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荆斩棘：在委内瑞拉构建共同管理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委内瑞拉论文,披荆斩棘论文,管理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委内瑞拉正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对象，世人意识到委内瑞拉对新自由主义说了“不”！
尽管那些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依然说别无替代（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委内瑞拉却大声宣布，世界上确实存在着替代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当然，这意味着我们面临许多敌人，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这些敌人指望委内瑞拉在这条新道路上折戟而归；他们尤其希望人民参与其中、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早早夭亡；他们希望这种制度走不出社区、走不出车间便草草收场；他们希望人民参与、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归于失败；他们希望那种由人民集体决定自己的需要和生产活动的思想无法实现。
但是， 我认为， 最能令这些敌人拍手称快的是委内瑞拉在推行共同管理制度（comanagement）的过程中半途而废。因为，工人阶级——尤其是拉美的工人兄弟——正开始关注我们共同管理制度的进展情况，他们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工厂压迫制的真正替代模式。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会令一些人觉得刺耳。但是，我不得不向你们坦言：对许多资本主义企业里的工人来说，将企业所有权和决策权一并收归国有的做法，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真正替代模式。我父亲是一名机械师，他认为，国家所有制不过是给工人强加了一个更大、更有力的老板而已。我从来没有能够说服他改变这种看法。他追求的是逃走，是摆脱工厂。
然而，工人管理的确是一种真正的替代模式。如果我们的共同管理制度取得成功，全世界工人阶级将为之欢欣鼓舞；如果我们失败了，资本的统治将得以加强，同时向工人兄弟传递的信号将是：别无替代。
为什么选择共同管理制度？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委内瑞拉实行的共同管理制度完全不同于此前德国采用的所谓的共同管理制度。虽然很久以前，这种管理制度也曾一度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但最终还是蜕变为共同选择制（co-optation）。 德国的这种制度允许工人代表参与资本家决策过程，将其作为把工人纳入资本家事业的一种途径。这样，就将工人与他们的代表分离开来，使工人对自己所在的资本主义企业产生一种认同感。而在委内瑞拉，我们实行的共同管理制度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共同管理制度的核心是要终结资本主义剥削，为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性社会创造条件。如果工人不再受资本的生产利润的逻辑的驱使而被迫为资本家劳动，那么劳动的性质将彻底改变。工人通过相互合作可以更好完成生产任务，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改进生产方式，在现在或将来提高生产力，还能够在工作场所终结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裂。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切，是因为工人意识到，在共同管理制度中他们不再是为资本家的富有而劳作。工人参与生产活动的决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有机结合起来，这就为整个工人阶级开发潜能、施展能力提供了可能性。这种社会是一个鼓励人类全面发展的社会，也是《玻利瓦尔宪法》构想的社会形态。如果在生产活动中不能发挥民主、让人民以主人翁姿态参与其中，人民就会仍然处于一盘散沙的不正常状态，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生产过程中的民主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一个必备条件，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一个必备要素。
为什么不称之为“自我管理”？
南斯拉夫曾将其工人管理企业的制度称为“自我管理制”（self-management），这表明工人并不需要资本家：企业由工人通过工人委员会进行管理。
但是，这种管理方式也存在着问题。诚然，在这种管理方式中，也是由工人决定他们企业的发展方向，但是，工人最为关注的是自身利益。每个工厂中的工人将关注焦点局限于自身利益，局限于各自工厂这个小集体的利益。他们缺少社会团结的意识，缺少服务社会的责任感。相反，他们强调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在某些方面，这种做法类似于最为有害的资本主义神话——“看不见的手”，认为如果每个集体都能围绕自身利益运作，那么整个社会将从中受益。然而，事实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加剧了南斯拉夫的社会不平等，破坏了社会团结，最终导致了国家解体的悲剧。
而委内瑞拉实行的共同管理制度恰恰就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共同管理制度意味着在工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它强调企业并非仅仅归工人所有。相反，企业要围绕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运行。换句话说，共同管理制度并非仅仅要消灭自私自利的资本家，然后以同样自私自利的工人取而代之，它要进一步改变生产的目的。它不仅要为工人，而且要为每个社会成员全面发展其潜能创造条件。每一位劳动者都是共同管理制度的受益者！
在共同管理制度中，谁是社会的代言人？
如果共同管理制度是一家企业的工人与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的话，那么在这种关系中将有谁充当社会的代言人呢？最理想的是，经过共同管理制度的改造，生产者自己应当能够代表社会说话。也就是说，在我们将要建立的世界里，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社会需求的认识应当内化为所有生产者的一种素质，应当为所有的生产者理解，生产者与社会整体之间不再存在什么隔阂。
然而，即使在生产者与社会的差别不再代表对抗性利益的理想情况下，依然必须专门确定社会需求，并且这必须是一个民主的过程。生产者以公民身份参与这一过程，以主人翁姿态民主地发挥作用。这种将生产中的民主与社会上的民主相结合的做法是共同管理型社会（co-managed society）亦即21世纪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
但是，在实行共同管理制度的初始阶段，这种做法是否可行呢？在民主的生产者与社会之间结成的这一合作关系中，将由谁为社会代言？一直以来，我们肯定会异口同声回答：社会只有通过民主制度这条惟一的途径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的话，如果企业（比如电力企业）只为某些社区服务，就可以由社区中的民主团体确认社区需求，并就这些企业如何满足这种需求提出建议。这种做法同样适用于为全社会服务的企业，也就是说，首先确定社会需求，然后工人可以确定如何生产才能更好地满足这种需求。
自然，社区规模越小，就越容易找到民主的、社区成员广泛参与并发挥主人翁作用的解决方案。然而，即使是在规模上相对较小的社区，就像共同管理制度的发展一样，生产者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学习过程，是一个通过实践、通过参与者的转变而不断丰富的过程。
至于那些关系整个社会、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应当确保真正代表社会利益的中央政府在这一民主化过程的结尾阶段，而不是初始阶段参与进来管理它们。由于这一原因，由全社会尽可能充分地讨论对特定企业的期望就非常重要。如若不然，那些企业中的工人又怎能明白这些企业的生产目标的确定是社会共识的结果，而不是由企业负责人或者政府部门武断指派的呢？
如果生产者自信他们所作的决定、所从事的工作因满足了社会需求而十分重要，那么，他们就可以超越以市场回报作为产品价值衡量标准的局限，就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满足社会需求。衡量工人与社会之间这种合作关系成功与否的标准，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玻利瓦尔宪法》第102款规定的目标， 即“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开发每个人的创造潜能，充分施展每个人的个性”。
实行共同管理制度过程中，矛盾在所难免
明白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即在采用共同管理制度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矛盾。
在改造生产关系的过程中，主要的危险是旧思想和熟悉的模式会渗透进新的生产关系，使之徒有其名。这也是新的生产关系被扭曲、失信于民的原因。比如，有人认为，为了维护国有企业工人的利益，应当给予他们企业股份。可是，不论由工人个人还是由工人合作社掌握股份，都会把共同管理制度扭曲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是从社会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不是将自己定位为与社会进行协作的生产者和社会一员。相反，他们已经蜕变为以增加自己收入为首要目标的私有者。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劳动人民在普通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工作，一部分工人在相对有特权的部门工作，这两个部门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反差极大，那么其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被视为特殊工人群体的私有财产的思想不仅会导致共同管理制度遭到拒绝，而且很可能破坏反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伟业的团结。
只要这些关系不转变为真正的共同管理制度的关系（作为生产者的工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关系），就不难预见必将出现以下两种趋势中的一种：第一，通过合法手段或者制造既成事实，将国有财产转化为特殊工人群体的私有财产；第二，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工人降格为持有股份的雇佣劳动者。不论出现哪种情况，共同管理制度的理念都将失信于人。
可以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冒险采用共同管理制度吗？
推行共同管理制度的最初几步会引发许多矛盾，前面列举的只是一个例子罢了。此外，一些人担心，共同管理制度不适用于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
显然，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比如国家石油公司，不同于其他企业。社会肯定希望这些企业围绕社会的整体利益运作，这种期望合情合理。并且，这不仅仅只是一种期望，社会有权向这类企业明确自己的需求。比如，今年我们的需求量是X，明年需要在此基础上增加5％。换句话说，对于那些影响到每个社会成员、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需要为其制定目标或计划来指导生产活动。一旦社会需求得以确定，在如何满足这些目标的决策过程中，为何不让这些企业中的工人充分参与其中呢？为什么不让联合起来的工人决定如何进行生产呢？为什么非要假定这些企业中的工人的利益有悖于整体社会的利益呢？
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如果你不相信工人能够作出正确决策，那么等于说你希望工人继续扮演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扮演的对抗性角色，希望他们专注于提高工资的斗争（由于他们所在部门和所从事的工作十分重要，他们要求享受最高的工资待遇），专注于争取要多的好处和特权，同时降低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在强化旧社会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知不觉之间破坏了构建新社会的努力。说句实在话，如果21世纪的重大抉择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作出，而不是共同管理制度或社会主义，那么你将作何感想呢？
在构建共同管理制度的道路上，出现矛盾在所难免，然而，没有共同管理制度，就没有革命。
最大的危险
每场革命最为重大的难题之一，就是区分革命支持者之间的矛盾和革命的支持者与革命敌人之间的矛盾。推行共同管理制度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不一而足：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之间、被剥削者和被排斥者之间、工人与农民之间、合作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都会出现矛盾。一个最为致命的错误是，将人民之间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这种错误将扭曲甚至葬送革命！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犯将革命的支持者变为革命的敌人这样的错误呢？我们可以通过民主讨论、劝说以及教育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最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要从维护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工作。
我们必须认识到，推行共同管理制度有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有这么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人类在实践中发展，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道理，即共同管理制度将改变人民。经过一个时期，它产生出这样的人民，他们认识工人与社会之间这种特殊的合作关系可以建设一个新型社会。这种认识将有助于我们容忍他人在初始阶段所犯的错误，也有助于我们进行自我批评。在这一过程中，互相尊重是共同管理制度成功的条件之一。
对玻利瓦尔革命的敌人的最大打击，莫过于共同管理制度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