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关干预主义政策的奇谈怪论(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奇谈怪论论文,美国论文,主义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另一种道德论点指出，美国应该干预叙利亚内战，因为这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成千上万平民已经死亡。平民在叙利亚正在死亡，这当然令人深感遗憾，但干预仍然没有多大意义。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参战理由，也没有任何终结这种局面的可行战略。要是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美国卷入这场冲突很可能会拖延战事并徒增痛苦。 叙利亚处于一场残酷内战之中，而且它必然涉及大量平民的伤亡。在叙利亚这样的事例中尤其如此，那里存在着尖锐的种族和宗教分歧，而且战斗往往发生在城市地区，从而加大了额外损害的可能性。 不管怎样，叙利亚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种族灭绝或者对特定群体的系统谋杀。干预主义政策的支持者都喜欢把阿萨德描绘成现代版的希特勒，并坚持认为这是西方的“慕尼黑时刻”，暗示若不立即加以惩处，阿萨德将会进行大规模屠杀。这是最糟糕的夸张手法。虽然阿萨德的确是残暴的独裁者，但他并没有干像希特勒那样的恶行，希特勒在一场扩张领土的残暴运动中杀害了2000多万名平民，而且若是他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被杀害的平民数量还会增加几百万。如前所述，约4万名平民死于叙利亚内战，而且反叛者杀害了其中的许多受害者。 最后，阿萨德动用化学武器几乎不能证明以道德为由的干预就是正当的。化学武器部分应对叙利亚平民的死亡负责。何况，用毒气比起用开花弹杀人更可怕和更恐怖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 美国不仅没有进行干预的道德理由，而且也没有结束这场战争的战略。即使奥巴马在2013年夏天威胁要轰炸叙利亚时，他也强调打击将是有限的——“难以置信的小规模”，这是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说法——而且并不是旨在推翻阿萨德政权或者结束内战。这一有限的轰炸战略同阿萨德是必须立即加以惩处的当代版希特勒的说法肯定存在着矛盾。当然，美国如今参与了旨在解除阿萨德的化学武器而不是消灭他的谈判。事实上，如果谈判获得成功，那么阿萨德继续掌权的可能性会增大。而眼前更为重要的是，谈判并非旨在结束这场冲突。 在美国的体制下，人们普遍相信华盛顿有能力解决困扰着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的问题，而且相信成功的关键是让那些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 这在叙利亚当然不是真的。美国没有结束那里冲突的可行战略，更不用说把叙利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了。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在选择试图除掉阿萨德时，就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无论结果怎样，华盛顿本不该插手叙利亚事务，而应该让叙利亚人民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埃及，自2011年1月爆发针对时任总统穆巴拉克的抗议活动以来，奥巴马政府一直试图从微观上控制该国政治。由于抗议活动势头增大，美国便介入并帮助将穆巴拉克赶下了台。奥巴马当时表示欢迎埃及走向民主，并且支持选举产生的新政府，尽管穆斯林兄弟会左右着这届新政府。 在上任仅仅一年后，作为兄弟会一名成员的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总统就处于埃及军方和大批公众要求其辞职的巨大压力之下。对穆尔西就任总统从来没有热心过的奥巴马政府介入了这一混乱局面，并且对总统垮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穆尔西被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将军(Abdel Fattah el-Sisi)所取代，后者是一位沿袭穆巴拉克传统的强人。 迈出这一步，美国其实就在扶植一场推翻一位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的民选领导人的政变。埃及新政府随后转而对付兄弟会，杀死逾千人，并且将穆尔西送入了监狱。奥巴马政府漫不经心地试图阻止这场血腥镇压，但失败了。此外，尽管美国的法律要求对任何用军事政变或法令废黜正式当选元首的国家削减大部分外援，但奥巴马政府在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的15亿美元援助中只削减了一小部分。 过去三年插手埃及政治的最终结果，是美国遭受到比之前更普遍的鄙视(这说明了某件事)。兄弟会及其盟友厌恶美国帮助推翻穆尔西并在其成员被杀害时袖手旁观的做法。军方和许多平民不喜欢美国支持掌权时的兄弟会。最为重要的是，奥巴马政府帮助除掉了一个独裁者，却没料想让另一个独裁者取而代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帮助推翻了一位合法当选的领导人。 奥巴马也许对埃及局势处理不当，而且本该运用一项不同的战略，但人们很难看到华盛顿在埃及(或叙利亚)采用本该带来圆满结局的不同方式。 发生在两个国家的情况只是一幅更大画面的一部分，这幅画面刻划了充斥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社会工程学的失败尝试。只要看一看自“9·11”事件以来美国的记录就行了。美国用武力干预并推翻了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权。每次，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都以为自己能够帮助建立一个对美国友好的和稳定的民主国家，但他们每次都失败了。严重不稳定在这些国家是一种常态，虽说巴格达、喀布尔和的黎波里的政府对美国都没有明显的敌意，但它们也决非是十分友好和合作的。 因此，如果看看美国过去二十年在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表现，那么比分就成了0∶5。华盛顿似乎有一种离奇的功能，专门接手某种糟糕的局势并使该局势变得更糟。这种惨淡纪录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任何社会实施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学都是一项极其复杂和艰巨的任务。而且美国在海外干预时所面临的情况特别令人生畏。它总是干预那些知之甚少、而且它的存在早晚可能引发怨恨的国家。此外，那些地方通常因派别对立而陷于分裂中，而且一旦政府被推翻，不是发生冲突，就是引起社会动荡。 美国在埃及和叙利亚这样的地方应该只是接受这一残酷现实并尽力让情况有所起色吗？不，这些国家对美国毫无战略意义，而且谁在开罗或大马士革掌权都行。而即便这些国家的命运对美国安全的确会产生严重后果——这对波斯湾地区主要产油国来说是真的——谁统治这些国家依旧并无多大意义。 美国拥有同各种政治领导人合作的悠久历史。事实上，它在第二次世纪大战期间和冷战后期分别与斯大林和毛泽东有过密切合作。此外，华盛顿与当选领导人相处并不总是很愉快，这就是美国拥有一项推翻所不信任民主国家领导人长长的纪录的缘由：1953年伊朗的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ed Mossadegh)、1954年危地马拉的雅各布·阿本斯(Jacobo Arbenz)和1973年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暂且就先说这几例吧。 但这些都是错判之举，因为华盛顿本来能与这些当选领导人合作，正如它同形形色色的独裁者合作一样。毫无疑问，领导人有时是带着革命热情和对美敌意上台执政的。但一旦这些领导人在面对现实行使内外权力之后，那种热情便逐渐消失了。此外，美国是极其强大的，且在与他国打交道时几乎总是有着大量的手段。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外国领导人同山姆大叔相处是最理想的，特意挑起一场战斗并无多大意义。这一切并不是要否认美国的利益有时同他国的利益是相冲突的，但也不意味着一方领导人要对对峙局面负责。 总之，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干预他国并影响它们采用何种政治制度或者由谁来统治。聪明的战略是让他人自行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然后用胡萝卜和大棒来培植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各种关系。 就埃及和叙利亚来说，让美国对干预嗜好感到如此不安的不只是它们没有什么战略意义或者美国常常无法达成目标。而代价也是巨大的，特别是经济和人员上的，以及对该国自由民主制度所造成的伤害。 追求全球统治地位的战略性代价其实并不算大。让华盛顿干预埃及和叙利亚等国政治是愚蠢的，它们的乱局并不会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削弱美国的安全。美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所以它可以胡作非为而又不危及安全。“单极时刻”，加上美国的地理位置和核武库，为不负责任的行为营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而领导人则迅速地利用了这一点。干预主义政策的一个显著的战略性代价是恐怖主义问题。但这种威胁并不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为何美国从一开始就能推行促成该问题的相同政策的缘由。 不同于这些战略代价，全球统治地位的经济代价一直是巨大的。首先，美国必须维持一支装备精良的庞大军队，使基地遍布世界各地，以便能够在地球任何地方实施干预。毫不奇怪，其国防预算让其他国家都相形见绌。例如，美国2012年的防务开支(6820亿美元)超过了其排名之后10个国家防务开支的总和(6520亿美元)。庞大的国防预算占到美国政府开支总额的20％左右，与花在社会保障上的开支几乎一样，与花在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上的总开支大致相同。而且美国自2001年以来已进行了数场战争，这可能最终要花费惊人的4万亿～6万亿美元。 “9·11”事件以来花在防务上的庞大资金数量已经大大促成了美国的巨额国债，国债总额如今超过了16万亿美元。这种债务已成为拖累美国经济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依旧如此。花费在追求全球统治地位上的所有相关资金都是有重大机会成本的。浪费在不必要备战和开战上的数千亿美元本可以花在教育、卫生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还有一些国内领域如果能够拥有额外的资源，便会使美国变得更加繁荣和宜居。 推行帝国政策随后还会付出人员代价，主要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不同于经济代价是由几乎所有美国人来承担的，人员代价则由美国社会中的少部分人来承受。因为美军全是志愿兵，人口的约0.5％在军队服役，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则有超过12％的人口是穿军服的，那意味着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打仗的绝大多数美国人从没有穿过军服，而打过仗的人则更是寥寥。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斗已经让美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尤其是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这两场冲突中，迄今已有6700余名军人丧生，还有5万多名军人在行动中受伤，其中约22％是脑创伤。此外，正如战争中经常发生的一样，许多战斗人员遭受了心理上的创伤，因为他们回国时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抑郁症。退伍军人事务部在2012年秋天报告说，24.7万名参加过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已被确诊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中许多士兵已参加过多场战役。 2002～2009年，美国军人的自杀率提高了80％，同期的平民自杀率仅提高15％，这根本不足为奇。而且在2009年，伊拉克战争老兵的失业率是典型美国人的两倍。除此之外，战后回国老兵面临离婚、家庭暴力和虐待孩子等家庭问题的几率要比远离危险地带者高4倍左右。总之，最近参战过的少部分美国人已经为服役付出了巨大代价，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穿军服，也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声称这些人员代价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但它却是美国在“9·11”事件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伊拉克战争是不必要的：萨达姆并没有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使拥有这类武器也是能被遏制的，正如美国在冷战时期遏制苏联一样。2001年秋推翻塔利班是必要的。而一旦目标实现——很快就发生了，而且死亡的美国人也很少——美国本该离开阿富汗且不再插手。但恰恰相反，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加大了对阿富汗的赌注，使它很快就变成了另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其次，这两场战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美军占领10年后撤离的伊拉克如今正徘徊在内战边缘，对美国的愤怒情绪在伊拉克国民和领导人中挥之不去。在阿富汗，无能的领导人一直在损害美国为安抚和稳定该国所做出的努力。当美军最后离开时，阿富汗各地无疑会重燃战火，而塔利班将会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力量。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始终是徒劳的。 认为这些战争不值得一打的最后理由是大多数美国人都这么想。不妨想想伊拉克的情况。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华盛顿邮报》的民意调查显示：“2004年2月，伊拉克战争开打后还不到一年，有50％的美国人说这场战争是不值得打的；同年6月，这一比例达到了多数，而且一直停留在那种水平，在之后9年所作的52次民意调查中只有三次是例外”。在伊拉克战争在2007年4月处于最不利局面时，有66％的美国人说这场战争是不值得打的。同样，在2009年12月奥巴马下令增兵阿富汗时，皮尤的一项民调发现，只有32％的美国人支持该决定。此外，只有56％的民众认为2001年入侵阿富汗的最初决定是正确的。 也许要求干预埃及和叙利亚这些国家的最大战略代价是对美国社会政治结构所造成的伤害。人权和法治在一个保持庞大和强大军队且嗜战成性的国家中是不可能进展顺利的。鉴于美国自冷战结束后每三年中就有两年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也就不用奇怪，盖洛普的新近民意调查发现，有71％的美国人认为《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会对美国的现状感到失望，而在2001年却只有42％。 美国干涉主义外交政策的一个不良后果是总统及其副手同公众交谈时有撒谎或者至少是歪曲事实的强烈动机，这部分是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因此让美国人支持不必要的战争是很难的，这就是布什政府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不得不发动一场欺骗攻势的缘由，它也说明了为何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常常把阿萨德和萨达姆等比作希特勒，即便这样做毫无根据。 撒谎在某些情形下是政府需要向公民隐瞒非法的或者违反宪法的可疑活动。例如，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2013年3月12日在国会作证时被问及“国安局收集数百万或上亿美国人的各类数据吗？”他回答说“没有”。很快就表明他是在撒谎，他在数月之后致信国会承认自己撒谎：“我的回答显然是错误的——对此我表示道歉。”他后来说可能以“至少失实”方式回应了提问。虽然对国会撒谎是一项重罪，但克拉珀并没有受到指控，而且至今仍在职位上。 例举政策制定者——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对美国人民不那么诚实的其他事例也很容易。而普遍的混淆和撒谎行为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有毒的不诚实文化，这可能会严重伤害所有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撒谎不仅使得公民在选择候选人和表决问题时很难做出明智选择，而且也破坏了政策制定过程，因为政府官员不能彼此信任，而且那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此外，法治在一个扭曲事实司空见惯的世界里会遭到破坏。为了让司法制度有效发挥作用，公共生活必须保持诚信。最后，如果撒谎在民主国家十分普遍，那就会疏远公众使之丧失对民主政府的信心。 全球统治政策的另一个后果是政府势必侵犯作为自由社会核心的人权，并且践踏法治。问题的根源是，不断备战和开战并赞美动武的民主国家终将成为一个全民安全国家。具体来说，行政机构将会变得特别有权势，而这是以牺牲政府的立法和司法机构为代价的。传统的制衡将失去意义，从而导致一个帝王总统。 而不受抑制的行政机构并不只是在积聚大权。它也参与违法或暗箱行为，主要是为了避开公众的监督和司法或者国会的审查。在权衡安全和公民自由时，行政机构几乎总是偏向于安全。毕竟一国的最高目标必定是自身的生存，因为如果生存不下去，那也就不可能追求其他目标了。鉴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对被夸大的外来威胁充满恐惧，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推行危及国内自由民主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触犯法律和侵犯人权的趋势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行政机构对保密有着很深的感情。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对美国公民实施非法的或者至少是可疑的监听，他们不希望此事让公众、国会和司法部门知道。这就是奥巴马一心要严惩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和爱德华·斯诺登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向记者和泄密者宣战的缘由。奥巴马总统吹嘘自己领导着“历史上最透明的政府”。如果真是那样，那么这也是因为有了记者和泄密者，而不是坚持政府保密行动的奥巴马。 让我们更详细考虑一下全民安全国家是如何威胁美国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按照次序分为三个故事，其中第一个故事涉及隐私权，因为它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许可要求有关。一般来说，政府在没有司法授权的情况下不能收集有关美国公民的信息。通常情况下，在获得搜查许可证之前，必须有理由认为某人可能正在从事非法活动。因此，政府即便认为某人是危险的或行为不合法，若未经司法批准通常仍是不能采取行动的。 从“9·11”事件到2007年1月，布什政府显然对美国公民实施了未经授权的监听，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我们现在知道，由于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政府——主要是国家安全局——还收集并且储存了大量电邮和文本信息。虽然依照法律应限于基于国外情报的国际通信，但国安局收集的全是国内美国公民的通信。政府还定期收集数百万名美国人的电话记录，而且记录下包括通话各方的电话号码、通话持续时间、地点和次数在内的“电话元数据”。因而人们很难不认同参议员罗恩·维登(Ron Wyden)的评论：“政府收集守法美国公民的信息的权力其实是无限的。” 虽说联邦政府不时地从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秘密法院(FISA)处获得许可，但程序上存在着大量的透明和信誉问题。首先，该法院对政府及其情报机构来说是一枚橡皮图章。自1979年以来，该法院已接到了约3.4万项在国内实施电子监视的政府请求，其中只有11项请求遭到法院否决。其次，对该法院的裁决提出挑战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机密，而且是因为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机构参与这些程序。最后，正如该法院新近解密的某些文件所示，除非迫不得已，政府对该法院的警告往往置之不理。 奥巴马政府最初声称国安局秘密活动在挫败54起反美恐怖主义密谋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暗示它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事出有因，这并不令人奇怪，但这是一个谎言。国安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将军最终向国会承认他能够确认的只有一次，抓住了圣地亚哥的一名索马里移民及其三名同伙，他们曾向索马里一个恐怖组织捐赠了8500美元资金。 第二个故事涉及正当法律程序，这是美国宪法保护的核心，而且被看作是法治的支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统的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已经变得很可笑了，因为它适用于反恐战中所谓的敌方战斗人员。美国在“9·11”事件后在阿富汗和在其他地方开始围剿可疑的恐怖分子，同时布什政府就在关塔那摩形成了一个法律黑洞，而且强烈反对被拘留者为获得正当法律程序而作出的努力。 尽管奥巴马总统为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作出了努力，但此事仍悬而未决，而且继续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一个泥潭。例如，在依旧被关押在那里的164名囚犯中，有84名囚犯在2009年被消除了嫌疑等着获释，却依旧被囚禁着。还有46名囚犯因证据不足无法起诉，但政府仍拒绝释放他们，因为他们被认为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这种武断的、前所未有的无限期拘留政策公然违反了美国正当法律程序的传统观念。 更糟的是，布什政府制定了臭名昭著的非常规引渡政策，有价值的囚犯被遣送到有着可怕人权记录的国家，将遭到拷问和审讯。而且中情局似乎也在欧洲的所谓黑屋以及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的监狱中拷打囚犯，这种行为显然违反了禁止酷刑的美国法律和国际法。 这种不光彩把我们带进了第三个故事。因为让奥巴马政府起诉或者释放被拘留者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对于捕捉新犯人并将之投入关塔那摩监狱进行无限期囚禁已经了无兴趣。相反，奥巴马已决定一旦发现嫌疑犯便就地杀死。虽然杀死相比永久关押也许较为容易，并且关塔纳摩的混乱已使美国政府饱受批评，但这项新政策的后果可能是更加有害的。 无人机在这项暗杀战略中起了核心作用。奥巴马有一份以“处置矩阵”出名的暗杀名单，而且每周二在白宫会议——被称为“恐怖星期二”——选出下一轮的牺牲者。奥巴马政府接受该战略的程度反映在无人机自2002年11月首次启用以来攻击次数的增加上。米卡·岑科(Micah Zenko)2013年5月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已经有“约425次非战场定点清除行动(由无人机实施的次数超过95％)，约有50次发生在布什总统任期期间，而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则有375次(而且次数还在增加)”。 这项暗杀战略给正当法律程序几乎未留下任何余地。事实上，中情局被授权杀死不肯定是恐怖分子、而仅仅行为可疑的年轻男性，也不管可能结果如何。要从数千英尺高空的一个平台清楚辨认出地面目标，这是很难的，因此，无人机击中无辜平民的大量事例就毫不奇怪。虽然很难获得确切数字，但很清楚的是，受害者中至少有10％～15％是平民。最后，在没有证据显示对美国构成紧迫威胁的情况下，奥巴马已用无人机蓄意杀害了一名在也门的美国公民。这一前所未有的行动引发了有关正当法律程序的根本问题，而且显示了一项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对核心民权所构成的危险程度。 中情局前局长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2012年的一则评论反映出奥巴马暗杀战略的误导程度：“现在除了阿富汗也许还有以色列，地球上再也没有一个政府赞同我们采取这种行动的法理根据。” 使得这些政策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执行并支持这些行动的国家安全精英狂热地信奉“美国例外论”。他们深信美国在道德上高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据说它是“世界之光”，山巅光明之城。正如玛德莱娜·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所言，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站得高看得远。这些精英显然没有对着镜子照照自己。要不然他们就会明白，为何世界各地的人都认为超级伪君子执掌着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为谋求全球统治地位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好处则几乎没有。这种情况在“9·11”事件后的几年里尤其真实。但外交政策机构在思考美国在世界的作用方面显然几乎没有变化。从右翼的新保守主义者到左翼的自由帝制拥护者，他们对干预世界各国的承诺并无实质性减少。 但美国公众对于充当世界警察已变得不那么热衷，尤其是当这意味着动用武力和可能卷入更多战争的时候。外交政策精英与公民之间的脱节直到2013年夏季才阻碍了追求全球霸权之举，当时奥巴马总统扬言要轰炸叙利亚。但大多数美国人很快表示强烈反对在那里动武。尽管奥巴马承诺进攻将是有限的，而且美国不会被拖入另一场战争，但如此明显的反对使得奥巴马看起来不可能获得国会的支持。正如专栏作家佩吉·努南(Peggy Noonan)所说，它是“这个国家与华盛顿之间、广大美国公众与华盛顿核心的支配性假设之间的一次战斗”。 实际上，公众说已经厌倦了美国的干预主义政策，现在是更加重视解决国内问题的时候了。根据《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2013年9月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有74％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对其他国家干预过多，现在是在世界各地少做事并更重视国内问题的时候了”。但愿对叙利亚的激烈反应是一个预兆，公众将会越来越多地对精英追求帝国使命的嗜好施加限制。 另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是，人们对美军攻打叙利亚几乎不抱什么热情。但愿高层领导和普通民众最终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于美国的安全毫无意义，既不值得一打而又必输无疑。限制军事指挥官对文职领导人及其政策的批评，这有着充分的理由。但眼下将军们却应该直言不讳。 这一切并不是说美国应该变成孤立主义者，或者应该忽略在全球力量平衡中的地位。相反，美国应该确保自己仍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核心战略利益受到威胁时，也应该动用武力。但华盛顿应该停止干预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的政治，并且更广泛地放弃干预主义全球统治战略，该战略已经造成了无休止的困境。随后我们就能开始恢复已遭玷污的自由民主原则，而自由民主原则曾使美国无以伦比，广受推崇。 选自《国家利益》杂志2014年1/2月号 原文标题：America Unhinged标签：阿萨德论文; 奥巴马论文; 叙利亚内战论文; 叙利亚政府军论文; 伊拉克战争论文; 华盛顿论文; 法律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