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浙江杭州青年的历史担当
——献给五四运动100周年
钱永祥
（杭州市青少年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00）
[摘 要 ]20世纪初，经过五四运动、“一师风潮”洗礼锻炼的浙江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北京、上海寻找新的道路。参与建立党团早期组织，在白色恐怖中坚定信仰、前赴后继，在争取民族复兴中积极开展斗争，给当代青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 ]新思想；新文化；改革创新；勇担责任；青春奉献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认真学习浙江杭州青年在百年前积极学习先进思想，大胆创新改革，努力探索拯救中华民族的新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贡献青春的历史，回顾革命踪迹，继承光荣传统，是对当代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教材。
土壤和植被的反射率与水分的波谱反射率相关性很大[14]。健康植物在1 450 nm与1 900 nm处有一个明显吸收谷，该吸收谷主要针对叶片含水量，因此，作为垂直干旱指数、温度植被干旱指数的主要计算依据（图2）。
一、学习先进思想 大胆改革创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渐增长。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一）积极声援北京学生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6日消息传到杭州，当晚，之江大学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决议通电声援、联络杭州各校一致行动。5月9日杭州之江大学全体学生和中国教员在校内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当日一师学生梁柏台写的家信中希望家人坚决抵制日货，表达爱国热情。5月12日，杭州十四所中等以上学校三千多学生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成立了杭州学生联合救国会，推荐“一师”学生宣中华为“学联”理事长；通过致当时的北京政府和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要求坚拒签字的电文等，组织学生焚烧日货，派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参与全国声援，这标志着浙江杭州青年新的觉醒。
1919年5月15日，在杭州青年的积极宣传动员下，杭州总商会召开特别大会，讲述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经过。会上群情激昂，各界商议采取联合行动，抵制日货，劝用国货。17日，杭州召开万人国民大会，强烈要求北洋政府严惩卖国贼，抵制日货。
1919年6月16日，上海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杭州派黄维时、连瑞琦代表参加会议，继续加强与全国学生的联系，积极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
（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是一个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和“与时俱进”的改革活动家，在他兼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时，将《教育周刊》改为《教育潮》，宣传民主、科学思想。他秉持与时俱进的办学理念，让学生自治会管理食堂，学生的伙食费不是交给总务科而是交给自治会，推动一师学生大胆追求新思想、新文化。在经亨颐校长的倡导下，新思想、新文化在一师兴起，青年教师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等四大金刚在课堂教学中创新思想，用白话文教学生写作。青年学生所组织书报贩卖部，在校内外贩卖《新青年》《新潮》《星期评论》《中国少年》《解放与改造》等杂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这些刊物在杭州大中学校中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得到广泛的关注。
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学生宣中华、施存统、俞秀松等和杭州其他学校夏衍等27人创办《浙江新潮》，办刊目的“一方面力把‘新思潮’传布，一方面对于守旧派……下一种诚恳的劝告，使他们渐渐的新陈代谢。诸位！旧思想的末日到了！人类解放就在目前了！假使再不趁此吸收些‘新’的学识，那么现在二十世纪上就要天演淘汰了”[1]。当时上海《时事新报》评论《浙江新潮》创刊号是杭州学生界破天荒的出版物。因为《浙江新潮》在第一期刊登傅彬然的《学生今后的方针应怎样》，第二期刊登了施存统的《非孝》，第三期发表傅彬然的《废孔》文，蔡经铭写的杭州纬成公司、虎林丝厂、武林铁工厂的工人受压迫求加薪文。这些文章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引起轩然大波，这张小报仅仅存在了三周、发行了三期便遭查禁。
（三）发动保卫新思想新文化的一师风潮
《浙江新潮》发表施存统《非孝》文章后，反对派视《浙江新潮》为洪水猛兽，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政府和军方一致通电北洋政府要求禁掉《浙江新潮》，教育厅责令经校长开除施存统，解聘陈望道等四名教员，被经亨颐校长拒绝。
1920年2月9日，省教育厅乘学校放寒假期间将经校长解职，学生代表徐白民（学生自治会评议长）宣中华等连续3次发信揭露军阀政府的阴谋，要求大家29日前回校。2月12日，全体教职员公议，要求经亨颐校长复任。学生回校后学生自治会开座谈会、召开200余人的大会一致议决，不认新校长，维护文化运动，坚持到底。3月，省长齐耀珊下达了解散一师的命令，学生们一致表示反对撤换经先生，主张挽留，不达目的，决不甘休。3月29日凌晨，几百名军警围住一师，欲将学生们强行拉出学校，学生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围坐在操场上与军警对峙。有一学生愤夺指挥刀，对警长说：“你们不肯牺牲数十元金钱，甘愿来摧残我辈，我肯牺牲生命，以全人格。”遂即扬刀自杀，被周围的人救下。[2]
杭城其他学校的学生也整队持水果食物而来，见者莫不泪下。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来自北京等地和全省知识界教育界的电文像雪花一样飞来支持经校长的浙江一师。省长被迫下令撤围，收回解散一师的命令，并同意学生提出的“任免校长须得学生同意”的要求。4月17日，全校复课，这就百年前发生在浙江大地的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
二、参与创建（早期）党团组织 勇担历史责任
经过“五四运动”“一师风潮”洗礼、锻炼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离开学校去寻找新的救国道路。
（一）北上南下出国，寻找新思想新道路
俞秀松被迫离校后，1919年12月赴北京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当时北京工读互助团信仰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在旁听北大哲学课程，接受李大钊思想的影响，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施存统被迫离开学校后和俞秀松一起赴北京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1920年3月，李大钊推荐俞秀松到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施存统与俞秀松到上海，由俞秀松介绍认识了戴季陶、陈独秀，戴季陶、陈独秀很欣赏施存统，说服了他和俞秀松“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于是二人决定留在上海，先在《星期评论》社寄身、工作。俞秀松在1920年4月4日给骆致襄的信中说到，他退出工读互助团以后，主张坚决“采用急进”的方法来改造社会。同时认为“要改造社会，终不能一时离开社会”[3]，在上海期间，他进入厚生铁工厂做工，进行调查，了解工人情况，组织工人夜校和俱乐部、工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0年6月20日，施存统在戴季陶的资助下，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学习和养病。在陈独秀等人介绍下，施存统与在日本鹿儿岛读书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施存统为小组负责人。施存统很重视马克思主义学习与宣传，曾发表《马克思主义底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等多篇文章，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因周佛海多年没有回国，由周佛海代表日本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同年8月，共产国际派张太雷来到了东京，由施存统介绍与日本共产党员取得联系；12月，施存统与部分日本共产党员一起被捕；1922年1月，施存统被日本驱逐出境，遣送回国。
（二）参与建立早期共产党、青年团组织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师风潮”后的骨干和在上海的浙江青年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沈玄庐等与陈独秀、杨明斋、戴季陶、李汉俊一起参加。
6月19日，俞秀松、施存统和陈独秀、李达、李汉俊参加在上海老渔阳里陈独秀寓所成立的共产党的会议，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并参与制定党的纲领等。
1921年秋，宣中华、徐白民和杭州女子师范的唐公宪、杨之华等几位进步青年学生，应沈玄庐之邀相继来到萧山，协助创办了农民学校，对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和抗租抗税宣传；9月，在萧山衙前村成立农民协会，发表了党成立后第一个反封建的农民革命纲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章程》。
由于基础设施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它更是关系到互联互通和双边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所以，本文将引入“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考察中国直接投资有多少是通过完善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来促进双边经济增长的，以及东道国各项制度在影响这部分中国OFDI的双边经济增长效应时是否都存在门槛效应。
今年前三季度，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强小微企业信贷供给能力，多措施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全省小微企业融资难得到有效改善。
9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便于团结进步青年，选送培养进步青年赴俄国学习，创办上海外国语学社，俞秀松担任社秘书。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成立，俞秀松任书记。在陈独秀去广东任省教育厅长后，俞秀松负责上海共产党工作，指导全国的建党、建团工作。
1922年4月，俞秀松受团临时中央委托，赴杭州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俞秀松在4月20日给国昌先生的信中写到“国昌先生大鉴：‘叠接两信，均悉，所托事大约都可以办到，青年已于昨天成立，现有27人’。[5]国昌先生就是当时的团中央负责人施存统，他说到4月19日在杭州皮市巷3号成立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已有团员27人，目前知道名字的有25位：俞秀松、宣中华、王贯三、何赤华、庄文恭(又名韩伯画)、俞尔衡、李宪仲、唐公宪、王华芬、魏金枝、倪忧天、华林、徐白民、赵并欢、金佛庄、钱义璋、钱耕莘、郭静唐、瞿文候、朱文瑞、俞庆源、邵季昂、施荣庆、傅君亮、张春浩，(缺2人)。俞秀松任书记，同时到绍兴指导团的工作。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是青年团一大前早期17个地方团组织之一。
广西脱贫攻坚当前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关键时期，各级各部门要结合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开展扶贫领域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部署，突出抓好扶贫资金监管工作。
1922年5月5日，施存统、俞秀松一起参加在广州东园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高君宇、施存统、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为团中央执委，施存统为书记，俞秀松团中央执行委员兼经济部主任。9月，俞秀松任团中央书记，同时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团中央机关设在上海。1922年底，团中央随着党中央由上海搬到北京。
（三）翻译共产党宣言，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农历春节前，陈望道受戴季陶邀请，在义乌家宅旁一间破陋的柴屋里夜以继日地翻译《共产党宣言》，4月底完成《共产党宣言》翻译工作，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将《共产党宣言》交由陈独秀。经过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8月在上海印刷出版。随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等相继出版，到1926年5月已刊印17版。
五四时期的浙江杭州青年用青春热血谱写了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为中华民族复兴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壮丽诗篇，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筹建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明确建设怎样的党、团起到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提到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便是《共产党宣传》陈望道译”[7]
1920年底陈独秀赴广东，陈望道主持《新青年》的编辑，参与《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帮助筹建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和邮电工会等，为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出了大力。一大后，党中央局要求上海、广东等地建立区执行委员会。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任第一任书记。
（四）到工农群众中去
北伐胜利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工农群众运动空前迅速高涨起来。国民党右派分子对此十分恐慌仇视。4月初，国民党右派在上海以新军阀蒋介石不断制造摩擦；4月11日清晨，黄埔系反动分子杭州公安局长章烈指挥大批军警和流氓特务，封锁包围国民党省、市党部、杭州总工会、学联会等公开机关和革命者住宅，进行突击大搜捕；11、12两日就有共产党人何赤华、宣中禅、唐公宪等30余人被捕;4月14日宣中华在上海龙华车站被捕，17日被杀害。7月何赤华、宣中禅等数十人被杀害；到15日，杭州被捕达200余人。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所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1921年5月24日，在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帮助下，杭州280余家理发店千余名工人举行持续8天的同盟总罢工，取得胜利。这是杭州工人运动史上影响较大的一次罢工。
后期时，因经历与北方异族作战，盟中人数骤然减少，风气也更为自由。盟主时常一年轮换一次，也不必特意召开比武大会。而是由现任盟主与选好的下任盟主对打一次，仪式性居多，其结果必定是现任盟主（或真或假的）落败，随后新任盟主上任。
浙江团组织积极协助党联络工人协进会、青年协进会等十余个团体成立了“浙江国民会议促成会”。北伐开始，浙江杭州青年团和学联向广东国民政府发电、发函，拥护北伐。
8月，上海共产党成立以后，陈独秀指派党内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组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发起建立，成员有8人：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叶天底、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沈玄庐。俞秀松担任书记。”[4]而以上8人中的俞秀松、陈望道、叶天底、施存统、沈玄庐5位是浙江杭州青年。当时团中央机关设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
（五）投身大革命洪流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的日本工头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中共党员)。5月30日，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南京路屠杀游行示威的中国民众。5月31日起，浙江杭州青年召开各校、教育界工商界等多个联席会议，成立“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五卅惨案后援会”，90余所学校、工商学及社会各界三次举行国民大会，发表了宣言、通电，会后举行反帝大游行。萧山、富阳、建德等地举行游行集会，罢工罢课罢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抵制英、日货，实行经济绝交、劳动绝交和大规模支持上海罢工工人的募捐活动。声援五卅运动的活动为杭州地方党团工会组织的壮大以及大革命高潮时杭州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读完黄昆岩的《教养离我们有多远》，自己由来已久的困惑顿感释然。对于急功近利的教育目标来说，“英语”是毫无实际用处的“鸡肋”。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作为一门课程的英语，也在发挥着“育人”功能。(2010年8月28日)
北伐战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
第二，学分互认。通过对双方核专业培养方案的对比，比较课程设置，开展学分互认。哈工程核学院结合培养双学位研究生的工作实际，为规范学生在国外学习课程获得学分的认定及成绩的转换，制定了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实施办法，办法中规定了学分认定与成绩转换的原则和要求、学分认定与成绩转换的程序等，确定哪些课程可以互认，替代学分。学生赴国(境)外高校学习之前，应拟定其在外学习期间的学习计划，经学院审批同意后，在国(境)外高校按照拟定的学习计划学习。学生归国后办理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手续。
1927年6月根据团中央决定，以团杭州地委为基础扩建为团浙江省委也多次遭到破坏。1927年6月至1929年4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浙江省委书记、代理书记、负责人变动频繁。1927年6—8月华少峰（华岗）任书记，1927年8—11月谢公弢（徐玮）任负责人，1927年11—12月卓恺泽任书记，1928年1—5月邵亦民任书记，1928年5—7月曹晓时任书记，1928年7—8月陈**任书记，1928年8—12月梁曼克（杨善南）任书记，1928年12月—1929年1月裘古怀（周梧秋）代理书记，1929年2—4月姚实农（饶漱石）任负责人。1929年4月，党中央决定暂时撤销浙江省委建制，团省委机关搬至宁波。
三、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青春
一师风潮以后，浙江、杭州的进步学生纷纷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革命道理和新文化。1920年7至8月，一师进步学生协助杭州青年印刷工人倪忧天、徐梅坤等人发起成立了“浙江印刷工人互助会”，12月“互助会”又在一师学生钱耕莘、魏金枝等帮助下创办杭州第一个工人报刊《曲江工潮》半月刊；还开设了工人业余补习学校，组织工人开展文化学习。
（一）坚定信仰，贡献青春
“从1927年4月11日到1937年期间，在浙江陆军监狱关押的中国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人、革命者有1508位。牺牲的有154名共产党员，4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32位中共县委书记”[8]，其中有多位共青团书记。他们在狱中坚持学习、锻炼，创办秘密小报宣传革命理论，谱写囚歌，以“总有一天红旗随着太阳照遍全球”[9]革命气概鼓舞斗志，组织越狱。他们共产主义信念坚定，革命理想崇高，面对反动派的拷打，坚贞不屈，永不叛变，与反动当局进行了艰苦、曲折、英勇的斗争，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无畏精神。
秦铁崖来京城之前，翻阅旧案卷宗，去了趟证物库房，翻出这个烟花筒带在身边。秦铁崖道：“你不叫乔十二郎，你是陆枫桥。”
这些牺牲的革命者他们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如曾任共青团杭州地委书记张新锦牺牲时27岁，团杭州地委宣传部长贾南坡(方国迪、方山)牺牲时26岁，共青团萧山县委书记后团浙江省任代理书记的裘古怀牺牲时25岁；任团杭州中心市委书记李临光（谢仲怀）年仅23岁，团浙江省委负责人徐玮（谢公韬）牺牲时25岁；其中年龄最小的是杭州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团支部书记、狱中中共特别支部书记邹子侃牺牲时才20岁，浙江医科专门学校党支部书记团杭州第二区委书记曹仲兰22岁等。
（二）前赴后续，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
在4·11反革命政变后，杭州共青团组织一次一次被破坏，一次一次重建，杭州共青团的骨干在白色恐怖中前埔后续，英勇奋斗，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青春。
1929年4月，共青团浙江省委撤销后，团中央派谢仲怀来杭州筹建团的工作。同年6月，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成立，负责联系指导邻近各县团的工作。1929年7月30日，团杭州中心市委的秘密通信处被敌人发现，谢仲怀(李临光)等领导人被捕。1930年5月，共青团中央再次派员重建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9月，领导人被捕，书记易人；11月，中心市委机关又被破坏。1930年11月，共青团江南省委决定，建立共青团杭州中心县委员会，书记由中共杭中心县委委员兼任。翌年5月，机关又遭破坏。
1926年12月，北伐的东路军进到衢州，逼近杭州城。杭州的全体党、团员在玉皇山脚下举行了大会，利用休息时间，在街头、茶馆、车站、码头等处进行“十分钟演说”，秘密组织工人纠察大队，侦探军情，破坏铁道，缴夺散兵枪械，为北伐军带路，运送军队和弹药，向北伐军提供有关孙军的活动情况和铁路军运情报。次年2月16日，在北伐军的强大声势鼓舞下，青年团工会等组织工人纠察队600余人和起义的联军士兵500多人追击溃逃的敌兵，军阀孙传芳逃离杭州。杭州光复后，杭州学生联合会和杭州总工会都公开组织青年学生和工人支援北伐，杭州闸口铁路机厂工人成功改装六辆“中山号”铁甲列车赴嘉兴参战，重创张宗昌的白俄铁甲车队，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
四、五四时期的浙江杭州青年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俞秀松在日记中清楚的记载了这件事。“6月27，星期天，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到陈独秀家，6月28日上午九点俞秀松到陈独秀家，将《共产党宣言》交由陈独秀去，这篇宣言底稿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有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校对。”“6月28日，星期一，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十点半回铁工厂……。”[6]
从建筑装饰工程本身的特点上来讲，其除了在应用功能上的要求外，装饰性是其建筑应用中的另一项重点要求。为了为装饰工程的建设和实施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前期的工作环节中，图纸设计问题是值得重视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良好的施工图纸设计质量和效果不仅能作为后期实际施工的重要参考实际依据，更能够通过在设计方法和设计理念上的更新和完善，使得装饰工程本身的综合性质量得到提升[1]。可见，施工图纸设计，对于一个建筑工程项目的装饰工程实施环节起到了显著的指导和依托作用。
（一）把自己的青春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五四时期的浙江杭州青年他们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赴北京、上海乃至出国寻找拯救中国的新思想新道路，为建立新中国积极组织先进政党、团体，深入底层了解工人农民生活，宣传先进思想，组织革命运动，把自己的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紧连在一起。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抛弃优越的家庭生活，投身革命。
李临光在告别家人的信中说“我们离开了家，并不是不要母亲，而是我们实在不能做家庭的奴隶，更不能做金钱的奴隶。”“我们这次走后，将重新过我们革命者的清苦生活，这种生活虽然不安逸，但精神却十二分快乐；在外虽吃粗茶淡饭，但比家中的山珍海味要好得多；虽然得不到你的爱抚，但得到千千万万工人们的爱抚和照顾，请你一切放心。”[10]徐玮在给家人的信中表示“我一生尽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战斗员”，充分表达了他们“人类不解放，何以家为”的革命情怀。
（二）坚定信仰，前赴后续，总有一天红旗随着太阳照遍全球
1930年8月27日，裘古怀知道最后的时刻将要到了，他奋笔疾书，给党写了封信“我满意我为真理而死！遗憾的是自己过去工作做得太少，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在监狱里，看到每一个同志在就义时都没有任何一点惧怕，他们差不多是像去完成工作一样跨出牢笼的，他们没有玷辱过我们伟大的、光荣的党。现在我还未死，我要道出我心中最后的几句话，这就是希望党要百倍地扩大工农红军；血的经验证明，没有强大的武装，要想革命成功，实在是不可能的。同志们，壮大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争取胜利吧！胜利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希望你们踏着我们的血迹继续前进！”[11]
在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当代青年要牢记革命前辈的遗言，继承五四时期青年的光荣传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实现革命前辈徐迈进在监狱写的囚歌“总有一天红旗随着太阳照遍全球”[12]的遗愿。
当然啦。你揭不开他的蹊跷,摸不着他的底细,他就万无一失呀。卢一平停一下,话锋突然一转。既使这样,我还有把握赢他,你信吗？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
五四时期浙江杭州青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统一了建团思想，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坚持了党对青年团的领导、坚持了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当代青年要以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等为榜样，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中国人民才能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实现。
（四）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使命
100年前的浙江杭州青年为拯救中华民族承担了他们的历史责任。今天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年承担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没有变。我们党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为当代青年继承革命前辈光荣传统搭建了广阔的舞台，我们一定要发挥青年敢想敢干的特点，学习新思想、新知识、新科技，不断创新改革，深入工农群众，在基层岗位中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断学习、创新，为时代添砖加瓦。作为当代青年的领导核心的共青团组织，要加强对青年运动的引导，让当代青年认清时代主题，承担时代责任，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
（五）改革创新团的机制，为实现二个百年目标而努力
100年的浙江杭州青年运动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历史阶段党团组织都要采取与时代相适应的组织机制与工作机制。在当前共青团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引导青年；用百年青年运动的历史启迪青年，用革命先辈、典型青年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青年，修身律己、崇德向善、诚信互助、礼让宽容，做有骨气和底气的中国青年。
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基层导向，以群团改革为契机，继续完善服务青年体系，深入青年，了解青年，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就业、创业、文化娱乐、家庭婚姻、子女教育等特殊问题。与社会各个方面共同营造精确服务青年的氛围。用生动、丰富、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青年参与团的活动，在自我参与、自我建设、自我发展中维护青年利益。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继续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要加强对五四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要加强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研究，深刻把握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规律；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史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为后人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留下历史记忆。
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水表安装时，有明确的技术规范要求，例如清洗管道、倾斜度控制、进水管段长度、满管运行等。在实际施工中，由于设计图纸有误差、施工技术影响，安装质量可能不达标。结合水表的使用环境，对运行条件进行模拟，随机选用3个水厂的水表，来检验水表的计量准确度。试验操作如下：
阁、杭、蜀及诸本“中居”之下皆有此四字，方从石本删去。今按文势及当时事实，皆当有此句。若其无之，则下文所谓“恃以无恐”者为谁恃之邪？大凡为人作文，而身或在远，无由亲视摹刻，既有脱误，又以毁之重劳，遂不能改。若此者，盖亲见之，亦非独古为然也。方氏最信阁、杭、蜀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今此三本幸皆不误，而反为石本脱句所夺，甚可笑也。
参考文献：
[1][2]沈自强主编.浙江一师风潮[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167，13.
[3][5][6]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编.俞秀松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55，64，13—14.
[4][7]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编.渔阳里的故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8—9，33.
[8][9][11][12]黄仁柯.陆军监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2，285，309.
[10]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杭州党史人物：新民主主义时期[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129.
[中图分类号 ]D4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297（2019）03-0057-07
[作者简介] 钱永祥，教授，浙江省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市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共青团中央原特聘青运史研究员，杭州青运史征集研室原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青年社会组织、共青团史、工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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