜参战，在朝鲜前线及后方的中国兵力高达135万。
1950年中国还派出军事顾问协助越南组织抗法战争，直到1954年，并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
1958年8月23日至10月的金门炮战只有一个多月，但当时美国从地中海调海军到台湾海峡增援第七舰队。这与1996年我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时美派遣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海峡有相似之处。
1962年10月20日发生的中印边界反击战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其规模还不能算是战争。中国于11月22日全面停火，战事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1963年派出军事代表团协助越南的抗美战争。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卷入的规模仅次于朝鲜战争，先后派出的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32万余人，最高的年份达到17万余人。仅1971-1973年的对越援助就有90亿元人民币（按1996年价格计算，不少于1800亿元）。
1969年3月2日和15日中苏在东部边界发生军事冲突，中国有军事人员受伤。
1974年1月中国与越南在西沙进行海战，几天内将入侵中国海域的越南军队驱逐出去。
1979年2月17日至3月5日中国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对在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挑衅的越南军队进行了打击。其规模不亚于1962年的中印边界反击战。
1988年中越边界军事冲突。这年中越边境多次发生炮战，3月14日中国击沉了越南袭击中国船只的军舰。
综上，自1949年到1995年的46年里，中国共9次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平均每5.1年卷入一起战事。其中不卷入军事冲突的最长间隔时间为9年，即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至1988年中越海战的这段时间。自1988年中越海战后到1997年的9年里，中国也没有卷入军事冲突。如果以军事冲突的规模为标准，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参加三场长期战争，三场短期大规模军事冲突和三次小规模军事冲突。
进一步分析这几次战事的规模和间隔时间，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现象。一是中国卷入的战争或军事冲突的基本趋势是规模越来越小，时间越来越短。二是1979年后，中国卷入军事冲突的间隔时间明显延长。1949-1979年的30年里每次军事冲突的间隔时间多为4-5年，80年代起间隔时间延长至9年。三是中国卷入军事冲突的频率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稳定性的增长呈反比，即世界和平稳定性越高，中国卷入地区冲突的频率越低。
根据第三种现象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卷入军事冲突的频率受国际安全大环境的影响很大，那么随着国际和平稳定性由高向低的变化，中国卷入军事冲突的频率则会由低向高增加。
对中国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危险的推测，只表示目前我们对未来不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把握程度，反过来讲也是对卷入战争可能性的估计，但它并不意味着中国必然卷入军事冲突或战争，更不是对何时卷入的预测。我国领导人在1993年认为世界大战10年打不起来，1995年认为15年打不起来。这些判断只表示对未来安全形势的把握，并不意味着10年或15年以后就会打起来。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我们对中国不卷入战争和军事冲突的把握性也会发生变化。
从以上推测中我们目前可以得到如下三点启示：
（一）中国目前的安全环境仍是较为有利于“四化”建设的，并且很有可能维持一段时期，但是这种毫无战事的安全环境能否长久地保持下去还是个问题。过了这段较为有利的时期，中国的安全环境有向不利方向发展的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目前的较为有利的和平环境，加快“四化”建设的速度，在安全环境变得不利之前建设一个较为牢固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尖端工业应在有限的时间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军备的科技水平与军事先进国家的差距较大，在2012年前后，中国有必要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以防安全环境的恶化。国防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应以缩小与世界军事强国的差距为主，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过早成为侵略者的军事攻击对象。有了强大的国防力量，中国才可能在大规模战争爆发时有避免卷入或晚卷入其中的战略选择余地。
（二）大规模国际战争的危险在下个世纪的20年代将增大，大规模国际战争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仍不发生的可能性较小，而我“四化”建设的第三阶段需要到2050年才能完成，这意味着我国“四化”建设第三阶段后期的安全环境可能没有保证。为了保证我国战略规划第三阶段由始至终都有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我们有必要加快第三阶段的建设速度，缩短第三阶段所需要的时间。这点启示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为什么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抓住机遇和加快发展速度。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之所以感到时间对中国崛起的重要性，关键是他看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三）下个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初中国卷入军事冲突的危险增大，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台湾分离主义分子搞独立引发的，所以中国必须慎重考虑由此引发的某些大国对台军事支持的危险性。一方面，为了保证这一潜在军事冲突的结果能促进民族统一，进入下个世纪时中国就得为这场潜在的军事冲突作准备。另一方面要尽量争取以强大的军事实力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同时还要准备在冲突不可避免时做到速战速决，使之不对“四化”建设构成太大的破坏。与此同时，中国应加强与美国和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改善，通过战略对话使他们认清台湾分离活动对地区安全的危险性，以及对台军售增强台湾分离活动能量的危险，促成这一地区的共同合作遏制台湾分离主义对地区安全的威胁。
总之，中国的崛起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崛起过程中完全避免战争或军事冲突是困难的。战争或军事冲突对大国的崛起构成很大的影响，有时可能是致命的影响。有的大国通过赢得战争崛起为世界强国，有的则因战败或战争消耗而灭亡或沦为弱国。经历了多次战事和军事冲突，中国正在走出崛起的准备阶段进入起飞阶段，能否在此阶段避免战争已成为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在起飞的过程中，中国完全避免军事冲突是很难的，甚至今后15年内不卷入任何军事冲突的把握也不是十分确定的。中国崛起的起飞阶段能否顺利通过战争危险这一关将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关键因素有二：一是中国能否有效地推迟潜在军事冲突或战争的发生，这将主要取决于外交谋略；二是中国能否最大限度地平衡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既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同时，也能在不同规模军事冲突发生前作好相应的军事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