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美国排华高峰期华人的认同建构——以美国主要报纸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排华论文,孔子论文,为例论文,高峰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4.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0)01-0023-09
从1882年排华法案颁布到1920年前后，在美华人经历了最为严峻的生存考验。为排斥华人，白人社会频繁采取恐吓、暴力、驱逐等手段，华人更加难以融入美国社会，其数量亦在急剧下降：1880年，美国共有华人105,465名；到1920年，仅剩下61,639名。[1]面对严酷的现实，华人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内部团结和凝聚力，延续群体的存在，对抗挑战。诉讼、抗议、暴力甚至伪造文件等策略为华人经常采用，这些曾引起学术界的较多关注。①华人的种种努力不仅意在确保在美的居住和工作权利，更显示出整个群体的强劲生命力，是一种强化群体认同、突出对外身份之举。在无法获得公民身份的背景下，文化身份成为华人群体追求的主要目标。有鉴于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坚持孔子信仰是华人构建群体认同的有效手段之一。
本文论述的华人涵盖所有在美的中国人，其中既有以合法身份进入美国并在此停留的外交官和学生，也有人数更众并屡遭排斥的中国移民和劳工。外交官、学生以及定居美国的华人精英受过良好教育，能够敏锐觉察文化传统对于群体生存的意义，因此是孔子信仰的积极倡导者。大多数中国移民和劳工则是出于维护自身存在的本能意识，在各种仪式和行为中实践着对于孔子的尊崇。倡导与实践并不一定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却相互呼应，互为补充，见证着华人在美国排华最剧烈时期的群体认同感。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华人已经从太平洋沿岸扩散到美国其他地区。笔者特意从不同区域选择数家主要报纸加以分析研究，以尽量全面地层现孔子与华人认同建构的普遍联系。这些报纸包括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东部的地方性报纸《波士顿环球报》、中部的《芝加哥论坛报》、西部的《洛杉矶时报》、南部的《亚特兰大宪法报》和具有宗教倾向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通过深入剖析，本文将力证以下事实：坚定的孔子信仰与其他广为人知的策略一样，是华人在最为困难的时期保持精神动力和对外宣示身份的武器。
强化孔子自豪感
在排华的总体背景下，与中国有关的一切事物均被打上低劣的烙印，在美华人的群体自信遭受严重冲击。欲延续华人群体的存在，必先强化自己不输于人的信心。孔子思想不仅凝聚着中华文明的精髓，它同时也与西方的精神信仰难分伯仲。因此，强化华人的孔子自豪感不失为凝聚华人、驳斥排华谬论的有效手段。
积极宣扬孔子首当其冲者，当数晚清驻美公使之一的伍廷芳(1842-1922)。清末民初的中国积弱成疾，国力衰败，外交上自然难得他国尊重。但晚清八位驻美公使却无一怯场，皆为中国和华人权利据理力争。他们积极与美方交涉，捍卫中国和华人利益。[2]但就报纸的关注程度而言，伍廷芳无疑远在他人之上。《华盛顿邮报》甚至认为，伍廷芳被报纸谈论的频率超过东方国家出使美国的任何外交官，即使来自欧洲的外交官也没有几人能望其项背。[3]这应主要归功于伍廷芳在晚清驻美公使中卓尔不群的英文驾驭能力以及香港律师生涯所练就的雄辩口才， “即使最刁钻的记者也不是他的对手”。[4]
伍廷芳，字文爵，祖籍广东新会，于1896-1902年和1907-1909年两度出使美国。为捍卫中国和华工的正当权利，伍廷芳四处演讲，大力颂扬孔子思想，以图增强华人信心，提升中国形象。伍廷芳直言不讳地宣布，“这个国家（美国）的人们对于孔子思想的理解支离破碎，我的任务就是要用尽量简洁的方式加以阐释。”[5]正因如此，《波士顿环球报》视伍廷芳为“牧师的一大丑闻”，“他正在引诱（美国）儿童阅读孔子著作”。[6]多数美国人视孔子思想为宗教。伍的演讲因其巨大感染力，似有侵蚀美国宗教领域之势，美国牧师对此却无能为力，故有环球报的上述哀叹。也因为儒教等于宗教的思维定式，美国媒体称，宣扬孔子的伍廷芳是“中国迄今派往国外的最优秀的传教士(missionary)”，敢于提出质疑者遭到伍廷芳的“公开羞辱”。[7]某些美国人在媒体上的激烈反应恰恰说明，伍廷芳赞美孔子之举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给美国人的文化优越心理造成了震撼。
美国主要报纸就伍廷芳的几次主要演讲进行了跟踪报道，使我们有机会目睹伍廷芳颂扬孔子的热情。1899年10月，国际商贸大会在费城举行。伍廷芳应邀发言，他开门见山地引用孔子“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语录，引起与会代表的共鸣，欢呼声长达几分钟。[8]在1900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伍廷芳盛赞孔子首倡的“黄金准则”(golden rule)，②称其适用于现代人际和国际关系。[9]1900年11月，卡内基学院在第五个创建者日举行盛大招待会，伍廷芳前往出席。其演讲认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之说让中国道德体系的完美程度堪比世界任何地区。[10]在伍廷芳眼里，孔子学说不仅代表着人类精神领域的最高境界，而且还与美国人奉为圭臬的华盛顿告别演说本质相通。[11]
引起媒体更大关注的则是伍廷芳于1900年12月10日在纽约所做的演讲。此次演讲为伦理修养协会(Society for Ethical Culture)③举办。伍廷芳以“孔子的教诲”为题，阐述了孔子思想相对于西方精神体系的优势，并且表示“世界正逐渐向孔子靠拢”。[12]主要报纸对伍廷芳的此次演讲全文或大部分转载。[13]时隔一个月后，伍廷芳在费城园艺厅发表演讲，回应上述演讲引发的争论，矛头直指那些不愿正视基督教的缺陷却肆意攻击孔子学说的美国人。如果儒家思想果真一无是处，“它在2400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拥有成百上千万的信奉者就是一件令人感到惊奇的事情了”。[14]至于华人自身，伍廷芳有意在纽约建立学校，“教授宗教内容”，避免当地华人“偏离孔子信仰”。[15]与此同时，伍廷芳积极倡议在纽约修建孔庙，以让在美华人精神有所依托。孔庙将耗资10万美元，为纽约华人社交聚会、宣讲和聆听孔子教诲的场所。伍廷芳坦言，孔庙兴建望能促进华人团结，改变美国人眼中一盘散沙、缺乏文明迹象的不良形象。[16]
另一名致力于强化孔子优越性的华人是王清福。1868年，17岁的王清福作为一名学生被传教士带到美国。王完成学业后回到中国，但因政治原因遭清政府通缉，被迫于1873年借道日本再次赴美。其后二十年间，王清福投身于传播中国文化、争取华人权利的活动之中。他在1883年创办纽约第一份中文报纸《华美新报》(Chinese American)，翌年成立第一个美国华人投票协会，1892年组建“华人平等权利联合会”(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要求美国政府废除排华法案。[17]《华美新报》仅存在9个月。[18]虽然如此，王却从中看到了报刊杂志的强大舆论力量。尔后，他在芝加哥《华人新闻》(Chinese News)任编辑，并在众多影响甚广的杂志上撰文，“为他的人民工作”。王清福“在所有方面都已美国化，但却坚守着自己的宗教”，即孔子信仰。[19]
王清福赞美孔子及其学说可谓不遗余力。其中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之事主要有二。1887年，身在纽约的王清福在《北美评论》杂志上发表“我为什么是异教徒”一文，此为其一。文章面世之后引发各大报纸竞相摘登和评论，足见影响之大。王在文中赞扬孔子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让中国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优于基督教世界。基督教徒则夸夸其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文章末尾，王声称，自己乐于始终是异教徒，并且“真诚邀请美国的基督徒皈依孔子”。[20]王的文章引起各方关注和评论，宣扬孔子思想的目的显然已经达到。比如，《纽约时报》评论曰，王文与其他文章一道，极大地扭转了《北美评论》近来在保持优良传统方面出现的“倒退趋势”。王文值得“拿起该杂志的每一个人阅读”。[21]《洛杉矶时报》也认为，王清福的文章“值得反复咀嚼”。撰文作者称赞王是“极其聪明的人”，代表着教会之外一个“十分庞大而又极具智慧和影响的阶层”，其论点应该引起美国人的反思。比如，王在美国很久，但为何未被基督教感化，反而呼吁人们皈依孔子；谁又能反驳王对基督教的批判？[22]
在芝加哥建立孔庙是王清福传播孔子思想、培养华人孔子自豪感的另外一大举措。王清福称建庙之举为“传教运动”。孔庙一旦建成，“芝加哥能够而且必须皈依儒教”。[23]《芝加哥论坛报》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1896年12月1日，论坛报宣布，一个月之内，“为孔子而建的庙宇”将在市中心落成，王清福将成为“主要神职人员”。[24]12日的论坛报报道，王清福将在第二天“隆重宣告美国孔子思想新时代的到来”。除了建立孔庙，王还计划创办月刊，作为“孔子思想的舆论工具”。[25]13日的论坛报赫然印着“王清福开讲圣道孔夫子”几个中文大字。当晚，孔庙“在王清福主持下举行落成仪式”，有望成为“芝加哥居民皈依儒教信仰”的场所。[26]19日，王清福暂时关闭芝加哥孔庙，前往其他城市“宣传孔子的道德教诲”，并在数家杂志撰文阐释孔子思想。[27]《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评论称王清福建庙之举为“美国历史上最为奇怪的征讨行动”，以“让我国公民皈依儒教”。[28]
积极为孔子及其思想争取一席之地的在美华人不限于上述两位声名显赫者，其他华人——不论精英或是地位普通者——亦不时有撰文赞扬孔子之事。20世纪初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就是如此一人。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中，顾盛赞孔子开创了“民众主权”的先例。[29]晚清驻美公使梁诚认为，孔子思想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招摇品性”对照鲜明。[30]中国驻纽约副领事称赞孔子率先阐述了黄金准则，基督教仅仅“促进和发展了中国伟大导师的学说”。[31]虽然不通英文，中国公使团一等秘书仍然在一次国际思想大会上让人代为宣读发言，赞扬孔子的人类行为学说。[32]中国公使馆的另一职员则在参加一次宗教活动时表示，孔子实际上相信善恶报应，他因此早于圣经宣布了上帝惩罚罪恶的观念。[33]
普通华人捍卫孔子的热情丝毫不亚于地位较高者。例如，名叫阿布·李·亨特(Ab Li Hunt)的华人于1888年在华盛顿成立克利夫兰中国俱乐部(Cleveland Celestial Club)宣扬孔子思想。他因此被称作“追随孔子的先锋”。[34]谢姓华人在《波士顿环球报》撰文声称，孔子学说比任何其他思想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35]中国第一位留美女大学生金雅梅(1864-1934)④也是孔子的赞扬者。金雅梅在1904年10月举行的纽约和平大会上发表演讲，称赞孔子教诲之下的华商“正直、诚实、公正”。美国劳工“在某些方面可以向我们学习”。[36]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波林·张(Polling Chang)极力维护孔子创立的教育体系，认为其完备程度堪与现代西方教育媲美。[37]哥伦比亚大学的另一中国学生C·H·朱(C.H.Chu)就泰坦尼克号悲剧发表评论称，男人率先逃生的情形不可能发生在中国人身上，“孔子的所有教诲都强调自我牺牲，帮助他人”。苟且偷生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38]张姓作者“全面攻击我们整个社会、政治和工业体系”，要求西方人先“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学习孔子”。[39]
可以看出，虽然华人在世纪之交的美国是弱势群体，但他们并未就此沉沦，而是积极利用孔子的巨大影响力驳斥贬损华人的谬论，强化华人的群体自豪感。驻美公使、华人精英和中国留学生，他们是中国接触西方文明的先驱。很多人回国后，成为中国求新图变、摆脱传统桎梏的主力军。国家的兴旺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但在美国，强烈的文化碰撞和排斥华人的种族环境却让他们深切地领悟到，文化根源与群体形象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关系。种族歧视和群体生存是在美华人面临的最大挑战。于是，他们以溢美之词称颂孔子，彰显华人的独特群体认同，试图改变美国人的文化偏见，为更好地争取华人权利营造舆论氛围。
习俗中的尊孔之举
在尊崇孔子方面，普通华人虽然没有上文论及的激昂情绪，但他们同样浓厚的孔子情结融入了周而复始的生活习俗之中。这种融合与精英阶层的宣传鼓动遥相呼应，共同体现着华人独有的认同模式。事实上，报纸报道的某些华人习俗与孔子并无直接关系，只是由于华人在这些仪式行为中流露出的强烈的尊孔意识，加上受过良好教育者竭力捍卫孔子之举，报纸极其自然地将华人的生活习俗与孔子联系在一起。华人的孔子信仰在循环往复的习俗中得到强化，成为华人群体认同的核心标志，引导着美国报纸解读华人特性。
对于海内外的华人而言，农历新年是最为重要的节日和最为庄重的仪式。身在美国的华人尽管地位低贱，传统习俗却从不马虎。此时的孔子尽显庄严与神圣，媒体常以孔子为切入点，解释华人一丝不苟的新年习俗。新年除夕，中国城“忠实地”进行着据称源自孔子时代的仪式：张灯结彩、门贴对联、开门迎客、偿清债务等。报纸从中看到了“辫子居民……让种族传统永恒的明显愿望”。[40]在觥筹交错之际，华人绝对不会忘记在“所有商店最为显眼之处”贴上奥布里·比尔兹利(Aubrey Besrdsley)风格的孔子招贴画。孔子威严尽显，胡须浓密，手摇花扇。有些画作甚至还出现了孔子夫人的身影。[41]比尔兹利是19世纪后半期英国著名的插图画家。在美国印制的西方风格孔子画很难忠实于孔子的本来面目。但正是由于华人在新年来临之际对于此类画作的大量需求，印刷商才会加以生产。华人注重的是孔子作为精神载体的意义，而非孔子的面貌本身。由此便有了上述形象的孔子画。这也恰恰证明，孔子与华人群体认同密不可分。巨幅孔子画像还是华人庙中神龛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华人在新年期间必定进庙上香，既朝拜诸神，更祭拜孔子。首都华盛顿就有如此神庙，“为众多华盛顿居民所熟知”。我们可以设想孔子与华人群体特性在华盛顿人心中的联系是何等紧密。[42]
1899年春节，“恭贺发财”四个汉字赫然出现在《亚特兰大宪法报》上。这正是“善良而孝顺的孔子子孙”贴在大门之上的祝福。华人衣着面貌一新，门不上锁，欢迎任何人进屋，共享快乐和美食。他们还遵照孔子教诲，在神灵面前上香许愿，极尽虔诚，祈祷来年“心情愉快，财源广进”。[43]早期移居美国的华人以广东人居多，诸如“恭贺发财”等广东方言祝福逐渐成为整个华人社会的新年道贺用语。美国报纸本有将华人所有特征归因于孔子的一贯做法，“恭贺发财”被视为孔子的发明就不足为奇了。华人相互“恭贺发财”成为他们“孝顺”孔子的体现。《芝加哥论坛报》更是认为，虽然“恭贺发财”是华人在春节期间百说不厌之语，但“唯有在还清债务并因此获得孔子恩惠”的前提下，华人才能如此这般地逢人道贺。[44]除此之外，欢度农历新年的华人还必须完成“真正的孔子追随者无法回避”的其他义务，如相互表达好客之意，进庙烧香许愿，晚辈给长辈磕头等。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的天气会让华人更感喜庆，因为按照“孔子信念”，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45]尽管诸多习俗并非与孔子直接相关，媒体仍然习惯于将华人新年仪式归因于孔子。华人又对孔子顶礼膜拜，孔子与华人群体认同的关系便在新年的节庆气氛中得到了强化。
在一年中的其他节日习俗中，孔子均是灵魂和规则制定者。从媒体报道来看，周而复始的节日就是华人以孔子为核心建构和强化群体认同的过程。元宵之夜，遵循“孔子原则”的华人点燃檀香，燃放鞭炮，在烟熏火燎中驱逐大小鬼神。华人庙宇决不允许“讥笑孔子崇拜的……基督‘猪’”入内捣乱，以免神灵犯怒，“吞噬孔子门徒”。[46]中秋节是华人用以强化认同与孔子联系的另一契机。据《纽约时报》，中秋节正是为“纪念孔子的荣耀”而设。相传数个世纪之前，某个月圆之夜，中国人想吃点心，善解人意的月亮即刻送来很多饼子。“聪明的孔子”便要求其追随者每年都要纪念“卫星的恩惠”。因此，庆祝中秋既是感恩亦是尊崇孔子，以显华人特性之故。[47]
婚丧嫁娶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生活程序。每当诸如此类的仪式降临华人群体，他们多以美国人理解的孔子要求为纲，应对着循环往复的代谢与繁衍。1896年6月29日，芝加哥中国城一片欢腾，庆祝李恭（音）和芳龄二十四的德裔小姐安妮·史密斯(Annie Smith)新婚之喜。虽然身在美国，两人的婚礼却是按照“孔子礼仪”举行的。[48]即使撒手人寰，华人依然与孔子紧密相连。大凡有华人葬礼在美国公墓举行，送葬者都会沿途撒下中有小孔的纸钱。《华盛顿邮报》解释曰，此举为孔子教诲使然。为让正在远去的灵魂免于恶鬼骚扰，孔子特做“明智规定”如下：死者的朋友可撒上述纸钱，待恶鬼从钱中小孔爬过，死者魂灵已经远去。[49]在华人葬礼上，送葬者还会在死者坟头摆上供品，点燃蜡烛和檀香，“大量写着孔子箴言的红纸白纸化作一堆火焰”，以图吓走恶鬼。[50]某些葬礼除了常见的供品之外，还有蓝色的丝质经幡，上书死者生前善事，佐之以孔子语录。[51]更有一定数量的华人不愿安葬他乡，期望遵循孔子教导，叶落归根。旧金山一位华人医生惨遭抢劫者毒手，临死之前关照身边人，切记将其送回“孔子国度”。他随后头枕将用于送其返乡的钱财而卒。[52]
从新年到葬礼，华人没有因为身在美国而减弱尊崇孔子的程度。愈演愈烈的排华浪潮使华人群体空前孤立，他们别无选择，唯有突出自己的文化特性和群体认同才不至于湮灭在美国社会的口诛笔伐之中。孔子崇拜得到强化，成为华人加强群体认同的核心举措之一。华人遵循孔子之举受到媒体广泛关注，媒体解析华人特性通常以此为突破口。正因为坚定的孔子情结，华人对于哥伦布到达美洲400周年的庆祝活动“兴趣寡然”。他们“似乎”认为，哥伦布的伟大程度“不及孔子的一半”。[53]
社会生活中的孔子与华人群体认同
从报纸反映的情况来看，华人以孔子为核心的群体认同意识并不局限于摇旗呐喊和重大仪式等让人即刻关注的领域。即使在不易觉察的社会生活方面，尊崇孔子同样是界定华人认同特征的关键依据。上文提及的伍廷芳和王清福在纽约和芝加哥募集资金、修建孔庙之事，其目的就在将华人的尊孔行为固定化和日常化。华人生活中的原则与禁忌、教育与习俗，无不显示着孔子的绝对权威。
自1851年始，会馆一直在华人社会行使着与政府类似的角色。后以六大会馆为基础成立的中华会馆(Six Companies)更是华人社会内部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华会馆以孔子的名义约束和惩戒华人，加深着外人眼中孔子与华人身份的联系。加利福尼亚地区的美国国内税务官约翰·C·奎因(John C.Quinn)便将中华会馆的权力归结为孔子巨大而无形的影响力。奎因解释道，如果华人拒不服从中华会馆，会馆的应对措施有四。首先，不服从者会遭到群体排斥。其次，如果此人经商，其生意将毁于一旦；如果务工，他将无人雇用。第三，他无权在生病期间或者经济困难时获得帮助。第四，此人死后只能安葬异乡，遗骨不能运回中国。四大措施条条严厉，步步升级。最后一条尤具威慑力，因为这标志着此人“被永远排斥在孔子的天堂之外”。[54]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华人选择在美国安葬。但那是出于自愿，并有孔子语录相伴通往天堂之路。不服从中华会馆者被强行剥夺了选择权，去世后也不会有孔子语录伴其左右。最为严厉的惩罚措施表明，会馆将孔子的恩惠当做了区分群体异己的标准，以奎因为代表的旁观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
与中华会馆的强制措施相应，华人自发形成的群体规范也多以孔子为据。例如，孔子要求人们尊重死者，但洛杉矶华人阿林（音）却不以为然，结果遭致该市整个华人群体的排斥。事情的缘由是，阿林的叔叔刚刚去世且尚未入殓，阿林便设法弄到一纸财产扣押令，将叔叔的财物据为己有。由于触犯孔子制定的神圣戒律，阿林遭到整个唐人街的不屑，其生意也被抵制：“中国城愤怒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怒火被点燃，对阿林的诅咒劈头盖脸”。[55]又一个例子是，“孔子的所有教诲”都反对自杀行为，但西方人却视自杀为“逃避困难的简便途径”，因此可以接受。随着自杀丧生的华人逐渐增多，华人社会意识到，强化孔子针对此类行为的约束力势在必行。西海岸的华人因此开展抵制自杀行为的运动。[56]深受孔子学说熏陶的华人甚至对于曾经见证自杀行为的房屋都唯恐避之不及。洛杉矶北大街418号的旅馆因此不再受到华人的青睐。据报道，获知有华人在此旅馆上吊身亡之后，所有的华人房客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永不回来”。因为孔子的教诲，中国人相信，此地将“永遭诅咒”。[57]中国茶叶闻名遐迩，以茶待客的方式随之成为美国人眼中的华人群体特征之一，而这同样据称与孔子有关。《华盛顿邮报》记者阿伦·福曼(Allan Forman)认为，只要茶水免费，那必定是中国人之所在。福曼引述孔子的话说：“无论是谁，只要向需要者提供一杯茶，他就是在行善，将在逆境中获得他人帮助。”所以，你随便走进一家华人餐馆、理发店、杂货店、赌场和烟馆，“总有一壶热茶恭候着需要饮茶之人”。[58]
孔子在群体认同中保持核心位置还有赖于教育等文化传承手段。19世纪后半期来到美国的第一代华人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其孔子情结是自发的，毋需再次经历学校教育的洗礼。然而，随着在美出生的华人后代逐渐增加，外加随外交官和商人来美的华人子女，第二代华人在20世纪初渐露雏形。第二代更愿接受美式教育，以便迅速融入美国社会。孔子信念有被削弱乃至中断的危险，华人子女的传统文化教育始受广泛重视。[59]其实，早在1874年，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⑤就在其美国驻地——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Hartford)建立了中文学习班，以防留美儿童忘记祖训。这是最早的华文学校之一。随着1881年幼童留美项目的终止，学习班自然解散。该校仅针对留美幼童，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的教学模式却被其他学校保留下来，得以不断巩固。[60]教育因为突出孔子而密切了与华人认同的关系。到华人第二代的规模不断扩大的19、20世纪之交，全美各大华人聚居区均已建有中文学校，且有中国政府背景。如芝加哥的中文学校着力“培养学生热爱中国政府，热爱中国的伟人，热爱孔子宗教”。学校教师如果因为身处美国而皈依基督是“不明智的”。[61]纽约的中文学校同样由中国政府和在美华人富商联合建立，旨在增强华人下一代的文化根源意识。入校学习的儿童习文练字，“诵读孔子语录”。[62]
教育效果如何尚无资料证明，但尊孔教育并不局限于华人儿童和少年却是肯定的。据报道，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在1907年成立了传播孔子思想的协会，他们因此被称作“中国圣人的追随者”。该组织目标明确，计划定期举行宣传孔子的活动。[63]对于那些无缘学校教育和专业协会熏陶的华人，唐人街的中国戏院则是“定期教授孔子哲学”的学校。每周两次，戏院上演讲述中国古老道德和辉煌历史的戏曲。这是华人社会活动的真正中心。如果华人在唐人街寻找朋友，他首先应该去的地方就是戏院。可见传授孔子伦理的戏剧在华人当中的影响力之巨。[64]
结语
上述报纸所反映的华人加强群体认同的努力只是管中窥豹，更多的文化传承融入了琐碎的生活细节之中。报纸作为最主要的传媒，其报道的根本意义在于，它见证着华人群体特性给白人社会留下的深刻印象。旁观者的解读也许更能说明认同建构的实际效果和认同的本质。因为孔子在中国内外的深远影响，美国媒体习惯于称呼华人为孔子的门徒或子孙。此种现象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排华高峰期尤盛。无处不在的排斥与歧视既让华人群体陷入空前的孤立状态，也使很多试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心灰意冷。在此背景下，华人强化内部认同以彰显自己的存在更显迫切。延续和强化孔子的文化核心地位成为极为关键的内部凝聚手段和群体外部特征。华人精英和知识分子与孔子的诋毁者唇枪舌剑，以改变美国白人社会对于华人文化传统的蔑视。普通民众则在各种仪式活动中遵循所谓的孔子礼仪，在禁忌、习俗、行为规范和教育等社会生活领域以孔子为据。凡此种种，意在增强华人群体的凝聚力和生存能力。报纸的关注和以孔子为突破口解析华人行为的举动显示，美国人眼中的华人就是一个围绕孔子建构而成的族裔群体。这印证了华人构建独特群体认同的成功，由此产生的向心力是他们能够在排华高峰的逆境中生存下来的根本保证之一。
［收稿日期］2009-05-26；［修回日期］2009-09-17
注解：
①Iris Chang,The Chinese in America:A Narrative History,New York:Penguin,2004,pp.130-172; Roger Daniels,Coming to America: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2[nd] ed.,New York:Perennial,2002,pp.239-250; Ronald Takaki,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New York:Back Bay,1998,pp.230-269; Lucy E.Salyer,Laws Harsh as Tigers: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Immigration Law,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 Sueheng Chan,ed.,Entry Denied:Exclus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America,1882-1943,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Press,1991; Adam McKeown,"Ritnalization of Regulation:The Enforcement of Chinese Exclu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8,April 2003,pp.377-403.
②黄金准则指代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以及《圣经·新约》的“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的为人原则。
③伦理修养运动为美国教育家费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于1876年在纽约发起，主张人生应置伦理目标于神学等考虑之上。
④金雅梅，原名金阿美，又名金韵梅，浙江宁波人，幼年随传教士赴美，毕业于纽约女子医科大学，后回国，在天津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开近代中国公立护理教育之先河，是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导师。
⑤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推动下，从1872年开始，共有120名中国幼童赴美留学，学习中国急需的近代科技，1881年终止。詹天佑和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均在赴美幼童之列。
注释：
[1]Ronald Takaki,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rev. ed., New York: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8,pp.111-112.
[2]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0～370页。
[3]"Wu Ting-fang's Biting Repartee Has Gained Him Many Enemies",Washington Post,Oct.6,1907:SM3.
[4]Linda Pomerantz-Zhang,Wu Tingfang (1842-1922):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2,p.103.
[5]"Wu Replies to Criticism",New York Times,Dec.12,1900:2;" 'The Chinese View',According to Wu",Los Angeles Times,Dec.13,1900:I2.
[6]"Townsend's Say",Boston Globe,Dec.30,1900:29.
[7]"Minister Wu's Ethics",Washington Post,Jul.26,1901:6.
[8]"Ex-Speaker in Chair",Washington Post,Oct.14,1899:3; "Ex-Speaker Reed Presides",New York Times,Oct.14,1899:2.
[9]"China:A Dozen Interesting Articles Dealing with Problems in That Country",New York Times,Oct.27,1900:BR3.
[10]"Founder's Day at Carnegie Institute",New York Times,Nov.2,1900:1.
[11]Wu Ting Fan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pen Door",Chicago Tribune,Apr.15,1900:41.
[12]"Wu Picks Flaws in Gospel:Confucius and Christ Compared to the Glory of the Former",Washington Post,Dec.10,1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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