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家庭在老年经济支持制度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年论文,作用论文,制度论文,家庭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老年经济支持制度安排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老年经济支持体系中，公共退休金制度是正式养老制度安排而家庭及其伦理则是非正式的养老制度安排。在发展中国家，非正式的制度在老年人经济支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尤其如此。中国农村至今基本上没有正式的老年经济制度安排，家庭在老年人口的经济支持中起着绝对重要的地位。对此人们是有共识的。本文的作者想论证的是，在中国城市，家庭在老年人口的经济支持体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正式制度的供给非常重要。
一、非正式制度的经济性
就老年经济支持而言，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对于一个经济有双重的好处：第一，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比正式制度更经济；第二，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和发挥作用，一个经济可以减少正式制度的供给，从而减少正式制度供给的成本。所以在我们作正式制度安排时，要特别小心谨慎。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鼓励、支持非正式制度安排，在此前提条件下来谈正式养老制度的安排。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问题，我们会发现制度既包括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也包括一系列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并且非正式约束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正式约束只占很少的一部分。非正式约束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意识形态又处于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之于经济的反作用是很重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也具体地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意识形态制度性的作用和经济功能是多方面的，与我们的论题有关的是，第一，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简化了决策过程，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第二，成功的意识形态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行为。第三，意识形态能减少强制性执法和法院的费用以及实施其他制度的费用。从这一基本理论来看，家庭制度在老年人口经济支持制度中主要是以非正式约束的机制来发挥作用的。在某种意义上，家庭制度比正式的养老制度来得更经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非正式制度的分析也是适用于对家庭制度分析的。
纵观世界各国、各不同文化下家庭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动，我们可能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西欧的价值观念支持了它的社会保障制度。庭田范秋教授认为：虽然为维持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而强制实行高负担，但不可忽视西欧各国有其固有的价值观念，如个人主义、自立意识。这些都支持了他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从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果看，社会保障制度的日益发展以及它对家庭功能的越来越大程度上的替代又进一步弱化了家庭制度和带来越来越多的家庭问题和“问题家庭”。比如在美国人们就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未婚母亲和不负责任的父亲。无怪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各种场合不停地呼吁重视家庭的作用。
而另一情形正象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中描写的那样，家庭是亚洲社会的基石。无论在社会、经济或情感方面，家庭而非政府成为个人与整个家庭的支柱。即使是所谓的自力更生或个人责任，也都是在家族的范围内孕育的。以“四小龙”为例，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四小龙”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但是我是赞成这种观点的。东亚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尤其是政府的高储蓄率在起作用，政府之所以有较高的储蓄率是因为政府的低开支水平，而政府社会安全的低成本则应该感谢亚洲的家庭意识和家庭制度。
中国的家庭制度和家庭伦理对于养老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著名的儒学专家杜维明认为儒家思想包含了两种主要哲学，即政治儒学和个人伦理。杜维明认为，政治儒学将以君王为至尊的阶级制度合理化了，个人伦理则规范了日常的言行举止。孔子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不是政治儒学教条，而是有关个人修养的伦理道德。它规范了中国人对家庭、工作、教育和生活中其它重要方面的态度。在家庭代际分配上，个人伦理被具体化为“养儿防老”。在本人看来，“养儿防老”不仅在家庭内部的代际分配关系上具有积极意义，在“亲子融融”的人际关系上更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中国的今天，当我们讨论儒学时，我们要特别小心地把政治儒学和个人伦理区分开来；在我们讨论家庭制度演变时，我们要肯定中国家庭制度和关于家庭的意识形态的积极因素。我们不可以因为否定儒家的政治儒学便将中国家庭制度和意识形态中的合理和积极的因素也一并否定了。
中国的法律制度支持了中国的家庭制度和家庭意识，就支持老年人口而言，中国的情形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更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中国，1954年宪法规定子女有赡养老年父母的义务，1981年的婚姻法继续强调了这一点。这样，法律就固化了中国三千年的“敬老养老”文化。这一法律条文光大了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同时，从经济的角度看，文化和法律互动的结果，会强化中国非正式制度的养老作用，从而减轻正式制度养老的负担。
新近的研究还发现，扩大家庭在支持老年人制度中的作用还可以起到避免对传统农业的歧视作用（注：The World BANk,Averting The OldAge Cris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66.）。一般地，正式的养老制度都是通过保护性税收、补贴等而有利于现代部门的。通过人为的对现代部门的支持，大量的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这是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歧视。中国城镇正式退休金制度既是中国典型二元经济的表现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典型二元经济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希望中国城镇退休金制度的改革能够充分重视城市家庭的作用，并因此而对改善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起一定的作用。
除此之外，强调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还可以改善城乡间的交流。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尤其是通过父母教育投资而转移到城市的子女，会有能力给父母更多的养老支持。适当的意识形态会使这种潜在的支持能力变为现实。这一点在中国是得到了证明的。这只要看一看人口流动引起的资金向人口流出地的流量就知道。大量的资金回流，直接地和间接地支持着非正式的中国农村养老制度，同时也加强了城乡的交流。
但是非正式制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能在富裕和贫穷家庭之间进行再分配；由此对一部分家庭来说，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可能很脆弱；同时子女对父母的转移不足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因之所在。不同的支持制度具有互补性，适当的正式支持计划可能增加非正式的支持。比如，子女很可能因为父母能获得公共医疗保障而愿意提供父母更多的照顾或经济帮助，这就是一种挤进效应（注：The World BANk,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66.）
二、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正式退休金制度的充分必要条件
一般的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生和发展，人口流动的加速，家庭的功能削弱，社会保障便应运而生了。让我们回顾一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在社会保障的历史上有两个里程碑，一是德国在卑斯麦时期首创社会保障制度，二是1935年美国建立全面社会保障制度，并将社会保障制度化，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保障制度的全球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卑斯麦时期德国的工业化水平不如英国高，为什么社会保障制度不是由英国首创而是由德国首创？原因是德国当时的政治矛盾更尖锐，社会保障制度在德国是作为缓和劳资矛盾的工具而被卑斯麦利用的。再看美国的情形，1929年经济大危机给美国经济以毁灭性的打击，作为罗斯福新政的一个重要部分，1935年美国建立起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当时社会保障是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被利用的，政府用社会保障制度来管理总需求。具体到退休金制度，当时主要是用退休金来刺激退休，以增加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回到中国来，50年代初，中国城镇建立起了正式的退休金制度，在当时是当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看待的，而并不是当时中国城镇家庭较之于中国农村家庭对正式的养老制度有更强烈的需求。
可见，我们也许可以说，工业化、城市化为国家提供正式的养老制度提供了可能的经济条件，但并不是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正式养老制度的充分必要条件。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加坡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但国家仍然没有为它的老年人口提供正式的经济支持制度，它的公积金制度实质上个人强制储蓄制度，而不是政府提供的正式制度。
三、中国城市家庭在老年经济支持中的作用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说的家庭的分配功能包括代际转移支付、同代成员间的转移支持，也包括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的转移支付，因为后一种分配也是在家庭内发生的。
现代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家庭成员的经济关系和亲子文化并没有发生与之同步的变化，不但在中国农村是这样，在中国城市也是这样。在自然经济下，中国文化尊崇的是“养儿防老”的安全制度，家庭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多重功能：生产的、消费的和分配的功能。中国的家庭结构的确受到了人口流动、教育、长寿等因素的冲击，但是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意味着家庭居住方式的变迁，而并不意味子女对老年父母赡养义务的削弱，相反地在很多情况下，子女向城镇流动增强了子女赡养老年父母的能力；也不意味着同代成员间的收入转移的减少，比如夫妻间的转移支付的行为；当然更不意味着人们年轻时无需为年老时多多储蓄。
虽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出现和发展，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在城市，家庭的养老功能由于正式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削弱，但是中国“亲子”文化和“尊老养老”文化并没有以同等的程度在消失。中国农村家庭在老年人口支持制度中的作用是受到公认的（注：朱传一：《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载《北京日报》，1993—07—13。）。其实，中国城市家庭也是可以发挥相当大作用的，在设计城市的养老保障制度时不应忽视了这一因素。美国密西根大学老年研究所和武汉市统计局1991年和1994年在武汉地区的抽样调查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中国城市家庭制度应该发挥它的养老功能是有其经济基础的。闲暇是一种奢侈消费品，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老年人在退休后，心安理得地享受了它，相反，在中国社会，虽然法律并没有规定老年父母为成年子女提供家庭劳务的义务，但中国的亲子文化使得中国的绝大多数老年人在退休后没有享受闲暇，而是为有工作的子女提供家庭劳务，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从子女处得到部分经济转移，可以视为老年人提供劳务的收入，虽然它很可能是隐形的，这种收入应该计入老年人的收入支持制度。目前还没有人对这一问题作专门的研究。1994年武汉的一个抽样调查表明，在60到69岁的老年人中有68.1%的老人为子女提供家务劳动，59.5%的7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为子女提供家务劳动（注：ShengrZu
Gu.The Old-Age Support System and Policy Reform in China,Korea Journal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Volume 24,Number 2,1995.）。 老年人口的这种隐显收入应该在家庭内部由子代的收入转移支付来实现，当然，子代的支付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可以是现金，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服务。家庭内部的代际的双向的劳务和物资流是合情合理的。
可见尽管家庭制度的变迁是巨大的，但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文化的变迁要缓慢得多，现实的家庭关系不仅为家庭的养老功能作了文化和法律的铺垫，也为家庭养老提供了经济依据。中国家庭养老的功能不仅具有文化和法律的基础，同时也是具有经济基础的。
一般认为，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扩大家庭瓦解了，家庭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功能逐渐消失。但是，本文作者以为，家庭的分配功能并不象生产功能一样随生产的社会化而很快消失。家庭的分配功能具体表现为父子两代间的分配、个人生命周期不同区间的分配和配偶间的分配。家庭的养老可以是个人年轻时多多储蓄以备老时之用，也可以是从配偶处得到经济支持，这两种情形都不会受到扩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的负面影响，相反地，家庭结构的转换，可能对这两种分配关系产生“挤进”效应。因为，家庭结构转换使得人们降低对子代向父代转移支付的期望，从而多多储蓄和加固夫妻间的分配关系。家庭结构的变化可能使得子代对父代的照护变得不易，但并不意味着，子代向父代的收入分配同样也变得不易。至少是在中国，并没有经验证明家庭的代际分配关系随着扩大家庭制度在中国城市的“瓦解”而瓦解了。实证研究的结论与作者的上述判断是一致的，即中国城市家庭功能并没与它的居住结构发生同步的变化。下面是美国密西根大学老年研究所和武汉市统计局1991年和1994年在武汉市所作的同组样本的跟踪调查的有关资料。
武汉市的调查样本1991年的起始年龄为60岁，三年后跟踪调查相同的样本，所以起始年龄为63岁。对两个不同年份的比较，我们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第一，城市家庭成员间的分配功能是很强的。仔细地观察，我们会发现，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随父母的年龄增加由弱而强：没有退休金的老年人中从家庭成员处获得经济支持的比例随年龄增高而增长（70.4%上升到79.6%）。
表1 1991、1994 年城市样本中有退休金和无退休金老人的社会支持的比较（%）
1994年1991年
有退休金 无退休金有退休金 无退休金
最主要收入来源
退休金 86.2
- 89.5
1.0
工 作3.5 3.6 4.2 12.3
配 偶3.7 29.9 3.7 26.7
子 女5.0 49.7 1.9 42.7
储 蓄0.1 3.6
-2.7
救 济0.6 3.0 0.4
5.0
其 它0.9 10.2 0.3
9.6
老人对子女
的经济支持45.7 10.8 48.3
6.3
资料来源：辜胜阻等：Old- Age Support System and PolicyReform in China,Korea Journal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Volume 24,Number 2,December 1995.
第二，从退休金制度养老和家庭的养老功能看，两者是互为消长的。绝大多数没有退休金的老年人能获得家庭成员的转移支付，而只有少数有退休金的老人能获得这样的转移支付。这就提出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般地，人们认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削弱了家庭的分配功能，而对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要求。从武汉的调查看，至少在中国城市很难说是家庭功能的削弱才需要社会保障制度还是社会保障制度削弱了家庭的分配功能。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家庭成员间的转移是基于利他主义的，政府的转移支付是会挤出个人转移支付的；如果家庭成员间的转移支付是基于一种交换关系的，则政府的转移支付不一定挤出私人的转移支付。虽然目前还没有关于中国家庭的转移支付是否利他主义的研究，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具有三千年“敬老”文化的中国家庭文化下的家庭内的转移支付的利他主义的成份要比其他文化来得多，就是说，在中国，正式的退休金制度很有可能对家庭内的转移支付起着挤出效应的作用。
关于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挤出和挤进效应的研究非常困难。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做过研究。秘鲁有比较完善的正式养老制度但家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每增加一美元的社会保障税和给付会挤出17美分的私人转移。1985年秘鲁40%的经济活动人口是受正式的随收即付社会保障制度保护的，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调查前的三个月接受过私人的转移支付，有五分之一的收入是来自私人转移支付。据估计，如果没有正式制度，私人的转移支付要高20%。菲律宾的研究也有相同的结果，菲律宾的正式制度覆盖率较低，公共计划每增加一美元会挤出37分的私人转移，留给老人的只有63分钱的利益（注：The World BANk,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64.）。 社会保障使老年人生活好了，但并没有象它多花钱那样好那么多，因为它部分地挤出的私人的转移支付。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很重要，因为私人的转移支付在这里很重要。
第三，从退休金制度和个人储蓄的关系上看，在中国，正式退休金制度对个人储蓄肯定是有挤出效应的，虽然我们很难说每一块钱的退休金挤出的储蓄金额是多少。早在1974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德思丁就指出，通过政府的随收即付社会保障制度为老年人口提供退休收入会对储蓄起压抑作用，因为有收入保障，人们在较为年轻时就不愿多储蓄（注：Martin Feldstein,Social Security:Induced Ref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t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Sep./oct.1994.）。这一现象被称作财富的分配效应。 武汉的调查表明，储蓄在没有退休金的人群中比有退休金的人群占着明显重要的地位。这里要指出的是，被调查对象大约在50年代初期参加工作，按照生命周期理论，70到80年代应该是他们的储蓄高峰期，但由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政策，这样，这一代人的储蓄倾向被扭曲了。他们的消费行为表现为高消费倾向而不是一般人认为的亚洲人具有的高储蓄倾向。随着工资的市场化，中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已逐步表现出来了。因而在工资市场化的情况下，正式制度对具有储蓄习惯民族的个人储蓄的挤出效应可能更明显。我们需要付出更多注意力来研究这一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不仅是养老本身的问题，它已经和一国的储蓄及储蓄率连在一起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老年人口支持能力的提高需要中国保持较高的储蓄率。
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其它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们发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虽然产业结构的调整、外资的利用等因素都在起作用，但是国内的高储蓄率却是更直接的作用于经济的因素。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东亚国家的所得税较低、起征点较高，因而税负普遍低于西方国家。低税的结果是鼓励居民的储蓄。1993年，除菲律宾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都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以上，其中新加坡为48%，泰国和韩国分别为36 %和35%，香港和日本均为30%。积累增多，扩大了各国投资财源，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原动力（注：《经济日报》，1995—11—22。）。这些国家和地区除日本外，都是在近些年才开始引进正式的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韩国是1985年才引进正式退休金制度的，但是直到2005年才开始发放退休金。即使是日本，虽然它实行的是全民皆年金制度，但年金制度提供的保障水平却并不高。尽管这样，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储蓄还是有压抑作用的。从1960年至1980年，日本的社会保障的财富压制了个人储蓄。有学者运用了这段时期的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式和劳力供给的序时资料，结果表明， 1960 —1980 年间， 人均储蓄减少额为68000—79000日元（注：Tetsuji Yamada, A Time Series Analaysis,Applied Economics.April 1992,pp.379～388.）。
表2 东亚五国60岁以上老年人收入的比较（80年代） 单位：%
工作家庭退休金及社会福利储蓄
中等收入国家
韩国
24 64 6 8
新加坡 18 851637
低收入国家
马来西亚
34 831411
印度尼西亚 46 6310 4
城市
15 1764 -
农村
51 38 5 -
武汉市抽样调查
(1994年)
城市
12 5884 2
农村
27 8417 3
说明：“-”表示无资料。
资料来源：80 年代各国资料来自世界银行：Averting the OldAge Cris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武汉市资料来自辜胜阻：Old-Age Support System and Policy Reform in China,KoreaJournal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Volume 24,Number 2 ,December 1995.
一方面，我们说中国城市家庭在老年人口经济支持还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与其他亚洲国家比，中国城市老年人的公共退休金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个人的储蓄明显占不重要的地位。在处理正式和非正式的老年经济支持制度方面，中国应该更多地借鉴东亚经济较发达国家的经验。
四、结束语
由于家庭制度比正式制度更经济并能减少正式制度供给的成本，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家庭制度的作用。关于工业化城市化与家庭制度一般关系的模式并不适用于分析中国城市家庭，中国城市家庭制度应该也可能在老年经济支持制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而是拿了西方的家庭制度套在了中国城市家庭制度上。从目前对退休金制度改革的方案看，在讨论退休金的工资替代率的高低时，城市家庭制度的作用是没有被充分考虑在内的。
中国在经济起飞时正好碰上人口结构向老年型的转变，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需要一个最经济的老年支持制度，中国的经济需要家庭制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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