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上）——世纪之交谈汉语方言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方言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79-02-0001-7
一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大有可为
1.1 汉语方言学是从比较研究起家并由比较研究向前推进的
汉语方言学是本世纪上半叶建立起来的。应该说，一开始它就走着正确的道路——描写和比较相结合。20年代发表的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用多种方言的字音来论证音韵发展过程。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则用音韵学的原理进行方言与历史音韵的比较，从而说明方言的特点。赵元任的《中山方言》，罗常培的《厦门音系》、《临川音系》都为这种纵向比较作出了示范。30年代之后开展的区域调查则是一批方言点的横向比较，《现代吴语的研究》、《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关中方言调查报告》是这种比较研究的成功之作。50年代的全国方言普查形成了方言——普通话——中古音的三角比较研究方法，整理三者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不论是单刊或区域报告都因此而展现了明晰的方言特点，并且不断地为汉语语音史提供生动活泼的论据。后来，语法学界仿照这种方法形成“大三角”的语法比较研究，获益不浅。
最近的20年来，汉语方言学又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进展。第一，从连读变调入手，关于变声、变韵，小称音变又发掘了大量生动多样的语言事实。这不但扩大了语音研究的视野——注意了音节以外的许多变化，而且开展了许多关于语音与语义、语音与语法的关系的研究，纠正以往把语音、词汇和语法割裂开来的研究方法，真正把语言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来研究。第二，开展了方言共时变异的研究，例如老中青三代人的差异，双方言或方言与共同语双语现象的研究，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地方习俗的关系的研究，从而为建立和发展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发。第三，汉语方言学者和研究汉藏系诸语言的学者开始联手进行比较研究。虽然时间不长，关于运用汉语方言材料和民族语言材料来研究上古音并进而拟测汉藏语的早期语音形态，关于汉藏系诸语言的关系词（含同源词、借词）的研究，都获得了一些成果，引起了国外汉藏系语言研究家的注目。应该说这些比较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使汉语方言学成为现代中国语言学最有成绩的部门之一，并且为汉语的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1.2 已有的比较研究也有某些不足
直到80年代，汉语方言的研究总是侧重于语音。固然，语音差异是方言差异中最直观，最系统的，因而，方言研究也应该以语音为首先切入点。然而忽略了词汇和语法的研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这种状况同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倾向是直接相关的：音韵学是显学，词汇学、语法学则没有得到发展。方言学一开始就是为音韵学作注脚的。近20年间出版了不少方言词典，但是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还没有认真进行，以往的一些说法，什么“形同实异”、“形异实同”、“单双音构词法不同”等说法，连表面的比较也说不上。方言语法在60年代以来只有些与共同语相异的虚词和句法的零星报道，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刚刚开始。在语音的比较研究中，多半限于音类的静态比较，关于字音的异读、文白读、连音变读，虽然已经发掘了不少材料，比较研究还没有认真地进行。此外，方言和普通话比较较多，方言区内部同异比较也多，不同方言区之间的比较就很不够。由此可见，汉语方言的共时的比较研究还没有全面开展。
在历时的比较研究方面，也是详于语音而略于词汇和语法。关于古音和方音的比较，多半是找出单点的方言与广韵系统的对应关系，综合各方言的对应用来说明古今语音的演变过程及规律还做得很少。在《方言》杂志的倡导下，为方言词考求本字获得不小的成绩，这对于认识方言与古音的常例和变例、对于了解方言词语同古汉语词汇的关系都是很有意义的。近20年间，随着近代汉语研究的大力开展，方言与近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关系的研究也有所进展，但总的看来，方言与上古汉语及近代汉语的比较研究还远远不如与广韵系统的比较研究。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不论是横向的或纵向的，之所以还未能全面地开展，深入地进行，主要是缺乏理论上的总结。研究者本身不论是行内的、行外的也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比较研究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3 未来的方言比较研究将大放光彩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应该说，20世纪里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基础是很好的，不但方法先进，视野开阔，而且积累的材料也相当丰富。尤其是近20年间，从材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广度说，都远远超过前80年。经过绘制中国语言地图的普查，我们对汉语方言的分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编修地方志的的基本建设中我们编了不下千种县市方言志。在各级社科规划和完成学校计划中我们得到上百种方言单刊和上百种方言词典，十几种方言语法著作，还有好几部大型的区域比较资料（云南、山西、山东、福建、江苏、上海、广西等省市方言志，《汉语方音字汇》、《汉语方言词汇》、《汉语方言大词典》、《北方方言基础词汇集》等）。至于为单点方言整理的音系材料应该已经有数千种之多了。
在现有的相当厚实的基础上，在这世纪之交，很有必要对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作一番科学的总结。在具体方法上，肯定成功的经验，使之规范化、普遍化（例如历史比较音韵、考求方言词本字），向薄弱环节推进，探索新的领域里的比较研究方法（例如方言语法与历史语法的比较、方言的“底层”现象和民族语言的比较）。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理论上提高认识，让大家都能理解：开展汉语方言的全方位的比较研究不但是建立科学的汉语方言学的根本，也是建设汉语语言学理论的必由之路。
汉语使用人口众多，分布地域广阔，历史上人口迁徙频仍，因而形成了品种繁多、差异显著的方言。这些方言是在不同的时代从不同的共同语或方言分化出来的。在形成的过程中许多都和原住民发生过语言的融合，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吸收了不同时代书面语或周边强势方言的影响，在边界和域外又和外国语言发生过交流。所有这些都无不在方言语音、词汇乃至语法上留下诸多印记。这众多歧异的方言便成了研究汉语历史的最重要依据。诚然，中国特有的数千年间流传下来的汗牛充栋的文献也是研究汉语史的依据，但是文件有残佚、有伪托、有更易，还有文字的变迁。相对而言，方言材料更为真实，也更为周全。活生生的形形色色的方言的史料价值是文献所无法取代的。什么时候我们把汉语方言的横向比较搞透了，对于现代汉语的结构系统就能获得真切的了解；把纵向的比较也搞透了，一部翔实的汉语史也就水到渠成了。从这一点说，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不仅是研究汉语方言的需要，而且是整个汉语研究，建立汉语语言学，使我们的语言学真正中国化、科学化的需要。在新的世纪，沿着比较研究的路子走下去，汉语方言学必将释放出更大的能量，为整个汉语的研究，为汉藏语的研究，为中国语言学的建设作出重大的贡献。
二 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个体、群体、整体三个层级及其目标
2.1 个体的研究也应该进行比较才能展现方言的特点
比较研究是一种基本方法，并不限于拿一群方言比较其异同。对某个单一的方言的研究也应该贯彻比较的方法。只有比较才能显示个体方言的特征。那么，研究单一的方言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比较呢？
方言作为民族语言的分支，它和民族共同语之间必定是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共存互动的关系。研究单一的方言，首先要拿它和共同语作比较，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方言的形成是历史上语言分化或迁徙的结果，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必然受到历代共同语（尤其是书面语）的影响。在汉语的历史上，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系有着纵贯干年的影响，现存的各种方言或从它分化而来或受它所制约，因而在音类上都同它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有人说闽方言是“超广韵”的，其实不然，闽方言中有早于广韵的上古音特点，但也与广韵系统形成对应。因此，广韵系统成了考察诸方言语音特点的共同的参照系。广韵系统、现代普通话语音和方言语音的三者的比较，就成了考察和表述单点方言语音特点的有效方法。当然，从不同的方音实际出发，有时也可拿方音与近代音、上古音作比较，正如研究方言词汇、语法的特点拿它和不同时期的古汉语作比较一样。有人把这种比较称为“普通话——方言——古汉语”三角比较，大体上是合理的。
必须指出的是，单点方言的比较研究必须以全面发掘方言事实为基础。自从拿《方言调查字表》作为调查方言的凭借后，有的研究者悉依这个字表为依归，不注重从丰富多采的词语材料中提取完整的音系，有些有音无字或本字未明的音节乃至相关的音位就被遗漏了。此外，凡是同其他民族语言或外国语言有过接触的方言，不论是语音、词汇或语法，进行比较时不妨增加一个思路：有没有因不同民族语言的借用而形成的方言特征。
2.2 群体的比较研究是为了弄清方言间的关系并为方言分类
对一群方言进行研究更是离不开比较。比较一群方言的异同，主要是为了认识诸方言之间的亲疏远近的关系。当然，也可从中寻求为方言分区的合理方案，但弄清关系是理清客观的语言事实，是根本的基础，为方言分区是从中引出来的结论。分区的原则和标准可以是主观设定的，因此，同样的事实可以引申出多种不同的方言分类。例如，对汉语方言的最粗的分类，可以分为官话与非官话；按照与官话较为接近或差异较大，非官话的东南方言又可分为近江方言（吴、徽、赣、湘）和远江方言（闽、客、粤）。往细里分，区下有片，片下还可以有小片，恐怕数十种也很难穷尽。
比较一群方言间的异同应该从罗列事实入手，但是必须进而为事实作出解释。一般的要求是，罗列异同的事实力求详尽，而后在量中求质，经过定量研究，由表及里，去粗存精，舍末存本，提炼出可供定性的要目来，这样才能对复杂的事实作出性质明确的解释。
既是同样的民族语言，不论差异大小，各方言之间就总有大量的共同点。重要的是必须区分这些共同特征是批量的还是偶见的，这就须要进行定量的研究。例如语音方面的“轻唇读重唇”，一般都认为是闽方言的特征，古非敷奉母字在闽语总有一半以上白读为P、P'。在客家方言通常也有十几个字读P、P'肥、痱、放、坊、妇、吠、分、房等），在粤语至少有三几个字（番[,禺]浮泛、新妇）甚至在北京附近的平谷县还把仿佛的声母读为P，如果没有定量的分析，这个“轻唇读重唇”是哪种方言的特征就说不清了。方言词汇的比较也一样应该选取常用的多用的基本词，而且必须有一定的批量才能作为某一方言区的特征词。山东官话小孩调皮说“贱”、抓紧说“上紧”和福州话相同，勤劳说“勤力”和广州话相同，好说“灵光”和上海话相同，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些少量的雷同来论证山东官话和吴、闽、粤语有亲近关系。
汉语方言之间的相同特征，有时是类型上的雷同。例如n-1分不分音位，只有两种可能，福州话和广州话n-1从分到混，都发生在最近的三五十年之间，这只能是类型上的趋同，而不是谁影响谁或者互相约定的齐步走。除此之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方言特征的趋同，一是来自源流关系的，一是来自渗透关系的，这就是我们为方言特征的异同所应作出的定性分析。
同一个方言区之中各方言点的相同特征，显然是有共同源流关系的趋同，因为同一方言区通常都有共同的历史来源和形成过程。不同方言区之间的某些共同特征也可能是出于源流关系，例如浙南吴语和闽语都有把古知组字读为t、t'声母的，都有管房子叫“厝（处）”，管筷子叫“箸”的，这些重要的共同特征证明了吴语曾是形成闽语的源流之一。客赣方言之间也有许多共同的语音特征（如全浊声母多读为送气清音，某些浊上字读归阴平）和词汇特征（如山说岭，水稻说禾，刺说
，推说
，修理说整，缝衣说联，裂痕说坼）。本来，客家先民就是在赣北定居过数百年之久，客赣早先当是一家。
所谓渗透关系是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当然主要是强势方言对弱势方言的影响。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例如孤悬的小岛，只有一种方言，不与外人往来），任何方言的发展都是两种因素所推动的，一是纵向的流变，一是横向的渗透，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方言，这种横向作用有大有小。一般说来，交通闭塞、商品生产缺乏的地区或是方言区的中心地区受渗透的少，而方言交界处，双方言区或是交通要道上的方言受渗透就多。有时，某些方言特征可以在几个方言区连片分布，这便是区域特征。例如长江中上游的西南官话区、江淮官话区、湘语赣语区都是n-1不分，i
混入in、
混入
n，这种区域特征大概是长江大动脉的紧密联系所使然。又如广东省内不论是客方言或闽方言区都吸收了一批粤方言词（煤油叫“火水”，雨伞说“遮”，衬衣说“恤衫”，瓶子叫“樽”，大衣说“大褛”等等），这显然是粤语的强势作用发生的渗透。
2.3 整体的比较还有另外三个层级：现代汉语的比较，古今汉语的比较和汉藏语的比较
现代汉语的比较研究是把共同语和各种方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比较，主要是通过横向的比较总结整个现代汉语所共有的共时系统的结构规律。应该说，共同语的结构规律和现代汉语的结构规律并不是一回事。例如韵母的结构，普通话只有i、u、y可作韵头，只有i、u可作韵尾，m、n、
只能拼零声母用作叹词；连方言说在一起，便是所有的高元音i、u、y、
都可当韵头、韵尾，一切浊流音(m、n、
、l、v、z)都可以充当韵母并与其他声母相拼。又如“表小指爱”的语法意义，在普通话用的是“儿化”的形式，对整个现代汉语来说，还可以是儿尾、子尾、囝尾，变韵（“子变韵”“鼻化变韵”）以及变调等形式。概括地说，可以带后缀，后缀弱化之后也可以转化为韵母或声调特征与前音节合音。此外，关于基本词汇的确认，语法范畴的划分，从共同语的研究到整个现代汉语的研究也势必要有一番不小的调整。
整个汉语的比较研究是包括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在内的整体的研究。其中应该有南北方言的比较，也有古今汉语的比较，有横向的结构规律的概括，也有纵向演变规律的总结。古今汉语的演变史之中，不论是上古、中古、近代、现代，都有共同语和方言的互动，各个历史时代之间，共同语和诸方言也并非直接的承变，而必定有许多交叉。例如闽方言的基本词汇中，不仅有古代共同语（鼎[,铁锅]行[,走]汤[,热水]目[,眼睛]），也有古代方言（鲑[,吴人呼鱼菜总称]，侬[,吴人呼人侬] 
[,江东呼衣褾]囝[,闽人呼儿曰囝]），当然也有不少近现代的共同语的用词。现代普通话里也势必不同比例地继承着不同时代的通语并吸收了古代或现代的某些方言成分。由此可见，仅仅就古今通语的比较去研究汉语史难免片面；仅仅就古今方言去整理方言史也一定不周密。只有把古今南北打通，全面地进行综合比较，对于汉语结构系统的特点和演变规律才能得到真切的认识。例如关于汉语的人称代词常常听说“们”是“复数式词尾”，闽南话里加在单数式后面的-n则是一种“屈折”。其实，古代汉语的吾辈、吾侪，吴闽方言的我侬，客赣方言的我伙人、大家人都是一些合成词和词组，后面的部分是一种很实在的“群体”的概念，直到“我辈”变成“我每、我们”才开始虚化（以声母的弱化为标志）为后缀，但还没有成为“复数范畴”，只有到某些西北官话的“名词+们”，某些西南官话的“名词+些”，才能称为“复数式”的标记。
关于汉藏系语言的分类，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究竟汉语与壮侗语、苗瑶语、藏缅语之间有没有对应关系，是否发生学的关系、亲属关系，与南岛语又是什么关系？最后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是依靠古今汉语、南北方言与西南诸民族语言作比较。拿来比较的材料越广泛，方法越精密，结论就越可信。近20年来，关于汉藏诸语言如何从无声调演化为有声调的语言，已经有了几种颇具说服力的解释。关于汉藏语的同源词的研究也逐渐有了进展，到了21世纪，这些问题当是可望得到解决的。
三 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纵横两个方面及其若干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
3.1 横向比较的重要课题
就现代普通话和汉语方言作横向比较，也就是作结构系统的比较。自然照样包含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比较。这些比较，就其同的方面可以概括现代汉语的特征，就其异的方面可以认识各方言的特征。由于以往对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的结构系统理解尚欠清晰，因而所作的比较研究就往往抓不到要点，未能很好地展现现代汉语的共性及各方言的个性。以下试谈谈若干值得注意的比较研究课题。
3.1.1 语音的横向比较应该扩大眼界
在语音方面，以往的比较多限于音值的异同和音类的分混，这是受到传统音韵学的局限。从现代音系学的观点来看，音类如何组合成音节便是结构系统的重要课题。什么音充当介音和韵尾，什么音可以自成音节，声韵调之间组合的可能度有何不同？（闽北p、p'可以拼四呼，有的客家话k组不拼合口，宜丰赣语只有一种-i-介音）徽语的su
，余干赣语的
（福），究竟是什么样的音节结构，都应该通过比较放在一个共时平面系统上作出解释。还有，声类、韵类、调类和音节总数是否在现代汉语有个大体的增减幅度和相互调节补充的机制，很值得作一番考察。从汉语的特点来看，字音的变读和异读是语音系统异同的重要表现。各个方言都有一批字音的特殊变读或别义异读为外区所无，
自从双音词大量扩充之后，多音连读在许多方言里发生了声韵调的各种变化：变声、变韵、变调、轻声、儿化；但是都有哪几项连读音变，各方言的表现就很不一样，同样有的变化具体规律也有很大差异。单是连音变读的差异就大体可以把各大方言区分开来了：官话多有轻声、儿化和少量变调，吴语有复杂的变调并有“小称”，赣语有大面积的轻声，粤语有奇异的变调，闽语中闽东的变声、变韵、变调都很复杂，无轻声，闽南有轻声、变调，无变声、变韵，闽北和多数客家话只是偶尔有个别变调，概无其他连音变读。连音变读不是单纯的语音现象而是和词汇、语法规律相关的。这方面的差异是现代汉语方言中最重要的区别特征之一，这是毋庸置疑的。最后，还应该强调研究语调的重要性。不论是共同语或方言，现代汉语的语调历来研究得很不够，事实上，语调也是表现语音、语法特点的重要手段，现代汉语的语调有共同特点，各方言之间也有很大区别，今后也是应该加强比较研究的。
3.1.2 词汇的横向比较应以特征词研究为中心
较之语音学和语法学，词汇学是现代汉语研究中最薄弱的。如何建立现代汉语词汇学更是有赖于共同语和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对于词汇系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核心词——基本词——派生词——一般词的同心圆系统。研究现代汉语的核心词——基本词不能单考察共同语，而必须包括方言。基本词当中有些是古今南北没有区别的，各方言共有的。例如：头、手、风、水、牛、羊、来、去、红、白等等。但是也有一些基本词是有方言差异的，如：看（望、觑、睇、
）、桌（台、盘、床）、房（屋、厝、处）、吃（食）、穿（着、颂）、站（立、徛）、玩（耍、嬉、嫽、白相、客聊）、儿（子、崽、囝）、拿（拈、驮、）、找（寻、讨、揾、
）、不（勿、弗、唔）。应该努力找出各方言特有的特征词——常用的，有构词能力的、区内一致、区外特殊的方言词。一定批量的方言特征词是划分方言区、考察方言间亲疏关系的重要根据，也是研究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基础材料。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中，方言有别和各区一致的各有多大比例，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很值得考察和研究的课题。在词义方面，有原生义——基本义——引申义——派生义的系统。各方言的义项分立和引申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和步骤，经过比较综合起来，对于最重要的义类（词族）的词义分化和整化便可以得到明晰的认识。此外，词汇系统的比较研究还应该有造词法的比较研究。造词法是词汇学的分析，和语法学的分析——构词法是不同的，究竟如何进行分类，至今还未有一致的看法，如果把各种方言在造词法上的异同作一番综合分析，也许就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不论是词汇系统的研究，词义系统的研究或是造词法系统的研究都应该以方言特征词的研究为中心。把共同语和方言在基本词汇上的异同弄清楚了，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也就弄清楚了。
3.1.3 语法的横向比较应该加速步伐
语法研究的取材原先局限于现代书面语，后来也从口语找句例了，但总是就普通话研究普通话。方言语法常常是作为冲击、干扰共同语的语法规范的匡正对象来研究的。书面语的语法规则不能没有一定的规范，方言语法对某些写作的干扰是应该研究、应该限制的，但也不要视为洪水猛兽。在一定的语用场合和语体风格中，有时还是允许出现的，因为它有特殊的表现力。作为科学语法来研究，方言的语法现象不仅不应受排斥，反而是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的。因为方言书面语难寻，若非本地人，对于方言语法的研究往往不能十分贴切。近十数年来，方言语法的研究受到重视了，也陆续出了一些研究成果，这是可喜的现象。关于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课题，现在还很难开出一张高质量的清单，只能提供一些思路。从近年来发掘出来的材料看，重叠在不同的方言里大有文章，有的方言大多数词类都可重叠（如山西娄烦），有的方言甚至有词组和句子的重叠（闽语潮汕话），看来除了全重叠式，还应该有半重叠式，所谓的“分音词”、“切脚词”、“定声叠韵”、“定韵双声”都是一种半重叠式。重叠式、半重叠式的广泛应用显然是汉藏语的特点之一，它所表现的语法意义很值得深入深究。关于词缀也有许多现象需要研究：“子、儿、囝”等名词后缀是如何扩大使用为谓词后缀（好好儿、慢慢子、轻轻囝）的？晋语的“圪”头表示的是什么语法意义？“石头牯”、“虱嫲”之类不表示“性别”是否也算是后缀？词缀用久了是否有“泛化”的趋势？虚词肯定是语法研究的重点，不少虚词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从实到虚有没有断然的界线？是否有“中介”“兼类”现象？有的方言某些句式以不用介词为常，有的则叠用了几个介词，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还有语序，有的是规定性的，有的是非规定性的，两可的当中有的是方言固有的，有的是外来的，如何加以区别？“说不过他／说他不过／说不他过／勿会说得伊过”是同义异构吗？连同方言现象一起考虑，现代汉语语法的理论体系是否要伤筋动骨，现在还很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