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荣辱与家族兴衰——析蒋介石与孔祥熙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国论文,兴衰论文,荣辱论文,蒋介石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长达20年，国家财政金融大政一直由宋子文和孔祥熙二人轮流执掌，他们又都是国家元首蒋介石的至亲，权倾一时，党国与家族的利益可以说是荣辱与共，息息相关，“公谊”与“私情”之间往往难以区分。以往“四大家族”的称号虽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涵意，却早已深入人心；近年来随着大批珍贵史料的刊布，重新分析蒋介石与孔祥熙、宋子文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历史学家深感兴趣的问题。①本文意在多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台北国史馆珍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典藏的财政部、监察院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存放的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以及蒋介石身边重要人物的日记和回忆为线索，探究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为何如此亲密，特别注意的是分析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对孔祥熙态度的转变及其原因。
信任有加，百般维护
孔祥熙早年虽然亦曾赴美留学，但他却恪守中庸之道，不像宋子文那样西化，为人世故圆滑，态度和蔼，驯服听话，人称Yesman或哈哈孔(H.H.Kung)，特别是在演讲时更是满面笑容。孔祥熙的部属、行政院参事陈克文曾这样形容：“其实他的笑痕是时刻挂在嘴上的，加以他丰满光彩的面颊，令人一见便联想到戏台上天官赐福的面具。他真是生成财神的脸孔，他这样的脸孔也是政治活动上一种帮助，可以使人易于亲近。”②
当年他和夫人宋霭龄全力支持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而宋庆龄和宋子文则坚决反对，因此孔与蒋的关系早就非同一般。1933年10月，宋子文因政见及理财方针与蒋介石发生争执而辞职，孔祥熙便正式接替了财政部长一职，同时还身兼行政院副院长及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在这之后，国内经济不但没有陷入危机，相反经过一系列的改革，财政金融和经济建设出现了一番新气象。更重要的是，孔祥熙与宋子文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蒋介石的命令几乎是言听计从，这就让蒋对孔更加信任和放心。1936年1月国内银行界和政界中有人策划倒孔，特别抨击孔在经营公债中舞弊谋利，但蒋介石却表示“倒卖公债者系宋子文，而孔祥熙夫妇则甚可信”，孔祥熙亦对外声称“有人谋攫财长，彼必奋斗”。③1937年4月，孔祥熙曾以国民政府特使的身份前往欧洲和美国，寻求和争取西方的援助，取得重大成果；④回国后更一度出任行政院院长，并仍兼任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地位之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集大权于一身，由此也可看出，此时蒋介石对孔祥熙是非常信任的。
但是孔祥熙却公不忘私，在处理国家事务中不仅丝毫没有放弃个人及家族敛财活动，反而利用职权，以权谋私，拿回扣，办公司，大发国难财。他曾对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说：“财政经济在书生看来甚为复杂，其实很简单，即是生意而已。”他甚至公开说，他本人因为就是做生意出身，“故能领略此道”。难怪担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组长的唐纵听了之后都认为“怪哉此论也”！⑤
如果孔祥熙真像他说的那样，将其经商的智慧全部用在治理公务上，那倒也是国家之福；但他的确是一个生意人，公不忘私，而且他不仅自己经商，还让其子女参与投机，仅从购买军火中就获得极大利益。在国际军火市场上，中介人收取佣金是通行的潜规则。当时中国购买军火主要是通过中央信托局暗中进行的，孔祥熙是该局理事长，他的儿子孔令侃大学刚毕业即以理事的身份长驻香港，全权负责购买军火，并从中拿取回扣。孔祥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院内的参事秘书就有诸多议论，矛头直指他的子女。有人说：“孔以一切公文交未满十六岁之女儿处理，言下愤极，谓尚未有开苞资格的臭丫头居然处理国事，我们尚何必再做此官耶？”有人还说：“最近孔以向美定购飞机之权授其子令侃，所得均速率最劣之旧机，每小时不过二百八十哩以下，航空界大愤，但终无法补救云云。”陈克文听到这些传言后不禁在日记中记道：“孔常于会议中叹云‘如此中国安得不亡’，自己所做不满人意之事多矣，不知亦念及此言否？”⑥
孔祥熙这种明目张胆的敛财行径曾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不满，就连国民党高层亦为之侧目，时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后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就曾在日记中多次记载他对孔祥熙的观感。1938年2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来中外人士对中央信托局(孔为董事长)购买军火指摘殊甚，谓有不少舞弊情事，宋子文似亦有电告知蒋委员长，孔氏在会议中力为辩护。”⑦王世杰本人也认为孔任院长后内政外交处处被动，毫无成绩可言。⑧同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王世杰获悉傅斯年等20余名参政员正准备联名致函蒋介石，反对孔祥熙继续出长行政院。10月30日孔祥熙出席会议并报告财政，受到参政员“严重之询问”；11月6日，参政会闭会，“多数人颇不满于孔院长，孔院长在会场中亦悻悻然”。⑨11月9日，孔祥熙出席最高国防会议，亦“以参政会同人颇多表示不满，微露消极之意”。⑩时任铨叙部次长兼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也在日记中写道：“孔之用人，据一般人批评确有若干之不当，以其辅及二十之长子，主持关系国家前途重大贸易信托局，少年得志，凌驾一切，外间且攻击其弊窦丛生。”因此他认为，“此事涉国家，且为彼之亲属，理宜从严彻查，纠正错误。但蒋先生于到重庆之初，举行纪念周之余，盛称孔之办理财政卓有成绩，至外间有若干之攻击，经调查结果，或无其事，或系低级人员之错误，轻轻一句，顿消前失”；然而实际情形则是“重情节者诿诸小职员，余则悉予以粉饰”，那么被处理的人当然会“自怨其非当局之至亲而已”。对此王子壮不禁感叹道：“处此乱世，信赏必罚，极端重要，蒋先生每屡言之，何行之不笃耶？”(11)
由于通货膨胀导致财政危机日益加剧，陈诚、白崇禧这些军头“均对孔庸之极表不满，并深感财政前途之危机，将向蒋先生有所陈述”。他们要表达的内容就是以宋代孔，(12)为此王世杰亦向蒋提出重新起用宋子文为财长的建议。蒋虽然也一度同意，但宋却表示就任财长的先决条件是，孔必须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之职，蒋因而拒绝。蒋介石曾对王世杰解释：“你们都不了解孔祥熙，孔祥熙这个人做人很有中国人的风度，他自己不要钱。至于宋子文这个人则是西洋人作风，并不讲道义。”(13)蒋介石如果说孔祥熙有中国人的风度是说他为人处事圆滑世故，面面俱到，尤其是对蒋几乎是唯命是从，倒是有一些道理；但若说孔“自己不要钱”，那可就是说瞎话了，后来的事实也让蒋无话可说。
蒋介石对孔一直信任不疑，并屡加保护，对于这一点蒋的亲戚和侍从都看得很清楚。戴笠曾向其属下转述蒋孝镇(蒋介石侄孙)说的一句话：“委座之病，唯夫人可医；夫人之病，唯孔可医；孔之病，则无人可医。”唐纵听了，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儿。(14)
然而孔祥熙等豪门的敛财行径终于引起大后方民众的愤怒，1940年前后，在重庆等地相继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倒孔运动，其中倒孔的健将当属马寅初、傅斯年等几位知名学者。这种情形就连蒋介石的亲信都觉得解气，只是认为蒋身为“一国领袖，忧劳国事，不能获得家庭之安慰，不亦大苦乎”？(15)对其处境深表同情。但是孔祥熙毕竟“为今日之红人，炙手可热，对马自然以去之为快”，站在家族的立场，蒋介石为了维护孔祥熙的名誉和地位，竟“手令卫戍总司令将其押解息峰休养，盖欲以遮阻社会对孔不满之煽动也”。(16)
1941年3月下旬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上有部分中央委员建议改组政府，但由于蒋介石的袒护，此次倒孔未能成功，仅仅是郭泰祺接替王宠惠出任外交部长。所以王世杰在4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此次全会，外间切望财政部长人选有更动，会毕，竟无更动征象，外间不免失望。”(17)毫无疑问，这里所说失望的人一定包括宋子文在内。6月23日，远在美国的宋子文致电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称“最近孔在重庆，爪牙密布，几有清一色之势”，并说八中全会有人建议改组政府，蒋介石却认为是他要“争夺政权”，因而感到十分委屈。宋子文表示“领袖之不谅如此，益增悚愧，但我辈一本赤忱，为民族、为国家，只有不顾一切，努力尽我个人之职责”。(18)宋子文的目的就是希望李石曾便中在蒋介石面前予以解释，以期重新得到蒋的信任。
7月26日，李石曾给宋子文发去一封长电，谈到他与蒋介石见面时，“介公、孔夫人皆避谈兄事”，但“对兄态度冷淡无可讳言”。李石曾认为“介公用人行政，自有权衡之见甚深，虽常命兄作事，但绝不愿由兄使其被动”。李还劝宋，称“介公大方针不错，抗战前途颇可乐观，虽对兄不起，然兄为国必可谅而笑置之。弟常请兄作哲学工夫，此其时也。兄赤忱为国，当不计一时艰苦，介公外态且淡，实际倚重性未减，兄只有尽忠，终有良果”。据他观察，“介公领袖自雄，对庸公亦非尽信，且已有小裂痕”。因此“介公对兄虽表面不好，亦或正欲用兄，世事往往不宜皆看正面”云云。(19)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号召全党修明政治，《大公报》为此发表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称：“现在九中全会既有修明政治的决议，我们舆论界若沉默不言，那是溺职；新闻管理当局若不准我们发表，更是违悖中央励精图治之旨。”社评披露香港危急时，中国航空公司曾派飞机到港抢救撤退人员，飞回重庆时竟运来箱笼、老妈子和洋狗；同时还揭露某部长(即外交部长郭泰祺)以公款65万元购置一公馆之事，因而要求政府“肃官箴，儆官邪”。(20)尽管交通部长张嘉璈29日对“飞机运狗事件”在《大公报》上进行解释，尽管这一消息后来证实确系误传，但大后方民众却都坚信不疑，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高校学生更是连日发动示威游行，掀起倒孔的高潮。然而其结果是，蒋介石只撤去郭泰祺的职务，改由宋子文接任，孔祥熙的职务则纹丝不动。蒋介石在1942年1月9日的日记中表示：“昆明联大学生游行反对庸之，此事已成为普遍之风气，不能不令辞去，但此时因有人反对而去则甚不宜也。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蒙混，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接着写道：“政客又想借《大公报》《整顿政治》一文，在各处运动风潮推倒庸之，应以澹定处之。”后来他更将其归咎于“政客官僚争夺政权之阴谋，可谓丧心极矣”。(21)这就清楚地看出蒋介石的态度了。
对于昆明出现的倒孔风潮，侍从室几位亲信与蒋介石的看法却截然不同，譬如陈布雷就认为孔祥熙“已为劳怨所丛，其原因亦有所自”，且孔“年事已高，对缺点已难改正矣”。其后陈布雷还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孔的观感：“昆明六日有大队学生游行，到处书写反孔标语，皆受《大公报》论文影响，立言之不易如此。其实孔之误国岂青年所能尽知，不过谓其专诬其贪而已，贪与专实尚非孔之罪也。”(22)若“贪与专”还不是孔最大的罪责，那么孔真正的罪过是甚么呢，陈布雷并没有明确指出，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侍从室秘书陈方则认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为孔辩护者，均将遭受责难”；唐纵亦在日记中写道：“近来学潮愈闹愈广，委座对此甚为震怒，曾命康泽赴昆明调查，结果与国社党(罗隆基等)关系，委座怒不可遏。但今日报载，孔副院长病愈视事，这无异激励青年学生，增加委座之困难。也许孔故意为此，使委座不得不为之解脱，而彼得以一劳永逸也。然天下人无不叹息委座为之受过也。闻为此事，委座与夫人闹意气者多日。自古姻戚无不影响政治，委座不能例外，难矣哉！”(23)唐纵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孔祥熙自动辞职。但陈布雷却说，“孔不但不辞职，而且要登报，表示病愈视事”，随即陈又发出感叹曰：“孔氏对朋友、对领袖、对亲戚，均不宜有如此忍心害理之举。”(24)
舆论攻击，态度转变
尽管蒋介石对孔祥熙处处维护，但对其所作所为并非一无所知，有时甚至还相当不满，譬如抗战前夕孔祥熙想插手中德之间的秘密贸易，蒋介石就曾当着翁文灏和叶琢堂的面“痛骂孔不顾国体，辞极严厉”，(25)这是由于“蒋、孔对德易货意见大相径庭，因孔实反对实行也，如实行则愿从中取利也”。(26)蒋介石在日记中亦时有记载，如批评孔祥熙只知“有财政而不注重整个政治”(1938年3月19日)；因为贪图私利而导致“舆情太恶”，特别是把持财政之后，竟不让蒋介石插手，“一与商讨财政，彼即愤气，怒色相加，凡重要事机皆秘，而惟恐我知道”，“是全将余助他之好意误会”(1939年7月19日)；甚至有时竟像宋子文那样“违忤不从，至为痛苦，因之心情躁急，时用忿怒也”(1939年7月31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同时也为了减轻党内外对孔的攻击，蒋介石决定“接受孔庸之辞职，自兼行政院院长”，孔改任副院长(1939年11月16日)。然而蒋介石尽管有时对孔祥熙产生过不满，却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并在日记中加以检讨，提醒自己“对孔何时现鄙嫌之意与严厉之声，应切戒之”(1939年11月18日)。甚至后来发现孔属下贩卖鸦片谋利之事，蒋除了表示“庸之对鸦片运输事不能遵令停止，以人言藉藉，贪小失大”，也只能是“更为忧闷，故终日郁郁不舒，乃休养不足之过也”(1942年12月9日)。
然而孔祥熙及其属下自视有保护伞，气焰嚣张，不但不予收敛，反而变本加厉。1942年3月，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串通大成商行的章德武，以中央信托局的名义走私汽车零件，牟取暴利。不料事情败露，林、章等人被捕，引致社会愤慨。因林系孔之心腹，所以孔祥熙竭力为其说情缓颊，军法执行总监部碍于孔之情面，经过多月审判，将林判处无期徒刑。消息传出后，就连蒋介石的随从们都为之不满，欲联合起来向蒋介石陈明实情。唐纵提出应援引成都市长杨全宇因贪污枪决之案例，陈方则建议以利用职权谋利为由，均主张严判。这些呈词于12月21日呈给蒋介石，“旅即奉批林世良应予处死刑，许性初改处徒刑四年以上，不许缓刑。并于当晚电话，限二十二日执行公布”。(27)
蒋介石对孔的态度一旦发生变化，立即引起宋美龄的不满，甚至长期住在孔公馆不归。据唐纵观察，蒋介石夫妇之间关系不洽，是因为“夫人私阅委座日记，有伤及孔家者。又行政院长一席，委座欲由宋子文担任，夫人希望由孔担任，而反对宋，此事至今尚未解决”。(28)见到蒋介石困扰于党国与家族之间的处境，唐纵亦不由得从内心发出感叹：“委座尝于私人室内做疲劳的吁叹，其生活亦苦矣！”(29)
1943年11月1日是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十周年的纪念日，财政部在广播大厦举行庆祝会。对此局面蒋介石实在是伤脑筋，如果出席，很可能会招致民众不满；但若不去，又恐伤害了亲戚之间的关系。最后蒋介石决定“不赴广播大厦，而赴财政部。不值而别”，对蒋的所作所为唐纵等人的理解是，“其处境亦良苦矣”！(30)
面对着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攻击，党内也有不少人怀疑“总裁能将孔罢免以大快人心否”？唐纵则认为目前时期并不成熟，因为有蒋夫人的关系。(31)唐纵的猜测不错，尽管孔祥熙采取以退为进的方法，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呈，但蒋立即将辞呈退回，并予以慰留。为此事蒋介石曾与陈布雷有过一段十分有趣的交谈。蒋介石问陈布雷，外间究竟对孔祥熙有甚么议论？陈布雷回答说：“普遍的批评，孔作生意，在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尚有平津、京沪之距离；今者官僚、资本家、买办都在重庆，合而为一。党内的批评，孔不了解党的政策，违背政府政策行事。”听了陈布雷的话蒋介石深有感触，但也没说甚么，只是表示现在没有适当的人接替。对此陈布雷只能感叹地说：“委座没有彻底改革决心！”(32)
恰好此时要在美国的布雷敦森林召开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因此孔祥熙就被委以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于1944年6月22日率团启程赴美，行前蒋介石还专门致函罗斯福，对孔祥熙盛赞不已，称“孔博士与余始终共事凡十六年于兹，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及财政方面之情形，充分明了”；虽然中国目前非常需要孔祥熙留在国内处理政务，但因此行“对于增强我中美两国以及余与阁下之友谊合作，深信必有重大之成就”，因此他才决定委派孔作为“余个人最堪信任之代表”，前往美国洽谈云云。(33)
就在孔祥熙出国前夕，他以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的名义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报告，交代了孔令侃多年前在香港购置军火而赚取大笔外汇的经过。这笔账目事隔多年，孔氏父子屡屡拖延不报，为何在孔出国之前提交，这很可能是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向他提出的要求。
按孔祥熙所说，抗战爆发之初，国家急需向国外购买大量兵工器材，但因缺少外汇，办理进口军火之事极为困难。因此他便奉蒋之命由国库拨出一笔专款，交由常驻香港的中央信托局理事孔令侃负责，令其“不影响外汇而达到完成兵工储料之目的”。
孔令侃接到命令后即以他的公开身份，并利用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的机构与人员协助办理。当时香港的外汇市场风潮迭起，孔令侃认为若投放大量国币在香港购买，外汇市场势必更加动荡。因此拟具报告，建议以中央信托局的名义专门收购国际市场急缺的土特产品，并负责向外国销售，用其所得之外汇，再向西方购买中国所急需的各种军需物资。他的这一意见获得批准，国库先后几次拨出购买兵工储料专款国币5 600万元，后因欧战爆发，原有900万元拟向欧洲购买子弹之款项因厂商无法交货退回外，实际国库拨出的款项共计为4 700万元国币。
孔令侃拿到这笔巨款后即委派其属下，以统制经济的名义在接近沦陷区及大后方各地采购各类出口产品，然后再销售到国外。在孔祥熙眼中，孔令侃年纪虽轻，但却极具生意头脑，称得上是一个生财有道的大炒家。因为他将售货所得之外汇并不立即购买军火，而是“随时视察英、美国际关系变动情形，预测英、美、港汇涨落，先为转换，种种运用，极费苦心”，然而经过这一番炒卖，“所得外汇数目，远超过官价外汇之上”。这笔外汇除了一部分用来购买兵工署所指定的军用物资得以完成任务外，其余大部分资金再来炒卖外汇，几经运作，所得利润，实非常人所能想象。
1939年，由于孔令侃在香港私设电台被发现，港英当局将其驱逐出境，孔令侃被迫辞去中央信托局的职务，转而去了美国。名义上，他宣称是奉父命到哈佛大学“深造”，实际上却是将其家族的部分资金、产业加以集中，在纽约设立了一个很大的办事处，雇佣美国律师为他经营投资，开辟孔氏家族在美国的商业战场，这其中想必也有他在香港经营外汇投机所赚取的超额利润。
按理说，孔令侃既然离开香港，也不再从事军火买卖，那自然应将手中的资金及账目全数交出，可是他却以“其时因尚有一部分物资未能运出，一部分物资运出尚未销售，因此全部账目未能结束”为由，迟迟不予交接。至于前后账目不一，孔祥熙解释，是因“太平洋战事发生，港沪沦陷，仰光失守，账册卷宗亦有未能携出者，虽一、二项目已经先后整理，而全部账目势须战事结束方能再行具报，至款项因或存港沦陷银行，或者在英美售货账下，因此总数未能集中，致先后报告数目不同”。
据孔祥熙报告，这笔炒卖购买军火的款项总共结余的外汇计为美金5 114 992 96元，英金22 671镑8先令3便士。但是孔祥熙认为这笔钱“既系该理事奉钧座命令特办之购储器材事件，因营运得法，获得此款，如何处理殊成问题”。孔祥熙的意见是，这笔外汇既非国库之款，于情于理都不应归还国库；同时它又不是中央信托局投资自营之业务，因而亦不能拨回信托局。孔祥熙说孔令侃曾为此事专呈具报，呈文中先是对蒋吹捧一番，称大革命时期因“国内兵工建设多未完成，难以应付强敌，北伐以还，钧座整军经武，功在国家”。关于这笔款项的处理，孔令侃提议“可否将此款一部分拨充办理重要兵工厂建设，用以纪念钧座之丰功伟绩，而垂永远”；一部分则“以为中央信托局发展战后贸易之需”，因为中央信托局“既属国有营业机关，而不以营利为目的，其对于国际贸易担负之特殊任务，所需资金自不能再由国库拨给”；所余之部分再对“协办得力之人员酌予奖励，以示慰勉”云云。(34)
此刻距孔令侃经手买卖军火已时隔六年，但他却迟迟不将账目交接；最后虽勉强交出，但具体数额则又前后不一，这本身就存在诸多疑点。尽管孔祥熙为此百般解释，仍然漏洞百出，然而他的建议却得到蒋介石的首肯。蒋介石阅毕报告后即亲自手批：“此款准以百分之十五数目拨补中央信托局，为国际贸易转周[周转]基金之用，其余之数，皆充作为制造飞机厂基金。”(35)于是，这笔糊涂账就这样不了了之、蒙混过关了。
美金公债，暗中调查
国际货币基金会议结束之后，孔祥熙虽然长期逗留在美国，但国内倒孔的风潮却丝毫没有降温。1944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开幕，第二天财政部次长俞鸿钧代表孔祥熙在会上作财政报告，参政员傅斯年带头开炮，强烈要求“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并提出四大问题：一、孔及其家族经营商业问题；二、中央银行问题(任用私人，予取予求)；三、美金储蓄券舞弊问题；四、黄金买卖问题。(36)矛头直指孔祥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美金公债舞弊案。
关于美金公债舞弊案的真相及其调查经过笔者曾著文进行分析，(37)这里只简单予以介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曾向中国政府提供了一笔为数五亿美元的大借款，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决定在借款总额中拨出两亿美元，各发行三十一年同盟胜利公债美金及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一亿元。虽然美金公债发行之初成效不彰，发行额还不到总额的一半，但不久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因为外汇官价与黑市价格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美金公债的价格也急速上涨，1943年10月9日，孔祥熙向蒋介石秘密呈文，要求结束销售美金公债。(38)10月15日，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郭锦坤在大后方的各大报章上宣称，年前发行的一亿元美金公债业已全数售完；然而实际的情形却是，还有接近一半的债券根本就没有出售。按规定这部分美金公债应由国库局收回全数交还给业务局，再归之于国库。然而这些从各地行局收回的美金债券并未全数上缴国库，其中有相当部分被掌管国家财金大权的那些人物，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为幌子，私下里朋比瓜分了。这就是当时震惊大后方的社会和舆论、甚至引起美国朝野愤懑的美金公债舞弊案，矛头直指孔祥熙。
面对着国内日益高涨的倒孔浪潮，蒋介石也不得不开始考虑撤换的决定。11月18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一方面对于他在美国处境艰难表示慰问，同时提出“最好兄能屈就驻美大使，以加重对美合作之表示”，(39)这就意味着蒋介石已经决定撤换孔祥熙的职务了。
1944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内阁更换的决定，孔祥熙被免去财政部长一职，由原政务次长俞鸿钧继任，此时孔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尚未撤换，但蒋介石已暗示他，希望他主动辞去行政院首脑的职务。同时提出在其未回国之前，由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一职。(40)此时蒋介石如此急切要求孔辞职，很可能是因为他已发觉孔祥熙涉嫌美金公债的舞弊案了。
此刻蒋介石表面上对孔祥熙还是尽量予以保护，但在暗中却下令进行秘密调查。这一段时间蒋介石的日记中经常留下彻查美金舞弊案的记载，(41)同时他还多次下令，命新任财政部长俞鸿钧彻查此案。(42)
俞鸿钧长期是孔的部属，对于美金公债舞弊案原来只打算敷衍应付，并不想认真调查，但见蒋介石如此认真，他也不敢再马虎了。经过仔细核查，美金公债舞弊案的内幕终于浮出水面。
据财政部调查，1943年10月15日美金公债奉命停售时，各省市售出数为43 113 440美元，预售户售出数为54 012 330美元。关于预售户部分，国库局于停售后陆续拨交业务局债券计有预购债票42 087 410美元，以及1944年2月15日和6月1日两次专案拨交债票共计11 154 520美元，合计53 242 330美元，均经业务局分别入账。这些债票都是先行列入公记垫款户账，以后再分别调拨，计1944年4月4日及12月14日分两次拨交中央银行有价证券户美金29 130 160元，1943年1月12日及12月31日共分三次拨交中央信托局预购户7 510 500美元，1943年11月23日至1944年6月10日陆续拨交客户预购债票16 601 670美元。此外还有770 000美元系国库局局长吕咸奉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谕，留备转发欧柏林和铭贤等机构文化事业之用，以上这些债券数合计正好与所报预售数相符。
至于上述陆续拨交客户预购债券16 601 670美元，经查均系美金公债停售前数日央行业务局奉总裁孔祥熙批准而出售的，计德生公司等6户320万美元(10月11日)、怡兴丝厂等12户196万美元(10月13日)、华懋工业厂等16户665万美元(10月13日)、仁和铁工厂等17户580万美元(10月14日)，总计应为17 610 000美元，但因债票不足，实际拨交出去的只有16 601 670美元。而问题就出在这1 660多万美元身上。据俞鸿钧呈报，“该局陆续拨交上项债券虽经付账，但并未由各预购户出具收到债券之收据，究竟各户是否收到，无凭查核，且预购时亦并无任何凭证或登记手续可查。各预购户虽有户名，但均未留有地址，无从稽考。”(43)俞鸿钧在这份报告中还同时呈送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的两次呈文与孔祥熙的亲笔批示等14份附件，其中中央信托局所认购的7 510 500美元债券中，除了400万美元债票由该局下属四个单位分别认购保管外，另外1 010 500美元债券由“本局同人奉准认购”，其余250万美元债票则“奉孔理事长谕，准代从前委托定购之客户购买经让购与各慈善团体备充基金之用者，计宋公嘉树教育基金户八十万元，桂贞夫人医务基金户七十万元，真道堂布道基金户四十万元，铭贤学院实科基金户三十万元，贝氏奖学基金户二十万元，慈善堂慈善基金户十万元”。(44)
这份报告明确地指出美金公债的问题所在，因此蒋介石阅后即认定“考虑彻查美金公债案已得要领，不难追究也”。(45)他并立即致电孔祥熙：“据查美金公债剩余部分有壹仟壹佰伍拾万余圆，预定已在停售以后付价给券，不合手续，应即将此等不合手续之债券饬令该行负责全数追缴归还国库，不得贻误，否则即依舞弊论处，并将速缴确数呈报勿误。”(46)接着，蒋介石具体开列查核要点，命令俞鸿钧迅速派员，限期进行调查。(47)
此时蒋介石已察觉到美金公债一案涉及了孔祥熙，但如何处理他还没有决定，他在“本星期反省录”中写道：“美金公债舞弊案已有头绪，须待庸之病痊回国也。”(1945年4月14日)同时他将美金公债舞弊案初步调查结果告知仍在美国的孔祥熙，但孔并不承认。蒋在日记中记道：“接庸之电，令人烦闷，痛苦不知所止。”他再与俞鸿钧商讨进一步调查美金公债的案情，然而此案真的牵涉到孔氏家族，如何处理确实十分棘手，因此他也认为，此事“甚难解决也”。(48)
真相大白，不了了之
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其中最重要的议程就是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党内各派系四处拉票，尽管蒋介石竭力活动，但孔祥熙等财经官员的贪腐行为还是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这在选举的得票中可以印证。蒋介石也不得不在日记中承认：“此次大会选举中委，在旧中委当选者以庸之与徐堪为最低，而全会选举常委，且竟落选，其信望坠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5月31日)
鉴于这种情形，蒋介石决定行政院改组，他与孔双双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之职，由宋子文和翁文灏继任。蒋介石认为：“余与庸之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亦为政治上必要之措施，深信此举必于今后政治之效用甚宏也。”(49)因此蒋介石再次致电孔祥熙曰：“事已如此，对美财政经济等未了诸事不如交托子文负责办理，请兄从速回国襄助，以免事出两歧也。”(50)蒋又致电正在美国访问的宋子文，一方面通知他已真除行政院长，但同时又提醒他：“在美时对庸兄应特加礼遇尊重，诸事并须与其切商，以增加我内亲之情感与免除外人之猜测，此乃兄之责任所在也。”(51)说明蒋此时还是有意对孔加以保护，其目的就是要“增加我内亲之情感与免除外人之猜测”。
蒋介石称撤换孔祥熙之举为“以公忘私”，但他的这种心态其实外人都看得很清楚，王子壮在六全大会结束后的日记中记道：“蒋之政军方面，除军事自理外，财政在前面由宋子文，近六七年则由孔祥熙主其事。以才论，孔不如宋，但为人易与。同时孔则惧内，孔夫人宋蔼龄及其子女好货特甚，广事搜刮，丑声四播，社会侧目。参政会中迭次提出质问孔氏，均由蒋保护，多方开脱。人以是短蒋，以其不辨是非、以护近亲也。”(52)
7月8日，赴美一年有余的孔祥熙终于回到重庆；就在同一天，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也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原想以孔祥熙辞去财政部和行政院的职务来减缓外界的压力，哪知道孔氏豪门贪腐行为实在是引起众怒，朝野上下，群情激愤，特别是代表民意的国民参政员陈赓雅和傅斯年等人又掀起了新一轮倒孔的高潮。
蒋介石此时心情十分矛盾，这在他的日记中可以得到印证：“布雷来言，中央银行舞弊案已有人在参政会提出云。余乃召庸之，告以此案调查经过与事实及人证物证，属其好自为之，彼总不肯全部承认也，可叹！”(7月11日)“九时，与布雷、达铨谈话散步后，审阅中央银行舞弊案全文，为之痛愤不已。研究处置办法，必须将其全数追缴，全归国库，然后再由余负责解决。否则惟有任参政会要求彻查，此固于政府、对国际信誉大损，然为革命与党国计，不能不如此也。”(7月12日)“昨下午六时约庸之来谈，直将其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彼始犹指誓强辩，令人痛心，殊愧为基督徒矣。余再以严正申戒，彼始默认，余仍属其设法自全，乃辞去。”“……见庸之，彼总想口辩掩饰此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7月13日)
蒋介石对于孔祥熙涉嫌美金公债舞弊一案虽然十分愤怒，但当听说陈赓雅、傅斯年等参政员准备在国民参政会上对此案提出质询时，他又想尽一切办法对孔加以保护。首先是由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出面，对陈赓雅说了一堆大道理：“此案提出，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使仇者快意，亲者痛心”，接着又半带威胁地说，提案内容若与事实有出入，恐怕对联署人有所不利，要他将提案自动撤销。陈赓雅则坚持本案证据确凿，个人愿为此负责。其后，陈布雷又以新闻界前辈的身份前来劝说，他先是肯定陈赓雅等人收集资料用心良苦，也承认若在大会上提出一定有所价值，然后又向陈赓雅等人指出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就是这个提案一旦曝光，公诸社会，将会引起美国和英国等友邦人士的反感，因而不再继续支持我国的抗战，导致失道寡助的后果，这肯定也不是诸位发起提案的初衷。最后他建议，不如将提案改为书面检举，直接递交蒋介石，这样既可查明舞弊，又不致影响抗战。(53)而当参政会秘书处正准备将这一提议排印分发，侍从室第二处突然将提案原件带回，说是蒋介石要亲自审阅。于是该提案就被取走，一直到大会闭幕时都没有退回，未能在会上进行讨论。会后该提案又立即被销去案号，所以没有在社会上公开。(54)
孔祥熙回去后立即吩咐属下分别写了一份报告和节略呈给蒋介石，对中央银行收回的美金公债销售情形予以说明。在这份长达一千余字的呈文中，孔祥熙对于出售给所谓“预定客户”16 601 670美元债票的情形百般予以狡辩，并为自己评功摆好，说他为了推销公债，“苦心未达，反遭外界猜疑，致劳钧虑，深抱不安”(55)，仿佛受了多大的委屈。
7月14日上午，蒋介石再次找孔祥熙谈话，直到这时，孔祥熙才承认蒋所列举之证据，“并愿追缴其所据之美金公债全归国库也”。(56)面对着傅斯年等参政员的步步紧逼，而孔祥熙又如此避重就轻，百般狡赖，蒋介石内心可谓百感交集。他在日记中写道：“傅斯年等突提中国[央]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而庸之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7月15日，“上星期反省录”)
过了两天，蒋介石“接阅中央银行审核报告后，乃召庸之来谈，彼将余所交阅之审查与控案，而反示原审查人，其心诚不可问矣[以下约有十余字被涂，作者注]。”(57)特别是当蒋介石看到孔祥熙为自己辩解的呈文，更是愤怒之极，他亲自拟写了三段长篇批文，对孔的狡辩逐一加以批驳。蒋在批文中称：“所谓人民购买均系款债对支，至各户户名均系来人自报，按照售债向例无须详细记载云云，此在门市现款购买，自可如此办理，但既称为认购户或预售户，而认购户一不缴纳分文定金，二不填具认购单据，中央银行亦不给予准许认购若干之证件，三无确实姓名住址之记录，则停售之后，各认购户究竟凭何证据向中央银行交款取券，行方人员又凭何根据付给其债券，是否仅凭该认购户口头申报，或人面熟习[悉]，即行付给债券？此种情形，即一普通商号对私人定购些微货物，亦决无此理，何况政府机关之国家银行办理巨额外汇债票之收付，乃竟如此草率，何能认为合法有效！”更重要的是，这批预售公债“距卅二年十月十五日停售之期，少则月余，多则六、七个月。其时美债价格高涨一倍至十余倍之多，而认购各户仍按国币廿元折合美债一元之原价交款取券，以在法理上毫无拘束之认购，此时何得享此意外之特殊利益，而损失国家之宝贵外汇”。而所谓沦陷区人民认购一节，蒋介石也认为是自相矛盾，“不能诿为无可查考”，“实难有圆满理由可资答复”。因此蒋介石下令，这批债券必须“全数缴还中央银行，限期严密办妥”。(58)
蒋介石在批文中虽然对孔祥熙的狡辩之辞一一予以驳斥，但并没有道破孔个人在这桩贪腐案中的直接责任，算是给他留了面子。在人证物证面前，孔祥熙还想抵赖，但他又不好意思亲自出面，便叫他的长女孔令仪带着他的复信来见蒋。尽管蒋介石对孔大小姐十分宠爱，但是看了来信后还是气愤不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庸之图赖如前，此人不可理喻也。”(7月21日)蒋接着又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记道：“庸之对于一六六○万美金公债，犹不愿承认也。”
为了孔祥熙贪污腐败的案子蒋介石连觉都睡不好，他在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以昨夜为庸之事不胜苦痛，忧惶未得安睡，故七时后方起床。下午，以布雷谈起庸子[之]，称恐此美金公债或落于外人手中一语，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痛愤极矣。”这时的蒋介石对孔祥熙可以说是痛恨异常了，但是如何处理，他还拿不定主意。
7月24日，蒋介石向孔祥熙下达手令，称“呈报美金公债追缴实情已悉，该行经办人员办事颟顸不实，本应严惩。姑念抗战以来努力金融，苦心维持不无微劳足录，兹既将其经办不合手续之款如数缴足，归还国库，特予从宽议处。惟将该行国库局局长吕咸、业务局局长郭锦坤免职，以示惩戒为要”。(59)蒋介石还决定撤去孔祥熙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其遗缺由财政部长俞鸿钧接任，7月29日，孔祥熙又辞去四联总处副主席之职，由宋子文继任，这也是孔相继辞去财政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之后所担任的最后两个要职，而蒋介石则认为这一举措“实为公私兼全与政治经济之成败最大关键也”。(60)与此同时，蒋介石约见新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谈话，因为在此之前宋曾坚持要委任其亲信贝淞荪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否则便不就任行政院长。对于宋之要挟蒋在日记中曾这样记载：“呜呼，国人心理，媚外自私如此，而以欺制元首，不问政策，一以个人之名位自保，不知国家与政府为何物，对之可痛心疾首者，莫甚于此也。”(61)因此蒋介石明确同宋讲，中央银行总裁必须绝对服从他的命令、而且为他所信任的人方能担任，蒋的原因是，“此二十年来所得之痛苦经验，因此不能展施我建军建政，而且阻碍我外交政策莫大也。去年对美之外交恶化几至陷于绝境者，可说皆由庸之操纵中行，不愿对余实告存数，使余不能不对美国作强制要求也。”因此他总结出的教训是：“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撤孔之举犹嫌太晚矣。”(62)
蒋介石虽然对孔祥熙恼怒异常，这在以前可是从未发生过的事，然而在如何处理的问题上，他却犹豫再三，始终下不了决心。陈赓雅、傅斯年等参政员的质询虽然揭开了美金公债舞弊案的盖子，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掌握到此案的关键证据，即所谓预购客户16 601 670美元债券的真正买主。面对着陈赓雅、傅斯年等人来势汹汹的责难，蒋介石甚至一度想“任参政会要求彻查”，但其亲信立即向他提出警告说，此案虽然数字不算很大，但如果参政会因此要求彻查所有美金公债的账目，或者是监察院闻讯后亦要求到央行查阅账册，“则认购户之真相完全暴露，势必难于应付，是实该案之严重困难所在(在事实本质上与国家信誉上，均较黄金案严重百倍)”。(63)
这段话切中要害，黄金舞弊案(64)不过是中央银行的一些职员窃取国家重要经济情报的一桩刑事案件，但是美金公债舞弊案却直接牵连到国家最高层的领导。目前参政员并没有掌握核心资料，而且也缺乏必要的证据。但是若要深查，顺藤摸瓜，真相必将大白。而此案一旦曝光，对于党国的利益和家族的荣誉，绝对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此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将此案迅速了结，不能让它再扩大下去。8月3日，孔令仪再次代其父与蒋谈论美金公债案，此事在蒋的日记中有记载，虽然彼此谈话的内容日记中只字未提，但蒋介石其实已经作出决定。三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中央银行美债券舞弊案，决令国府主计局与该行新总裁负责查收，而不交各院，以该行为国府直辖机关也。”(8月6日)同日，蒋介石下达手谕，关于陈赓雅等人的质询“派主计长陈其采会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切实密查具报”，并免去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的职务。
8月15日，日本刚刚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决定美金公债案迅速结案，他在8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检讨中央银行美债案处置全案，仰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惟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像想[想象]也。”但是此时主计处和财政部的调查报告并未完成，事实上俞鸿钧等人也深揣蒋介石的用意，只是针对陈赓雅、傅斯年等人的质询作些说明，对于涉及该案的关键问题，即预售客户一千六百六十多万美元债票的去向，调查报告竟然只字未提！(65)因此这桩震惊中外的贪腐大案，最终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党国家族，荣辱与共
从蒋介石的日记来看，应该说他对于查处贪腐案件是十分重视的，对于官吏中的腐败行径也是极为愤恨的。当他从不同渠道得到有关舞弊案的报告后，曾多次下令密查。面对着财政部的敷衍应付，蒋介石不为所动，屡屡下令，坚持彻查；而面对着孔祥熙的抵赖和狡辩，他更是不顾情面，对其拙劣的说辞一一予以驳斥，甚至一度还想“任参政会要求彻查”。但是，当他意识到此案若真正公开将会影响到党国的统治以及家族的声誉时，蒋介石思虑再三，最后也只能是撤去孔祥熙的职务，追缴其不法所得(至于最终有无全数收回只有天晓得了)，却没有依法追究孔祥熙等人贪腐的刑事责任，甚至连舆论也严格加以控制。于是偌大一件贪腐案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淹没于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了。
蒋介石对孔祥熙的态度从信任有加到暗中调查，从愤怒至极到不予追究，尽管蒋介石可能一度有大义灭亲的想法，但是一旦党国利益与家族情谊纠缠在一起，他便完全无能为力了。这种矛盾的心理不仅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处处可见，就连他的侍从对此亦感触极深，唐纵即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现象。除此之外，许多事实也可充分说明。
1948年初，孔祥熙要求前往美国治病，党内高层意见纷纭，蒋介石虽几经犹豫，最终还是同意让孔出国。1948年4月，中国银行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正在美国的董事长孔祥熙回国出席，但蒋介石却认为孔“官僚而又不洁”，有意撤去孔之职务，在他看来，“亲戚家庭之难为其求，是不得已也”。(66)因此孔祥熙不得不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这也是他担任的最后一项公职。(67)
1948年9月，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的行动中查抄了扬子建业公司囤积的大量物资，矛头直指孔令侃。此举得到朝野上下的密切注意，监察院立即委派监察委员熊在渭、金越光赴上海进行调查，孔令侃则立即搬出宋美龄为他说情。10月9日，蒋经国从无锡飞往北平，特地向蒋介石报告上海执行经济管制的情形，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经济本为复杂难理之事，而上海之难，更为全国一切万恶鬼诈荟萃之地，其处理不易可想而知。对于孔令侃问题，反动派更借题发挥，强令为难，必欲陷其于罪，否则即谓经之包蔽[庇]，尤以宣铁吾机关报攻讦为甚。余严斥其妄，令其自动停刊。”10月18日刚从沈阳督战回到北平的蒋介石又给上海市长吴国桢发来一电，要他立即制止监察院的行动，电文日：“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核查，中以为依法令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营，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则可属令侃聘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其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与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辜受屈也。”(68)
两天后吴国桢即发来回电：“查此案前系由督导处办事处径饬警局办理，奉钧座电后，经与经国兄洽定三项办法：(一)警局即日通知监察委员，检查该公司业务全部超越警局，只能根据违反取缔日用品囤积居奇条例之职权，警局前派会同查勘人员即日撤回；(二)该公司可以无当地行政人员在场为理由，拒绝查账，不必正面与该委员等发生争执；(三)监察委员熊在渭与天翼先生关系极深，职定访天翼先生，请其转达不作超越法律范围之检查。”(69)
此时东北战场鏖战正急，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决定中国未来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蒋介石居然万里戎机，特地从前线发来电报，阻止有关部门对扬子公司的调查，这就说明此刻党国荣辱与家族利益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了。
一个月之后，宋美龄要去美国访问，蒋介石先是不同意，因宋美龄一再坚持，蒋亦无可奈何。但当她启行之前外交部次长叶公超曾向驻美大使顾维钧传达了外长王世杰五点口头指示，而且说明这是经过蒋介石同意的，其中第四点明确指出：“孔家的人，无论长幼，均不得参加她的活动；她的一切活动均须通过驻美大使馆并与之商议安排。”(70)这说明当时在美国人的眼中孔氏家族就是一个贪腐的典型，就连蒋介石也必须让宋美龄与他划清界限。
1949年前后，孔祥熙、宋子文及其家族都先后离开大陆定居美国，宋子文后来只到过一次台湾，时间也很短暂；而孔祥熙则于1962年回台湾定居，直至1966年病重时方返回美国就医，1967年8月16日于美国病逝。
孔祥熙去世后极尽哀荣，宋美龄亲自飞往美国参加葬礼，蒋介石不仅书赠挽幛“为国尽瘁”，还手撰“孔庸之先生事略”以为悼念，这在党国元老中是绝无先例的。蒋介石在文中自称他与孔祥熙“久同患难，共仗安危”，赞其“天性笃实，不尚浮华”，“综理财政，竭虑殚精”，“临危受命”，“沉着筹维”，“屡使革命大业转危为安”，历数孔氏改革财政之功绩。在提及孔祥熙于抗战胜利前夕涉嫌贪腐而辞去本兼各职之事时，蒋介石则将其全部归咎于中共“千方百计，造谣惑众，动摇中外舆论”所致，他的理由是，当孔祥熙辞职时留在国库的黄金和外汇价值超过十亿美元，实为“中国财政有史以来唯一辉煌之政绩”，仅凭这一点，“其为贪污乎？其为清廉乎？其为无能乎？其为有能乎？”然而当孔辞职之后，“国家之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71)这分明是指责宋子文战后财政政策的严重失误，导致国民党最终失去大陆。蒋介石对孔祥熙和宋子文的爱憎于此可见一斑，然而孔祥熙涉嫌贪腐的真相却在蒋介石的日记和相关文件中清楚地记录下来，成为历史真实的见证。
注释：
①对这个问题研究最有成绩的包括杨天石、吕芳上、吴景平、汪朝光等著名学者，如杨天石曾著有《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2010年三联书店又出版了本书的第二集。2009年8月，复旦大学历史系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曾于上海举办“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学术讨论会，其中吕芳上的《日记、档案中的蒋介石、宋子文与史迪威，1940-1944》、吴景平的《抗战时期宋子文与孔祥熙关系之述评》和汪朝光的《剪不断，理还乱——抗战中后期的蒋宋孔关系》以及笔者的《从宋子文赴美期间电报看战时重庆官场异动》等论文，均涉及抗战时期蒋、孔、宋之间的关系。上述诸文均已收入吴景平主编：《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陈克文日记》(1939年3月13日)。该日记现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未刊。陈方正博士慨允笔者阅读其父日记并同意引用，谨致谢忱。
③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1页。
④详见拙文：《争取西方的援助：评孔祥熙1937年的欧美之行》，《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
⑤《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页。以下简称《唐纵日记》。
⑥《陈克文日记》(1938年1月2日)。
⑦《王世杰日记》第一册(手稿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180页。
⑧《王世杰日记》第一册，第392-393页。
⑨《王世杰日记》第一册，第413、414、420页。
⑩《王世杰日记》第一册，第422页。
(11)《王子壮日记》第五册(手稿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39页。
(12)《王世杰日记》第二册，第132页。
(13)《杭立武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87页。
(14)《唐纵日记》(1939年9月19日)，第82页。
(15)《唐纵日记》(1940年10月31日)，第152页。
(16)《唐纵日记》(1940年12月8日)，第161页。
(17)《王世杰日记》第三册，第51页。
(18)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第42箱第7卷。
(19)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第46箱第3卷。
(20)(重庆)《大公报》社评，1941年12月22日，第2版。
(21)《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9日、10日、2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22)《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三)，出版地及时间不详，台北“国史馆”专藏档案0160.40/7540.01-03，1941年12月24日，第519页，1942年1月6日，第524页，转引自冯启宏：《〈唐纵日记〉中的孔宋》，胡春惠、陈红民主编：《“宋美龄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2009年，第601页。
(23)《唐纵日记》(1942年1月27日)，第226页。
(24)《唐纵日记》(1942年1月28日)，第226-227页。
(25)《翁文灏日记》(1936年8月10日)，第68页。
(26)《翁文灏日记》(1936年8月11日)，第68-69页。
(27)《唐纵日记》(1942年12月23日)，第295页。
(28)《唐纵日记》(1943年8月15日)，第334-335页。
(29)《唐纵日记》(1943年10月3日)，第345页。
(30)《唐纵日记》(1943年11月1日)，第349页。
(31)《唐纵日记》(1944年4月25日)，第386页。
(32)《唐纵日记》(1944年5月21日)，第392页。
(33)《蒋介石致罗斯福函》(1944年6月17日)，转引自古僧编著：《孔祥熙与中国财政》，台北：博学出版社，1979年，第309页。
(34)《中央信托局理事长孔祥熙致蒋介石呈》(1944年6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020.8，109，10/12。
(35)《蒋介石手批》(1944年6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020.8，109，10/12。
(36)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档案：1-647；王世杰也在日记中写道：“参政员傅斯年等责问孔部长极厉，并涉及许多私人问题(私人营商，以及滥用公款等等)。”(《王世杰日记》第四册，1944年9月6日，第394-395页)
(37)参阅拙文：《美金公债案的发生及处理经过》，《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38)《孔祥熙致蒋介石呈文》(1945年10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080.109，02/02。
(39)《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44年11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筹笔2010.3，34/8。
(40)《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44年12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2020.3，29/55。
(41)譬如蒋介石在预定近期工作计划时曾于日记中写道：“中央银行业务局之查察。”(1945年1月31日)“密查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账目。”(2月第一周的预期工作课目)“与俞财政部长聚餐，与俞谈中央银行美金公债不清之数，责成其彻底追究。”(3月28日)“彻查美金公债案。”(3月“本月大事预定表”)“督促俞鸿钧查案。”(4月3日)“美金公债与黄金舞弊案正在彻查中。”(4月7日“上星期反省录”)“下午研究美金公债查账之报告书，其中显有弊窦，应彻查。”当晚，他还“约布雷等，指示查账手续”(4月8日)。
(42)这一时期蒋介石下达调查美金公债舞弊案的命令，除了前述1944年12月8日的代电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致财政部代电》(1944年12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档案：三(2)/3879；《蒋介石致俞鸿钧代电》(1945年2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档案：三(2)/3920；《蒋介石手令》(1945年4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筹笔2010.3，56/38；《蒋介石致俞鸿钧代电》(1945年4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档案：三(2)/3920。
(43)《俞鸿钧致蒋介石呈文》(1945 年4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080.109，28/01。
(44)《中央信托局认购美金公债明细表》，系《俞鸿钧致蒋介石呈文(1945年4月5日)》之附件，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档案2080.109，28/01。
(45)《蒋介石日记》(1945年4月10日)。
(46)《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45年4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筹笔2010.3，56/41。
(47)《蒋介石致俞鸿钧代电》(1945年4月12日)，财政部档案：三(2)/3920。
(48)《蒋介石日记》(1945年4月30日)。
(49)《蒋介石日记》(1945年6月，“上月反省录”)。
(50)《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45年5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筹笔2010.3，56/58。
(51)《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5年5月3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筹笔2010.3，56/59。
(52)《王子壮日记》第六册，第236页。
(53)陈赓雅：《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内幕》，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47-148页。
(54)谭光：《我所知道的孔祥熙》，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第7页。
(55)《孔祥熙致蒋介石呈文》(1945年7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080.109，28/02。
(56)《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14日)。
(57)《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16日)。
(58)《蒋介石致孔祥熙批》(1945年7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080.109，28/02。
(59)《蒋介石致孔祥熙手令》(1945年7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080.109，28/05。
(60)《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28日“上星期反省录”)。
(61)《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19日)。
(62)《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25日)。
(63)《侍从室关于陈、傅参政员等提案之研究》(1945年7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080.109，28/04。
(64)1944年9月中央银行举办黄金储蓄存款，企图以此收回发行过量的法币，其间黄金价格曾多次提高。1945年3月28日，中央银行决定将黄金的价格由每两20 000元大幅提高到35 000元的消息外泄，引致重庆等地众多官商抢购黄金以图牟利，此事后被舆论公开，司法部门亦介入调查，成为当时大后方一件重大新闻。
(65)据陈其采、俞鸿钧的报告称，他们于8月6日接奉蒋介石谕令：“派主计长陈其采会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切实密查具报”，并于16日委派要员进前往国库局进行调查，但当天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定下了基调。这也就是说，不论调查的结果如何，对于涉嫌美金公债舞弊案人员的处理早已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决定了(参见《主计长陈其采、财政部长俞鸿钧呈稿》(1945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档案：三(1)/4904)。
(66)《蒋介石日记》(1948年4月17日)。
(67)《孔祥熙致宋汉章电》(1948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银行档案：三九七(2)/795。
(68)《蒋介石致吴国桢电》(1948年10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02080200334070。
(69)《吴国桢致蒋介石电》(1948年10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020080108002015。
(70)《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59-560页。
(71)蒋介石撰《孔庸之先生事略》全文收于郭荣生编著的《民国孔庸之先生祥熙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40-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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