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这篇论文以梁鸿作品《中国在梁庄》的文本为基础，探讨文本内部存在的双重复调：“自我”与“他者”的叙述样式使得结构灵活，语言多变；非虚构性创作要求下呈现的梁庄表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色。这篇论文根据复调理论，以跨学科的眼光参照社会学阐释进行文本解读。
关键词：梁庄；梁鸿;双重复调；非虚构
“复调”运用在文学批评上，始于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小说诗学特征的概括。简单而言，作者放弃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让作品内部多种声音和意识各自发声，形成多声部的效果。抛开《中国在梁庄》的“非虚构”外壳，六年后，重新深入文本肌理内部，《梁庄》无疑充斥着双重声调。
一、乡村叙述：“自我”与“他者”
传统的作品都由作者作为惟一叙述人，从作者本身的经验感受出发来架构文本，或采用第一人称，或采用上帝视角，作者作为隐形的讲述者存在。而在《梁庄》一书中，叙述的概念被替代为“述说”，即在述说中开展叙事，存在多个发声者。有N个述说者，就有N个独立完整的情节，就有N+1个声音，“1”指的是主叙述人梁鸿。因此，《梁庄》采用的叙述模式是双重的：梁鸿发声和非梁鸿发声。梁鸿在前言中说，“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1）放弃先验观念意味着作者放弃原有立场，在发现乡村真实图景后，再进行后发式的思考与总结，让“他者”发出声音处于文本中心地位，而不是以“我”的思考顺序作为篇章结构的逻辑顺序。 “自我”与“他者”这二重声音相互推动，即主叙述人与特定叙述人以平等的姿态进入单独文本内部。
梁庄的整体叙事架构是作者先进行人物实地访问，再将采访对象的叙述语料进行完整的重现，在成书的具体操作上，用不同字体格式显印，造成明显的说明性区别。有一个“我”是特定的，即作者，她以“介入”的姿态进入梁庄生活内部，不断走访、记录，与不同的梁庄人接触，记录他们的真实生活图景。这可以看作是一部以主叙述人的回忆、活动、感触为主的“梁庄采访录”。这样一个“我”是恒定的，而“他者”则不断变化，不同的人进入相应的篇章，每个人都有首尾俱全的生活悲喜，形成叙述上的完整性。若干个小人生经由“织网人”梁鸿相互连缀，形成经纬，最终呈现出梁庄的整体面貌，而无数个梁庄则辐射出一个真实的乡土中国。这种“自我”与“他者”对话的叙述方式使得结构上既齐整有序，又灵动活泼，有一种节奏跳跃的松紧感。“一方面，人物访谈的形式使得叙事者仿佛隐身事外，把叙述权利出让给故事的当事人，在多样的人物视角下罗织丰富的一手材料，并同过第一人称自叙的方式展示材料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这种形式也拓宽了叙事视野，对于梁庄生存面貌的书写随着人物视角的转换得以在时空的维度里开拓、延展，在精神上深入开掘，既丰富了内容又兼顾了真实。”（2）
而在单独篇章中，采访者退居次位，被采访人作为叙述主体，这样，主叙述人不断进入叙述，又不断退出叙述，形成叙述角色上的参差。“自我”与“他者”各自发声，形成了叙述感的断裂与剥离，“我”的经验层次与“他”的生活图景形成基于不同生存环境、精神高度上的相悖。“我”或为旁观者，或为“在场者”，由此形成读者观感上的丰富性。叙述节奏上，情节归情节，说理归说理，显得错落有致，灵活整饬。
不同的声音必然带来不同的“口音”,作为在结构上起串联作用的主叙事者，作者的叙述语言必然会呈现两种状态：调查者的冷静客观和归来者的温情悲悯。这与作者本身的知识精英身份是分不开的，作为有责任感的记录者，她要为乡人立传，必须要排除自己的主观情感，尽量进行生存实录，并结合时事政策进行分析讨论，因此呈现出理性严谨的叙述风格。然而返归故里，她不由地放柔声音，去描写记忆里荷花开遍的坑塘、果实累累的枣树，优美细腻的笔触呈现出美文化的温暖色彩。冰冷与温暖，说明与描写，议论与抒情，文笔对抗消融于作者的写作过程中：她并不急于定调，也不急于区分，她追求的是非虚构创作中的“行动的力量”，因为参与，所以无法置身事外，因为非虚构，所以要杜绝过分情感化。
与此同时，知识人的叙述语调和乡民的叙述风格又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一个以都市语言（普通话）为主，一个有着地方特色（方言），一个显出知识话语的审慎、优雅，一个显露出村野话语的直率、粗犷。丰富的叙述容量造就了叙述风格的多样化，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背景，虽然都是梁庄人，即使在完整的“一”属性下，又分化出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个性。 “自我”与“他者”在文本中或相互对话，或自说自话，加强了文本的真实性，又在审美上显现出结构的精致，语言的丰美。
二、乡村呈现：“传统”与“现代”
这里的“乡村呈现”指的是从不同叙述人口中透露出的零碎景象所构建的一个完整的梁庄现实图景，即《梁庄》展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梁庄。呈现的结果是对梁庄进行未做任何价值判断的真实记录，显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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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纷繁的采访资料和多样的调查成果，作者必须要进行适当的取舍才能呈现出最为完整、最具代表性的梁庄现状。邢小群认为梁鸿看待梁庄的视角分别为“历史的视角、现实的视角、心理的视角、性别的视角。”（3）无论从什么样的视角出发，梁鸿的主要关注点都是生活在村落世界的各色乡民,因此要想阅读梁庄，必须要阅读梁庄人。
整本书共有八章，第一章《我的故乡是梁庄》和最后一章《何处是故乡》以作者的经历和感受为主，起说明性和总结性的结构作用。这两章形成了一个反向的问答，作者在一开始笃定梁庄是自己不容置喙的精神故土，然而深入梁庄内部，她却发现已有的故土经验和梁庄的当下面貌产生相悖，在文本最后，她发出了失乡人的疑问：何处是吾乡？抛开作者的感性经验不谈，她进入梁庄的方式是以一系列的社会学词组展开的。第二章《蓬勃的“废墟”村庄》描写“环境”，自己所见到的乡村外部景观。第三、四、五章以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为主，分别为《救救孩子》、《离乡青年》、《成年闰土》。第六章考察乡村“政治”，第七章呈现宗法“道德”。在每一章节中，她通过采访几个不同境遇的人，从他们各自经历出发对同一主题进行相互补充和反复加强。
上述元素搭建的梁庄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整体特色，或者说，梁庄在“传统性”与“现代化”两个方向的拉扯下，内部充斥着两个声音的辩驳：保留传统面貌还是加速现代化进程？“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就是现代化。”（4）现代化使得乡土社会经历了经济、政治、道德上的面貌改革，然而，“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5）前言中的一句话，表明乡村现代化的速度已远远落后于城市，这和“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6）的传统认知相悖—乡村的地位已从国家中心被逐渐边缘化，乡土体系已产生更迭。
这首先表现在环境的恶化上。在传统认知中，乡土社会该是与自然最亲近的所在,费孝通认为土地是在乡土社会中占有最多数量的神,这是因为人们以务农为生，土地是他们最大的财富，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梁庄的土地存在着巨大的伤口，为了挖土烧砖，人们平地掘三丈,土地的产值难以负担农民的物质生活，土地不再是人们的信仰，人们或掘土造厂，或挖河掘沙。这造成了水土的大量流失，留下作者诸多美好回忆的坑塘、河岸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充满腐臭的泥洼和汹涌的急流。梁庄蹒跚地从农业向工业迈步，当土地不再是乡下人的“命根”时，费孝通笔下传统的乡土中国将会转型，首当其冲的，是外部环境的恶化。
这种变化带来的是人的失落。逐利的后果是梁庄成了“废墟”，中、青年不断从梁庄出走，遍布全国各地。当农业不能完全作为谋生手段时，人对土地的黏着性也就消失了，出走是必然。出走造成了梁庄建筑的大片塌陷，人的生活痕迹不断被抹去。人们的聚居方式也从“逐沃土而居”的圆形结构变成了沿着公路而建的线状结构，梁庄几乎成为了一座空心村。失去人气的梁庄，也就失去了内在的生命力。出走也带来了人们精神的失落，传统的家庭聚居模式被打破，一家人分居两地，青壮年走向城市，留下老人带着孩童守在乡村。作者的开蒙学校梁庄小学已沦为养猪场，曾经“育人”，如今“养猪”，无疑是对现代化最辛辣的讽刺。“向上”的村庄精神已然涣散，教育、文化失去了崇高感，人们失去了对知识的信心。这些都是现代化带来的结果。
如果说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是最容易受到影响并最先产生变化的，那么深埋在人们骨子里的道德观念、宗法信仰这些心理结构则保留了更多的传统根性。这里的传统根性，指的是中国农民在历史进程中，通过代代经验传承而固化的心理认知和行为模式。前五章多描写的是梁庄发生的巨大的现代性改变，而从《被围困的乡村政治》、《“新道德”之忧》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乡村政治和道德理念的新因子，而更多的是看到其中显露的传统根性。在乡村政治生态中，梁庄仍是由“血缘”联系形成的宗法社会，主要由两大姓——韩姓和梁姓人员组成，政治图景主要是通过几个不同角色的政治精英的讲述呈现的，他们分别是不断被卷入政治斗争的底层乡民“父亲”、原掌权者老支书、现任村支书和县委书记。在这样以“血缘”为基础的政治生活中，虽然表现出随着国家政策变化而产生的新特点，但仍然摆脱不了长久以来“人情政治”的特点。在乡村维持秩序所用的力量，不是现代的诸如“法治”“规范”这样的新名词，而是基于人情基础上的信任，信任宗法评判，人们产生信服，而这，就是乡村政治中特殊的“基层经验”。
在道德观念上，即使从外部物质环境上完成了去乡土化，有些精神文化已经逐步消失，却无法从根本上完成思想观念上的“进城”。在触及到传统宗法道德底线时，人们甚至会自觉抵制可能对传统造成威胁的精神变动。对现代化潮流下中国内部思想变迁的警惕，乡村有着自己的原始正义和精神图谱，这些固化的道德观念包括养儿防老思想、丧葬观念、家长权威观等。比如为了在“火化”的国家政策和“土葬”的丧葬传统中找到平衡。这些属于农业文明的“老道义”显然和现代化的要求不相符合，却有着坚实的心理基础。乡村文化、村庄生活场具有净化功能，这些“老道义”在“现代化”的拉扯中，仍然坚固地存在于乡人的精神底色中。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一个正经历变革的乡村，梁庄成了一个“模糊”的存在，即传统又现代，或者说，既“反传统”又“反现代”，这种双重的复调构成了梁庄的可解读性。
非虚构创作话语下的《中国在梁庄》则是一部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文学作品，其中出现的乡村世界已难以精确描述，处于变动中的乡土社会有着多样的品质，因此也就有了复调的出现。《梁庄》取得了“真实性”的非虚构创作要求和“精美”文学品质构建的双重胜利，其文本内部充斥两相驳斥却又在整体文本下和谐归一的双重声调，无论是叙事结构上的“自我”与“他者”言说，乡村内部的“传统”与“现代”辩驳,都为新时期乡土作家如何进入乡村，脱离书斋想象和二手材料，展现当下的真实中国，非虚构创作者如何建构文本，避免纯粹分析，抵达文学品质提供了有益借鉴。
注 释
（1）梁鸿：《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XI页。
（2）王丹菁：《梁庄：“非虚构”如何抵达真实》，《学语文》，2013年第3期，第73-74页。
（3）邢小群：《多维视角里的乡村现实——谈<中国在梁庄>》，《名作欣赏》，2011年第19期，第113页到116页
（4）程贵铭：《农村社会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248页。
（5）同（1），第X页。
（6）费孝通：《乡土中国》，第3版，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1页。
作者简介：丁璐（1993—）：女，汉族，江苏省宿迁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论文作者:丁璐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4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9/6
标签：乡村论文; 传统论文; 乡土论文; 作者论文; 中国论文; 视角论文; 文本论文; 《文化研究》2016年4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