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速度、质量与效益的辩证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速度论文,效益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似乎要慢下来了。对于已经习惯了高速增长数据的中国人来说，对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似乎有些不习惯。人们总想去探究为什么经济发展会慢下来，放慢会对国家和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仔细分析会发现，速度的适当放慢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关键要看速度放慢的原因，以及速度放慢的同时质量和效益提升的情况。
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背景及其问题
要说清楚为什么目前经济增速会慢下来，首先要说清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内在原因。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在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个特殊的背景包括以下要素：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自由贸易，相对充足廉价的简单劳动力供应，公民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的增强，以及权利意识、公平意识、平等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相对淡薄等。因此，在对外开放的政策下，大批外资涌入中国，他们利用中国便宜且勤劳的劳动力生产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向全世界销售。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几乎全世界的市场都向中国产品开放，巨大的全球市场，巨大的国际投资，加上巨大的中国劳动力资源，造就了中国GDP的高速增长。
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确实给我国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实际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但是，这种增长方式弊端和缺陷不少。首先，过去多年GDP增长率数值很高，但劳动者实际收益不高。我国生产的产品很多，但收益被国际资本和国外消费者拿走了大头，本国政府的税收获得了小头，为GDP做出巨大贡献的本国劳动者仅获得微薄的工资。
其次，我国GDP数值很高，生产出来的产品供应全世界，但把环境污染等副作用留在了中国。西方国家在廉价享有“中国制造”的同时，也享有着由于生产外移而给本国带来的环境保护收益。而中国在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产品以后，却不得不忍受环境破坏所带来的恶果，又要忍受西方国家对我国环境问题的指责和嘲讽。
再有，这种高速增长还加剧了国内的社会分化。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推动着资本拥有者和管理及技术人才在高收入方面的“探顶竞争”，另一方面是压低普通劳工的工资福利水平上的“探底竞争”。在这由同样的因素影响和同一过程中产生的两个相反的力量撕裂着中国社会，使社会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并使过去整合程度相对较高的社会迅速地走向分化。因而在向西方国家奉献了大量廉价商品的同时，把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留在了中国。
最后，过去30余年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包括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这一方面使我国经济获得了更广大的市场，但另一方面也使我国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很大。一旦国际经济发生问题，我国的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所遭遇的震荡和目前经济增速下滑都与国际经济的波动有关。从一定程度上看，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与欧盟和美国等重要经济体的不景气有直接的关系。由于有效内需的不足，使我国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受他国经济的拖累。
对于身临其境的中国人来说，上述情景也许并不生疏。但大家要问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为什么我们会允许或接受这种情况的发生。”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中国人对发展的渴望谈起。过去很多年，中国一直是穷国，但不甘心永远做穷国，因此要发展，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而在差距很大、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要赶上西方国家就只能靠在自我牺牲基础上获取发展的速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有了“大跃进”、“超英赶美”等运动式的发展及口号。改革开放以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直接展现在我国民众的眼前，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而坚信只有通过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才能使我国尽早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发展速度成为了我国发展战略最主要的目标。
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我们取得了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地位，但同时也越来越多地遭遇到持续发展的障碍。应该看到，我们过去长期以来不计社会成本和环境代价，依托国内简单劳动力生产廉价商品，以此打开国际市场的发展策略，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能继续支撑高速发展。即使我们想继续依赖这种路径，客观条件也不允许。目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过去的发展方式在新形势下的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反思过去发展方式的问题和缺陷，寻找和培育未来发展的新动力。
对过去发展方式的反思
毋庸置疑，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通过更高的发展速度才能在较短的时期里赶超发达国家。但是，过去我们对发展速度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误。
反思之一：GDP导向的缺陷。长期以来，我们简单地以GDP增长率来衡量发展速度，而相对忽略了其他的指标。在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统计指标中，GDP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考核中，GDP增长的数据也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而国家和地方的官方统计数据中迄今为止没有将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纳入其中，这一指标自然也就不在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考核标准之列。
GDP确实是测量发展速度的指标，但它只能测量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增加情况，而无法反应财富分配和对人们生活的实际影响。应该认识到，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而物质产品和服务只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这些手段能否达到最终的目标，还需要考察其分配和使用环节的情况。我国多年来过分地强调GDP指标，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只关注GDP的高速增长，而相对忽略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情况，以及财富的增加对人们实际生活的影响。这不仅是对经济发展的测量指标运用的不合理，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的不合理。
反思之二：如何对待当前发展与未来长期发展的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像一个永无止境的长跑竞赛一样，在每一个阶段上既要保持当前合理的速度，又要为后面的竞赛补充和积蓄能量。如果只顾眼前的竞赛而不合理地加速，必将导致下一阶段能量的提前消耗。经济发展虽然不能简单地与长跑比赛类比，但其基本原理相通。一方面要保持当前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要为将来的发展积蓄资源潜力，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在本国资源能力基础上选择合理的发展方式。国家的资源能力既要依托其固有的资源禀赋，也要通过一定的行动而推动持续性的资源建设。从前一方面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自然资源、技术资源等都不够充分，而以简单劳动力为主的人力资源相对充足。从实际情况看，我国过去的发展战略中比较重视眼前的发展，而对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重视不足。从短期发展看，最大限度上利用我国简单劳动力，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获得较高的发展速度。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仅仅依靠简单劳动力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为了获得长期发展的动力，我们必须向科技投入，向人力资本投入，让更多的人接受更高的教育，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培训，并大幅度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更多的长线投入，而这很可能会影响短期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就需要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应该在当前的发展速度目标和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间做出平衡。如果只着眼于当前的政绩而过分追求GDP的增长，则可能忽略长期发展潜力的培养和积蓄，其结果必然是短期GDP看上去不错，但将来持续发展的能力不足。然而，在我国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标准中设立了GDP增长率等具体的指标，而对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却没有具体的指标，因此导致地方政府和官员对当期的GDP更加重视，而对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重视不足。
反思之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始终没能得到很好解决。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确定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思路，将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集中到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这本来是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拨乱反正，但后来在一定程度上被误读为可以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社会发展，或者说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可以牺牲社会发展。结果在过去30年中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会发展方面却乏善可陈。经济总量已经坐到了全球第二的位置，但社会发展却仍然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强国，但却无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过去30年中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很多指标上甚至还有所倒退。近年来，社会发展问题已经得到中央的重视，社会建设已经被排在与经济建设并列的五大建设之中，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正在出现好转。但是，具体的社会发展规划水平仍有待提高，促进社会发展的具体行动力度仍不够大，许多地方在社会建设方面仍是口号远大于实际行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仍未从根本上得到纠正。例如，过去长期以来我国的民生事业和社会福利水平一直很低，近年来对民生事业的投入刚刚有所增加，马上就有一些“警惕福利国家陷阱”的言论。事实上，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我国各级政府公共财政对社会发展的投入水平还很低。2010年我国各级财政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以及住房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加在一起，只占到GDP总量的7.19％，①而同期欧盟27国在这方面的平均财政投入占其GDP的三分之一以上。②这些数据说明，我国在民生事业方面的投入水平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离发达“福利国家”的高福利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仍是民生事业和福利水平严重滞后的问题，而不是福利水平过高的危险。
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对社会发展的实际重视程度还存在不足。客观上看，政府财政对经济建设及其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取得直接的GDP收益，而投入到社会建设方面的直接经济收效不够明显。这导致不少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发展看成是“软任务”，将社会建设看成是花钱的事情，对其重视程度远低于“挣钱的”经济建设。但是从长期发展看，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要通过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才能更好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获得最终的收益。同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要更多地依靠高素质的劳动力，而要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和人力资本总量，其根本途径也是要通过更高水平的教育、健康、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
确立在质量和效益基础上的发展速度
在经历30年的高速发展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中，过去发展的环境和条件都不同程度发生了改变，这要求我国新的发展战略必须基于新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发展目标。在新的发展阶段里，我们仍应该保持并进一步提高发展速度，继续重视GDP的增长。但本文强调，在未来的发展中仅靠速度难以保证赶超战略的成功。要成功地实现赶超战略，还需要几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发展的质量，二是发展的实际效益。同时，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应该更加均衡，应更重视GDP指标与其他发展指标之间的综合和平衡，寻求建立在质量和效益基础上的高速发展模式。
新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如前所述，过去30多年的发展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市场，国内劳动力充足，民众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较强，但权利意识、公平意识、平等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薄等背景和条件。但在新的发展阶段里，这些背景和条件正在发生改变，新的环境和条件正在产生。
首先，在过去30年里我国经济面临着较为有利的国际市场。我国对外开放的策略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消除了很多国家对我国的贸易壁垒，扩大了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而我国相对便宜的劳动力生产的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了海外市场的需求，并且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形成了互补关系，获得了发达国家市场的认可，极大地带动了我国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但目前国际市场条件正在发生改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欧洲债务危机和欧美国家经济状况不佳，使我国的出口受到明显的影响。从长期看，国际市场对我国制造业的低端产品需求潜力不会无限制地增长，因而我国依托海外市场的低端制造业发展将缺乏增长后劲。要适应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必须要改变依靠低端制造业的发展策略，将未来的发展定位于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上。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将逐步从过去以互补为主的关系转化为更加直接的竞争关系，这将改变我国产品的国际贸易环境条件，导致更多新的国际贸易摩擦。能否建立新的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对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次，我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有效地利用了我国充足的劳动力，劳动力供应的充足不仅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而且还使外向型企业有效地控制了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但这种特定阶段的“人口红利”目前正在弱化。在未来20年里，我国人口老龄化必将加速，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明显降低，因此很难再维持过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再加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水平势必提高，很难继续维持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模式。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使我国外向型制造业很难维持竞争优势。这也使得我国未来的发展不能再沿袭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策略，不得不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去保持国际竞争的优势。
再次，我国民众权利意识、公平意识、平等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将大大改变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在过去30年里，我国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市场竞争、效率优先等“市场主义”的观念，而在权利、公平、平等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意识相对薄弱。我国民众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在总体上容忍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容忍了一些群体(如农民工群体)权利不平等的状况，并且容忍了一些有损社会公平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这使得过去许多以牺牲社会平等和环境质量为代价的发展项目能够免遭公众的质疑。但近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目前，我国民众对公民权利、社会公平、社会平等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意识大大增强，要求政府的发展战略、收入分配政策及其他各项政策更多地体现出公平正义、社会平等、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制定各项公共政策中的自由选择空间在缩小，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在增大，不得不对民众日益上升的权利主张、公平诉求和环境保护要求做出回应，单纯以GDP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目标难以再持续下去。
不难看出，在新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下难以继续维持过去单纯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发展目标。因此，无论从合理性还是从可能性的角度来看，都必须将发展目标更贴近民众实际需要，更强调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实现新的经济发展目标并不一定要牺牲发展速度。从理论上看，新的发展目标仍然可以实现较高的发展速度。但是，新的发展目标不应该不顾社会和环境代价单纯追求速度，而应该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实现较高速度的发展。
以质量为基础的发展速度。以质量为基础的发展速度要求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在经济发展质量方面，核心是注重产品的档次和质量。我国各类产品的综合生产能力已经很强，“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但高端和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能力仍然不足，“中国制造”仍然没有摆脱低端和低质量的“标签”。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特别注重提高“中国制造”产品的档次和质量。即使为此牺牲一定的速度也值得。应该看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低端和低质量的产品确实会有一定的市场，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再继续大量制造低端和低质量产品，则经济发展的实际意义将大打折扣。而且，大量低端和低质量的产品生产会消耗大量的资源，而所制造的产品对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贡献，是对资源和生产能力的浪费。例如，在大量劣质的廉价消费品市场中，人们很难获得高质量的生活水平。低质量的耐用消费品不仅难以“耐用”，也难以提升生活的幸福感，有时反而会使人们因为产品质量的低下而陷入烦恼。又如，我们的许多建筑物和其他基础设施因质量低下而导致平均使用寿命较低，尽管低使用寿命会因重新拆建而增加GDP，但这种情况下获得的GDP不仅不会增加社会总财富，而且还会消耗大量的资源。
过去产品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一是对质量重视不够，二是技术能力有限，三是存在着对低端和低质量产品的市场需求。而提升产品档次和质量也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第一，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比较重视“低成本”，而对产品的高档次和高质量重视不够。这既反映了经济落后国家的“穷国文化”特点，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档次不够。要想使中国经济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使中国进入富裕社会，首先要克服这种“穷国文化”，消除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中的“低成本桎梏”。第二，提升产品质量的关键是提高技术水平。而要提高技术水平，首先需要大力提升劳动力素质和全社会的人力资本。只有达到了全社会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够达到全社会高档次和高质量的产品。因此，多投入一些资源到教育培训等提高人力资本的行动中，短期内会牺牲GDP的增长速度，但是，“磨刀不费砍柴工”，从长期看将获得更高的发展速度。第三，要逐渐压缩对低端和低质量产品的市场需求，提升市场，尤其是国内市场对高档次和高质量产品的需求。未来高档次和高质量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应该克服过去那种“好东西先出口”、出口产品质量好于国内销售产品的生产和市场模式。高档次和高质量的生产和贸易首先应满足国内市场，在满足国内市场基础上再向国外市场扩展。而要提升国内市场对高档次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关键是要更加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使更多的个人和群体对高档次和高质量产品具有充足的支付能力和有效需求。
在注重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还应该注重提升社会质量。所谓“社会质量”，是指包括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社会关系和谐程度、社会分配和社会结构合理程度，以及社会运行平稳程度等综合性社会发展指标。社会质量的提升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目标，任何经济发展都必须要通过提升社会质量而最终惠及全民。同时，也只有大力提升社会质量，才能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奠定社会基础。因此，社会质量的提升既是经济发展质量的目标，也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条件。
以实际效益为导向的发展速度。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益是指一个国家通过经济发展能够在文化和社会发展及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方面获得的实际收益。高效益的经济发展就如优质的转化器，能够将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充分地转化为实际收益。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高，但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益却并不很高。
首先，过去我国经济发展所获得的实际财富收益不够高。尽管我国GDP等经济数据很耀眼，但实际获得的财富却并不像经济数据那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使较大一部分财富流向了国外；另一方面是因为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使较多的财富作为投资不断地投入到经济运行中，每年生产的产品减去投资后，用作实际消费的实际收益下降；再一方面是由于物价上涨侵蚀着经济发展的实际收益。例如，在房地产等领域因过分的投机而使房价大幅上涨，虽拉动了GDP的大幅度上升，但实际的财富(房子本身的质量和数量)却没有太大的增加。
其次，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民众生活改善方面的实际收益不够高。一方面，由于我国在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不完善和不充分，导致居民存款率过高，以及民众将个人收入大量投入房地产和股市等领域，从而影响了居民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我国对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对文化服务设施和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入不足，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我国居民与发达国家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不仅仅存在于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实际购买力)上，而且还有公共服务获得水平的差异，后一方面的差距甚至更为突出。
再次，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不合理，导致部分群体的生活水平改善缓慢，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生活质量的相对不高。我国采用GDP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在总量和人均量之下掩盖了巨大的分配差距。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了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的实际收益偏低。如果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将进一步导致各个群体在文化、社会交往、社会与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分化，很可能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冲突增大以及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不仅难以获得有效的社会收益，反而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所有上述问题都应该在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下加以纠正和治理。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应该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益。应该增强经济发展中的自主创新能力，降低对国际投资和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增大本国居民在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中的份额；提升经济发展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能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保护环境；积极推进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健全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服务体系，释放和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实实在在地增大各级财政对文化事业、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和各类居民服务的公共投入，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高水平地转化为提升社会质量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效益。
如果真正做到了上述要求，即使GDP增速比过去30年里低一些也无大碍。真正的发展速度应该是财富的增加值(可以GDP增长率来衡量)与财富增加的质量和财富分配和使用的效益加权后相乘得到。在质量和效益较高的情况下，即使名义财富增长率低一些，也能获得较高的实际发展速度。相反，如果质量和效益很低，即使名义财富增长率很高，实际的发展速度也会大打折扣。因此，不要为当前或今后我国经济发展中GDP增长率的波动太多揪心，更多关注质量和效益及其可持续性的情况，这才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注释：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的数据计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
②资料来源：Government expenditure structure as % of GDP(2009),Eurostat,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etupModifyTableLayout.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