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产”的《青春之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歌论文,青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3年，青年出版社在吸收老开明书店合营后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建立了兵强马壮的编辑队伍。另外，在这时候还有了正规的编辑制度，主要是学习苏联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正式建立三审编审机制，二是向社会约稿，那时候叫“撒大网”。要约稿，就要制定编辑计划，包括长期的和短期的计划，到1954年，正式地把这套制度建立起来、运转起来了（注：关于中青社创建的情况和创建后编辑机制的建立的情况源自本人2005年1月对原中青社二编室即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的访问记录。）。队伍有了，制度也有了，稿源一时成为最大的问题，约稿很难，这时遇到的主要问题，一是没有生活经验的不能写；二是有经验的不一定有时间写；三是有生活经验也有时间写的却不一定会写。
事实证明，主动出击、“撒大网”的组稿、约稿很见成效。文学编辑室的所有人马按照全国的行政地理区划分成不同的小组，分别负责一定的区域，比如陈碧芳（注：陈碧芳是当年文学编辑室编辑，曾经参加著名丛刊《红旗飘飘》的编辑工作。）主要负责西北，张羽（注：张羽，1921年5月1日生于河南灵宝县，又名张甲，早年在家乡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在上海参加由中共领导的上海地下学联的报纸《学生报》的工作，1949年解放后，先后在上海参加《青年报》和华东青年出版社的工作，1953年3月，调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工作。）主要负责华东。约稿的方式就是通过当地的各类组织了解掌握该地区有写作能力和潜在写作能力的人以及他们正在着手或计划中的写作项目，然后分个别情况，逐个联系。《红旗谱》、《红日》等“大鱼”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网”住的。
一
1955年，二编室（即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吴小武（注：即作家萧也牧。他的作品《我们夫妇之间》因为描写了知识分子干部进城后和他的农民出身的爱人之间的微妙的隔阂，被认为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成为50年代初期被批判的靶子，萧本人也从团中央被下放到团中央的下属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从此，没有了写作资格的作家“萧也牧”变成了编辑“吴小武”。萧也牧号称中青社第一大才子，作为作家的萧也牧对中青社文学稿稿源的开辟立下了汗马功劳。张羽和黄伊曾回忆说：“萧也牧因为对作家队伍的情况熟，人头熟，就协助领导制定计划，陪同总编辑李庚、编辑室主任江晓天，离开北京，周游列省，把触角从共青团中央大院伸展倒全国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从新老作家那儿，组织了大量稿件，为后来若干年能够不断地出版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萧也牧作为一个作家，在他熟悉的人们中打交道，真可说是如鱼得水，活跃而有成效。”（见《萧也牧作品选》的后记））通过作家柳溪这个“渠道”了解到杨沫正在写作一部关于青年题材的长篇小说。
杨沫的这个长篇已经写了好几年，这时候还不叫《青春之歌》，而叫《烧不尽的野火》。1955年3月，她接受所在单位电影事业管理局剧本创作室的创作任务——编写反映青年生活的剧本——到天津、广州、上海三个大城市去准备创作素材，这种配合现实政治的反映青少年思想道德状况的题材的写作是更为重要的“工作任务”，虽然如此，但她更为看重的是她的这部带有更多自传风格和个体经验色彩的长篇创作。3月20日，她从天津写信给出版社的吴小武（注：杨沫和编辑之间的信件以及以下编辑张羽对《烧不尽的野火》的审读报告，来自于中青社保存的《青春之歌》的档案资料。），询问出版社是否拿到了已经写完的稿子的上半部。接到杨沫的来信后，二编室从柳溪处拿到了草稿，因为稿件过于凌乱，编辑部又找人重抄了一遍。3月31日，吴小武给杨沫回信说：稿子拿到了，还没有着手看，“因为编辑部人手极端缺少，拟待四月初《烧不尽的野火》下半部手稿寄来后，我们当即安排时间阅读”。
4月底，杨沫写完了全书，共35万字，出版社帮助她重新誊写一遍，5月5日杨沫把出版社抄写过的稿件又校对一遍后，再次把稿子寄回中青社，并给编辑张羽写有一信：
张羽同志：
《烧不尽的野火》已校好，送上，共九章，请查收。
阳翰笙同志答应在五月十五号以后可代审阅（注：请社外专家代为审稿是当时中青社的经常的做法，还作为经验，向出版总署进行过汇报。如在张羽审阅《青春之歌》的11月19日的工作日记中记载：“李晓白诗，臧克家同志审过，已送回。”），请在十号以后送给他。最好在送他时，除了写我写的信以外，也请你们自己把要求他怎样负责的话当面和他讲一讲。
我还有这样一个建议，不知妥当否？在送给他看之前，最好你们编辑部先看一看，这样在他提意见时，你们就比较先有了“底”。因为我听吴小武同志谈，你们编辑部先不看，先送给外边人看。
阳翰笙同志看后，或你们看后，对这部小说的基本意见，能否出版，请早日赐知。
杨沫五月五日
杨沫的信到达编辑部时，距离她所说的应该送给阳翰笙的时间（5月10日）也差不多了，所以编辑部已经来不及按她说的“先看一遍”，就直接给了阳翰笙。
稿子在阳翰笙那里放了几个月后，编辑部给阳老打电话，才知道阳老太忙，无暇看稿，就决定把稿子拿回来自己看，等出版社初审之后，再拿给阳老复审。杨沫在1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想到《烧不尽的野火》的命运，不禁有些愁闷。看别人一部作品还没有写好，报纸就大登起来了。而我写了四年，经过多少遍的修改，付出多少艰辛、多少眼泪的书，迄今八个月了，还没有人看。”（注：全文中杨沫日记的内容见《杨沫文集》第6卷，《自白——我的日记（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当日，杨沫给编辑部写了信：
青年出版社编辑同志：
寄给上海的信收到了。知道已经把小说《烧不尽的野火》拿了去。不知看过了没有？意见如何？我很希望早日得到你们的指导。以便修改得更好一些。
我在一月以前已经从上海回北京了。仍留京工作，不再去上海。有什么意见，请写信联系。
这部东西，在病苦和烦忙的工作当中，前后写了四年，因此，当它初步完成后，我是多么渴望能够早日得到人们的意见啊！可是，各种机会都不凑巧，因之从今年四月迄今，竟还没有得到编辑部门的任何意见，我的焦急心情想你们是能体会得到的。我盼望你们能够拨冗看一看它，早日给一点意见好么？
杨沫十一月十五日
11月19日，编辑张羽初审完毕，写了审稿意见书，鉴于从这份审读意见书，可以看出当年编辑工作的“痕迹”，同时更重要的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年的“把关者”的判断标准和对作品的好恶以及由此好恶而决定的稿件处理方式，由于篇幅关系，在此只抄录全部审读意见书的第五部分，即“处理意见”：
《烧不尽的野火》读后意见
张羽 1955年11月19日
（五）处理意见：
这部小说因为篇幅较长，我只初读了一遍，基本上是感动的。增加了不少感性知识。我想，一般青年读者也会欢迎的。如果能作适当修改，对读者是有教育意义的。这部小说整理好以后，曾由我社找人重抄了一份。作者已联系好，请阳翰笙同志审读，翰笙同志因为工作忙，一直没有看，我们才要回来先看了一遍，提出初步意见，他还是要读一遍的。我建议再送阳翰笙同志去，把初步意见告诉他，请他抽空审查，将来再把意见送作者作修改时参考。
这部小说如能大大压缩、改写，或删削掉一些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健康思想情感的地方，就会大有改进；如再能把前边所述那些薄弱的地方适当增强，是可以达到出版水平的。
建议：
1.请阳翰笙同志审查；
2.之后，把意见提给作家修改；
3.我们可以给作者一个肯定回答：修改到可以出版时出版。但不必订约。（可以出版的基本条件是：一、符合历史的真实，符合党当时提出的政策路线；二、作品的人物及其思想感情是健康的。）
（六）以上意见妥否，请决定。
同日，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陶国鉴在张羽的审读报告上签署了意见：“同意这样处理。不压缩会有副作用。作品不简洁，自然主义色彩与不健康感情、小资产阶级情调更会昂扬。”
二
张羽在11月19日写“审读报告”的同一天，又给杨沫写有一信，主要内容是说小说我们读完了，有些意见，想和你谈谈，另外，还是希望能给阳翰笙阳老读一遍。11月25日，张羽访杨沫，一是把《烧不尽的野火》给杨沫，二是请杨沫再物色人审读稿子。12月8日，张羽从杨沫家再拿回稿子，因为他得到阳老的电话，说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欧阳凡海（注：欧阳凡海，早年曾留学日本，是“左联”时期的老作家、文艺理论家。在审阅杨沫小说的时候正身患很严重的肺病。同时他还在做着一件很大很艰巨的工作，就是写作继他的名著《鲁迅的书》之后的另一部关于鲁迅的著作——《关于鲁迅是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愿意帮助审读稿子。第二天，张羽给在颐和园休养的欧阳凡海写信，对欧阳愿意帮助他们审读稿子表示谢意。同一天，杨沫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小说找到了出路，阳翰笙同志介绍给中央戏剧学院的欧阳凡海同志去看。”12月15日，张羽到颐和园访欧阳凡海，把《烧不尽的野火》交欧阳审阅。
一个多月后的1956年1月26日，欧阳凡海把审读完的《烧不尽的野火》送回出版社，当天，出版社送欧阳凡海200元审稿费，欧阳不收，又把钱退了回来。出版社把钱暂时存在财务科，准备过几天再送去。
欧阳对《青春之歌》的审读意见足有六七千字，当然，不只是长，而且处处说到了“点子”上。虽然欧阳在末尾说：“为了赶人进城的时间，上面的意见，写得还是有些匆促的，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一定很多，也许一方面挂一漏万，另一方面又言过其实，对作者不但无益，反而有害，这是我所担心的。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是主要原因。我希望大家只把这些意见当作一个普通读者粗浅的读后感。”（注：见《对于青春之歌的初稿意见》，欧阳凡海。）当然，这只是欧阳先生的谦虚的话。
从欧阳的意见书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审读是认真的，分析是深入的。正是他提出了张羽的审读报告所没有提到的更核心的问题，也是欧阳认为的小说“最大的第一个缺点：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于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鉴于欧阳这段分析的“经典”性，特抄录如下：
四、此稿最大的第一个缺点：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于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从林道静的出身看，她的性格，可以从两方面形成，即自小受虐待歧视的一面，和地主家庭生活、学生知识分子的一面。前者应该是她各种革命品质的发源地，后者则形成她的各种缺点。作者在这两方面的发掘都很不够。作者没有随时紧密联系前者，大量发掘她的积极方面，也没有充分做到不留情地多方面具体揭露她的消极的一面。以小资产阶级做主人公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对小资产阶级有足够的批评，而这位主人公，如果是走到革命方面去的话，那就必须使人明快地看出她在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改造教育下得到进步的各种具体情形，那才能对读者有教育意义。在林道静的性格中，有其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她如何在无产阶级的教育下，发展了积极的一面，从而如何和消极的一面发生激烈的矛盾斗争，如何在实际生活中碰钉子、得教训，如何经过痛苦的自我改造，一步步向前提高等等，都应该有鲜明的刻画。当然，我知道作者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而且作者在作品中有过这种努力。（如550页，作者用晓燕的口，说到道静一些进步，说明作者是想表现主人公性格的发展的，但作者对于作品中主人公的发展，应把这种侧面透露的手法作为补助办法，只有和刻苦的正面刻画相结合，这种补助办法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所说的是这种努力太不够了，还远达不到要求。作者所写的林道静的进步，多半是从书本上、从卢嘉川和江华的说教中得来，没有着重地通过生活的具体环节去具体揭露她的缺点，刻画她克服缺点的改造过程。有若干地方，作者也想通过生活去写出林道静的发展，如写林道静在狱中的生活等，但是联系她性格的那些具体方面的发展，并不明确。实际上，作者对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的缺点一面，揭露的并不多，多数地方是采取轻描淡写的办法，因为缺点没有大胆揭露，当然也就没有可能去有效地描写她性格中的两种矛盾因素的斗争，及沿着这一斗争的她性格上的鲜明发展了。
联系张羽对作品的“审读报告”，两者的基本观点大致相似。但显然欧阳对“阶级分析法”的运用更为“成熟”。双方都认为作品应该对主人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的一面进行批判，但出版社的办法显然是“粗陋”了一些。即是简单的排除法，认为应该尽量洗刷，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卿卿我我的东西清洗掉，尽量削弱这些“消极”的东西，使得骨干更清楚。而欧阳的办法是“增加法”，增加的东西就是欧阳一再提到的“具体”，增加具体的细节，来具体地刻画主人公性格中相互矛盾的两种“阶级来源”的斗争和正面性格的发展。
欧阳的意见内容很多，关于小说“整体的”问题就谈到了十条，另外，还谈到了十七条“个别毛病”。但是，这样一个很丰富很深刻很具体的意见书倒可能是《青春之歌》最后没能在中青社出版的由头。虽然，这个意见书对作者在以后的修改不无帮助，甚至是作者修改的主要依据，这是后话。但在当时，需要修改的巨大的工程量对作者的自信心也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同时作者也怀疑“欧阳的意见是否说的全对”，觉得他是否“说的有点过分了”。
三
1956年2月4日，张羽把《青春之歌》和欧阳的审读意见送给了杨沫。对于张羽来说，看了欧阳的意见书，肯定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从一定意义上说肯定了甚至丰富了、加强了出版社自己的意见，因此，张羽在杨沫家对杨沫说：“稿子很好，我们都很喜欢，希望你在意见的基础上，好好改吧，我们觉得欧阳的意见很好，你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改，由你自己决定，你改好了，我们就出。”（注：见张羽晚年未发表的手稿残篇。）
开始，杨沫还是很尊重欧阳和出版社的意见的，在日记中，她说：“我决心改好它。凡海同志的许多意见是极宝贵的。但目前我没有力量，我想多酝酿一下，准备好再执笔。”（注：《杨沫文集》第6卷，《自白——我的日记（上）》，24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实际上，在当时，按照这样正统的路数进行修改，几乎就是上华山的路，只此一条。但是，杨沫当时疾病缠身，真要按欧阳的意思修改，又实在力不能及。这时，她就想让其他的人再看看，是不是真的像欧阳说的那么严重。这个人就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秦兆阳，秦兆阳是杨沫在解放区时就认识的老战友。到5月，秦看了稿子，说稿子还好，没有什么大毛病，打算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青社在家等着杨沫改稿子，等了几个月。而此时稿子早已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据江晓天回忆说：“1955年5月，我先去重庆、武汉、广州约稿，回来后就临时抽调出搞‘肃反’、审干。不久，萧也牧突然急匆匆地从外地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碰到《人民文学》的副主编秦兆阳，秦说，他们最近收到一部写‘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稿，早知道萧调中青社就转给他了。萧也牧问明情况后，告诉我，稿子已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放下电话，急忙拨通‘人文’当代文学编辑室，告诉他们《青春之歌》是我们的约稿，回答说他们已发排了，毫无商量余地。”（注：江晓天著：《江晓天近作选》，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这个事情，就算秦兆阳是无意地给了人文社，而杨沫则是很有意识的，因为出现中青社的交涉后，人文社的责任编辑任大心曾和杨沫商量，因为在这个时候最终的裁决权往往是在作者手里，杨沫还是决定给人文社出。至此，事情也就只能如此了。6月18日，杨沫给中青社的萧也牧、张羽写了一封道歉信，也算是给这个很是令中青社的人郁闷的事情一个了结：
张羽同志：
首先向你们道歉，那部稿子文学出版社已经发稿付排了，他们计划七月发稿完毕。以前我对这些情况都不了解，后他们来人说到这些情况，我想算了，哪儿全是一样。
过去，这稿子我一直希望由青年出版社来出，中间虽耽搁很久，我都在耐心等待。可是，等欧阳凡海同志看过了，总该最后决定它的命运了，然而出版社方面却缄默起来，一直没表明态度。当时，对于一个作者，这确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作品我整整花了四年的时间，几乎把整个生命的力量全放了进去的。说这些也不是埋怨，只是叫你们了解这些情况，我确实由于这稿子没了办法，才拿给秦兆阳同志，而由他拿给了文学出版社的。
因为你们两位曾对这稿子费了精力和心血，所以我总觉得有些抱歉，但是事已至此，只好将来再补偿吧！
杨沫1956年6月18日
杨沫的这封信说是道歉，其实是很勉强的。按信中的意思，等于是把稿子跑到人文社的责任差不多全推给了中青社。先是说自己不懂出版社之间的关系，觉得在哪儿出版都一样，言下之意她这样做是很无意的。但下边还是说得很明白，她一直在“耐心等待”，但出版社却“一直没表明态度”。这种说法委实是有点儿“冤枉”中青社，因为实际上中青社的态度就算不够积极，但还是表明了态度的。要说“我确实由于这稿子没了办法”，还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按照中青社和欧阳的意见修改的话，对于苦于疾病折磨的杨沫来说的确是一件很艰巨的工程，而这个时候，同样是“国家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说“马上可以出版”，杨沫当然是会动心的。
四
对于杨沫来说，在中青社出还是在人民文学出，的确“哪儿全是一样”。但是，对两个出版社来说，却不是如此。因为，对于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最主要的功夫不是“编”书，而是“选”书，而认定一个出版社或编辑选书的眼力，既看他看准了多少日后能够畅销的书，也看他是否有“看走了眼”而漏掉了好书的“事件”发生。因此，《青春之歌》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抢”走，让当年中青社的老编辑们很是“耿耿于怀”。
几十年之后，张羽谈起这件事时说：“当时我编辑工作很忙，我手上有几部稿子要处理，编辑室里也还有《红旗谱》、《创业史》等稿子正在处理之中。中青社当时是有点名气，出了几部好书，如《青年英雄的故事》等。所以出版事业搞得红红火火的，大家都很忙。中青社当时有个指导思想，就是放长线，钓大鱼，编辑和室主任都整天到外面去组稿、约稿，四面八方，到处跑，萧也牧、江晓天、陈碧芳都外出，大家干劲很大，约了很多的稿子，而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坐在家里等稿子，因此我们在家的时候需要看的稿子也就很多，我也整天从早到晚看稿子，忙得很。我们搞得比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社更红火，当时在出版界出版的东西有影响，人们干劲也大，所以就发生了人民社和我们抢稿子（的事），因为它没有约到什么稿子，他们是等米下锅，我们则是四处约稿。”（注：见张羽晚年未发表的手稿残篇。）
要说中青社对《青春之歌》“一直没表明态度”有点儿“冤枉”，但也很难把《青春之歌》“花落‘人文’”的“责任”完全说成是人文社“抢”稿子。中青社其实也是“有苦难言”，从当年的中青社的“审读处理意见”可以看得出来，这看似偶然的事情背后却有着必然的逻辑。
张羽的处理意见是“修改到可以出版时出版，但不必订约。”这看似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并不简单。和当时正在文学编辑室修改、加工过程之中的《红旗谱》的情况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就在张羽写出这个审读报告前26天的10月24日，《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刚从出版社拿走带有出版社意见的上部初稿。《红旗谱》在修改前出版社就和梁斌定了约，并预付了200元的稿费，等于是把这部稿“扣”死了。所以，《烧不尽的野火》的“审读报告”中给作者的“肯定回答”，其实是不太“肯定”的，最多也只是一个口头的“回答”。对此，张羽在晚年的回忆中也是公开承认的，他说过：“当然这同《红旗谱》是不同的，《红旗谱》是描写农民斗争的，是肯定要出的，千方百计修改然后出版的，对《青春之歌》则是改好了就出。《红旗谱》我们是定了合同的，还预先支取了稿费约200元，对《青春之歌》我们就没有定合同，怕万一不能出，钱就拿不回来了。”（注：据张羽晚年的口述资料。）
一个是“改好了可以出”，言下之意显然是要是改不好，就不出。能否出版，看作者修改后的结果；一个是“千方百计也要改好，然后出版”。这里的“千方百计”，言下之意是，即使作者修改的结果并不理想，也还是要想办法修改，直到能够出版，这里的办法甚至包括编辑自己操刀上阵。比如《红岩》，编辑张羽就曾经和两位作者同住一室，“三人三桌三床”，进行流水作业。这种“千方百计也要改好，然后出版”的稿子，在中青社也不只是《红旗谱》一部，而是很多很多，甚至差不多每一部当年中青社的畅销书都是如此，如《红岩》，如《王若飞在狱中》，哪一部都渗透了编辑们大量的劳动和心血。很清楚，按照中青社当时的出版过程的常规，对杨沫的这部稿子可以说是很不主动、很不积极。并不是像当年在出版社的人所说的，发现此书的时候“欣喜若狂，作为重中之重的书稿，进行编前准备”（注：江晓天著：《江晓天近作选》，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这种说法，就把《青春之歌》没能在中青社出版的原因归之于其他的因素，而不是中青社“伯乐们”的“眼力”有问题，没能看出一部在日后会发行200多万册并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当然，说这话的时间是1996年，《青春之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业已成为定论。但是，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到《青春之歌》受到批判的60年代，那么，中青社的编辑们的“眼力”不但没有问题，而且可以说是“很有眼力”。
《青春之歌》最后没能在中青社出版，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很合乎逻辑的事情，因为，这样一部写知识分子题材而且所写的内容有明显的太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小说是不符合出版社当时的指导思想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既是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指导思想，也是张羽本人的指导思想（注：张羽晚年曾总结自己的文艺思想：“我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是一直紧跟着党的教导形成的。解放前反复阅读过1942年毛泽东同志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2年，十周年，参加了上海文艺整风，再次系统地学习了主席的讲话，形成了我对文艺问题的观点，并在工作中坚持下来，并在来京之后，在出版工作中，约稿、选稿、审稿，一直坚持工农兵方向，写正面人物、理想人物、英雄人物，创办《红旗飘飘》丛刊，重视反映革命历史题材，革命传统教育，选定《红旗谱》、《红岩》等书，加工整理，为‘三红’起家的青年出版社打下基础。这个过程，也就是我的文艺思想的具体体现。”见张羽晚年手稿残篇。）。张羽自己说：那时候，“中青社出版的东西都是教育青年的，教育青年要热爱斗争，如果里面有太过庞杂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那是不行的。我本人以及其他的人（当时）都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尽量（选）描写工人、农民、战士的作品，《青春之歌》写的（是）青年知识分子，萧也牧本人就是因为写青年知识分子才被打了一棒子，成了右派，受到了批判。对《青春之歌》这部作品，我个人看了后，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对‘一二·九’运动也比较了解，但是修改后究竟会怎么样，符合不符合当时的阶级政策呢？”（注：见张羽自己的手稿。）
实际上，张羽自己也很清楚，这部作品出版后是会受到欢迎的。但是，作为出版社的编辑，他考虑更多的肯定不是个人的或者大众的欣赏趣味，而是作为“把关人”的职责。当时，对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避讳的，谁也不敢碰它，张羽又怎么能例外呢？
五
从一个反例可以看出中青社和人文社两个出版社“旨趣”的不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青春之歌》会从中青社转到人文社。
就在《青春之歌》从中青社转到人文社不到一年，在人文社放了很长时间、无人问津的日后同样大红大紫的《红日》却转到了中青社。
据江晓天回忆：1957年5月，他从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回到出版社，一天，沈默君来访，谈他的电影剧本《海魂》的出版事宜。说完《海魂》的事情，沈默君换了个话题对江晓天说：“介绍一个长篇小说给你看看。作者是三野时的文化部长，转业到上海，写了一个长篇小说，先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等了很长时间没有音讯。他跑到出版社把稿子要回来，送到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给了马寒冰同志，快半年了，也没人和他联系。第二天，沈默君把书拿给了过来，牛皮纸包着清清爽爽的打印稿，名字叫《红日》。江晓天一口气读完了这本40万字的书，当天晚上，江晓天找来副主任陶国鉴（曾在张羽《青春之歌》审读报告上签字），让陶做该书的责任编辑，作为重点书稿推出（注：2004年12月笔者采访江晓天的口述实录。）。1958年《红日》出版，被推荐为优秀长篇小说重点书目之一，大量印行。这样，中青社在1957、1958两年出版了表现农民的《红旗谱》和表现解放军的《红日》，1961年又出版了表现工人的《红岩》，完成了表现“工农兵”的名震一时的“三红”工程。
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见了中青社的社长朱语今，埋怨中青社抢了他们的稿子。当年，各个出版社都为稿子发愁，因此，时常会发生这种所谓的“抢稿”，但是，实际上，凡是被“抢”的稿子，大都是属于在“出”与“不出”之间犹豫不定、模棱两可的书，如果是确定为“千方百计改好也要出版”的“重点书”，那就可以肯定不会出现这种被人抢走的事情。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不同的出版社有不同的可能会“犹豫”的内容。具体地说，中青社作为团中央的直属社，负有配合团中央教育广大青少年的重要使命，因此，“写什么”也就是作品的“题材”就是格外重要的事情，如果是“重大题材”，就能作为重点书推出，至于作品的写作水平，那是第二位的问题，编辑在这个领域可以大有作为。
由此可以看出，在什么样的书可以作为“重点书”，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是优秀作品，甚至什么是文学作品这些问题上，中青社和人文社有着不同的标准，这才是《青春之歌》和《红日》互换“婆家”的更为内在的原因。
但这并不是完全绝对的，两个出版社毕竟是处于同样的政治环境之中，人文社也绝不是对作品的“题材”能够完全“放开手脚”。之所以对《青春之歌》大放绿灯，一个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赶上了政治气候的“清朗”时期。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6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报告会，向2000多位自然科学家、人文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双百”方针在文学界引起的最主要的反应都和秦兆阳领导的《人民文学》有关，如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杨沫给秦兆阳看稿的时间也正是在这个气候“清朗”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注：费孝通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发表于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见《知情者说》，17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所以才有秦兆阳所说的“无甚大毛病”，因为在这时候“描写家庭和爱情生活的作品和讽刺的作品”都不再是什么“消极现象”，而是“虽有某些消极成分，但就主要方面说，是积极的、健康的”（注：1957年4月9日《文汇报》刊登的周杨的文章《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周杨同志答文汇报记者问》，见《知情者说》，18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所以才有人民文学出版社认为的“稿子很有分量”、“改一两个小地方就可以了”。对此，杨沫本人也是清楚的，她在6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看起来，什么都是一阵风。现在是赶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机上了，否则这小说的命运还不知如何呢？”（注：《杨沫文集》第6卷，《自白——我的日记（上）》，25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稿子是到了人文社，但是真要出，也没有那么容易，他们也同样是很小心很谨慎，如果是搞个写小资产阶级的帽子也是要挨批的，所以迟迟不能出。开始说10月底付印，但到了12月还是不见动静，杨沫在12月3日的日记中说：“向文学出版社打了个电话，问稿子的事，仍然渺渺然像是‘不绝而如缕’。”转眼到了来年1957年，出版的事情还是遥遥无期，人文社给杨沫的回答和当年中青社的处理建议几乎一样：“如果改成了，一定出。”
从3月开始，杨沫无奈只能开始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的又一次修改，而且修改的主要依据还是欧阳凡海的意见书，这时候的杨沫大概是相信了欧阳先生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甚至也想到了中青社，中青社通过柳溪也传过话来，如果人文社不出，他们可以出。只是考虑到转来转去的实在是不大好，就没再转回去。这时候，杨沫感到她的《青春之歌》实在是难产，不禁感叹：不是百花齐放吗？怎么就不能把我的《青春之歌》“放”出去呢？
无可奈何的杨沫找阳翰笙，找王任叔，找楼适夷，请他们关心《青春之歌》。终于见了效果，人文社确定在6月份付排《青春之歌》。
到了6月份，书还没出，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拖到1958年1月，难产的《青春之歌》终于出版了。后来北影把它拍成了电影，当时电影还很少，总理和邓大姐都看了片子。一下子，《青春之歌》和杨沫都红了。杨沫不仅成了单位的先进工作者，还成了全国人大代表，继而从北影调到了北京市作协，成了专业作家。不过，“成功”后的杨沫倒是冷静和清楚，在1959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她说：“人生的际遇，变化无常。随着社会的需要、机遇，和人们的认识，一个庸人可以变成英豪，一个英豪也许成了庸人。陈学昭的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刚一出版就被打回去了。而我呢，则万般幸运……同是写知识分子的作品，而遭遇却大不相同。天命乎？人意乎？看来，际遇该是何等的重要！”（注：《杨沫文集》第6卷，《自白——我的日记（上）》，35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
标签：青春之歌论文; 张羽论文; 文学论文; 红日论文; 阳翰笙论文; 红岩论文; 文艺论文; 红旗谱论文; 小资产阶级论文;